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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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1]的研究兴起于18世纪末,至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该研究不仅是对西方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对于与之相关的民族、种族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种族主义的渊源探究及与当前种族主义研究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更具价值。但中国学术界至今仍对该领域鲜有介绍,更少有系统研究。[2]这里拟就西方学术界对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的阶段进行初步梳理,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进行简要归纳和概括,对其争论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并观察其研究可能具有的趋势,以期对国内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 研究阶段

古典作家对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文献记载虽然有,但它并不是古典文献的叙述主题,很不系统,基督教作家的叙述也同样如此。比较系统地涉及该领域的考古与研究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从18世纪末至今的200余年时间里,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种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的研究

自18世纪末以来,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问题逐渐被学界关注,而最初对该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主要是黑人学者。研究者的目的是为整个非洲文明及其历史正名,试图通过强调非洲黑色文明的独立性及其伟大,反击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论调。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只是作为整个非洲历史的一部分而被关注。1787年,康特·沃尔内完成了《帝国的废墟,或帝国革命的沉思,以及自然法》一书,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埃及和黑人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以古代尼罗河文明遗迹为基础,对尼罗河文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精灵(Genius)继续向我列举并指着遗迹。他说,你在尼罗河河水通过的狭窄谷地所看到的那些废墟,是繁荣城市的遗迹,是古代埃塞俄比亚王国的自豪。请注视着尼罗河大都市的残迹,注视着底比斯成百上千的宫殿残迹,注视着诸城的先辈和其命运多舛的时刻。那里有一个现在已经被遗忘的民族,当其他民族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原理;那里有一个因其黑皮肤和卷头发而被现代人拒绝的人类种族,他们在对自然法的研究基础上确立了至今仍然统治宇宙的文明与宗教诸体系。接着往下看,那些昏暗的小点是金字塔,其数量之多足以让你瞠目结舌。在那之后,被海水和狭窄山脊包围的是腓尼基人……请注意何烈沙漠和西奈山,那里绝对超凡脱俗,颇具影响力且勇敢的精灵建立了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举足轻重的各种制度。……噢,这些永闪荣耀的名字!这些永具声誉的领域!这些永不从记忆中消失的国家!……(共11个连续感叹句——引者)”[3]在古典文献方面,作者主要借助狄奥多罗斯、卢奇安等古典作家的叙述,认为狄奥多罗斯及其他古典作家在谈到底比斯的时候都反复地提到埃塞俄比亚人对于这一地区的认同的建立。比如狄奥多罗斯说:“埃塞俄比亚人认为自己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古老,很可能他们是诞生在太阳运行的轨道下的,可能是阳光的照耀使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成熟。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神圣崇拜、节日、神圣集会、祭祀以及其他宗教仪式的发明者。以前是海的地区,在尼罗河对高地国家的冲刷下,大量泥沙沉积变成了陆地,形成了三角洲。他们和埃及人一样有两种文字,即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在埃及人那里,第一种文字只被祭司所知,但是在埃塞俄比亚人那里,父子相传,两种文字都得到广泛应用。”[4]卢奇安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是星象科学的第一发明人,他们对行星的命名既非随意的,也非毫无意义,而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品质的描述,这种艺术也正是通过他们传递给埃及人的,尽管并不是以一种完美的形式传递的。”[5]最后,作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尼罗河的居民痴迷于他们土地上的天然农业,痴迷于他们经常观察的天空的天文学,他们一定是最先从野蛮走向社会国家的人,因此也是最先获得对于文明生活十分必需的物质与道德科学的人。正是在上埃及,也正是在黑种人中形成了星象崇拜的复杂体系,这种复杂体系与农业的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这种第一次星象崇拜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形式和国家的属性所彰显的崇拜来展示其特征的,它是人类心智的单纯进化。”[6]作者所要论证的是古代尼罗河流域才是人类的文明之源,而该文明的创造者正好是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代表的黑人。从字里行间和表达主题来看,作品带有强烈的种族和民族色彩,其目的显然是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愤慨反击并为黑人文明正名。

此后,也有一些有良知的严肃的非黑人学者在研究古代非洲历史的时候涉及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1825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阿诺德·赫尔曼·黑伦(Arnold Hermann Heeren,1760-1842)出版了《政治学的历史研究:迦太基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的交往与贸易》(Ideen Uber Die Politik. Den Verkehr Und Den Handel Der Vornehmsten Volker Der Alten Welt),这是一部关于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历史、文化与商业的著作。作者认为,正是在非洲和亚洲的这些古代黑人中,国际贸易得以最初发展,这种国际性接触的副产品是观念与文化仪式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奠定了古代世界最早诸文明的基础。1838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出版。[7]该著作本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研究和评价。

不管是黑人学者带有较强的民族正名的研究,还是非黑人学者的严肃研究,他们的成果在学界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更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似乎完全淹没在了学术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在100多年后才得到学界的肯定。

到19世纪中后期,学界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主要转向对包括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古代黑人艺术品的收集和整理上。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开始于美国内战之前废除黑人奴隶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艺术品的收集与目录整理,这项工作最先在德国展开。涉及这一主题最早的重要著作是德国艺术家勒文赫茨(J.Loewenherz)的《古典艺术中的埃塞俄比亚人》(Die Aethiopen Der Altclassischen Kunst),该著于1861年出版。该著专门收集以古代埃塞俄比亚人为主的黑人艺术品,不过,作者没有达到其题目所期望的目标,例如,艺术中的许多例子来自对门农神话的研究,来自对现实和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土地的讨论。[8]1885年,冯·施奈德(Von Schneider)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他所知道的例子进行了编年分类,后来,他又补充了编年中中断时期的一些例子。[9]关于这一主题最重要的研究是布绍尔的论文《索塔德斯的鳄鱼》,[10]提供了很多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花瓶上的黑人材料。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著作都局限于来自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单独出版物中。这种出版物能成为长篇论文的基础,比如施拉德尔(Schrader)在详细比较了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利比亚黑人的头颅和柏林的一个黑人头颅后,收集到了一些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材料。但这些论文基本上只是对与这种艺术类型毫不相关的例子的罗列,并加上一些不太准确的概述。这可能是由于只有为数不多的古代黑人肖像为人所知。韦斯(Wace)表达了在阅读宾科夫斯基(Bienkowski)的《蛮族人文集》(Corpus Barbarorum)时形成的部分愿望。冯·施奈德对这一主题非常感兴趣,宣称要通过更完整的研究来完善他的梳理工作,但他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过世了。[11]虽然这些工作只是对古代黑人(特别是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艺术品的收集和整理,但其背景颇耐人寻味,正如前文所述,勒文赫茨的工作正是在美国内战之前废除黑人奴隶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期开始的,不管这是刻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但它是事实。

除了德国,紧随其后的欧美其他国家在涉及这一主题时关注点同样集中在艺术方面,特别是关于希腊罗马世界的黑人肖像学的考古报告,如艺术作品(雕刻、绘画、各类装饰物、工艺品等)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描述。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有一种把黑人作为丑陋的肖像证据的倾向,认为这种丑陋的肖像明显地反映了古代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和那个时代的科学好奇。1897年,法国学者雷纳克在《希腊罗马雕塑汇编》一书中认为,“古代黑人和奴隶都是有色人,黑人被称作埃塞俄比亚人”。[12]韦斯在罗列了欧洲各地(包括开罗)收藏的11件希腊罗马黑人青铜艺术品后,对它们进行了评论和“研究”,“巴黎铜像是生活的生动写照,而昔兰尼的头像则更像是种族类型的理想代表。……而且,珍藏在柏林的来自泰里亚替斯的大理石黑人头像符合希腊的‘黑人模式’(negro models)也得到了研究的证实”。[13]贝茨认为,“通常来说,黑人被非常荒诞地描绘在希腊花瓶上”。[14]塞尔特曼则认为,“黑人的丑陋好像很能吸引雕塑家、刻画工和画家……这和拉弥亚(Lamia)神话的广泛流传一样,可以使人们期待古代人在艺术和手工制品中关于女黑人描述的丰富的类似材料”。[15]不过,总体说来,19世纪后期以来的这些研究仍然只是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零星研究,局限于艺术鉴赏阶段,只是研究的起步。还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种族主义歧视的主导意识下进行的,如雷纳克、韦斯、贝茨、塞尔特曼等人并不是真正的古典学者,其研究的重心也不在古典历史,而是对古典艺术的鉴赏,但他们都在没有充分研读古典文献的情况下得出黑人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地位低下的结论,这些结论与其说是科学研究结论,还不如说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的回应。

自20世纪初开始,对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专著开始出现。20世纪初最著名的考古成果包括对“要比所有文献和碑刻研究能让我们更可靠地估算第五世纪希腊城市的人口”[16]的奥林索斯发掘。从1928年开始,美国古典考古学家鲁滨逊带队,对奥林索斯进行了4期考古发掘(1928、1931、1934、1939),考古成果分14卷发表。[17]由于鲁滨逊本人对古代黑人艺术的喜爱,他委托比尔兹利博士研究古代的种族,并为她提供了大量资料。1929年,比尔兹利出版了《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关于埃塞俄比亚类型的研究》(以下简称《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著作,也是鲁滨逊教授主持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考古学研究”系列成果之一(系列之四)。虽然该著作的题目范围包括希腊罗马文明,但主要讨论的是希腊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涉及罗马的内容只有14页(第121—134页)。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野蛮种族会像埃塞俄比亚人那样持续地引起希腊罗马艺术家的兴趣。古典世界对其他已知种族的写实肖像几乎没有,即使有也通常属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另一方面,在希腊艺术最具节制和理想化的时期,黑人是对种族类型最忠实的表达。阿提卡花瓶的制作者很满足于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种族区别标志的服饰来表现东方人,但他们在描绘埃塞俄比亚人的卷发和厚嘴唇的时候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从这种表现形式最早出现时开始,这种类型就没有在古典艺术的任何多产时期衰落过。由于埃塞俄比亚人在希腊的卑贱地位,也鉴于现实主义通常会局限在很小的主题上这一事实,伟大的雕刻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人作为一个足够高贵或足够重要的主题,因为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头像或雕像几乎是没有的。但是,这种小主题的作品数量非常巨大,这可以从古典遗址出土的大量小雕像、花瓶、宝石制品、钱币、灯饰、量码、指环、耳环、项链及面具中看出。”[18]从作者的前言可以看出,作者在看待古代埃塞俄比亚人时明显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现代种族主义思维,如把埃塞俄比亚人说成是众“蛮族”之一,特别强调他们的“卷发”和“厚嘴唇”等身体特征,说他们在希腊社会地位卑贱,没有成为“高贵”或“重要”的艺术表达主题等。

