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一
义奇平时好读书、善思考、勤动笔，在我众多弟子中可谓“特立独行”。不久前给我一份他琢磨沉淀十余年的新作，名曰“货币常识”，让我闲时翻翻，并希望将来付梓时能在前面说上一些话。
单说这题目，乍看起来风轻云淡，殊不知，学问人或者研究者通常视“常识”为畏途。何也？不妨借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句颇有些讥讽意味的话，他说：“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还有说得更尖刻难听的，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库特纳直言：“经济系培养了一代白痴专家，他们擅长深奥的数学，却对现实经济生活一窍不通。”无论如何，把常识说清楚，绝非易事。据宋人惠洪《冷斋夜话》以及曾糙《类说》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诗直让市井老妪能听得懂方才罢休，可谓给出了诗歌创作的另类标尺。不管这段记载是真是假，仅就我本人作为一名旧诗爱好者兼创作者而言，则是实实在在地体悟到堆砌辞藻易而信手拈来难的感受。放眼当下，在经济学圈子里，能把问题说复杂说高深者众，而将问题说简单说通俗者寡。可见，涉足“常识”是需要一些底气和胆识的。而在诸多领域的常识中，以货币常识最难拿捏和厘清。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爱恨交加，也是人们日常接触最多最熟悉，但又最不了解的“物件”，当非货币莫属了。因此，尝试解读货币常识就非得有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倔劲儿不可。
当然，要将货币问题当作常识说清楚，光靠勇气和倔劲儿还远远不够。大致地说，另须具备两个相当硬核的条件，一个是深厚的历史、文学素养，另一个是对货币金融运行现实的观察与体悟。义奇正好具备了这两个门槛不算低的苛刻条件。环顾当下货币金融学术界，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者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也应属“小众”群体。君不见，不少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从业者”狼奔豕突般出入各种论坛会议，面对现实货币金融问题滔滔然“口若悬河”，动辄对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利弊“指点江山”，但细究起来，其中不乏信口说来、“随行就市”，甚至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者。或许不少所谓“同行”到此一游并非为了“表白”理论发现、启迪芸芸听众，而是为了博得现场几阵廉价的掌声以及刷存在感以便赚取些许线上点击流量而已。若在会间茶歇空当有“好事者”或者不识趣者追问几句多少带有历史角度和常识性的问题，想必不少人的招牌应对方式是：顾左右而言他。对于此类学术界的“游方郎中”，常识既是“杀威棒”也是镇静剂。
说常识的目的是就一些“看似寻常最奇崛”的现象与问题为普罗大众释疑解惑，为达此目的，需要走出繁文缛节的传统推演套路，在正襟危坐的理论诠释边缘另辟蹊径，无须兜学术圈子而直达问题根苗，因此容不得半点闪烁其词或者模棱两可。对照于此，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此书的大部分内容能够循此路径。通观整篇书稿，可以体悟到作者通释有关货币问题之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热望，其中不乏独特的视角、出彩的段落和精准的判断，展现出作者长期秉持的沉稳柔韧而不失简洁明快的行文风格，不少片段值得读者反复品读与思索。
我与义奇亦师亦友，平常他乐于就一些问题与我交流，内容涉猎极广，近如作为“养家糊口”本行的货币金融，远如历史、哲学等“业余爱好”。几年前，他“纠集”门下若干“好事者”在北京金融街某处闹中取静的地方“设坛论道”。一开始小心翼翼询问我的态度，未料我不假思索地表示支持，不仅如此，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有几次高兴甚至冲动起来，一股脑将自己的读书心得连续“喷吐”了好几个回合，方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地慵懒收场。大家都先后离开学校有年，想不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让我延续“传道授业解惑”的事业，乐陶陶实乃人生之一大快事也，心灵之慰藉实非言语所能表达矣。其实，义奇书稿中的一些货币常识已经在金融街沙龙断断续续的讨论中有所涉及，可以说他对我的一些看法已了然于胸。不过，看过书稿之后，难免“节外生枝”般冒出一些新的想法，不妨借此机会一吐为快。需要“有言在先”的是，下面的文字或许会偏离“常识”而有过于学术化之嫌。
