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改革史、改革学与改革经济学
当今世界，流行跨界。所谓跨界是指跨越边界，是非常广义的，包括跨行业、跨领域、跨文化甚至跨时空。跨界具有扩展眼界、激发灵感、挖掘潜力等优点。因此跨界与创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跨界不仅是产业和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学科创新创意的主要途径。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中叶，经济学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跨界。最先尝试跨界的集大成者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通过将法学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打开了经济学界的一扇全新大门。在众多的经济学分类中出现的行为经济研究，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经济人变成了非理性的经济主体，从而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假设的问题，让经济学的市场解释能力得到了大的提高。
“以不同的视角看世界经济，会形成不同的理论。”也像瞎子摸象，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全面，但都能反映事物的某些方面，都算有些贡献。[1]新改革经济学研究试图通过搭建一个理论架构，来解释过去40年改革的成功密码，并为下一步深层次的改革提供洞见。它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集改革史、经济学、政治史、政党史、社会史、世界史于一体，有史有学、有理有论、有智有库。
新改革经济学是改革史又是经济学。对于中国而言，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革新或变法。初步统计，有文字记载的将近3000年的中华民族史中，大小改革变法将近百次，改革和变法从未停止过。历代学人记录、总结和探讨改革发展的规律和得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抵达纵深。”新改革经济学着重站在时间轴上对改革历史的纵深思考，以时空观对经济社会运行规律进行解构。此外，全球性、国家间、地区间以及学科内部的交流频繁，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创新性理论及时传入，可以为我国新改革经济学研究者提供更好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创造。熊彼特曾经说过，“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即历史、统计（也就是数据）和“经济理论”，这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经济分析”。改革经济学也力图这样做。
（一）改革是一部大历史
人类的发展史，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史。改革是一个国家及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世界历史上的改革，比较著名的如古希腊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古罗马塞尔维乌斯改革、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改革、恺撒改革、戴克里先改革，习惯法到成文法、公民法到万民法的改革；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714～741年）；1517年从德意志开始的宗教改革；1787年美国制定宪法，变革邦联制为联邦制；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罗斯福新政；以及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等。著名的改革人物，如“铁血宰相”俾斯麦和他的“铁血政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其对德国的贡献举足若轻，所以俾斯麦又被称为“德国的建筑师”“德国的领航员”。又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对日本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促成了日本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并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他最大的贡献是草拟了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并为实现日本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铺垫和努力，曾在戊戌变法时期前往北京访问，面见光绪帝和康有为，提供改革方针，是使日本迈入现代化国家、成为近代世界列强之一的功臣。
从亨廷顿的观点来看，在不发达社会当中，改革的特征并不是提高透明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而是迅速和突然，后者也正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改革的计划一旦泄露，势必激起那些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人的强烈反对，因此改革者只能秘密操作，从一个议题跳向另一个议题，而成功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社会内部信息的隔绝上。基于此，罗斯福新政或许是一个意外。在劳赫威看来，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之处至少包含了三点：与公民建立直接联系、奉行实用主义、建立在无视外部世界的孤立主义基础之上。罗斯福“炉边谈话”为其改革的推动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虽然罗斯福新政不是全部都成功的，但罗斯福政府注重实效的试验精神，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整整一代人对美国模式的信仰基础。赛亚·伯林评价称，“新政堪称一件权衡兼顾的杰作，它能够使个人自由……与最低限度但又必不可少的组织权威和谐共存”。
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大事件是英国议会改革，或者说是英国国会改革。19世纪的英国通常选择通过改革立法的形式来应对国家面临的难题。随着英国社会的迅速变化，原有国内改革法案等已完全不能满足发展要求。加之大多数改革倡导者都相信，现有的议会制度能够实现英国所需要的必要转变，英国最需要的是扩大公民选举权，基于此，英国颁布了《改革法案》。虽然《改革法案》最初的改革范围仅限于扩大公民选举权，但其对改革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让改革的执行有了法律依据，即有法可依。此外，从《改革法案》的立法到实施还提供了两个实践意义：一是当时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府都进行了数次尝试，想要通过无负面影响的选举权改革法案，但屡次以失败告终；二是英国的改革进程不成体系、不成章法。议会代表常常不得不考虑一些影响力巨大的选举人态度，如果现存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这些人的利益将受到影响，导致最终的改革方案往往都是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对此，卢梭指出，只有在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制定法律，并充分表达“公共意志”的时候，自由才真正存在。在一个小的国家里，这可以通过直接民主来实现，但在更大的国家里，一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对人民进行指引。不过，由于政府总是不断变得强大，因此人民应该定期地改变政府的形式，并更换其领导人。