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别表达了自己对希腊罗马社会中埃塞俄比亚人的判断和评价。她认为,黑人在古代社会几乎全是奴隶或者地位低下之人,这在所有的花瓶上都表现得很清楚。如在沐浴场景中,埃塞俄比亚人给主人涂油、送酒壶,作为奴隶手持鸟笼跟随侍候年轻女主人,为主人的来访者拿高脚凳等;而且,埃塞俄比亚人在地里打桩干活这种重体力活场景毫无疑问来自戏剧。作为黑人的埃塞俄比亚人在花瓶艺术中最主要的两个特征是他们的黑皮肤和卷曲的头发。[19]最后,作者得出结论:“那时候的埃塞俄比亚人还很少,他们之所以被作为侍从,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的主人发现他们很有趣、很好玩。同样的,当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时,被认为具有滑稽性。很明显,他们在喜剧和讽刺剧中是舞台上主要的滑稽角色。在几乎所有涉及神话的花瓶绘画中,他们的角色都是具有滑稽性的。在日常生活中,雅典人把他们当作角力士,他们在喜剧舞台上不断地扮演角色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至公元前5世纪结束时,他们再也不会像最初出现在雅典街头时那样让人觉得神秘。”[20]

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评与介绍如潮,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它的推崇和赞美。[21]换句话说,作者所持的观点受到了学术界几乎一致的好评。更有评论者认为:“黑人类型总是希腊艺术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虽然它阻止了雕刻和更好艺术的发展,但它确实是制陶工、宝石雕刻者以及制铜工非常喜爱的主题。”[22]当然,也有人对该著作提出了一般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它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既不深刻,也缺乏启发性”。[23]对它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黑人历史杂志》,认为“科学并不接受它的结论,它的结论明显源于一位偏见颇深的作者在对待与非洲血统相关的任何事情时都采用的一种不幸方式。种族偏见已经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学术”。文章还批评了作者理所当然地运用一些并未被证实的结论,如埃塞俄比亚人在希腊社会处于一种卑微的地位,并要求“她在做出这一论断之前应该好好地阅读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文章指出,该作者颠倒是非,是带着偏见对古代艺术进行解释的,而且这种偏见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文章最后还对该著作的出版提出了质疑:“当人们看到这样一本来自以科学调查而著名的颇具公信力的大学的著作时,一定想知道,这么低俗的一本书为什么会获得学校的认可!”与其说此书是一本学术著作,还不如说是政治演说。[24]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古希腊罗马黑人艺术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特别是一些严肃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进行了相对公正的评价。如比兹利认为,黑人面相造型只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花瓶上的普通造型。[25]布赖斯说:“在古代世界,我们没有听到罗马帝国对黑皮肤非洲人有任何反感。”[26]巴林说:“我找不到古代世界中任何关于肤色憎恶的确切记录。”[27]赛克斯认为,“由于政治、社会和人类学原因,古代人明显没有对有色人的歧视”。[28]齐默恩说:“希腊人认为黑人的外表非常有趣,并且发现他们的卷发很有意思,不过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肤色偏见’的痕迹。”[29]韦斯特曼认为,希腊社会并没有肤色界限。[30]哈尔霍夫认为,在意大利(罗马)从未有过任何肤色偏见。[31]克卢克霍恩认为,希腊人并没有陷入生物种族主义的错误泥潭,肤色不是耻辱,人们不是被划分为黑人和白人,而是被划分为自由人和奴隶。[32]鲍德里认为,希腊人没有现代的肤色偏见与诅咒。[33]尽管这些不同看法在今天看来要相对客观公正,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既不是关于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专门研究,也没有真正深入展开,只是在其他主题研究中“顺便提及”。在那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时代,这些呼吁无异于不合“时代潮流”的小杂音,不可能改变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更不可能扭转民众的世俗偏见。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尔兹利明显歪曲历史事实的观点,在当时居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接受,不如说是对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的呼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在西方的黑色形象研究中,黑色是与以下特征相联系的——忧郁、悲哀、暗黑、恐惧、死亡、恐怖、惊悚、邪恶、丧事、污秽、覆灭;相反的,白色则具有以下特征——胜利、光明、圣洁、高兴、纯洁、再生、幸福、欢乐、和平、温柔、精美等。[34]但不管怎样,比尔兹利的研究被认为是对古代希腊罗马黑人的第一个权威研究,而且该研究奠定了一种研究模式,成为后来所有关于这一主题讨论的基础。[35]

(二)对种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研究的极度反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及全世界开始深刻地反思纳粹行径及种族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法国等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的斗争范围十分广泛,反对种族主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要求恋爱超越种族界限等。[36]特别是60年代的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不仅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给美国及西方学术界带来了深刻变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也朝着与此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20岁出头的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施伦贝格尔(Dominique Schlumberger)就开始收集黑人艺术品,二战期间,她与丈夫约翰·德·梅尼尔(John de Menil)移居美国。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期间,多米尼克希望通过对黑人艺术品的收集来作为反对“黑人种族主义”的武器和证据,但该项工作一直处于艺术品的收集阶段,直到1976年才由宾德曼等人主编出版。[37]多米尼克试图通过她的工作“揭示美国和欧洲流行艺术中这样的事实:几个世纪以来(事实上是千年以来),权威的西方艺术家已经通过各种媒体,有时以积极的方式,有时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通常是以欢乐的方式塑造过黑人形象了。通过这种揭示,她把自己的这项工作含蓄地当作反击关于黑人的众所周知的种族主义者和根深蒂固的黑人形象的一种方式。她在第1卷第1版的前言中还争论说,艺术大师的艺术作品能揭示超越传统的种族和社会臆想的所有民族的共同人性。她和她丈夫相信,这些艺术形象的美性与范畴对于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都能成为自豪与自我尊重之源,同时还能促进人们对白种人中的黑人的宽容与理解。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艺术都可以作为对抗黑人种族主义的另一种武器。……西方伟大艺术作品中的黑人形象可以为过去打开一扇窗户,当多米尼克·德·梅尼尔略带伤感地说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兄弟友谊盛开的理想’时,她所指的是非洲黑人奴隶卖往欧洲和新大陆之前的事,指的是基于种族奴隶制度和《吉米·克劳法》(Jim Crow Laws)的种族隔离不再是他们之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石,或者是黑人在西方文化中不再‘被认为’和‘被代表’”。[38]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多米尼克·德·梅尼尔本人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涉足对古代黑人艺术的研究,但她的工作明显是针对当时西方社会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学术烙印。

20世纪50年代,塞内加尔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出版了针对具有种族主义偏见的欧洲中心论的《黑人民族与文化》,他认为,人类历史与文明起源于非洲而非欧洲,古代埃及人的主体是黑种人,古埃及文明是黑人创造的,是他们使整个世界得到了文明。[39]但遗憾的是,该著作出版后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出版商也没有人对它有兴趣,迪奥普除了在小范围内的黑人学者群体为人所知外,他的著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1967年,他又出版了《黑人文明的先前性:神话还是历史真实?》,[40]该书与前著一起,改变了世界学术界对非洲人民历史地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两本著作,他和另一位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E.B.DuBois)在1966年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办的世界黑人艺术节(the World Festival of Negro Arts)上荣获了“20世纪对非洲人民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称号。1974年,两书内容经过重新整合,以《文明的非洲起源:神话还是事实》之名出版。[41]该书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重新界定了古代埃及文明在非洲史和世界史中的地位,它特别强调,是非洲黑人创造和发展了早期埃及文明,“在非洲历史学家把非洲史与埃及史相联系之前,非洲的历史一直悬而未决,无法正确书写;特别是对语言、制度等的研究不可能得到正确对待。简言之,只要不给予古代埃及与黑人非洲的关系以合法地位,要构建非洲人文主义和非洲人文科学就不可能实现。逃避埃及问题的非洲历史学家既不合适,也不客观,亦不沉着镇定,只能是无知、胆小和神经质的”。[42]很明显,作者所探讨的主题是黑皮肤的埃及人如何创造了埃及文明,而埃塞俄比亚人并不是其讨论的主要问题,因此,涉及埃塞俄比亚人的内容是分散在全书中的,其主要目的是论证埃及文明的“南来说”性质,[43]特别是要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是黑人这一重要内容。作者强调,“希罗多德在记录这一民族(埃塞俄比亚人)的习俗时可能犯了错,但人们必须承认,至少他能确认他所访国家居民的(黑色)肤色”。[44]迪奥普的观点虽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成为与以种族主义为重要特征的欧洲中心论针锋相对的所谓非洲中心论者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对埃塞俄比亚人也多有涉及,但它们并不是专门研究埃塞俄比亚人的著作,与其说它们是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种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的研究的极度反动。

真正使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产生根本性转变的著名代表是终身致力于该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斯诺登。他对该主题的研究长达50年,代表作包括《古代的黑人:希腊罗马经历中的埃塞俄比亚人》(以下简称《古代的黑人》)、《肤色偏见之前:古代的黑人观点》(以下简称《肤色偏见之前》)、《古代希腊罗马黑人的图像学证据》,[45]以及大量相关论文。在《古代的黑人》中,作者首先通过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探讨了埃塞俄比亚人的身体特征,接着考察了希腊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过程,特别是希腊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武士的接触与认识,然后考察了古典神话与艺术中的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异教时代希腊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证据中并没有表明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设有阻止社会融为一体的肤色障碍”。[46]在《肤色偏见之前》一书中,作者明确写道:“本书的目标在于两个方面,通过图像史料和文字史料,一方面追溯从埃及到罗马时代白人所认为的黑人形象,另一方面阐述这一时期对黑人态度的一些基本根据。”[47]该书由相对独立又完全有机的四部分组成,主要考察了从埃及法老时代到公元6世纪整个埃及、西亚、希腊罗马世界对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非洲黑人的态度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资料不仅包括埃及文献、希腊罗马文献、基督教文献,还包括大量的铭文、考古材料。在书中,作者反复地强调在古代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偏见。[48]在《古代希腊罗马黑人的图像学证据》中,作者在逐一考察了197幅与黑人有关的艺术品后,特别强调:“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在喜剧和讽刺场景中描述黑人的古典艺术家是由于肤色偏见才这样做的。……正如在古典文献中一样,古代艺术中也没有证据能表明有关于黑人是丑陋的、驱邪的、滑稽的等模式化概念;相反,许多世纪以来,在广泛的艺术形式中,黑人都受到多样而经常性的同情化对待。这强烈地表明,古典艺术家不仅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把黑人和其他各种族的人一起选为他们的艺术主题,而且表明他们做出这种选择通常是出于美学考虑。希腊罗马艺术家在对关于黑人的艺术作品进行创作时,很明显是本着古典作家的精神的,这些古典作家在评论国内外的埃塞俄比亚人时毫不在意人类皮肤的颜色。”[49]

