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在多元化的美国文学中，根植于美国南方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南方文学是其重要流派。南方文学于三百多年前逐渐形成，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空前繁荣，形成一个成果丰硕的文学流派，产生了以威廉·福克纳为首的一大批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家。除了被公认为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人物的威廉·福克纳之外，美国南方文学因为优秀的女性作家层出不穷而备受瞩目，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凯瑟琳·安·波特、佐拉·尼尔·赫斯顿、尤朵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等。她们创作的立足于南方地理、文化和文学背景的南方女性文学，以独特的主题和艺术特色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其他南方女性作家一样，凯瑟琳·安·波特文学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她得克萨斯州的南方家乡。但是和其他同时代南方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她的文学创作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她一生丰富动荡的经历。波特的一生可以明显分成两个阶段：头二十三个年头是在南方文化气氛浓厚的家乡得克萨斯州乡村度过的，剩下的年头是在外出游历中度过的。1890年5月15日，凯瑟琳·安·波特出生于得克萨斯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印第安河市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她是这个拥有南方文化传统的家庭的第四个孩子。波特家族原本富裕，但是内战之后，和许多南方贵族家庭一样，家道逐渐衰落。母亲死后，波特的父亲和祖母共同承担起了抚养她和其他孩子的责任。波特的学校教育在她十五岁的时候结束了。十六岁时，富有反抗精神，同时迫切希望得到经济和感情安全的波特匆匆地和家境富裕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职员约翰·亨利·孔茨私奔并且结婚。1915年，结婚九年的波特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之后，波特开始在美国、墨西哥、德国和法国广泛游历。这些经历，尤其是她在墨西哥和德国的岁月为她的写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背景材料。1936年，波特在阔别家乡多年之后回到得克萨斯。这次回乡为她一系列的关于南方文化和自己童年生活的小说提供了素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早期，已经得到当时的美国文坛认可的波特仍然坚持写作。1962年，经过前后大约二十年的努力，波特出版了一生中唯一的长篇小说《愚人船》（Ship of Fools）。但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消耗了作者大量的精力，之后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1980年9月18日，波特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家疗养院里去世，终年九十岁。
凯瑟琳·安·波特作品数量不多，但是以高超的艺术成就著称。波特一生只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二十六篇中短篇小说——收录于四部小说集中。这四部小说集分别是《开花的犹大树和其他故事》（“Flowering Judas and Other Stories”）（1935）、《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和其他故事》（Pale Horse,Pale Rider and Other Stories）（1939）、《斜塔和其他故事》（Leaning Tower and Other Stories）（1944）、《旧秩序：南方故事集》（Old Order:Stories of the South）（1955），长篇小说只有《愚人船》（1962）一部。从作品背景上看，她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作者1920年到1921年在墨西哥的经历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包括《玛丽亚·孔塞普西翁》（“Maria Concepcion”）（1922）、《殉道者》（“The Martyr”）（1923）、《少女维奥莱塔》（“Virgin Violeta”）（1924）、《开花的犹大树》（“Flowering Judas”）（1929）、《庄园》（“Hacienda”）（1934）。这些小说描写了墨西哥的社会革命、印第安原始文化和旅居墨西哥的西方人的生活。第二类是以作者自己在南方家乡的童年和青年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多数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些作品包括一个由七个短篇小说组成的系列小说《旧秩序》（“Old Order”）、中篇小说《老人们》（“Old Morality”）和《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Pale Rider”）。这一系列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作者的第二自我米兰达·盖伊。第二类作品还包括讲述生活在美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其他贫苦白人的故事的小说，包括《中午酒》（“Noon Wine”）（1936）、《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1929）、《绳》（“Rope”）（1928）等，这一类小说是波特作品中的精华，也是美国短篇小说中的名篇。波特的第三类作品是以纽约和新英格兰为故事背景创作的小说。《偷窃》（“Theft”）（1932）描写了一个在纽约这个大都市苦苦挣扎求生的女评论家的故事。《破碎的镜子》（“The Cracked Looking-Glass”）（1932）讲述了一对年龄相差三十岁的夫妇的婚姻故事。《一天的工作》（“A Day's Work”）（1940）讲述了大萧条时代生活在纽约的一对贫穷爱尔兰夫妇的痛苦生活。波特关于德国的小说构成了她作品中的最后一类，包括短篇小说《斜塔》（“Leaning Tower”）（1941）和她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愚人船》。