日本明治维新西化的成功与彼得大帝主导的俄国西化的失败在改革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借鉴价值。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其通过改革的手段达到了革命的效果，日本的统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的本质特征，自愿并精心地开始了西方化进程。在接受外部理念时，其并未全盘照搬，而是在借鉴的同时力图保持日本的本质，内化为其发展之所需。但由于日本一直处于借鉴性和被动性的改革，其在前进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而彼得大帝主导的俄国西化改革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托洛茨基认为，落后国家通常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知识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亦步亦趋，重复历史上的所有阶段……当然，中间步骤不是绝对可以省略的。跳跃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能力。再者，落后国家在借鉴外来成就、使之适应自身较原始的文化时往往会使这些成就打折扣。因此，这种吸收过程就具有了自相矛盾的性质。他指出，彼得大帝引进了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方面的技术和训练方法，导致了沙皇制的强化，从而反过来阻碍了俄国的发展。对此，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俄国在某些方面的西化实际上有碍于全面的进步。强大的传统文化力量的抵制使得沙皇专制政府无法实行充分有效的西化。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时也必须实行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这是维护俄国的独立以及军事上与西方的均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由于沙皇政府不能容忍这种自由化，彼得的希律主义政策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动摇不定的敷衍。对比日俄的西化改革实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西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刻意、自觉地在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保持了平衡，而俄国却没有做好或者不愿意做好这一点。
南斯拉夫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铁幕”背景下世界范围内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具有创新性的大胆尝试的样本。南斯拉夫改革的初衷是决定实行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更广泛和深入的范围内进行改革，给传统的官僚主义模式再动一次手术。整个改革进程主要分为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三个阶段。南斯拉夫的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历程，一开始就受到了苏联的强烈阻挠、反对和制裁，然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抵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压力，坚持走符合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道路，在政治制度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了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南斯拉夫首先提出党政分离，废除党企合一、党包办一切的政治领导制度，冲击了经典社会主义中“党国”的传统观念。虽然南斯拉夫的改革最终以解体告终，但是南斯拉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创新，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并起到了巨大的借鉴意义。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激进式改革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影响。“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它们各自面临的特殊问题是什么，是体制经济分析和“过渡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因此，不能简单说这种改革是不成功的。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要辩证看待，不能绝对化，更不能简单厚此薄彼。在各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初始条件下，也许都是相对最佳选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单一经济改革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动荡。但是，这也使得很多问题和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累积起来，很多人身在其间却浑然不觉。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虽没有取得如中国这样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短期内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震荡，但通过综合全面整体改革，短短20多年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2]，且民生问题也处理得很好。
从中国来看，改革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从战国时期的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国商鞅变法；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清末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这些虽不乏“载入史册”的改革之举，结局却鲜有善终。这就更折射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在“世界级”体量层面解决“世界级”难题的改革，具有“史诗般进步”的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18位农民的红手印发端，并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利，事实上是开启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进一步对比分析中国改革与俄罗斯、波兰等转轨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改革与革命不同，应该是“不急迫，不强迫，不革命，也没有休克”。改革不是通过暴力手段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通过制度变革进行新的利益安排，构建新的权利和财产关系，所以，其本质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所以，改革的核心是利益，没有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不是真改革。现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把发展问题、一些社会建设事项也放到改革这个筐子里，凡言必改革，其实是一种改革的“语言腐败”。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体改委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就是由于体改委是一个新的部门，没有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但体改委取消后，对既得利益的重要制约没有了，各部门可以自行制定“改革方案”，“深化改革”也就很容易变成一些部门重新攫取权力的借口。[3]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坚持新古典主流派立场的学者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制度变革，至多不过是出现某种制度混合或“杂交”，其经济增长主要是来源于“人口红利”、农业经济转型以及出口导向拉动等工业化特定阶段上的资源与政策因素。其中也有人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沿袭了东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因而其经济绩效并未反映出“中国特色”，相反，恰恰证明了新古典学派关于体制转轨趋同的思想。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虽然不否认这种改革的成效，但是对于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持久性表示怀疑，对于中国体现渐进改革特色的各种非正规的制度安排［例如农民土地承包权、乡镇企业等被称为“准私有”（quasi-private）或“半公有”（semi-public）的产权制度］难以理解，甚至视为“半生不熟”（halbbaked）的变革。这些半生不熟的论述和观点都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缺乏理解。但毫无疑问，正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和悟出的东西，恰恰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秘籍——实用主义下的包容性改革哲学：不管黑猫白猫，融合中方西方，协同市场政府，融合制度技术，引进外资外智，让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元素各安其位，形成各种元素相互抵消缺点而又彼此激荡优势的叠加优势。它不只具有改革史的贡献，更有助于西方经济学借由中国这块世界上最大的改革试验场来创新和重塑。它是诞生新的改革哲学的沃土，是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改革主义的滥觞。