这一时期另一影响重大的著作是三卷本、多达1000余页的《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该著作的构思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多米尼克·施伦贝格尔及其丈夫约翰·德·梅尼尔对艺术品的收集。多米尼克对黑人艺术品的兴趣产生于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时期,她希望通过对黑人艺术品的收集来作为反对“黑人种族主义”的武器和证据。正如前所说,该项工作一直处于艺术品的收集阶段,直到1976年才由宾德曼等人主编出版。涉及希腊罗马世界中黑人的内容主要在第1卷《从法老到罗马帝国的灭亡》和第2卷《从早期基督教时代到“发现的时代”》。[50]

1989年,伊巴丹大学古典学教授汤普逊出版了《罗马人与黑人》,作者认为,以前的研究(包括斯诺登的研究)通常反映出当代种族主义心态,他们含蓄地把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思维习惯与当时具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的普遍制度相类比,把现代观念当作古代世界社会心理的一部分,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51]作者运用迈克尔·班顿(Michael Banton)等人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罗马的种族与种族关系进行考察,从罗马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打开了罗马人对黑人态度研究的新维度。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此前在种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在观点上是对此前研究的极度反动,即不仅严厉批判种族主义主导下为现代种族主义寻找“古代”依据的谬论,而且系统、客观地分析了希腊罗马世界中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真实地位,其结论是希腊罗马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甚至还有溢美之嫌。这在斯诺登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三)再思考时期

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关系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众多学者认为希腊罗马社会是存在对包括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在内的肤色偏见或种族偏见的,这些表现形式各异的种族偏见在基督教时代(特别是早期基督教时代)不但没有消除,反而通过基督教父对《圣经》的解释,在基督教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并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1992年,温布什在对《圣经》中关于埃塞俄比亚太监腓利皈依基督教的研究后,认为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形式接受了古代的歧视性逻辑学并能解释现代种族主义,这种负面文化遗产在基督教徒看待其内部差别,如肤色差别、相貌与文化差别等方面时,体现得最为明显。[52]1994年,胡德在《污秽与黑人:基督教关于黑人与黑性的传统》(以下简称《污秽与黑人》)中分析了基督教在阐述其带有普世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时,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并成为欧美现代种族主义的渊源,今天蔓延至欧洲和美国的黑人种族主义正是对基督教关于黑人与黑性解释的发展。他写道:“早期基督教思想中的黑性(blackness)具有压倒性优势,传达出各种社会价值观和从属于白性(whiteness)的道德等级,这种态度成为西方文化观点的基石,并得到奴隶贸易、经济学、埃及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后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强化。”[53]他收集了许多古代基督教文献(如伪经文献、教父文献、晚期古代著作等),并认为基督教文献存在对黑人(即埃塞俄比亚人)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偏见导致了把黑人描述成罪恶的、恶魔的和具有性威胁性的负面形象。[54]

2002年,拜伦出版了《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象征性黑色与种族差异》,作者的目的是梳理希腊罗马(包括早期基督教)时期文献中关于种族政治的修辞学分类(taxonomy or classification),并阐明早期基督教作家在种族政治修辞学方面使用埃及人/埃及、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黑人/黑性这些术语的含义。古代作家通过对族群(ethnic group)、地理方位(geographical locations)以及肤色象征方面进行的积极的和贬损的描述,塑造了更大的文化系统。[55]作者把相关术语分为四大类:(1)地理政治认同类(geopolitical identification);(2)道德-精神特征类(moral-spiritual characterization);(3)描述性差别类(descriptive differentiation);(4)基督教徒自我界定类(Christian selfdefinition)。前三类主要集中在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文献中,第四类主要是早期基督教作家文献的论述。每一大类中又有很多小类,如地理政治认同类包括地理位置、神话的理想化、经济与军事统治、社会与政治地位等,道德-精神特征类包括特征描述、肤色象征、魔鬼与邪恶、美德模式、性威胁等。作者的目的仅仅是对基督教文献中涉及相关内容的叙述进行分类,并不是以此为基础对黑人地位、基督教世界对黑人的观点等进行探讨。在谈到自己著作的不足之处的时候,作者写道:“这本书不是试图重建或回答关于古代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黑人的实际经验或任何问题,它的目的只是识别、积累、组织和分析古代基督教文献中关于埃及人/埃及、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和黑人/黑性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不可能将关于这些群体的论述与他们的实际历史分开;然而,我的重点是阐述文献中的话语策略,因此,在这个项目中,我并不关心如何在所讨论的文本中确立对话、性接触、身体竞争和其他奇怪互动的历史性。”[56]换句话说,作者只是分类罗列相关材料,不会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的讨论或得出某些结论。

2004年,以色列著名古典学者艾萨克出版了《古典时代种族主义的发明》,作者认为,种族主义并不是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就存在的,它是在希腊城邦背景下被“发明”的,只是这些发明在近代被“科学化”、模式化、制度化,从而取得了“合法”地位。[57]2009年,埃利亚夫-费尔顿、艾萨克等人又出版了《西方种族主义的起源》,该书是2005年12月在特拉维夫大学召开的“公元1700年前西方文明中的种族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该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艾萨克的《古典时代种族主义的发明》所讨论的古代种族主义问题这一“学术热点”[58]而召开的。该书收录会议论文共15篇(含前言),涉及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早期与欧洲种族主义相关的广泛内容,专门讨论希腊罗马时期的主要有4篇论文(第2—5篇),其中专门论述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有两篇,即《种族主义、肤色象征及肤色偏见》和《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与现代种族主义》。前者认为希腊罗马社会没有所谓的种族主义或原始种族主义(Proto-racism),后者则认为早期基督教父们的解释是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至少带有“种族推论”(ethnic reasoning)性质。[59]

2005年,比尔出版了《为何是新种族:早期基督教的种族推论》(以下简称《为何是新种族》),认为早期基督教文献从文化上运用人类差别的有效理解,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一种宗教传统,并把基督教性(Christianness)的各种独特形式描绘成具有普世性和权威性的形式;我们则根据诸如“族群性”(ethnicity)、“种族”(race)及宗教这些现代概念对这种有效理解进行分析。[60]作者虽然并不否认这些主张在作为迎合基督教本质或稳定性的一种方式时的重要性,但她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解释基督教对待包括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态度,因此,她从“固定性/变移性”(fixity/fluidity)标准,而非其他如宗教与公民权之类的文化标准对基督教的黑人种族偏见进行考察。[6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围绕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再思考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或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到了晚期古代,特别是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态度上,这与此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研究旨趣有很大的变化;二是其讨论的范围和主题在继续延伸,特别是古代社会与种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兴趣。

二 主要成就及特点

发端于19世纪末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在二战前几乎完全笼罩在西方种族主义的阴霾之下,很难说是真正的学术探讨。从20世纪中后期至今,西方学术界在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这一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并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对涉及希腊罗马世界中黑人的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并客观解读。直到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文献中涉及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资料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更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在此之前的“研究”,多数只是处于其他研究中的“顺便提及”的尴尬境地,就连真正的第一部专著,即比尔兹利的《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也被批评者认为作者“没有好好地阅读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对希腊罗马世界中黑人的资料真正着手整理,也是真正全面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是美国学者斯诺登。1976年,斯诺登首次对《圣经》及教父作家文献中涉及埃塞俄比亚人(黑人)问题的材料进行了梳理和介绍;[62]1981年,他又对希腊罗马世界中涉及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艺术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介绍。[63]不仅如此,他还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进行了客观解读。1970年,他的《古代的黑人》通过对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系统分析和客观解读,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并几乎统治了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1983年,他又出版了《肤色偏见之前》,该书尽管内容不多,但涵盖了长达3000余年的历史,在资料的系统使用上更有所补充,在研究体系上更加流畅。[64]除此之外,他对希腊罗马世界的黑人研究还特别体现在他的许多论文中。通过这些论文,作者深入考察了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5]此后,以《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第1、2卷)、《罗马人与黑人》、《污秽与黑人》、《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象征性黑色与种族差异》、《古典时代种族主义的发明》、《为何是新种族》等为代表的专著无不是在希腊罗马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客观而深入的解读。

第二,区域性或断代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区域性的研究最初也是以考古材料为对象的艺术研究为主。杰汉·德桑热的《古代北非黑人的图像学研究》以到当时为止发现的古代壁画、艺术品,以及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古代文献材料,系统地考察了古代整个北非地区的黑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与艺术状况。[66]从时间上,该文涵盖了从公元前3000多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近4000年历史,在地域上包括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南部地区到突尼斯南部绿洲、费赞、阿蒙绿洲的广阔地区。通过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古代非洲黑人的存在无可辩驳地得到了文献、铭文和考古成果的证实,但黑人在数量上并没有大量增加,因为撒哈拉沙漠并没有可供黑人自由进出的商路,因而不可能有大批黑人进入罗马世界;对于古代世界而言,黑人应该是尼罗河流域的居民,而毛里人和加拉曼特人则通常被当作半黑人。布迪斯科夫斯克在《罗马时代亚得里亚海的黑人》中对罗马时代的亚得里亚海地区的黑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67]卡拉吉奥吉斯在《古代塞浦路斯岛上的黑人》中,收集了该岛出土的所有绘有黑人形象的艺术品(特别是陶器、垂饰),时间范围从公元前1900年到罗马统治结束时期,总共有插图52幅、地图2幅。该著虽然只有62页,但它几乎是关于该问题的全部材料。[68]古典文献只有一次关于塞浦路斯岛上埃塞俄比亚人的记载,因此作者还探讨了这些黑人形象的艺术品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这一问题。斯诺登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称“这个关于塞浦路斯古代艺术中黑人的研究,是对不断增长的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艺术中有关黑人研究的颇受欢迎的锦上添花之作”。[69]让·勒克朗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及和非洲土地》一文中讨论了如何把埃及人同黑人区分开来的问题。[70]