前者通过一个敏感的美国艺术学生查尔斯的视角描写了1931年德国极端民族主义横行和仇外的社会状况。后者通过一艘驶往德国的客船上的各色旅客的故事探讨了人性善恶、西方社会的堕落等宏大主题。1921年，波特还以M.T.F.之名出版了根据一位和中国学生结婚并随夫去中国生活的女人的手稿创作的小说《我的中国婚姻》（My Chinese Marriage）（1921）。同时，波特还从事诗歌创作，1996年，著名的波特作品研究专家达琳·哈勃·昂鲁将波特创作的所有诗歌共计三十二首汇总在一起，出版了《凯瑟琳·安·波特诗集》（Katherine Anne Porter's Poetry）。波特的作品还有散文、文学评论等，这些作品有些被收录在《凯瑟琳·安·波特散文集及其他》（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1970）、《凯瑟琳·安·波特早期未收录文集》（Uncollected Early Prose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1993）中。1922年，波特出版了《墨西哥大众艺术和手工艺术概述》（Outline of Mexican Popular Arts and Crafts）。波特最后的重要作品《永远不会结束的错误》（Never-Ending Wrong）（1977）是对自己参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萨科—范泽蒂案件抗议运动的回忆。[1]
短篇小说被公认为波特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早在1939年第二本小说集《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和其他故事》问世之后，她就被一些评论家，如保罗·罗森菲尔德称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成为由霍桑、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领军的伟大作家群中的一员。[2]1964年，波特将自己之前出版的全部短篇小说集结成《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集》出版，两年后该书为波特赢得了全美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67年，波特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金质奖章。这些都是对波特文学成就的肯定。
1930年以前，熟知凯瑟琳·安·波特的只是一小部分美国读者。但是，同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犹大树及其他故事》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她的读者群也进一步扩大，波特为自己在二十世纪美国作家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以此为契机，波特研究也随之开始发展。1940年春季号的《斯旺尼评论》刊登的洛德维克·哈特利的文章《凯瑟琳·安·波特》是第一篇波特作品的学术研究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现说明波特及其文学作品已开始成为评论家的研究对象。之后，对波特的评论逐渐发展，出现了各类评论文章和专著，还有对波特未出版的散文、小说和通信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早期的凯瑟琳·安·波特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的文风和艺术成就上。上面提到的波特作品的第一篇学术评论——哈特利的文章《凯瑟琳·安·波特》就是对波特写作艺术的评价，文章称赞了波特对细节的高超把握，认为“在同时代的南方短篇小说作家中，波特女士鲜有对手”[3]。刘易斯·甘尼特称赞波特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保罗·罗森菲尔德认为波特的艺术成就可以和霍桑、福楼拜、亨利·詹姆斯并驾齐驱。[4]1946年，查尔斯·艾伦在研究了波特刻画人物的复杂因素后认为波特对人物的刻画使她可以和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抗衡。格雷姆·格林说波特的小说是继早期海明威之后最优秀的。[5]作为一个优秀的文体家，波特赢得了新批评派的两位大师罗伯特·佩恩·沃伦和艾伦·塔特的青睐。沃伦认为，波特用纯正和准确的英语写作，她的许多作品在现代小说中都无法超越，她属于数量相对较少的那一群作家——“他们在短篇小说领域做着严肃、持久、有创新性的和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群艺术家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舍伍德·安德森、厄内斯特·海明威和凯·博伊尔”[6]。现在，波特已经被公认为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体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学评论界对波特作品的研究和评论的重点是为波特多样的作品寻找一个适宜的、统一的主题。小哈里·约翰·穆尼的《凯瑟琳·安·波特的小说和评论》是第一部研究波特的小册子。穆尼认为波特的小说除了《破碎的镜子》之外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可怕困境”[7]。大约同一时期，出现了几篇研究波特的重要文章，查尔斯·艾伦认为波特作品的主题是，当身体和社会需求不停地被拒绝的时候，人们“不断发展的对生活的背叛”[8]。查尔斯·卡普兰认为“波特作品中的中心理念是真理”[9]。詹姆斯·威廉·约翰森是第一位正式提出研究波特作品中的统一主题的评论家。他的文章《重新审视凯瑟琳·安·波特》列出了波特关注的四个主题：个人与其遗产的关系、文化错位、不幸的婚姻和人类注定灭亡的命运。[10]乔治·格林的《硫磺与玫瑰：凯瑟琳·安·波特笔记》认为波特所有的短篇小说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不安的挑战。[11]威廉·L.南斯所著的《凯瑟琳·安·波特和拒绝的艺术》对波特的作品进行了主题研究。南斯认为“拒绝这一主题是凯瑟琳·安·波特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12]。他分析了波特几乎所有的小说，并且宣称波特的人物都努力地想逃出虚伪、家庭生活甚至生存本身令人厌烦的压迫。约翰·爱德华·哈代的《凯瑟琳·安·波特的小说》指出罪恶和腐败是波特小说的主题。[13]
评论界对挖掘波特作品统一主题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波特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益普遍的跨学科研究也进一步融入波特批评和研究中。黛布拉·莫德尔莫格的《凯瑟琳·安·波特小说里的司法公正》把司法理论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研究了波特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公正的关注。但是，波特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进步出现在两个领域：波特传记和女性主义研究。