第一是货币起源问题。此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多年，观点纷呈，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中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易被忽视者，当为中国先秦的刀布环贝货币体系如何形成？可以说，这是完整阐释货币起源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中国坎儿”。对此问题的完整准确解释，恐怕离不开对货币职能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甚至司空见惯“概念”的重新审视。货币最早的职能究竟是什么？这绝非一个能够轻易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人类文明初创时，“短缺经济”是常态，当时人们维持生计、繁衍血脉的最佳资源配置方式是经济资源的集中按需分配。就在此处，问题出现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需要货币出面解决的最迫切的困境是什么？是媒介私人物品的交易还是短缺物资的分配？或者说，此时此刻，货币履行的是媒介交易的功能还是分配功能？循此问题的指引，基于“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理念，我们有望进一步探寻货币产生的“中国源头”。在此处，我们需要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货币常识较劲。这个常识便是：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确认先秦的青铜铸币（如布币刀币）源自农具或渔具。殷商、西周青铜文明发达，大量国之重器流传至今，令人惊叹。但奇怪的是，当时铸造的礼器兵器不时惊艳面世，迄今为止却罕有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不论是青铜布币还是青铜刀币，显然不是脱胎于农具渔具，而是另有渊源。义奇认为，“春秋时期的布币在大小、厚薄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若对照出土实物，确属实情。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何以没有标准？春秋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各国“自行其是”成为大势，由此，分别铸造货币成为常态，但并非没有章法可循。从刀布环贝的体系看，大致中原各国特别是姬姓诸国遵循布币体系，而其余货币形制则环绕其外（如东、北之齐刀燕刀，西方秦国之环币，南方楚国之蚁鼻贝币等）。由此回溯，西周分封初期货币体系所贯彻之礼制精神似乎有迹可循，只不过后人懂文化制度者不熟悉经济货币之学，熟稔金融货币之学者不懂历史文化制度。正因如此，中国货币形制之谜延宕千年而无人能识。话说回来，地球演变数十亿年间，抑或人类文明演进万余年间，如今我们自以为可以解释的谜题，其实不过亿万分之一尔尔也。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人类的研究探索永远如孩提般懵懂无知。
第二是宋代纸币问题。在货币史学界，此问题似乎早有定论。但若稍微离开货币史领域远观，则不少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比如，若要准确评判以交子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纸币格局与逻辑，须着眼于宋代的社会性质与近世特征。由此角度看过去，学术界对于宋代是大大疏忽了，乃至于造成不少误读与误解。可以说，不理解宋代的历史角色与制度性质，便几乎无法讨论宋代的一切，包括纸币。义奇慨叹：“从货币思想史上来看，古代中国很早就认识到纸币发行部分准备的现实，并能从理论上予以阐释，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六七百年后，西方最早发行的可兑现纸币，一般还都是十足的金属准备。”若从宋代的近世特征出发，当时人们认识到纸币发行的部分准备则是十分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宋代已经具备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几乎一切条件，只不过我们尚未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认识它们罢了。仅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们似乎普遍低估了宋代的发展水平，从而极有可能误读了宋代的货币经济与货币制度。此外有必要顺便提及，中国纸币的较早出现似乎产生了一个十分意外但又极为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阻滞了银行信用之于货币制度演进的推动作用。宋代交子的实质是铜本位，是铜本位的变形与伸展，但它在先后缓解民间支付难题和王朝财政燃眉之急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夺或者占用了银行信用以及银行货币的内生演进通道。唐宋以降，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交易频率陡然加快，延续千年的铜本位货币制度不堪重负，致使钱荒或者通货紧缩现象如影相随。在此紧要关头，纸币在客观上担当了缓解钱荒的角色，进而开创了此后数个世纪货币制度演进的“中国路径”（其中包括对银行制度的“挤出”）。相比之下，西欧伴随经济发展也曾出现过严重银荒，后因美洲金银的发现而有所缓解，但效果极为短暂，因为大量金银在欧洲作短暂停留后便跟随贸易逆差流向亚洲特别是中国。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美洲金银东去之浪潮阴差阳错般倒逼欧洲建立了基于银行制度的货币创造机制，并由此永久性地解决了银荒问题。