在断代研究方面,让·德维斯在《基督教与黑人》中考察了公元5—9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基督教教义、著述,特别是艺术是如何把非洲(特别是埃及)与非洲人纳入基督教牢笼之中的,在那里,黑人变成了上帝的拯救对象,白人则成为黑人的灵魂拯救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在西方文化中扎根并顽固地延续下来。[71]汤普逊在《罗马人与黑人》中专门探讨了罗马人对待黑人的态度。作者认为,学术界在对古代资料缺乏真正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易得出的结论,如认为白种人(高加索人)对与黑人混血人种的令人熟悉的态度是历史记录中永恒不变的事实等,[72]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作者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通过对罗马社会结构和层次的考察,认为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态度,就算是最负面的也与今天的种族主义者所描述的“种族主义”“种族偏见”“肤色偏见”等毫无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误解,是由于今人不理解罗马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完全是建立在罗马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之上的;罗马社会确实有严格的社会等级界限,但这与对黑人的种族意识没有任何关系;罗马社会对黑人确实存在好奇之心,但这种好奇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个体认识之中,根本不存在社会性歧视,与种族主义更是毫无关系。[73]《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象征性黑色与种族差异》考察了罗马帝国前期(即早期基督教时代)教父作家们的护教著作中关于黑人的论述,并分析了护教著作对《圣经》的比喻性解释中所包含的种族意识和种族偏见。

第三,19世纪末以来关于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关系的主流认识几乎彻底被否定。自19世纪末,特别是比尔兹利的著作出版以来,他所主张的黑人在古代社会就是地位低下者并成为艺术作品的典型负面形象题材的观点在学术界流毒深远,而这种流毒又与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相唱和,成为认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黑人地位的主流观点。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断有学者表示异议甚至激烈反对,但直到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还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系统批判的研究。70年代,斯诺登历时15年完成了《古代的黑人》,并在之后完成了《肤色偏见之前》,同时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之前的主流观点。作者认为,在希腊罗马文献和艺术中,它们所能表明的是,黑人不仅能与希腊罗马人共存,而且经常作为希腊罗马社会中的战车战士、勇士和演员而被人们尊重。由于希腊罗马人最先遇到的是作为士兵和雇佣军而不是作为奴隶或“野蛮人”的黑人,因此他们并没有把黑人划到低贱者行列,他们追求的是奴隶制度而不是黑人种族制度。哥伦比亚大学古典史教授哈里斯(William Harris)称斯诺登是“第一位以严肃方法书写古代黑人历史的人”。剑桥大学杰出的古典学者芬利(M.I.Finley)也说:“《古代的黑人》一书写得有点言过其实,但它在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确实是有价值的。”[74]正是由于斯诺登的研究和大量成果,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艰苦努力,学术界才完全扭转了种族主义思潮主导下的对古代黑人的看法,从而比较彻底地否定了19世纪末以来的主流认识。在此之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再以希腊罗马世界“存在的”肤色偏见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史料和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研究。这在前面列举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不断地有学者推出新论,从更微观的角度对古代黑人地位进行探讨,并大有肯定希腊罗马社会(特别是基督教社会)存在针对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如埃及人、犹太人等)的肤色偏见和种族偏见的趋势,如《污秽与黑人》、《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象征性黑色与种族差异》、《西方种族主义的起源》、《为何是新种族》、《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第4、5卷)等,但这些著作基本上摆脱了现代种族主义的窠臼,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并得出结论,这与此前的种族主义思潮下为种族主义寻求古代依据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从更加广阔的范围展开深入探讨。从20世纪中后期起,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艺术和考古领域,而在不断地拓展范围并深化研究。这主要表现为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探讨。二战后,随着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特别是黑人学者)更加关注自身的传统与本土历史文化,其学科方法也多种多样。加德纳在《无可非议的埃塞俄比亚人及其他》一文中,通过对古典作家文献的研究,对地理学的考察,对埃塞俄比亚人与希腊罗马人交往的分析,对语言和钱币等考古资料的运用,得出结论,认为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就是现代埃塞俄比亚人的祖先或前辈,从而否定了通常认为的从荷马以来的古典作家涉及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人几乎完全不是现代的埃塞俄比亚人或生活在今天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高地民族的祖先或前辈的观点。[75]贝凯里则认为,学术界对埃塞俄比亚的起源认同完全是一种外人的捏造,是这些外人通过对埃塞俄比亚历史与文化的起源的外部资料的推测,过分地对埃塞俄比亚人使用赞美或“无可非议”等外在观察造成的。根据埃塞俄比亚传统,埃塞俄比亚这一术语来源于“Ethiopis”这一词语,而这一词语是一位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名字。《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书》(The Ethiopian Book of Aksum)证明“Ethiopis”是埃塞俄比亚第12位国王阿克苏马维(Aksumawi)的父亲。埃塞俄比亚丰富多样的原始历史不仅在埃塞俄比亚人的自我命名中形成了真实的中心,而且在证明非洲对世界历史的贡献中也形成了真实的中心。[76]约翰逊在《埃塞俄比亚人的黑人性:古典人种志及尤西比乌斯对〈诗篇〉的评注》中通过对古典时代的人种志及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态度的考察,主要从宗教的角度分析,认为《圣经》及基督教思想家沿袭了古典作家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特别是到晚期古代,由奥利金对《圣经》阐释的埃塞俄比亚人形象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后经尤西比乌斯等重要教父折中解释而为基督教世界广泛接受。由于尤西比乌斯自始至终把一切都纳入他的宗教优越主义和世界历史解释模式之中,他笔下的埃塞俄比亚人标志着福音教义和基督教生活方式的迅速扩张。分析奥利金和尤西比乌斯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神学与教会学目标会发现,地球边缘“离人类最远”的埃塞俄比亚人发挥了“漂浮的能指”(a floating signifier)功能,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隐喻,而这种隐喻为灵魂或教会的观念化运用做了充分的准备。[77]

从更加广阔范围展开深入探讨的另一表现是,对古代作家关于埃塞俄比亚人记载的热烈讨论。古典作家的记载与基督教文献不同,它们或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如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医学家等的著作,至少作者是秉承真实客观态度写作的),或是真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如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和艺术品),因此,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对于弄清历史真相具有重要意义。如尤维纳尔在《讽刺诗》第10.148—150中写道:“hic est quem non capit Africa Mauro Percussa oceano Niloque admota tepenti rursus ad Aethiopum populos aliosque elephantos.”[78]学术界对其中涉及的“埃塞俄比亚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如有学者认为,尤维纳尔在写“rursus ad Aethiopum populos aliosque elephantos”时,他是既指黑皮肤的民族,也指黑皮肤的厚皮动物。[79]也有学者认为,对上句的解读应是“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诸部落,以及更多的埃利芬丁人的地方(即埃利芬丁城)”。[80]也有人认为,Aethiopum是属格限定词,既修饰populos,又修饰elephantos,因此,应当把这句话理解为“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诸部落和埃塞俄比亚的埃利芬丁人那里”。[81]还有人通过对其他罗马诗人[如斯塔提乌斯(Statius)、维吉尔等]相关描述的考察,认为这里指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之后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其他埃利芬丁人”,属于“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 proper),以区别于被等同于印度人的“远东埃塞俄比亚人”(Far Eastern Ethiopians)以及被等同于毛里塔尼亚人的“远西埃塞俄比亚人”(Far Western Ethiopians)。[82]还有人认为这里的aliosque不仅是指埃利芬丁地区的两类人,还包括那里的埃利芬丁人。[83]还有人认为,尤维纳尔是在描述非洲的四个角落,即毛里塔尼亚、埃及、真正的埃塞俄比亚和西埃塞俄比亚,而这里的aliosque elephantos正是指的西埃塞俄比亚,因此这里指的是地点,而不是指人。[84]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如对教父著作中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态度的争论,至今仍然非常激烈。这些争论反映出学界对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埃塞俄比亚人(黑人)问题的讨论的深入。

三 争论焦点

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虽然源起于对黑人艺术品的研究,但它所引发的学术争论远远超出了艺术研究范畴。特别是随着对希腊罗马世界中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真正的历史学研究的兴起,对它的科学认识越来越客观,也越来越清晰。但是,由于研究者对文献及其他材料理解的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研究手段与方法的差异,加上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学术界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存在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或种族偏见?近代希腊罗马社会的黑人研究是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兴起的,深受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种族主义“科学理论”的笼罩下,最初的研究结论是黑人的低下地位、负面形象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后来只是延续了这种西方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在西方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且根深蒂固。如前述的雷纳克、韦斯、贝茨、塞尔特曼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最典型的是比尔兹利。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有学者强调古代社会对黑人肤色的偏见:“毫无疑问,尤维纳尔对外人具有强烈的偏见……黑人受到憎恨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受到了尤维纳尔的鄙视。”[85]

虽然这些观点后来遭到了主流学术观点的抛弃,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直到今天,仍然有严肃的古典学者认为古代社会存在对包括黑人在内的种族主义歧视。2007年,著名古典学者哈里斯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评价斯诺登时说:“斯诺登的真正目的是在古代寻找一个没有灾难的世界,而这种灾难一直痛苦地缠绕着整个美国历史。他把证据追溯得太远了,以至于不能在理想的前现代、前中世纪时代找到。毫无疑问,在古代社会确实有那么一些种族主义,但他在研究时把它降到了最低点。……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的。”[86]虽然哈里斯说得很委婉,但可以看出他仍然承认希腊罗马社会存在对包括黑人在内的种族主义歧视。由此看来,学术界并没有彻底“消灭”希腊罗马社会存在针对黑人种族主义歧视的观点,这也值得我们从另一方面进行反思:希腊罗马社会是否真的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歧视?

