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亚当·斯密和新亚洲时代

第1章 马克思在底特律，斯密在北京

1989年政治风波前夕，费正清（John K.Fairbank）写道：“中国近年来的现代化努力，其规模之大超乎想象。”

中国能从指令性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1]

改革的成功完全出乎预料。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指出，“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料想到中国有如此巨大的能动力”。[2]甚至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弄错了。东亚经济扩张进入其中国阶段的时候，他认为，东亚对投资和劳动力农转工的严重依赖，与华沙条约国在1950年代类似的依赖状况很相似。他得出结论说：“2010年回头再看，当前根据近期趋势推导出亚洲将取得领先地位的预测，很可能就像从勃列日涅夫年代回头来看根据1960年代的高点预测苏联将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一样愚蠢。”[3]更糟的是，1996年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告诉听众说，“选择了正确改革道路”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这个看法在次年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共鸣，该杂志认为，如果不放弃渐进式改革转而采取中国式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增长就不能维持下去。[4]

尽管在1997～1998年东亚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但中国避免了那些采纳了《经济学家》建议的国家所经历的灾难。事实上，鉴于危机的最坏后果并未出现在中国，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把《经济学家》的论点倒转过来，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放弃渐进主义转而采取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他声称，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从未把目标（人民福利）混同于手段（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它认识到，要维持社会稳定，它就必须避免大规模失业。创造就业必须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中国的自由化是逐步进行的，采用的方式是确保把配置不当的资源转移到能够更有效利用它们的地方，而不是把它们滞留在于事无补的失业中。[5]

当美国新经济泡沫在2001年破灭，而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东亚和其他地区复苏的主要动力的时候，早先对一个新亚洲时代即将出现的预测不再像克鲁格曼10年前看上去那么愚蠢了。但中国经济迅速上升的真实目的和社会后果，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都得到了严格的审视。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外部——就我们所知，甚至曾经在其内部，似乎都不那么信以为真，在邓小平重申“致富光荣”口号的两年之后，伊丽莎白·赖特（Elisabeth Wright）在《泰晤士报》（伦敦）上报道说，“金钱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的上帝”。甚至一些反对派人士也往往“选择商业道路……经常与党内精英子女联合起来”。共产党党员人数一段时期内有所下降，但之后开始稳步上升，这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和商业活动的便利。她还说，“无利不起早，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制度，它被叫做‘市场列宁主义’”。[6]

赚钱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后果很快就遭到了抨击。1997年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北京再版的一本书指出，某些改革的主要后果是巨大的不平等，普遍化的腐败，社会道德基础遭到侵蚀。1990年代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新财富的创造，还有“掠夺”，即把国家财产转移到有权有势的人及其亲信手中，并通过国家银行把普通公民的个人储蓄转移到国有企业中。其后果是许多人的玩世不恭和道德崩溃。佩里·林克（Perry Link）报道了该书的观点并表示赞同其的评估，认为这种制度具有自我毁灭特征从而是不可持续的。[7]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急切地抓住了这类指责，对那些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别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屑一顾。因此，在推荐人们阅读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书一般的长文《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时候，《每月评论》的编辑宣称：

一旦革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努力获得高速增长的时候，就会一步步走下去，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害和破坏性特征最终重新出现。当今中国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许诺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而在于它抹掉以往取得的平等成就和造就巨大不平等及人类和生态破坏的速度……如果不顾及最紧迫的人类需要和人类平等的承诺，那么，通往社会主义的市场道路就不存在。[8]

尽管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倾向紧随初期的改革乘虚而入，但其性质、程度和后果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仍然存在着争议。举例来说，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就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迄今为止既没获胜也没输掉。他说：“只要仍然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切实加以贯彻，通过社会行动成功地影响一个尚不确定的演变过程为时未晚。”

革命和投身于现代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今天第三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大众阶级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们基本上摆脱了逆来顺受的态度……社会斗争是日常现象，而且并不总是以失败告终。[9]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支持阿明对中国群众斗争的广度和有效性的这一评估。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农村不稳定问题，2006年2月中国政府举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宣布推出重大步骤，向农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同时进一步推迟了土地权的私有化。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解释说：“中央政府改变了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不平衡发展上来。经济差距正在造成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一个月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年来第一次发生了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很多人曾经以为，这个问题在中国一连串经济迅速增长中已经没有意义了。依靠市场机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猖獗的腐败，劳动力遭受虐待，以及强占土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评论说：“如果你在中国那样法制还不完善的地方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你不强调公平和社会责任的社会主义精神，那么，你建立的市场经济就会是精英市场经济。”[10]

什么是“精英市场经济”？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吗？市场经济还能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正如左、中、右各翼普遍相信的那样？如果它并非自相矛盾，那它又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北京的官方话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一些人认为某些党内官员充当其热切合伙人的厚颜无耻的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两者存在着认识上的巨大鸿沟，为了跨越这道鸿沟，2005年，共产党在政治领导人和资深学者中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用来应对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这场运动包括重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更新马克思主义课本，以及研究如何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以便在即使私有企业日益成为其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也能使中国的政策得到解释。[11]

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对于改革的混乱认识反映了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普遍误解。这种误解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中的。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很可能，它们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之前，在实践中得到了解决。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在实践解决它们之前不去寻求其理论解答的借口，而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打算努力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