凯瑟琳·安·波特的作品大多带有自传性质。波特自己也经常谈起她的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紧密关系。她的小说和她亲眼所见的事，所认识的人，以及个人经历紧紧相连。1936年，她在一篇笔记中这样描述她的写作过程：“我所有的经历似乎只是回忆……千万次的回忆融合、协调，围绕一个中心主题自行安排成一个连贯的形式，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小说”[14]。所以波特的生活经历对于任何对波特有兴趣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为波特写一本具有权威性的传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波特自己透露出来的生活经历经常是经过自己美化的，有些甚至是故意编造的，有些事实又被她隐瞒了起来。过去三十年来，波特传记的写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82年首次出版，1991年修订重版的琼·吉文纳的《凯瑟琳·安·波特的生活》被公认为目前为止最好的波特传记作品。这部传记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波特作为一个女人和艺术家的一生。更重要的是，这部传记根据存放在马里兰大学的波特的亲笔手稿和大量的采访记录，破除了关于波特生活的一些神话，最大限度地重新建构了她的真实生平。这部书最重要的成果是，它破解了波特本人早期写作生涯中精心编织的，直到去世前仍然延续的关于自己的神话，从而揭示了这位为“女性和作家两种不可调和的角色”[15]感到不安的女艺术家的多重性。
继吉文纳这部优秀的传记之后，又出现了一部优秀的波特文学传记《凯瑟琳·安·波特的艺术发展：原始主义、传统主义和极权主义》（1993），作者是小罗伯特·H.布林克梅耶。和吉文纳的《凯瑟琳·安·波特的生活》不一样的是，这部传记深入研究了波特在其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不停变化的文学视角和价值观体系。该书认为在波特生命的各个时期，她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有时候她在同一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她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反对教皇，有时候她又是左翼激进分子，同时又是种族隔离主义者，既是不受约束的我行我素的艺术家又是正统的南方淑女。布林克梅耶研究了这些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以及这些体系对波特作品的主题、形式和结构的影响。布林克梅耶将波特的文学生涯分为三个阶段：“二十年代波特对墨西哥抱有特殊的感情，二十年代后期及三十年代波特重新发现得克萨斯文化传统，重新接受自己的南方文化身份，三十年代以及此后的她则一生恐惧和憎恨极权主义。”[16]第一阶段，波特生活在墨西哥，认为原始主义是建构自我和艺术的有效途径。第二阶段，波特重新发现自身的得克萨斯文化痕迹，重新审视南方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第三阶段开始于二战期间，成熟于漫长而困难的写作长篇小说《愚人船》的时期。布林克梅耶认为由于波特决心完成一部宏大的、可以成为自己杰出代表作的作品，因此过于沉溺于反对极权主义、反对美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压迫，结果反而使《愚人船》过于沉重，损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布林克梅耶的这部传记重新研究了波特的几乎所有作品，并且运用了大量出版和未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和信件，同时还运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阐释了波特的艺术想象，是波特研究领域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对于每一个对波特的作品和她的宗教、哲学、政治、文化思想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是十分有帮助的。在这部著作中，和吉文纳一样，布林克梅耶也认识到波特陷入了想要同时成为“‘一个文学的圣者’和‘富有魅力的女性’的两难境地”[17]。
波特传记领域的第三个重要的成就是詹妮丝·斯道特的《凯瑟琳·安·波特：时代的感觉》（1995）。这是一部波特的思想传记，重点研究了波特一生中对各种各样社会政治事件的反应。斯道特认为波特有哪里有大事件，她就在哪里，并积极参与的本领，从一战的流感疫情到抗议处死尼科拉·萨科和巴托罗米欧·范泽蒂的示威游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墨西哥革命到希特勒的崛起，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七十年代反对空间计划的实施，都是这样。这部著作还研究了这些政治事件对波特的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波特的思想“自由、固执、叛逆”[18]，经常代表着那个时代最激进的思想。
2005年，达琳·哈勃·昂鲁出版了《凯瑟琳·安·波特：一个艺术家的一生》一书，对波特生活经历和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了更新、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对与波特相关的公开记录和作家的个人信件进行了深入挖掘，尤其较为忠实地揭示了波特的家庭背景、婚姻和爱情。这部传记的价值在于其对波特生活经历的叙述帮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观察波特的生平，帮助波特研究者回答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昂鲁对波特在得克萨斯岁月的详细描述使我们了解到波特二十世纪头十年的生活状况。这部传记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一生，也是一位不断成长发展的艺术家的画像，读者也可以从这部著作中了解到童年和青年时的经历对波特的艺术生涯研究的深刻影响。