真正对希腊罗马社会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观点进行系统批判的是斯诺登。他一方面严厉地批判此前盛行的希腊罗马社会的黑人种族主义论调,特别是比尔兹利的《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她的研究在今天看来还暴露了不少严重的缺陷:(1)没有把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与他们的非洲背景相联系;(2)缺乏对相关实录证据和图像学证据重要性的鉴别;(3)以一位古典作家的几行描述或最多以少量的文本为基础就对希腊罗马的实际做出泛泛的、一般性的概括,没有考虑到古代世界的整体黑人形象;(4)有种带着现代种族观念阅读古代文献的倾向,以及一定要找到本不存在的肤色偏见的倾向;(5)没有利用社会科学中关于肤色偏见起源与本质的重要研究成果”。[87]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复强调:希腊罗马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种族和肤色的偏见,更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那些认为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是现代西方人根据自己的种族主义宣传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古典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涉及的与黑人相关的术语及其所描述的身体特征的考察和总结,发现古代社会的“黑人”与种族主义者所指代的黑人并不一致,古代的黑人术语和类型很多,如Afer,Indus,Maurus,niger,Aethiop,真正的黑人(或纯黑种人,true Negro,Pure Negro)、尼罗河类型黑人(或高加索混合型黑人,Nilotic Negro,Caucasoid)、俾格米人等。[88]作者通过对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接触和认识的过程、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士兵、古典神话中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希腊罗马社会公共空间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地位、基督教世界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等的系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证据中并没有表明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设有阻止社会融为一体的肤色障碍”,并严厉地指出:“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在20世纪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经历对这一重大问题不无意义。”[89]在《肤色偏见之前》中,作者反复强调在古代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偏见。[90]其论文也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种族偏见的责任不应该由希腊人和罗马人来承担!”[91]

汤普逊在斯诺登的基础上,对罗马社会的黑人继续进行研究,但他的角度完全不同。他通过对罗马社会等级和层次的考察,运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把黑人纳入不同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层次中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马尔提亚(Martial)笔下的摔跤者潘尼库斯(Pannychus)的面部特征(更不用说他的非身体品质)也只是他自己的想象,而没有确切对他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对号入座。(罗马)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内在的‘黑人作为黑人’(blacks qua blacks)的偏见,因此,作为最初对黑人的反感态度的因素,黑人对罗马方式和习俗的文化同化和调适过程与白人对作为最初的陌生人黑人的调适过程是一样的,两者都不重要。这种调适过程很自然地发生在容纳黑人人口的所有不同社区。”[92]因此,在作者看来,罗马社会是不存在种族主义偏见的,如果一定有,那也仅仅是个体之间的体貌特征区别而已,并不存在社会性肤色和种族性偏见。康纳在谈到后人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研究时也说:“那(即认为古代社会存在种族主义偏见)是古典学术史中卑劣的一页”,“我们发现在古典历史的研究中偏执现象一直存在于现代学者中,而不是他们研究的古代论题中”。[93]

但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的观点又发生了逆转,特别是在涉及早期基督教对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的隐喻性用法时,认为早期教父们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后面将会详细探讨这一问题,兹不赘述。

就在学术界对古代的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存在针对包括黑人在内的种族或肤色偏见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以色列著名古典学者艾萨克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但存在一种原始种族主义。他认为,尽管一般认为种族主义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偏见形式,但种族主义的原型在希腊和罗马思想中很盛行。原始种族主义是对偏见的各种形式的理性化和系统化调整,而且是希腊思想观念的一部分。与近代种族主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导致系统化的迫害,尽管如此,它却深深地影响了启蒙运动及之后的思想家,他们接受了这些原始种族主义思想并在希腊拉丁文献中寻找依据。这种原始种族主义包括希腊罗马社会的环境决定论、对获得性特征(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的继承、制度与政治形式、本土性与纯血统论、古代帝国主义、奴隶制度等,尽管希腊罗马人没有明确地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概念,但他们把这些观念具体地运用到了包括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在内的其他民族身上。[94]

19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在涉及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研究中,在希腊罗马(及早期基督教)社会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的问题上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其争论的焦点也不再局限于对待埃塞俄比亚人这一个主题上,而是围绕这一问题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但无论怎样,希腊罗马(及早期基督教)社会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地位问题始终是相关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二,基督教社会中的黑人地位到底如何?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犹太(希伯来)-基督传统,因此,在研究希腊罗马社会中黑人的地位时,除了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另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基督教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研究除了笼统地说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代表的黑人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之外,专门探讨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态度的著述并没有出现。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斯诺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从《圣经》到教父著作都不存在对黑人的任何偏见。他主要从基督教的信仰和皈依两个方面考察了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在信仰方面,从教父们对《圣经》的阐释内容入手,分析了著名的奥利金、保罗、阿塔纳修、西里尔、杰罗姆、奥古斯丁等人的论述,认为早期基督教在对待埃塞俄比亚人问题上不仅在情感方面,而且在语言和形象刻画方面都延续了希腊罗马古典传统,他们在对待埃塞俄比亚人问题上与其他民族[如斯基泰人(Scythian)、波斯人等]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把所有民族都作为上帝的选民,肤色从来不是埃塞俄比亚人成为基督教徒的障碍。在皈依方面,埃塞俄比亚太监腓利的受洗、摩西的经历、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奴隶皈依基督教、阿克苏姆王国及努比亚王国皈依基督教等,都说明了基督教世界本身没有区分任何人种,埃塞俄比亚人也不例外,因此在基督教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种族主义。[95]在他的相关论文中,作者反复强调这一观点。[96]约翰逊则从希腊认同、《希伯来圣经》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以及基督教思想家的诠释中寻找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同。他认为,晚期古代基督教文献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负面形象是由奥利金确立的,而尤西比乌斯对奥利金的负面解释进行了调和与折中,他把一切都纳入他的宗教优越主义和世界历史解释模式之中,在此之下的埃塞俄比亚人则标志着福音教义和基督教生活方式的迅速扩张,“离人类最远”的地球边缘的埃塞俄比亚人发挥了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功能,这种隐喻为灵魂或教会的观念化运用做了充分的准备。[97]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就在斯诺登极力主张基督教社会不存在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同时,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即使基督教宣称的“黑色坏”(black-bad)、“白色好”(white-good)这种对等用法对于肤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反复地强调身体的黑色与精神的白色之间的区别,也难免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鸡皮疙瘩之感”。[98]此后,学术界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几乎一致认为早期基督教是含有对包括黑人在内的种族主义歧视的。很多学者认为,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形式接受了古代的歧视性逻辑学并能解释现代种族主义,这种负面文化遗产在基督教徒看待其内部差别,如肤色差别、相貌与文化差别等方面时,体现得最为明显。[99]胡德在《污秽与黑人》中认为,今天蔓延至欧洲和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正是来源于早期基督教对黑人与黑性解释的西方文化传统。[100]作者认为,由于种族主义采取一种固定化的宣称形式,因此时常遗忘了诸如爱任纽(Irenaeus)、查士丁(Justin)、克莱门(Clement)等早期基督教护教士这些最初的正统主义者为了拯救的需要对基督教本质的需要提出了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通过对基督教的选择性(变移性)解释取得了一种获得性特征,而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种族偏见也正是在这种变移性解释中逐渐体现出来的。[101]在《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与现代种族主义》中,比尔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她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积极方面并不能构成基督教的全面画卷。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各种形式接受了古代歧视性逻辑并能支撑现代种族主义者的解释,这种负面遗产在基督教徒谈及其内部(与埃塞俄比亚的)差别时,明显地保留了肤色、身体与文化差别。因此,作者从“种族推论”的角度考察这些差异与近代种族主义的关系,认为罗马帝国和晚期古代的基督教关于人类差别的意识形态结构是与中世纪及近代共鸣的。[102]拜伦在其著作中虽然声明她并不是要考察或解释古代基督教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是怎样盗用与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黑人相关的各种离题的希腊罗马策略,只是为了找出希腊罗马文献中与它们相关的不同修辞学术语分类并分析其原因,以及离析出古代基督教文献中修辞学的可能功能,[103]“我的目的仅仅是分析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种族和肤色区别的用语在不同的基督教社区中是怎样形成某些观念和价值的”。[104]但作者离析出的这些术语分类和她的“语言”本身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了她对古典作家及基督教作家对待黑人的态度:古代社会是存在主流社会对黑人的种族与肤色偏见的。“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说明一切,但所有的文献都表明,在早期基督教的世界形成(world-making)过程中存在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从埃及人/埃及、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黑人/黑性那里得到见证的区别的各种极端形式作为假设前提的。”[105]更有学者认为,基督教本身就存在对埃塞俄比亚人的偏见。让·德维斯在《基督教与黑人》中考察了公元5—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认为西方文明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一样,至少部分地继承了古代文明遗产,但这一时期的欧洲没有像后两者那样把这种遗产很好地加以运用,它在对待非洲及非洲人时,认为黑人是罪恶的代表,暗示上帝是白人,同时把黑人作为平等人类的拯救对象,这有意无意地在物质和文化上疏远非洲及非洲人,并由此产生了对非洲黑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种基督教社会中对黑人的偏见始于教会史学家比德(Bede),此后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106]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关于基督教社会对黑人的态度的争论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学术共识。

四 可能的发展趋势

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学术界经历了对它的不同认识阶段。今天,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视,无论是研究范围还是深度都在不断地拓展,并呈现出一些可能的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的资料和证据将会更多地依靠考古发掘资料。所有涉及希腊罗马时期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文献,如古典文献、基督教文献、纸草文献等,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主题叙述,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在古典作家及基督教作家笔下往往只是其他叙事的附属品或参照物而已。如在荷马史诗中,埃塞俄比亚只是被想象成世界上最遥远而神圣的童话式乐园,也是希腊诸神的乐园,埃塞俄比亚人则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信仰者,是希腊信仰者的典范,其只是作为希腊社会的被动参照,并不代表真正的希腊和希腊人,这一传统在希腊化、罗马时代的古典作家那里得以延续。在基督教作家笔下,埃塞俄比亚人只是作为基督福音皈依的“他者”而存在,而且通常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对于这些不入希腊罗马社会主流文化的对象,古代作家的记载不仅稀少,而且凌乱。由于文献材料的局限性,对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只有依赖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出土,才可能取得新进展。事实上,近代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最先从考古艺术品开始,这是有深刻原因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古代原始文献材料的穷尽,材料限制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想要在材料上有所突破,只有仰赖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特别是相关艺术品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认识及对其社会地位的理解。斯诺登在谈到考古艺术品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意义时说:“作为人类学资料信息的来源,艺术品在某些方面比文献更具价值,因为它能告诉我们比文献更多的关于凸颌的数量或者缺失的情况,关于阔鼻和嘴唇外翻的程度以及脸型的比例和发型的情况。”[107]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其他考古资料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记载。因此,新的考古资料,包括艺术品、碑铭、钱币、纸草等的发现,可能会给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带来新的希望和突破。

第二,古史研究与现实关注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思想同样适用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严格说来,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关系,在庞大而复杂的西方古代史体系中的确算不上宏大主题,进入学术界视野的时间也相对较晚。西方学术界对它最初的“研究”与其说是出于学术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当时的种族主义理论摇旗呐喊的考量。此后,无论是斯诺登、汤普逊,还是艾萨克、比尔等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都一定绕不开种族与现代种族主义这些“当代”问题。1976年出版的三卷本、多达1000余页的《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的构思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发起人希望通过对黑人艺术品的收集,作为反对“黑人种族主义”的武器和证据,这是明显的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达到现实关注目的的学术案例。