第三是货币权利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货币结构存有误解，其中最大的误解是将现金（通货）与其他货币层次不当归类、等量齐观。其实，真正（原始）的货币是一种权利，亦即选择其他资产（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将现金与存款货币模糊处理是不恰当的。简言之，现金是选择权（甚或所有权）凭证（尽管教科书中称央行发行的货币也是债务凭证，中国人邱濬早在明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此债务凭证有些特殊，即具有不可赎回性或者永续性），而存款是债权（借贷）凭证。由此方可理解，何以一旦出现经济金融危机，人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想着把一些金融资产换作现金（兑现），再严重些，则会进一步将现金折实（换成消费品）。说得抽象一些，外生货币（现金）与内生货币（存款货币）各有渊源，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也不能因为中央银行制度成立之后这两种货币完成汇流就忽略两种货币的本质区别。无论如何，前者创造的是基础货币（选择权本身），而后者创造的是选择对象（存款货币或者其他金融资产）。存款货币说白了就是一种金融资产，而现金则是一种初始的具有完全流动性的金融权利。铸币权的实质其实是货币所拥有的那部分选择权或者所有权，谁掌控了这种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货币所代表的资源占有权、商品购买权与财产选择权。这种选择权对于政府而言当然会顺理成章地用于财政需要，权力用得不好（比如过分追求赤字货币化）还会酿成祸端（通货膨胀乃至信任危机）。进一步地，银行何以害怕挤兑？根源在于货币所体现的选择权与债权的不一致。债权通过银行体系不断派生，选择权却无法跟随增加。久而久之，货币体系两大部分之间的距离随着信用（授信）膨胀而越拉越大，极端表现则是银行挤兑与金融危机。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说白了就是调适货币所包含的两种权利之间的距离，不至于被各方的扩张冲动越拉越大甚至绷断。当然，在一些特殊时期（如危机）中央银行还需要创造这种权利来提供流动性，流动性归根结底就是货币的选择权（或所有权）与债权（选择对象）之间的对应程度，仅此而已。尽管随着支付技术的进步，以上两种货币之间的转换成本越来越小、转换速度越来越快，但依然无法改变现金是一种金融权利而存款货币是这种权利的选择对象或者说是一种金融资产的事实。仅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后货币制度再伟大的天才发明也击不垮现金，现金的存在永远都是悬在金融资产头上的一把“尚方宝剑”！
第四是中央银行问题。人们通常认为起初建立中央银行体系是为了集中货币发行权（后来加上操作货币政策），其实央行体系的真正妙用是在非常时期给经济金融机体输液，专业术语叫作提供流动性。当经济金融体系遭遇危机冲击时，几乎没有哪个个体或者组织对参与经济金融循环感兴趣，人们的本能反应是退出循环以求自保。比如，在此极端情况下，几乎无人会继续借债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儿借到债。我们不能指责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反应与行为是理性的。但是“理性悖论”出现了，个人理性加总的结果是集体非理性，也就是经济金融运行停摆，这个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此时此刻，需要有一个金融机构站出来，它必须自带造水输水机制，在经济之渠干涸的时候“天降甘霖”，以免整个经济被旱死。这个后来被称作中央银行的机构拥有一个“特异功能”或者特权，那就是在提供流水（流动性）时不受传统债权债务机制的约束，也就是自己可以独立创造债务（向社会借债）。人们一度将中央银行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三是发明了中央银行。也有文献称，这句话是一个叫作罗杰斯的美国幽默作家说的），原因大致在此。当然获得如此称赞并非过誉和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自然地，既然给了这个机构如此特权，那必然会产生“双刃剑效应”。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曾用“五鬼搬运”比喻中央银行滥发货币的行为，可谓相当贴切。这样一个堪称“三大发明之一”的机构一旦被政府驱使，则极有可能出于财政目的过度释放流动性，乃至造成洪水泛滥，此正是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问题的由来。