其他关于波特生平和文学生涯研究的著作还有詹姆斯·T.F.坦纳的《凯瑟琳·安·波特的得克萨斯传统》（1991）和马克·巴斯比和迪克·希博林编著的《从得克萨斯到世界与回归》。这两部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根植于波特南部家乡的艺术源头和她在世界冒险的丰富资料。这些传记有这样一个共识：凯瑟琳·安·波特一生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接受、反对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但是她的思想和文学根源永远在她的美国南部家乡。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开始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波特的作品，虽然波特一直很反感被称作一位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赫尼西认为米兰达系列小说是一部成长小说，而米兰达则是现代女性的代表。芭芭拉·哈瑞尔·卡森认为米兰达系列小说讲述了米兰达“从家庭、传统、习俗和不愿争取独立的无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过程”。[19]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波特的女性主义研究继续发展。简·克劳斯·德莫伊的著作《凯瑟琳·安·波特的女人们：波特作品的视角》是一部从女性心理学角度研究波特作品的优秀著作。这部著作认为波特小说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波特小说关注的是女性和她们生活中的心理和身体体验，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德莫伊认为波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就像她们的创造者一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羁绊里。她们想要得到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感，但同时向往独立和自由。当她们不能解决这个冲突时，就在身体和心理上退出个人关系。德莫伊认为波特作品中的性爱和婚姻经常和失去自由、生孩子以及死亡联系在一起。这种对爱和身体心理死亡的苦涩关系的理解使得波特的女性人物最后都像《愚人船》中的玛丽·特蕾德韦尔太太一样：孤单、独立、总是一个人，却是自由的。德莫伊运用女性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发现了波特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也发现了波特作品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契合点。印度学者凡莎丽研究了凯瑟琳·安·波特作品的女性意识。在《凯瑟琳·安·波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一书中，凡莎丽研究了波特的作品是如何揭示决定人类行为的潜藏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思想过程的。凡莎丽认为波特的小说是女性的传记，并且研究了波特作品中再现的各种各样的女性体验，如矛盾、似是而非、伤痛、沮丧等情感。最后，该书得出结论：“波特和沃尔夫一样，违背带有自我意识的哲学优越感的男性传统，而转向关注女性模糊的、被边缘化的世界。”[20]
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波特作品进行女性主义解读的著作是玛丽·提多斯的《凯瑟琳·安·波特的自相矛盾的艺术》（2005）。以马里兰大学存放的一些最新发现的材料和波特很多未曾发表的文章为素材，提多斯用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对它们进行了分析。该书的目的是揭示波特自身在性别问题上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提多斯选择了波特一篇未曾发表的短篇小说《公主》（The Princess）作为代表性文本来分析波特小说艺术中的自相矛盾这一特点。她写道，“在波特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她不停地探索女性创造力、女性母性传统、浪漫爱情和生理性别身份之间的关系，这种探索通常是敏锐的，也时常带着痛苦的自相矛盾”[21]。
中国学者对波特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家屠珍在1981年第11期《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当代美国风格典雅的女作家》是中国关于波特的最早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波特研究开始发展。中国学者与其国外同行一样，也关注波特作品中的艺术风格、主题和女性问题。过去的十年也出现了研究波特宗教信仰、叙事策略和女性意识的学术论文，这些都成为中国波特研究的重要成果。但是，就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尚无研究波特的学术专著。
笔者和之前的其他许多评论家一样，尝试对波特创造的女性人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女性人物生活在多种多样的背景下，但是似乎都深陷同样的困境。有些女性生活在原始主义下的印第安文化中，有些女性参与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墨西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有些女性是独立的都市职业女性，有些是贫穷的乡村女性，但是她们大多生活在不幸和困惑中。本书将从女性性别身份这个视角来探讨波特笔下的女性人物生活不幸的根源。之前的学者对于波特本人对于女性性别身份的矛盾观点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詹妮丝·斯道特的著作《凯瑟琳·安·波特的时代感》中有一章题为“性别问题”，探讨了波特一生中矛盾的性别身份。斯道特认为，波特既是女性气质的叛逆者又是女性气质的代表，而后者这一身份则是自童年时代就深深印刻在她的意识中的。提多斯的《凯瑟琳·安·波特的自相矛盾的艺术》一书也有类似的结论。在深入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波特对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些激进观点之后，作者得出结论：波特相信如果女性保持独立，她们的生活会遭到毁灭；如果女性遵守传统女性角色，她们的艺术创造力会被压制。
到底是女人还是艺术家？波特本人对于这两个在男权社会的二元对立体系下互相矛盾的性别角色摇摆不定，而这种矛盾的态度在她创造的大多数女性人物身上也有反映。本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凯瑟琳·安·波特对女性人物性别身份的文学再现，揭示传统的性别身份观点对女性心理和生活的影响，以及女性建立独立身份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本书选择了波特全部26篇中短篇小说中的24篇和仅有的长篇小说《愚人船》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研究了作者对这些不同语境下的女性人物性别身份的文学再现，试图较为全面地研究这位女作家再现女性性别身份问题的特点。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将探讨为什么波特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中没有受到重视，并且将从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的视角重新评价和审视波特在美国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注释