古史研究与现实关注密不可分的另一典型是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为非洲中心主义者提供证据。自20世纪50年代迪奥普在《黑人民族与文化》一书中系统地阐述其非洲中心主义思想以来,[108]非洲中心主义思潮在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学者那里大行其道,这在关于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中也体现得很明显,前述加德纳的《无可非议的埃塞俄比亚人及其他》以及贝凯里的《埃塞俄比亚卡:关于埃塞俄比亚这一词汇的起源的一些思考》就是代表。1991年3月在迈阿密大学召开的“古代的非洲及非洲人”学术研讨会则体现得更明显。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收录了会议论文9篇,从多方面充分地论证了非洲黑人文明的本土特征,比较充分地回击了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109]胡德的《污秽与黑人》不仅探讨了现代种族主义的西方古代历史与文化根源,对欧洲和美国的种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还成为以“非洲中心论”代替“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代表之一。[110]这些研究既是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本身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非洲中心论及非洲复兴等现实关注的回响。

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更推动了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如关于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获得性特征的继承、政制与政府形式、本土性与纯血统、古代帝国主义、古代奴隶制度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与其说是对希腊罗马古代史研究的拓展,不如说是对当下美国根深蒂固的现实问题的反思。

第三,以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为中心的理论化探讨可能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学术界从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研究开始,就绕不开相关重大理论问题的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种族主义问题。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研究明显是对自19世纪起笼罩在种族主义阴霾下的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问题研究的反动,而且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古代是否存在黑人种族主义进行了再探讨和再思考,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如“原始种族主义”“种族推论”等理论。以此为关联,学术界从更加广泛的范围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近代种族主义理论的关系,古代奴隶(特别是黑人奴隶)制度与近代黑人奴隶制度的关系,古代国家政制在近代政治偏见中的反映,古代帝国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的关系,“非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等。[111]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在范围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问题本身的研究,远不止对单纯历史事实的探讨,还带有强烈的理论化争论。这些争论既对推进古代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深化有促进作用。

五 种族主义与史学研究

兴起于18世纪末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为我们解读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种族主义与史学研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发现,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始终与各阶段的种族主义思潮紧密相连。一方面该主题研究始终与西方种族主义这一社会现实关注点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其与非洲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转换密不可分,从而使种族主义与史学研究如影随形、相互作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种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从而生动地演绎出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克罗齐强调的历史的“当代性”同样适用于希腊罗马世界的黑人研究。纵观对该主题的研究,从它兴起至今的200余年,无不体现出它在不同时期的种族主义思潮的当代性特征。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最初研究与其说是出于学术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反种族主义目的,或出于对当时的种族主义理论摇旗呐喊的考量。前者有沃尔内和黑伦对古代黑人问题的研究,后者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艺术史研究。前者的命运是其研究结论被淹没在西方主流学术的洪流之中,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和对欧洲中心论的鞭笞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在西方社会也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但其反映的“当代性”特征是对那个时代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反抗;后者的观点却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认同,究其原因则是它完全迎合了当时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的需求,因此,尽管它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但仍得到了种族主义这一“当代性”社会思潮的广泛认可。正如《黑人历史杂志》在批评比尔兹利时所说的那样,其结论明显源于偏见颇深的作者在对待与非洲血统相关的任何事情时都采用的一种不幸方式,她是带着种族偏见对古代艺术进行解释的,这种偏见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因此与其说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政治演说。它反映出的历史的“当代性”就是那个时代弥漫整个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思潮,是种族主义思潮指引了那个时代关于该主题的史学研究。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国家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不仅彻底抛弃了此前的主流观点,更走向了反向极端。这不仅是该主题研究的自然延伸,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积极回应。现实中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在迪奥普那里,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只是作为其宏大研究主题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其研究主旨直指那个时代的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斯诺登则体现得更直接,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每部专著和每篇论文都旗帜鲜明地指向了当代种族主义思潮,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20世纪末至今,西方种族主义(至少在形式上)已经被学界抛弃,关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科学化研究、客观化评价时期,无论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还是观点上,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缤纷局面,但它们始终绕不开对种族主义问题的关注。

学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呈现出多元主义解读特征的另一重要原因与表现是,它与非洲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密不可分。自20世纪50年代迪奥普在《黑人民族与文化》一书中系统地阐述非洲中心主义以来,非洲中心主义思潮在非洲中心主义学者那里颇受欢迎。[112]非洲中心主义者在对非洲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有意识地以非洲(特别是埃及)作为研究的起点。尽管非洲中心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但它作为哲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非洲的著述广泛传播的产物。[113]作为欧洲中心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非洲中心主义,在关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中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者们跳出了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视角,站在非洲及非洲人的角度观察自己的历史,从而体现了该主题研究范式的转变。毫无疑问,这些多元化观点是深受非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而转换研究立场和范式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某些方面推动和丰富了非洲中心主义的发展。如果把它与其时代的社会思潮相联系,它已经不是简单地对种族主义思潮的清算,一定程度上讲,它与20世纪末以来的社会思潮相应和,反映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之间的关联互动。

现代种族主义是在西方历史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纳粹屠犹、种族屠杀等就是人类的惨痛教训。要从根源上消除种族主义,还在于从社会意识中清除,这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一目标远非通过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客观研究就能实现。相对于现代西方种族主义这样宏大的研究主题,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不仅在西方古代史上算不上重大主题,甚至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学界也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似乎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殖民地学者所宣称的那样,非洲根本没有可以书写的历史:“自有历史以来,阿非利加洲本部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处在封闭之中。”“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114]西方学者即使在不得不面对与自己关系非常密切的非洲历史时,往往也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对待。这样,西方学者在其历史编纂过程中,制造了一种“人为的尴尬”:古代埃及人是白种人,非洲没有自己的历史。[115]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历史编纂本身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编纂,而是为种族主义寻找古代渊源和依据,反映出种族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种族主义的反对和抗争,对非洲历史的正名逐渐成为反对者的有力武器,而古代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正好成为这种有力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难怪关于该主题的最初研究会产生在黑人学者之中,而且其研究目的也直指当时弥漫西方的种族主义思潮。因此,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同样体现了种族主义思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只是其研究的指向与持种族主义思想的学者的研究正好相反。

反过来,作为“微不足道”的研究主题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它的演变过程对摒弃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非洲中心主义史学在摆脱西方模式研究非洲历史时,颇具代表性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与文化亦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为摆脱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思潮的桎梏贡献了重要力量。这些力量和作用同样也体现了史学研究对种族主义社会思潮的逆向影响。

作为宏大社会思潮的种族主义与作为微观具体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史学研究,前者对后者的巨大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逆向影响,使二者如影随形、相互作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从而生动地演绎出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六 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正文共五章。第一章是对希腊罗马人的“世界”的介绍,以及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介绍。古代希腊罗马人对于他们所处的“世界”有自己的认识。根据希腊神话,“世界”最初是一片混沌,此后产生了大地、黑夜、山脉、深海、河流等一切。早期希腊人认为,人类所居住的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盘子,它的四周环绕着大洋河,太阳每天从大洋河升起,又从大洋河落下。事实上,从远古时期的希腊开始,到罗马帝国灭亡的漫长时期里,希腊罗马人的“世界”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们观念中的“世界”,即他们对自身生活的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理解,其观念的中心是地中海世界。二是希腊罗马人现实中的“世界”,即他们的实际统治范围,其核心地区仍然没有脱离地中海地界。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与“黑人”相关的术语很多,这些术语有些是直接指黑皮肤的人种,有些则是指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希腊罗马作家涉及最多的就是被称为“埃塞俄比亚人”的黑人。不同类型的“黑人”,其身体自然特征也略有差异,毫无疑问的是,虽然他们的肤色的黑性程度有所差别,但他们都是“黑人”。无论希腊罗马文献还是相关考古材料,除特别提到其他黑色人种或者泛称黑人外,通常都是以“埃塞俄比亚人”指代“黑人”。因此,本书所讨论的黑人,除特别说明或泛称所指外,也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主。

第二章考察希腊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本章探讨的时间范围是从早期的希腊到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公元前1世纪末希腊化时代结束这段时期,即通常所说的希腊时期。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岸、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岛等地区,也包括西亚、中亚、北非、西地中海及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生活的非洲,即所谓的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内容上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以古代希腊各种文献材料为基础,分析归纳希腊人对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主的黑人的认识和态度;二是通过古代希腊相关考古材料,特别是艺术品所描绘的与黑人相关的场景,观察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并分析他们对黑人的认识。

第三章探讨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罗马文献中反映的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接触时间比较晚,到公元前3世纪的布匿战争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而直到尼时代,罗马帝国才真正实现对埃塞俄比亚之地的征服和直接接触。本章主要从三方面考察了罗马人与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主的黑人的关系:一是从罗马共和国到帝国时期罗马国家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关系的演变;二是从罗马文学对黑人的描述观察罗马人对黑人的态度;三是从罗马时期的考古材料,特别是艺术品中关于黑人的描述分析罗马人对黑人的态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后,由于基督教文化与所谓的罗马异教文化的差别巨大,两种异质文化对黑人的态度也大异其趣,因此,本章所讨论的内容均不包括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文化对黑人的态度,而把它单独成章加以探讨。

第四章专门分析基督教与黑人的关系。《希伯来圣经》多次提到“古实”,本书对希伯来传统、亚述学相关记载,并结合希腊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希伯来圣经》中的“古实”有时是作为地名出现,有时是作为人名或部族名出现,其所指就是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4世纪,但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它们关于埃塞俄比亚人及其他黑人的记载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圣经传统并不存在肤色歧视与偏见,更与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毫不相干。早期基督教作家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是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人,皮肤被烧得漆黑,并把他们与异教者、野蛮人、恶人甚至魔鬼并称,把黑性作为负性类比对象。同时,他们对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进行神学隐喻上的解释,认为受到太阳光的照射而变黑的埃塞俄比亚人,可以通过皈依基督教,受到神的正义之光的照射而变成灵魂的白性;并以摩西的埃塞俄比亚妻子、示巴女王、以伯米勒及沙漠教父摩西等几位皈依基督教的黑人为典型,阐述了外邦人的皈依与黑性的关系。早期基督教作家以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为中心,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实践对基督教的皈依及普世主义给出了明确的阐释,其主旨不在于对他们黑性的指责,不具有任何种族主义色彩;但是,他们为了达到鲜明对比效果而极力丑化埃塞俄比亚人及其黑性的做法,也为种族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借口和历史土壤。

