前言

“我们输掉了战争。这一事实并非革命的结果。”人民代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开幕式上的结论一语中的。1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德国民众并未准备好接受这一事实。“千真万确！左派奋起反对右派”——这条会议记录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局面：阵线对立分明。无论愿意与否，共和国于战败与革命中诞生，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1919年1月19日，国民制宪大会经由普遍、平等、匿名的选举产生。光是大会召开的地点就充满象征意义：拥有优美田园风光的图林根州的小城魏玛的国家大剧院。这里与德意志文化的高峰休戚相关，远离困顿的政治格局，德意志精神在此大放光芒。

魏玛——而非柏林：把制宪会议从革命战火纷乱的百万人口大都市、普鲁士的首都、帝国议会和帝国政府所在地以及国务委员会所在地迁至外省，绝非示强的信号。1919年1月，上述提到的所有机构岌岌可危，1918年阴沉的11月里自发燃起的革命之火尚未熄灭。虽然民主共和国是前进的方向，但这一定位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中都充满争议。这个国家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帝国首都到处可见形容枯槁、四肢残缺的士兵，百万民众忍饥挨饿、失去工作，一时间，这座德国城市里一片怨声载道。

这与1914年炙热的8月截然不同！那时的德意志人民空前统一，沉醉在战争的狂热中。只有少数人冷眼旁观，主要是左派，当然也包括和平主义者。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高呼：“再也没有什么政党之分，我只看到德意志人！”所有人都争相前来，甚至包括被世人蔑视为“无祖国的家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人。就连他们也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坚信德国被迫卷入了一场自卫战争，并于1914年8月4日的帝国议会上一致通过了战争债券的发行。直到1915年，帝国议会中的社民党党团开始就这一问题发生分歧，最终多数派坚持这一路线。其实，1914年8月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团体眼中绝非只有自卫，还包括德意志帝国的欧洲战前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语境中深远的战争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德国人对此浑然不知。正因如此，民众对于《凡尔赛和约》中将世界大战的罪责全部归结于德国，以及签订的战争赔款条款才会如此愤怒。

1919年2月6日至1920年5月21日，在魏玛召开的国民大会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解决德国当下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其主要任务不仅是讨论制定新宪法，还有审议德意志帝国被迫签署的涉及大面积的国土割让、经济赔款以及一系列人权歧视问题的《凡尔赛和约》。

魏玛共和国直至覆灭，始终在偿还那些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赔款。因此，即便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单独放在其与生俱来的重负与软弱下书写，亦不为过。可是，这种片面的视角真的符合历史事实吗，对它的评价真的公平吗？这个在可想而知的困窘局面下，第一次尝试建立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不应该更值得尊重吗？诚然，民主共和国的生机从一开始就相当渺茫，但是它并非生来便注定灭亡。

魏玛共和国处于德意志帝国与纳粹独裁的第三帝国之间，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如果缺少对魏玛共和国覆灭及其后果的认知，是无法完整书写第三帝国的历史的。它是德国现代史的一部教科书，是一段关于民主制的希望和威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教训。本书的论述分为两个重点，一是1919—1930年，共和国核心时期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共同语境下的宪法政治体系的诞生和维系；二是1930—1933年，共和国的瓦解，其间你将看到共和国历史上充斥着令人伤感的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