认知的深度来自历史的视野，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大局观。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被称为中国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新的长征。从大历史观出发，中国改革史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改革史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改革史”学科范式基本构成，社会改革作用、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成败规律等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发展。[4]由于改革史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众多的改革人物、频繁的改革运动、丰富的改革内涵。这三大要素构建成丰富的改革历史文化资源，使改革史有足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顾奎相等已提出，改革史有资格、有条件与前述各门专史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二级学科。
把中国改革放在大历史观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提出过三个30年的观点，认为我国现任领导人在做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的今后30年的战略布局。其实邓小平早在1985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也就是，至少要看70年。体现了一种改革史的纵深感。经济学家田国强也指出，长治久安必须有历史纵深感：通过追潮前史、立足现史、放眼后史来深度透视中国改革及其未来。也就是，愿景、目标的长短决定基本制度的顶层设计。只着眼几年，乃至30年、50年、70年都远远不够，至少必须着眼于200年，甚至更长！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更有意思的是，人们可能也没有太注意的是，中国没有一个朝代强过200年（基本到不了200年，即使超过200年，要么就是两个朝代，如东汉西汉、北宋南宋，要么后面就弱下去了，如明朝、清朝）；而英国自“光荣革命”强了320多年，美国自建国强了近240年，为什么还看不出任何明显的衰败信号？着眼于3年、5年，抑或30年、50年、70年，乃至200年，盯住的是短期目标、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其所对应的改革措施、方式可能大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这是由于目标的长远和大小决定顶层设计，决定改革的具体举措，从而决定改革的路径和过程……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认为的，在这场历史性的赛跑中，制胜点并非雄心与抱负，而是将实用主义贯彻始终；另外，增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威信的最可靠手段是提升经济指标。现在，关于中国改革的成功秘诀的研究无疑还在深入，而由于中国的全球地位，其他国家可能进入自己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甚至被英国一位学者称为“一个伟大的全球学习”过程。[5]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价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历史学家钱穆说，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而把历史作参考，最有价值的就应该是中国的改革史。尤其是如马丁·雅克的《大国雄心》所说的，随着西方化热潮的远去，世界已不再只依据西方规范研判一国的文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中国，作为开自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行者，已经能够融入世界体系并领导全球新秩序的重塑。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时代的转变，即从改变历史转向引领未来。而只有未来才能改变过去。
中国的改革史恰恰就是这样，它不仅观照过去，更面向未来，不仅是过去的改革史，更是未来的改革史。反证钱穆“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的论断，中国改革史的最大价值就是它的生命性、系统性和未来性，它不计较得失，而只关注长成；不停留在过去，而更在意长远。它有多个侧面，包含着丰富的制度因子。因此，它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开启，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
（二）改革学再认识
与如火如荼的改革相比，改革学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无论从历史的意义还是现实的需要看，它都应该是一门显学，一片预示着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新蓝海。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改革试验场。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大批先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进行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进而形成了当代世界最令人瞩目的一次新的体制大转型浪潮。这次新的体制大转型，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社会的部分区域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不成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实验之后，重新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回归运动。同时，它也是继近代史上第一次制度大转型之后约300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制度大转变。几乎与现实中的体制转变相同步，当代经济学界兴起了转轨理论研究的热潮。
围绕改革学，国内已经开始了一些研究并有相应的著作出版。相关研究也提出诸如改革对象论、改革性质论以及改革主体论、客体论等多达20个方面的论点，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统一，并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当然从一个学说建构的要求看，也有体系严谨、逻辑主线鲜明的特点。但同时，由于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对更加学理性的深入探究还明显不足。事实上，改革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概念层面的，更重要的是改革学的模型和架构，以及规律的提升。通过改革学，研究和总结中国经验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尤其重要。但中国经验不能局限在仅自己可以驾轻就熟，若中国经验只停留在经验层面，那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失去指导意义。而现下的中国没能讲好中国故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没有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如果只是经济强，而没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作为学理支撑，这种经济不可能走得更远，经济的强盛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同样，中国4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可以看作中国2000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而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6]。“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中国亦不例外。如何在瓶颈和危机中主动寻求突破口，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决定中国未来改革最严峻的命题之一。”不管是为了让世界能够认知真正的中国，还是为了中国未来改革的成败，正逐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中国，都急需一个具有高概括性、系统性、前瞻性、普遍适用性和易理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理性认知自己，并与世界对话。