义奇认为：“中央银行在危急时刻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奥秘在于，它的纸币发行可以突破黄金储备量的限制。”这种表达乍看起来没有错，但应该再前进一步，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这是一种可以自行创造负债（不必向债权人打招呼从而不受债权人制约）的制度。因为一旦需要债权人（现金的未来持有人）首肯，则救急机制便无法建立，因为在萧条时期，任何人与组织都会对经济金融活动特别是债权债务问题唯恐避之不及。每一个人和组织的“金融之渠”都濒临“干涸”，都在等着“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要忽视这种自行发行权力的极端重要性，因为这种权力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镇行之宝”。在流动性因危机冲击而告罄的生死时刻，只有这种可以自行创造负债的机构能够救经济于水火、挽民众于倒悬！可以说，我们不能奢望中央银行制度解决经济金融运行的“好坏”问题，但可以期待其暂时解决经济陷于困境时的“生死”问题。
第五是货币理性悖论问题。记得几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提及蒋硕杰构建货币流量理论时所强调的货币供给“合成谬误”问题。何为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对于个人来说多多益善，但对于大家（加总起来）来说多多为恶；或者说，对于个人有益的东西不一定对大家有益。货币供给的“合成谬误”其实揭示了货币的双重性质，即私人性与公共性。对于个人，货币是财富，而对于大众（个人的加总），货币则不一定是财富甚至是灾难。这给我们认识货币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义奇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讲，如果将货币作为最终目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仆不能事二主，人们在把财富作为目的，和将自己内心世界作为目的之间，必须选择一个，也只能选择一个。”这个判断其实还可以再柔软一些，至少没必要如此绝对。《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个靠劳动靠本事而不是靠歪门邪道致富的人应该可以安顿自己的内心。更何况，无论何时何地，慷慨解囊、义薄云天者不乏其人。话说回来，对于任何有血有肉的个体，其追求货币的欲望不管有多强烈，哪怕将其视作人生最终目的，只要是“取之有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受到鄙视或者指责。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安贫乐道、视金钱如粪土的谦谦君子永远都是“小众”。相比之下，芸芸众生（大众）对于货币的执着追求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筑着那些“小众”们得以高居象牙塔中锤炼道德文章的微观基础。大众对于货币的兴致阑珊和敬而远之对于经济运行本身非但不是福音而且是真正的灾难。不管是对有钱人的“羡慕嫉妒恨”还是对缺钱人的“鄙视斜眼瞧”，其实都与货币本身无关。不管基于何种情景与场合，货币本身都是中性的和无辜的，如同砧板上的菜刀既可切菜亦可砍人一般，根本犯不着像鲁褒、莎士比亚那样对着货币堆砌辞藻和鸣放不平。对于大众，渴望货币多多益善而不知适可而止，这无可厚非，因为货币的最适边界不会也不应在他们的视界之内与掌控之中。退一步讲，人们实在没有那个理性高度和人生境界，登上货币财富的极高处俯瞰由源自大众的货币支流汇聚而成的滚滚货币江海。个人永远生活在局部、当下，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一点。阻止人们滑向货币洪流免遭灭顶之灾的解决之道，其实不在于大众的境界与道德防线，而在于构筑一种超乎大众个体的公共货币秩序。人类经过长期的艰苦探寻，最终的次优选择是建立外在约束机制（如中央银行制度），以便在货币微观与货币宏观之间修筑闸门。但这也不是万全之策，因为人们（包括个人、经济组织以及政府）追逐货币利益的无限欲望无时无刻不在冲撞着这个略显脆弱的闸门。有些时候，闸门守住了，暂时保得江河安澜；有些时候，闸门没有守住，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历经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连同费尽周折建立起来的货币秩序，被随之而来的惊涛骇浪席卷而去。
不能再写了，该打住了，但忽然想起书稿字里行间不时充盈着的“不平之气”，则还想啰唆几句。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过“不得其平则鸣”，因此作者有感而发以纾解“不平”当可理解。但此书稿不是论战檄文，而是诠释常识。既然是描述和解读常识，就需要静如止水般屏气凝神，敲击键盘如微风拂过般轻柔。千万不要愤愤不平，甚至心潮澎湃、拔剑四顾。这种情绪并非都不合理，但带着这种情绪，极易让心绪偏离客观执中，进而得出偏颇观点，最终总归得不偿失。
是为序。
张杰
2021年3月21日（辛丑春分后一日）于京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