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道教写本经藏研究以写本为研究对象，是道教文献学的一个研究领域。道教文献研究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以目录学、校勘学为基本内容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道教文献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中，写本目录的考证是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前代学人已经对道教文献目录做了系统研究，写本目录研究是对目录学的进一步推进。对于道教经书的目录体系而言，陈国符先生著《道藏源流考》，对道藏“三洞四辅”经书体系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考证，是道教写经目录研究的基础。因为“三洞四辅”经书体系的形成过程处于写本时期，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写本目录体系的形成过程。从对每一种道教经书目录学的考证而言，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对明代《正统道藏》所收的1400多种经书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为研究明代及以前产生的道教经书奠定了基础，其中《黄庭经》《阴符经》等道经考证也涉及写本研究。

写经人物研究，首先涉及的是早期道教中的写经道士，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论述了道教教派建立、发展的脉络和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先生的《六朝道教史》对早期道教上清派、灵宝派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这些是道教写经人物研究的重要基础。官方的缮写人员因是职官较低的文职人员，并没有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但是从官方经籍制作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默默无闻的付出，才得以制作出官方经籍写本。他们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关于写本资料的问题，在现存道教写经中，写本资料最为集中、研究价值最大的文献群是敦煌道教写经。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先生所著《敦煌道经图录篇》[1]收录道教经书496件。王卡先生所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2]将英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有关国家收藏单位的敦煌道教经书已经基本收录完成，对敦煌道教写经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著录和考定，共著录道教写经800多件，比大渊目录多出300多件。道教写经的著录体例科学合理，经名考订准确，提要简明扼要，文本缀合细密，可以说《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是目前著录敦煌道教文献最完备可靠且方便实用的工具书。日本学者池田温编辑《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3]收集古代经书写本中的题记部分，其中收录道经写本50余种。其他道教写经的写本资料收录则分布于考古、古籍、法书、法帖等相关研究领域。道教写经是中国古籍写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古籍写本的研究属于古籍版本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曹之先生所著《古籍版本学》中，对古籍写本的源流和古籍版本的纸张、字体、行款、装帧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是进一步研究古籍写本的理论基础。

写经载体是写本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特别是用纸的研究。潘吉星著《中国造纸史》、王菊花著《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对纸张原料、产地、造纸工艺、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研究道教写经载体的来源和造纸技术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在早年的学术研究中，也涉及文献载体的研究，如论文《简和帛》《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隋唐时代的造纸》等，对简、帛、纸及隋唐以前造纸术有详细的考证，而这些正是研究道教写经载体的基础。

道教写经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对写经字体的深入研究则属于中国书法研究的领域。例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郗愔不仅书写道经，而且对道教写经书法影响深远。中国书法家和字体的著录、评价，自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即有较为系统的著录和研究，是研究唐代及以前书法的重要参考文献。当代书法研究成果很多，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对中国历代书家和书法字体有着系统的研究，且史料丰富，对进一步探讨道教写经的书法多有裨益。

道教写经因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被制作成法帖。帖本虽然不是写本，但是与写本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黄庭经》帖、《阴符经》帖等，均是道教写经研究的重要资料。张伯英先生《法帖提要》、容庚先生《丛帖目》等，是这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道教写本经藏的研究，是道教文献研究在目录学、校勘学之后，在版本学中继续开拓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道教文献、道教历史、古籍版本、中国书法等基础学科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为这项研究工作建立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