正如钱穆所说，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这种配合无不体现在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全方位学习的能力：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中国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这些配合或学习，最终都汇聚到一点，那就是市场。市场是改革学的焦点，是改革学的考题。就像对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张五常有个形象的比喻：“处理私产有形之手要考市场之试”，人民公社的失败，就是因为干部不需要考市场之试，而今天县际竞争的成功是因为县干部一定要考该试——考土地使用的市场之试——不及格不会有奖金或会被革职。改革学的关键是立足改革的真实历史，洞察主观与客观、制度与转轨、效用与成本之间的一种博弈，或者如张五常所说的，在资源缺乏的竞争下，适者生存是收入极大化的证据。当年科斯在其“科斯定律”中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让张五常抓住了他的大错——没有任何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不需要有。市场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或较为广义的制度费用而出现的。继而提出说，交易费用愈高，愈要有权利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
改革学也具有政治学的含义，但我们更多地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把改革放到转轨经济的领域，进行制度层面的研究和分析。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当代转轨理论也与其他经济学分支（诸如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发展经济学等）存在着紧密联系，它与这些领域的研究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与“大爆炸”战略不同的渐进主义改革主张，则反映了市场经济是一套制度体系的基本理念。正因为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套制度体系，它的构成要素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整地建立起来，所以才有渐进式改革的战略主张。因此，不能将所谓“激进”与“渐进”之争单纯理解为速度快与慢的问题，那样将会流于表面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学者大多认为，传统计划经济缺少的不仅仅是价格机制，而是一整套市场制度体系。对于建立市场制度体系的目标而言，单纯放开价格、实现自由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复杂的制度建设。这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游戏规则；二是实施机制。游戏规则的任务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适合市场交换的制度环境，后者的任务是具体构造与这一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各种治理机制。因此，改革不能以“搞对价格”为重心，更不能仅限于此，而应当以“搞对制度”（get the institutions right）为中心。“搞对制度”的本质含义在于通过完整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实现激励相容或“搞对激励”（get the incentive compatible），它不是任何单一改革所能完成的。比如，在没有其他相应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单独推进企业私有化改革，即使明晰了产权（get the property rights right），也不能实现激励相容。所以，虽然“大爆炸”的政策处方中也包括了企业私有化，但是它与强调制度整体建设的政策主张中所包含的产权改革，仍不可同日而语。
从科斯关于中国改革的角度看，中国转轨实践的发展加深了经济学家们对于制度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他曾说，讨论交换过程而不说明它的制度框架，是毫无意义的。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当今东欧已经变得水晶般清晰”。欧洲银行出版的转轨报告在总结前10年的转轨经验时也明确指出：“转轨的核心教训就在于，如果缺少支持性制度，市场将难以健康运行”。而美国历史学家诺曼·里奇也认为，应对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就要对已有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进行长远意义的修订，简言之，就是改革。里奇强调，改革的动力源于人们相信社会能发展、人类能进步。改革并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但相较而言，发动革命将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人们常常更愿意以合法手段而非革命运动达成目标，通过有序、合法、合同的方式进行整治和社会的变革。所以，就经济发展而言，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晚近的发展经济学，始终都在探讨实现经济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经济学恒久性主题之一。
当代转轨理论是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的角度来考察制度与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众所周知的原理，而且还揭示了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复杂影响：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从“差”制度向“好”制度转变可能会导致经济出现或长或短的衰退。不同学者针对转轨过程显现出来的制度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解说，将不仅有助于深化制度研究，而且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约束特点以及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互动关系。当代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中国是当代最先启动体制转轨的国家之一，而且就人口、幅员方面来说也堪称世界最大的转轨经济体。然而，由于我们特殊的改革方式，中国的转轨最初在以欧洲为重心的西方转轨经济学中并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只是随着中国转轨以来经济长期持续地保持高增长的局面，与东欧等转轨国家形成了明显反差，才日益引起转轨经济学家以及多个流派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关注，并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