第五章讨论的是至少从希腊古典时代起就一直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埃塞俄比亚瘟疫发源地说”。该说从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非常盛行,甚至到14世纪欧洲出现黑死病时,还有人认为该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该说其实形成于希腊传统中,是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人)认识的延续,反映出希腊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以及罗马人对希腊人认识的继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它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希腊罗马人(包括基督教传统)对古代黑人的态度,为我们考察古代世界中的黑人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无论该说在希腊传统中是如何形成的,也不管它在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中是如何被继承和变化的,我们始终看不到希腊罗马世界对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的贬损,更无从寻找偏见和歧视了。这从该说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的宗教解释和世俗解释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在这些传统中,我们根本看不出它们与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有什么关系,遑论偏见与歧视。因此,“埃塞俄比亚瘟疫发源地说”看似仅仅是希腊罗马传统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误读),但它为我们观察希腊罗马人对黑人及其黑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反观视角,而这一反观视角看似不能从正面提供证明,却刚好为我们观察希腊传统对待黑人及其黑性提供了更有力的说明。毫无疑问,古希腊罗马传统确实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西方文化传统的形成,它的某些认识或理论与现代种族主义也并非毫无干系,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希腊罗马传统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但是,这些认识是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希腊罗马传统的照搬及发挥,加上后来的不断演绎而成为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的,就它本身而言,回复到它真正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它与现代种族主义理论根本毫无关系。如果一定要把它与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相联系,恐怕多有“拉祖配”之嫌。

最后是两篇附录,这两篇附录虽然不是直接讨论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问题,但它们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附录一探讨的是与希腊罗马社会密切相关的所谓原始种族主义问题。原始种族主义理论似乎与希腊罗马社会关于黑人的态度并无明显的直接关联,但该理论对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问题的有意或无意忽视,却颇耐人寻味,也更值得反思。尽管种族及种族主义术语出现得很晚,但艾萨克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存在种族主义的“原型”,即原始种族主义,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直接来自希腊罗马人的原始种族主义,对原始种族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不过,艾萨克的原始种族主义理论有颇多令人困惑的地方。原始种族主义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具体对象分析上都很难令人信服,其研究依赖了大量的想象成分,它本身可能并不是古代的发明,而是现代学者的想象。原始种族主义理论试图从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寻求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的“原型”,姑且不论该理论本身的问题,就它有意或看似无意避开希腊罗马社会中的黑人问题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希腊罗马社会根本不存在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或歧视,因为根本找不到。可以说,该理论为希腊罗马社会的所谓种族偏见或歧视提供了又一有力的反面证据。

附录二分析非洲中心主义与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问题。现代种族主义者在追溯种族主义理论渊源的时候认为它早在希腊罗马社会就已经存在了,并认为非洲不存在“历史”。19世纪,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在欧洲大行其道时,涉及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众多研究往往力图从古典学中寻找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的渊源,为种族主义理论进行辩护。20世纪初,尽管有布赖斯、巴林等人对古希腊罗马黑人艺术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比尔兹利的《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把种族主义呐喊推向了高潮。其实,在对希腊罗马社会黑人的微观研究中出现这种非科学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深受黑格尔关于非洲历史认识的影响,这些研究只是对黑格尔关于非洲没有历史,“非洲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理论的注脚而已。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地位,这为反思欧洲文化霸权及相关理论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把批判西方文化霸权作为主要目标,这种批判至今仍在延续和深入。针对殖民主义的荒谬理论,20世纪兴起的非洲中心主义强调,与非洲相关的任何研究都应把非洲置于中心地位进行考察,其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20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是非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又受非洲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在它们相互交织的过程中,非洲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并逐渐凝练出独具特色的非洲历史哲学。非洲历史哲学在客体上要求对殖民主义史学进行批判,并把非洲和非洲史作为出发点和研究中心;在认识论上,非洲历史不但可以认识,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非洲历史更应形成由自己书写的具有非洲特色的“自主体系”;在方法论上,追求“从内到外”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口头传说的充分利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等。以非洲中心主义为重要特征的非洲历史哲学充分体现出一般历史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不过,与非洲中心主义一样,非洲历史哲学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困境。分析非洲中心主义与非洲史学研究,不仅对理解非洲中心主义大有裨益,而且对于考察非洲史学研究及其历史哲学的重塑与困境不无帮助,更重要的是,它也为我们反思对于希腊罗马社会中的黑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1] 在希腊罗马文献中,通常把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s)与黑人(Niger或melas)等同使用(尽管不能完全等同)。本书会根据内容及行文方便同时使用这两个术语。

[2] 根据笔者的调查,国内真正涉及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有冯定雄等的相关论文:冯定雄《罗马中心主义抑或种族主义——罗马文学中的黑人形象研究》,《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冯定雄《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冯定雄《古希腊作家笔下的埃塞俄比亚人》,《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冯定雄、李志涛《古罗马艺术中的黑人形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 C.F.Volney,The Ruins or Meditations of Empires,and the Law of Nature,translated by Peter Eckler,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Pub.Co.,1890,pp.28-29.

[4] C.F.Volney,The Ruins or Meditations of Empires,and the Law of Nature,p.29.

[5] C.F.Volney,The Ruins or Meditations of Empires,and the Law of Nature,p.29.

[6] C.F.Volney,The Ruins or Meditations of Empires,and the Law of Nature,p.102.

[7] A.H.L.Heeren,Historical Researches into the Politics,Intercourse and Trade of the Carthaginians,Ethiopians and Egyptia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1838.

[8] 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Preface,p.ix.

[9] 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Preface,p.x.

[10] E.Buschor,Das Krokodil des Sotades,Münich.Jahr.,1919,pp.1-43.

[11] 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Preface,pp.ix-x.

[12] S.Reinach,Répertoire de la statuaire grecque et romaine,Paris,1897,III,158.

[13] Alan J.B.Wace,“Grotesques and the Evil Eye”,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10 (1903/1904),p.108.(pp.103-114)

[14] W.N.Bates,“Scene from the Aethiopis on a Black-figured Amphora”,Transa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ree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I,pts.I and II,1904,p.50.

[15] C.T.Seltman,“Two Heads of Negresse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XXIV,1920,p.14.

[16] 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等译,告别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转引自陈淳《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17] David M.Robinson,Excavations at Olynthus,Part I-XIV,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33-1952.

[18] 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9,Preface,p.ix.(1967年该书第二次印刷出版,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London:Russell & Russell,1967)

[19] 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pp.64-66.

[20] G.H.Beardsle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p.66.

[21] 如《美国社会学杂志》《艺术通报》《赫尔墨斯与雅典娜》《美国考古学杂志》《古典语言学》等众多著名期刊都发表了表示推崇的书评,分别参见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5,No.4,Jan.,1930,p.684;The Art Bulletin,Vol.11,No.4,Dec.,1929,pp.426-427;Hermathena,Vol.20,No.45,1930,pp.455-456;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34,No.4,Oct.-Dec.,1930,p.511;Classical Philology,Vol.24,No.4,Oct.,1929,p.423。

[22] G.E.Mylonas,“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Review)”,Classical Philology,Vol.24,No.4,Oct.,1929,p.423.

[23] W.R.Halliday,“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A Study of the Ethiopian Type”,The Classical Review,Vol.43,No.5,Nov.,1929,p.205.

[24] “The Negro in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by Grace Hadley Beardsley”,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Vol.14,No.4,Oct.,1929,pp.531-534.

[25] J.D.Beazley,“Charinos,Attic Vases in the Form of Human Head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49,Part 1,1929,p.78.

[26] J.Bryce,The Relations of the Advanced and the Backward Race of Manki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02,p.18.

[27] E.Baring,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London:J.Murray,1910,pp.140-141.

[28] E.E.Sikes,The Anthropology of the Greeks,London:D.Nutt,1914,p.88.

[29] A.E.Zimmern,The Greek Commonwealth,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 Centtury Athens,5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p.323.(中译本见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271页)

[30] W.L.Westermann,“Slavery and the Elements of Freedom”,Quarterly Bulletin of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Vol.1,No.2(1943),p.346.

[31] T.J.Haarhoff,The Stranger at the Gate,Oxford:Blackwell,1948,p.299.

[32] C.Kluckhohn,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 Press,1961,pp.34-42.

[33] H.C.Baldry,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4.

[34] Kenneth J.Gergen,“The Significance of Skin Color in Human Relations”,Daedalus,96(Spring 1967),p.397.

[35] Lloyd A.Thompson,Romans and Blacks,London and Oklahoma:Routledge &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1989,p.22.

[36] 沈汉、黄凤祝编著:《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7] 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eds.,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II,Houston:Menil Foundation,1976.1989年和2014年又出版了第4卷和第5卷(Hugh Honour,Ladislas Bugner,David Bindman,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V: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V: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8] 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eds.,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From the Pharaohs to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pp.vii-viii.

[39] Cheikh Anta Diop,Nations Négres et Cultur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55.

[40] Cheikh Anta Diop,Antériorté Des Civilisations Négres:Mythe ou Vérité Historique?,Paris:Présence Africaine,1967.

[41] Cheikh Anta Diop,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ercer Cook,New York: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1974.

[42] Cheikh Anta Diop,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p.xiv.

[43] 关于古埃及文明的起源问题及古埃及文明的“北来说”“南来说”的讨论,参见金寿福《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44] Cheikh Anta Diop,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pp.1-42,230-235.

[45] Frank M.Snowden,Jr.,Blacks in Antiquity: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1970;Frank M.Snowden,Jr.,Before Color Prejudice: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Frank M.Snowden,Jr.,“Iconographical Evidence on the Black Populations in Greco-Roman Antiquity”,in Jean Vercoutter,Ladislas Bugner,Jean Devisse,eds.,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From the Pharaohs to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pp.141-250.

[46] Frank M.Snowden,Jr.,Blacks in Antiquity: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pp.217-218.

[47] Frank M.Snowden,Jr.,Before Color Prejudice: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Preface.

[48] Frank M.Snowden,Jr.,Before Color Prejudice: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pp.16-17,p.58,p.108.

[49] Frank M.Snowden,Jr.,“Iconographical Evidence on the Black Populations in Greco-Roman Antiquity”,in Jean Vercoutter,Ladislas Bugner,Jean Devisse,eds.,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From the Pharaohs to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pp.249-250.

[50] 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eds.,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II.