[1]1920年4月，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尼科拉·萨科和巴托罗米欧·范泽蒂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并于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春天，对该案件的上诉不断地被驳回，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游行集会，要求判两人无罪，抗议案件审理过程中美国表现出的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外国人的歧视。波特对这一案件反应强烈，参加了抗议游行，并称之为又一个美国猎巫式的政治迫害的典型例子。
[2]Paul Rosenfeld，“An Artist in Fiction，”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19（1 April 1939）：7.
[3]Lodwick Hartley，“Katherine Anne Porter，” Sewanee Review 48，no.2（1940）：216.
[4]Darlene Harbour Unrue，“Introduction，” in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ed.Darlene Harbour Unrue（New York:G.K.Hall，1997），2.
[5]Darlene Harbour Unrue，“Introduction，” in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ed.Darlene Harbour Unrue（New York:G.K.Hall，1997），6.
[6]Robert Penn Warren，“Irony with a Cent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ed.Darlene Harbour Unrue（New York:G.K.Hall&Co.，1997），53.
[7]Harry John Mooney,The Fiction and Criticism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57），50.
[8]Charles A.Allen，“Katherine Anne Porter:Psychology as Art，” Southwest Review 41，no.3（1956）：228.
[9]Charles Kaplan，“True Witness:Katherine Anne Porter，” Colorado Quarterly 7，no.1（1959）：320.
[10]James William Johnson，“Another Look at Katherine Anne Porter，”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36，Autumn（1960）：598.
[11]Darlene Harbour Unrue，“Introduction，” in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ed.Darlene Harbour Unrue（New York:G.K.Hall，1997），7.
[12]Wiliam Nance,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Art of Reject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4），6.
[13]Darlene Harbour Unrue，“Introduction，” in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ed.Darlene Harbour Unrue（New York:G.K.Hall，1997），7.
[14]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New York:Delacorte，1970），449.
[15]Joan Givner,Katherine Anne Porter:A Life（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12.
[16]Robert H.Brinkmeyer Jr.，Katherine Anne Porter's Artistic Development:Primitivism,Traditionalism,and Totalitarianis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xii.
[17]Robert H.Brinkmeyer Jr.，Katherine Anne Porter's Artistic Development:Primitivism,Traditionalism,and Totalitarianis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11.
[18]Janis P.Stout,Katherine Anne Porter:A Sense of the Time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5），265.
[19]Barbara Harrell Carson，“Winning:Katherine Anne Porter's Women，” in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Essays in Feminist Criticism,eds.Arlyn Dimond and Lee R.Edward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77），245.
[20]Vanashree,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Katherine Anne Porter's Fiction（New Delhi: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1991），81.
[21]Mary Titus,The Ambivalent Art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