改革学除了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外，还有一种文化学的意义，而要破译中国改革成功的密码，改革文化和改革精神层面的提炼必不可少。如果从核心价值观点层面看，改革就是中国这40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的核心。改革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市场的交汇和资金的流动，更是不同思想、文化和文明的碰撞和融合，是一种文明的升华。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段关于“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的堪称天才的论述：同时代文明之间的接触并不是文明与文明发生接触的唯一方式。当一种已经死亡的文明在一场“复兴”中又恢复了生机时，现有的文明也会与之发生接触。“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不应仅限于希腊文化在意大利的“复兴”。复兴是许多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人似乎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看作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再生。但是，一个幽灵远不如一个活生生的存在重要。如果我们考察这些制度、思想和艺术的人为复兴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一个社会接受旧事物的复兴，而不是去寻求一种新的创造起点，这个文明本身产生的天才就会被扼杀。
中华文明中有着深厚的改革文明的复兴基因。汤因比认为，虽然不断经历着改朝换代，不断动乱，但这种文明的连续性注定中国模式将是人类社会的最终模式。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同姓氏的王朝，文明的本源却没有中断。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冲突，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是一种新的社会对一种旧的社会的代替，是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国的王朝更替是对旧王朝的批判继承，对自身的完善发展，这种局面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文明越来越先进，所以才会促使中国从原始社会步入奴隶社会再进入封建社会，最后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改革哲学与智慧。这种改革哲学让我们认识到，国家政治领导是国家利益的受托者和首要负责者，其对人民的正确呼应和引导一方面取决于政治才能，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一味地全盘接收和复制模仿的实践只会走更多的弯路，并有可能因无法避免地走进死胡同而无路可走。并非置之死地定能后生，在汲取他国优秀经验时也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或许，只有寻找和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路径才是快速发展的唯一捷径。中国的改革实践和文化传承了“漩涡生长模式”，“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通过不断总结和吸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成功或是失败的经验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也促使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逐渐扩大。每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或许都有其历史、社会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但也充分反映了一点，“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改革的遵循绝非于任何历史片段中就能得到充分实现，然而通过研究历史上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改革实践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革力与改革关系
改革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突破“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个禁区，明确肯定了社会改革的历史作用同社会革命一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改革力”与“改革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改革就是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体系建构的第一能力。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并获得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而改革力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或者说是生产力的本质，它要求人类不仅要改造自然，更要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在这种改造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就是改革关系。改革关系是第一生产关系，它将重塑政党关系，重塑政府职能，重构社会发展轨迹。目前学界也已经有关于第一生产关系的研究，但仅仅把第一生产关系定义为知识经济背景下围绕脑力劳动者地位提高，科学技术参与分配过程中的所谓知识资本占有制这样的第一生产关系，由此而提出要努力调整和改善第一生产关系，例如建设学习型社会，保护知识产权，分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等。但第一生产关系绝不是技术层面的所有和分配的关系，而是变革、转型和高水平发展的关系，正是通过这个第一关系，才能带来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创制性和颠覆性的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改革力和改革关系是国家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在改革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向完善发展、进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调整，最核心的内容和最本质的表现就是改革力和改革关系的调整，就是通过改革实现“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从根本上说，改革要想获得成功，也必须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映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方向。对改革关系的调整和改变解放改革力，也就是起到了推动改革力发展的作用。
改革力与改革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重要内容。并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和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较为安定的有利环境，使国家得以发展强大；二是发展和完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如国家行政制度、选官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通过改革使社会思想理念和文化意识特别是民治政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改革力作为第一能力，和改革关系作为第一关系同等重要。这种重要性表现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革命。改革与革命都是社会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式，仅仅是方式的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也就是说，两者的目的、意义是相同的，其不同只是行为的主体不同、发生的条件不同、进行的形式不同、时间的长短不同等。这两种方式是交替进行的，却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也互为补充的因果关系。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认为，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替代品。改革相对来说不彻底、温和、范围有限。改革要面对的情况远比革命复杂，要在对立中达成平衡，难于革命在对立中击败一方，建造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改革失误，更要避免改革被扭曲。