[51] Lloyd A.Thompson,Romans and Blacks,pp.21-22.

[52] Vincent L.Wimbush,“Ascetic Behavior and Colorful Language:Stories about Ethiopian Moses”,Semeia,58(1992),pp.81-92;Robert E.Hood,Begrimed and Black:Christian Traditions on Blacks and Blackness,Minneapolis:Fortress,1994;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53] Robert E.Hood,Begrimed and Black:Christian Traditions on Blacks and Blackness,p.90.

[54] Robert E.Hood,Begrimed and Black:Christian Traditions on Blacks and Blackness,pp.73-90.

[55] Gay L.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p.28.

[56] Gay L.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p.12.

[57] Benjamin Isaac,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Princeton N.J.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58] Naoise Mac Sweeney,“The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West”,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http://bmcr.brynmawr.edu/2010/2010-01-39.html.

[59] David Goldenberg,“Racism,Color Symbolism,and Color Prejudice”,Denise Kimber Buell,“Early Christian Universalism and Modern Forms of Racism”,in Miriam Eliav-Feldon,Benjamin Isaac,Joseph Ziegler,eds.,The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We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88-108.

[60] Denise K.Buell,Why This New Race:Ethnic Reasoning in Early Christia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2.

[61] Denise K.Buell,Why This New Race:Ethnic Reasoning in Early Christianity,pp.9-10.

[62] F.M.Snowden,Jr.,“Blacks,Early Christianity”,in V.Furnish,ed.,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Supplementary Volume,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76,pp.111-114.

[63] F.M.Snowden,Jr.,“Aethiopes”,in Lexicon Iconographicum Mythologiae Classicae I,Zurich:Artemis,1981,pp.321-326,413-419.

[64] Frank M.Snowden,Jr.,Before Color Prejudice: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65] 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The Negro in Classical Ital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68,No.3 (1947),pp.266-292;“Blacks,Early Christianity”,in V.Furnish,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Supplementary Volume,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76,pp.111-114;“Iconographical Evidence on the Black Populations in Greco-Roman Antiquity”,in 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eds.,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Part 1,pp.141-250;“Aethiopes”,in Lexicon Iconographicum Mythologiae Classicae I,1:AARA-APHLAD,Zurich:Artemis,1981,pp.413-419;“Melas-leukos and Niger-candidus Contrast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2(1988),pp.60-64;“Bernal’s ‘Blacks’,Herodotus and Other Classical Evidence”,Arethusa (Special Fall Issue),1989,pp.83-95;“Romans and Blacks:A Review Essay”,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1,No.4(1990),pp.543-557;“Attitudes towards Black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Evidence”,in Edwin M.Yamauchi,ed.,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46-275.

[66] Jehan Desanges,“The Iconography of the Black in Ancient North Africa”,in David Bindman and Henry Louis Gates,Jr.,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to theAge of Discovery”,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new edition,2010,pp.251-274.

[67] M.C.Budischovsky,“Le theme du negre dans l’Adriatique a l’poque romaine”,Hommages à Maarten J.Vermaseren I,Leiden 1978,pp.191-207,pls.9-18.

[68] Vassos Karageorghis,Blacks in Ancient Cypriot Art,Houston:Menil Foundation,1988.

[69] F.M.Snowden,Jr.,“Blacks in Ancient Cypriot Art by Vasssos Karageorghis(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94,No.1,Jan.,1990,pp.161-162.

[70] Jean Leclant,“Egypt,Land of Africa,in the Greco-Roman World”,in 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to theAge of Discovery”,pp.275-288.

[71] Jean Devisse,“Christians and Black”,in David Bindman,Henry Louis Gates,Jr.,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to the “Age of Discovery”,pp.31-72.

[72] Lloyd A.Thompson,Romans and Blacks,pp.21-22.

[73] Lloyd A.Thompson,Romans and Blacks,pp.157-164.

[7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2/21/AR2007022101989.html,2017年11月6日。

[75] J.W.Gardner,“Blameless Ethiopians and Others”,Greece & Rome,Second Series,Vol.24,No.2,Oct.,1977,pp.185-193.

[76] Ayele Bekerie,“Ethiopica: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d Ethiop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Vol.1,No.2,Winter/Spring 2004,pp.110-121.

[77] Aaron P.Johnson,“The Blackness of Ethiopians:Classical Ethnography and Eusebius’s Commentary on Psalms”,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99,No.2,Apr.,2006,pp.165-186.

[78] Juvenal,The Satires,trans. Niall Rud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X.150.

[79] Michele V.Ronnick,“Juvenal,Sat.10.150:atrosque non aliosque (Rursus ad Aethiopum populos aliosque elephantos)”,Mnemosyne,Fourth Series,Vol.45,Fasc.3,1992,pp.383-386.

[80] Eric Laughton,“Juvenal’s Other Elephants”,The Classical Review,Vol.6,No.3/4,Dec.,1956,p.201.

[81] J.Triantaphyllopoulos,“Juvenal ’s Other Elephants Once Again”,Mnemosyne,11(1958),p.159.

[82] J.Yvan Nadeau,“Ethiopians”,Classical Quarterly,20(1970),pp.339-349;“Ethiopians Again and Again”,Mnemosyne,30(1977),pp.75-78.

[83] R.Astbury,“Juvenal 10,148-150”,Mnemosyne,28(1975),pp.40-46.

[84] J.Barr,“Juvenal’s Other Elephants”,Latomus,32(1973),pp.856-858.

[85] David Wiesen,“Juvenal and the Blacks”,Classica et Mediaevalia,31(1970),pp.132-150.

[8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2/21/AR2007022101989.html,2018年11月6日。

[87] Frank M.Snowden,Jr. “Attitudes toward Black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in Edwin M.Yamauchi,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251.

[88] Frank M.Snowden,Jr.,Blacks in Antiquity: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1970,pp.1-29.

[89] Frank M.Snowden,Jr.,Blacks in Antiquity: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pp.217-218.

[90] Frank M.Snowden,Jr.,Before Color Prejudice: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pp.16-17,58,108.

[91] Frank M.Snowden,Jr.,“Attitudes toward Black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in Edwin M.Yamauchi,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p.268.

[92] Lloyd A.Thompson,Romans and Blacks,p.162.

[93] Frank M.Snowden,Jr.,“Misconceptions about African Blacks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Specialists and Afrocentrists”,Arion,Third Series,Vol.4,No.3,Winter,1997,pp.28-29.

[94] Benjamin Isaac,“Proto-Racism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World Archaeology,Vol.38,No.1,Race,Racism and Archaeology,Mar.,2006,pp.32-47.

[95] Frank M.Snowden,Jr.,Blacks in Antiquity: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pp.196-215.

[96] Frank M.Snowden,Jr.,“Attitudes toward Blacks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in Edwin M.Yamauchi,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pp.253-265;F.M.Snowden,Jr.,“Blacks,Early Christianity”,in V.Furnish,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Supplementary Volume,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76,pp.111-114.

[97] Aaron P.Johnson,“The Blackness of Ethiopians:Classical Ethnography and Eusebius’s Commentary on Psalms”,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99,No.2,Apr.,2006,pp.165-186.

[98] B.M.Warmington,“Blacks in Antiquity,by F.M.Snowden,Jr.(Review)”,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No.2(1971),p.385.

[99] Vincent L.Wimbush,“Ascetic Behavior and Colorful Language:Stories about Ethiopian Moses”,Semeia,58(1992),pp.81-92;Robert E.Hood,Begrimed and Black:Christian Traditions on Blacks and Blackness,Minneapolis:Fortress,1994;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100] Robert E.Hood,Begrimed and Black:Christian Traditions on Blacks and Blackness,Minneapolis:Fortress,1994.

[101] Denise K.Buell,Why This New Race:Ethnic Reasoning in Early Christianity,pp.116-137.

[102] Denise K.Buell,“Early Christian Universalism and Modern Racism”,in Miriam Eliav-Feldon,Benjamin Isaac,eds.,The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West,pp.109-131.

[103] Gay L.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p.29.

[104] Gay L.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p.128.

[105] Gay L.Byron,Symbolic Blackness and Ethnic Difference in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p.127.

[106] Jean Devisse,“Christians and Black”,in David Bindman and Henry Louis Gates,Jr.,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II: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to theAge of Discovery”,pp.31-72.

[107] Frank M.Snowden,Jr.,Blacks in Antiquity: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p.22.

[108] 关于迪奥普的非洲中心主义,参见张宏明《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

[109] Edwin M.Yamauchi,ed.,Africa and Africans in Antiquity,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

[110] Dwight Hopkins,“Begrimed and Black:Christian Traditions on Blacks and Blackness(Review)”,The Journal of Religion,Vol.76,No.4,Oct.,1996,pp.652-654.

[111] 比较典型的是2005年12月在特拉维夫大学召开的“公元1700年前西方文明中的种族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本杰明·艾萨克的《古典时代种族主义的发明》的内容而展开的,但在《古典时代种族主义的发明》一书中没有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问题进行专题探讨。作者在书中说明了原因:古代对非洲人的观念是十分有趣的,但他们几乎没有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真正出现过,他们所在地区也没有真正成为希腊罗马世界的一部分;再则,希腊罗马文献中虽然不断地提到非洲人,但他们对希腊世界社会意识的影响极其有限。“因此,我排除了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系统讨论,因为对于一些古典作家而言,埃塞俄比亚人只是一种传说,而我的研究只涉及希腊罗马人真正经历过的那些人。”(第50页)参见Benjamin Isaac,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Princeton N.J.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Miriam Eliav-Feldon,Benjamin Isaac,and Joseph Ziegler,eds.,The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We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12] 关于迪奥普的非洲中心主义的系统介绍,参见张宏明《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其实,作为非洲中心论重要代表人物的迪奥普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18世纪末沃尔内等前辈黑人学者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不管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而是把主要目光集中到了迪奥普及之后的韦尔什-阿桑特(Kariamu Welsh-Asante)、贝尔纳(Martin Bernal)、凯托(Tsehloane Keto)、雅弗雷斯(Leonard Jaffries)、卡拉瑟斯(Jacob Carruthers)、卡雷加(Mualana Karenga)等著名代表人物身上。

[113] Bayo Oyebade,“African Studies and the Afrocentric Paradigm:A Critique”,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21,No.2,Afrocentricity,Dec.,1990,pp.233-238.

[114]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4、101页。

[115] John Henrik Clarke,“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Review)”,Présence Africaine,Nouvelle,série,No.90,1974,pp.28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