当然，改革力作为一种力，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拳挥出，打倒一片，相反，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妥协。既不宜全线出击、暴露全盘意图，树敌太多，也无法有力积聚变革的力量。改革者会招致反对一方的敌视和受益方的不热心；改革一方面会改善现状，另一方面也会暴露政府的软弱，尤其是政策改革。而革命会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进行改变，这是社会的根本，而起义、造反只会改变领导权等，触动不了一个社会的根本。事实证明，改革确实不总是能解决问题，改革失败也确实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在此，我们就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改革扭曲机制的形成原因，发现社会结构与改革扭曲机制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结构总是先于体制定型，而这个结构一旦先于体制定型之后，改革的逻辑往往容易被异化，结构会反过来左右改革进程。这种结构的定型包括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等。
从理论上看，一个社会要不因发散而失序，必须收敛于自己可以站立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框架。[7]而这个框架就是要通过新的改革关系最终稳定下来。因此，革命成功了伟大，失败了壮烈，归宿于改革关系最终的完善和妥协。这也是改革与革命最主要的不同。改革力通过改革关系完成利益的协调和目标的协同，确保有妥协的前进，包括承认保护和转化既得利益。就其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它积累变迁的意义而言，这也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改革关系就是旧有生产关系的延续和复制，相反，正是从第一关系的角度看，改革所形成的新的改革关系，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或者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力量的，包括一系列新的创制性的制度安排和植入性的法律、规范和政策的形成和确立。例如，吴敬琏就曾分析认为，表面看，“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但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在这方面，樊纲已经断言：改革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非帕累托改变”。而张五常也强调：“交易费用愈高，愈需要有权利界定才能达到资源效率使用的效果。”这可以被视作改革这个“硬币”的两面。任何成功的市场经济体都需要足以支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高效政府作为基础。对此，有学者借用“政府能力”（statecapacity）一词来代表三种类型的政府功能：①选择和应对公众的共同需求的集体服务能力；②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生产支持能力；③筹集政府运转所必需的资金的财政收入能力。对任何时点而言，这三个方面的共性在于，现有的政府能力影响着政府能够有效采取的政策行动。例如，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多税收，现任政府可能不得不改进税收制度，增强财政收入能力，那么一般说来改革将是顺利的，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因为这时的改革过程属于“帕累托改进”（现实中的某些具体改革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被视为“帕累托改进”）。但问题在于一般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经济体制改革实质就是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说是通过形成新的改革关系调整和形成新的利益关系。在这当中总会有人受到一定的损失，而不是只有人获益而无人受损。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体制变革，一部分人将失去在旧体制下的种种既得利益，既包括权力、地位、特权等少数人才有的既得利益，也包括“铁饭碗”“大锅饭”等相当多数人都能获得的利益；若一个人失去了这样的既得利益，又不可能在新体制中获得相应的替代物，发生了实标收入水平的绝对下降，他就会反对改革。二是由于改革虽然最终说来能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获益，但大家最终获益的相对多少是不同的；即使所有的人收入绝对水平都没有下降甚至有所提高，但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的人在社会收入结构中，与他人相比，收入的相对水平下降了（或者“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他们也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损失，也会反对改革。第三，即使把“补偿”的因素考虑进来，人们可以用改革所带来的高额收益对受损失者进行一定的补偿，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首先是由于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补偿”，一直补偿到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都不变。因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补偿，利益关系的格局事实上没有发生变化，改革也就根本是一句空话，可以视为没有发生，或者说只是一种“假改革”。其次即使只进行绝对（实际）收入水平的补偿，由于改革总要有一个过程，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使得人们不可能用未来的收益来对在当前改革中受到损失的人们进行及时的补偿（或者说无法进行及时的“赎买”）。这可以视为“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相对利益关系变化所引起的特殊问题。对于那些“期望寿命”较短的人来说，可能只有投入，而没有获益，对他们来说，改革只是一种“非帕累托改变”。这正是蔡昉所说的，从“帕累托改进”到“卡尔多改进”，前一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接下来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使整个社会的情绪化状态转变为理性化状态，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状态。
（四）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
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一直是中国哲学争议不止的无解之题。与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改革要做的不外乎也是这两件事：认知和践行。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实践，但更是一项伟大的认知，引领它的是改革学这一正在成为科学的理论。
对中国40多年的经济改革全过程进行鸟瞰，或者再放眼到更早些即从1956年开始提出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算起的话，这已经是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探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多样的改革穿插错落地进行。吴敬琏根据每个时期的主要改革措施，把中国的改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①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②1979～1993年增量改革；③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逐步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从2012年开始的改革新时代，改革全面渗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改革由手段转变为目标，由技术转变为制度，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政府与市场有机协同的新改革经济制度。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学家围绕经济制度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苦的理论和思想探索。吴敬琏谈到的他的老师顾准，就被称为“中国改革理论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做出决策。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在争论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思路变迁，包括价格调整、价格放开等的提出等。而对“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而紧随其后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如马洪等就提出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的主张，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诺斯、张五常教授等）的观点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这场变革朝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产权理论），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诱致性制度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县际竞争激发了地方政府活力（县际竞争理论），其间文化等非制度因素也发挥了支撑作用。另外，很多西方主流的尤其是采取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的学者也十分珍视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就。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其特定条件下是成功的，尽管它与通常所认为的标准经济理论模式相距较远。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演进与实验主义转轨思想。这种情况恰恰表明了体制变迁过程的多样性，更应该引起当代转轨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讨。因此，中西方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来对中国的转轨实践加以理论化总结，包括像钱颖一、许成钢等一些著名海归学者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40多年单一的经济改革已造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是当前许多弊端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根源，但这些人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是既得利益者，成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单一经济改革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公平严重不足，广大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阶层对当前社会严重不满，许多人甚至将问题归结为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从而很难形成改革共识，也很难平衡好分权和集权的关系。因此，现在亟须引进新的理论，来满足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新改革经济学就是试图在一些问题上回答现实中国的问题。比如后面内文中将讨论的改革的效用问题、特定时期的渐进（激进）式改革与攻坚时期的增进式改革（改革利益再平衡）问题等。
新改革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中国延续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确是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同期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的原因，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从而搞对了激励。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正如经济学家华生所言，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得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它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8]华生给出的是一个“四轮驱动”的改革学解释：第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第二，坚定而又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第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和土地供给。第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但更重要的还是解脱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这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当然，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解放思想不是说可以怀疑和否定一切，而是有边界和底线的，华生说，这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让一些人很困惑和失望的事情。
改革经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和标准。改革经济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理论和基础。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中国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一个大国的发展。这里，给人类心灵和智力带来更大震撼的，也许不仅仅是中国发展本身，而是中国发展的方式和路径。而作为对这种方式和路径研究的新改革经济学，就是探究中国发展之谜、震撼之源的不二优选。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捆绑中国未来命运。它不仅成就了中国之发展，也将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探索中国的改革历程，继而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既帮助中国全方面总结和反思，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也将有利于世界认知和解读中国。当今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新的理论体系，应该要能代表中国面向世界。新的理论体系，既要有助于把中国故事讲好讲透讲全面，也要确保别人能够全面且准确地听清听懂听明白。当然，我们不一定非要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写进美国教科书。新改革经济学理论还在路上，还需要加快建构和完成我们的体系，更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1] 黄有光：《经济学何去何从？——兼与金碚商榷》，《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2] 田国强：《中国改革的未来之路及其突破口》，《比较》2013年第1期。
[3]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新金融》2013年第8期。
[4] 顾奎相、陈涴：《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5] 凯里·布朗：《为何中国1978年改革对2018年的世界其他国家如此重要》，《参考消息》2018年12月6日。
[6]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7] 华生：《现代化加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13日。
[8] 华生、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中国奇迹的源头与动力何在？》，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3524？archive，200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