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即将付梓。为什么是“再研究”？因为早在1997年——15年前的此时，我们，何炼成先生的弟子们，为纪念西大校庆85周年（那时，西大的建校史只上溯到1912年，之后，找到清末慈禧太后1902年颁布的建立“陕西大学堂”的圣谕，才以1902年建立的“陕西公学”为西北大学的肇始点。故2002年西大举行了100周年校庆）和何先生从研从教50周年（从1957年何先生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算起），曾编撰了第一部《何炼成经济思想研究》。岁月荏苒，15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事业在发展，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让世界为之震撼的成就。何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未中断，他一直在关注着改革开放的前沿动态，他的经济思想与时俱进，各个时期的重大经济理论热点及其争论，都在他的论著中留下了时代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讲，何炼成经济思想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缩影。西北大学经济思想史学科是陕西省确定的省级重点建设学科，学科组有责任把梳理编撰《何炼成经济思想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敬爱的导师存史，更为中国当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存史。故继《何炼成经济思想研究》问世15年之后，再推出这部《何炼成经济思想再研究》新著。本书在前部书的基础上，全面研究评价了何炼成教授在经济学各个学科，在改革开放事业的各个领域的理论建树和政策性咨询建议，并评价了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被实践验证了的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观点。

我是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学生，作为高考恢复后何先生的开山弟子，毕业后留校工作30年，陪伴恩师走过了他学术生涯和教学实践最艰苦也是最壮丽的岁月，受到老师的精心栽培和春风化雨般的学术熏陶，在时间上超过了同一师门下所有的师兄弟。所以很荣幸担任了《何炼成经济思想研究》的副主编（其实是执行主编，因为担任主编的丁文峰师弟在书稿的编写框架刚定之初，就调任高职离开西大了），现在又荣任本书主编，这既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又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是历史选择与我的自觉的绝好结合。为了表达我对恩师，对编写此书的特殊感情，谨把我在1997年另一部为纪念何先生教研活动50周年的散文集《一代师表》（罗亚蒙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中发表的《前面有一盏指路的灯》一文转载于此，作为代序。此文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为读者展现何炼成教授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魅力。

前面有一盏指路的灯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的地方往往只有几步……”如果一个人在自己面临人生转折的关键地方，能恰逢名师指点迷津，他就会一下子柳暗花明，跃上人生的一个新高度。在我半生坎坷的旅途中，我亦算得上是幸运者，起码有三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得到了我的恩师何炼成先生的指引接送，何先生是我学业上的启蒙者，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学生，也是西北大学经济系（当时叫“政理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重建的第一届——77级学生。我们班有49名同学，是何炼成先生从第一批录取时以各种各样不称其为原因的原因而被淘汰下来的考生档案中一个个挑选出来的。而这些原因多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1978年2月《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关于落实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送来了邓小平同志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光辉，方为我和我的同学们带来了转机。于是有一大批在1977年高考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政审”落榜的优秀考生第二次被“扩招”进各高等院校，这些人中又以“老三届”居主体。我们这个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转折的紧要关口，被何老师巨笔圈点，进入西大的。整整比其他班级的同学入学迟了一个月。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集体，全班“老三届”的人数比例、“黑五类、狗崽子”的出身比例、入学成绩平均分数3项为全校第一。这个班后来出了一批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一批挑大梁的政府官员，也在西大校史、经济管理学院院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是在第一批曾被某大学中文系初录，又被他们刷掉的受挫者，当接到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是一种绝处逢生、饥不择食和感恩戴德的心情。报到后方知所要进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是什么性质，觉得从此要和自己自小酷爱的文学绝缘，心中又涌现出一丝失落和惆怅。但一种要报答录取我的恩师的知遇之恩的传统道德观念，使我毅然斩断了缠绕我20年的“文学梦”，决心走上一条陌生的人生新路。这便是何老师在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施加的影响——把我从落难、落榜的深渊中拽了上来，领进了西大，而又鬼使神差一般，闭上了那扇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的门，带着我走进后来为多少人羡慕不已的经济学的殿堂。

我第一次见到何老师，是在1978年4月19日报到后的当天晚上。上午见过的班主任程希韬老师陪同一位中年学者来宿舍看望我们，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系主任何炼成老师，是他把你们招进来的。”我面前的何老师，个头不高，稍胖白皙，前额宽阔，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操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穿一套颜色已褪得发白的蓝色咔叽中山装——这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典型着装——何老师的这个形象从此便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他凭着对考生档案照片的记忆，辨认着我们，叫着每个人的名字，说着每个人的籍贯，使我们最初的紧张与拘谨心态，一下子全放松了，宿舍里充满了师生们的欢声笑语。

我的艰苦而漫长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此前，我酷爱文学，教过8年的初中语文，写过小说、编过戏剧，已形成了自己善于表述描绘客观事物外部形象的思维定势和语言特色。现在一切从零开始，接触对自己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要完成从文学到经济学兴趣与专业大跨度的转变，首先必须完成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写作手法上的从文学作品到经济论文的转变。这对于已近“而立”之年的我无异于是一次极痛苦的脱骨换胎。这一过程是在何老师的启迪与教导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一点一滴地啃读与消化吸取逐步完成的，大约花了我两年的时间。何老师亲自给我们班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一经济类专业基础课。从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开始，从“一只羊交换两把斧”这一最简单的交换方式和价值形态开始，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大组成部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一座辉煌的理论大厦逐渐在我们的脑海中建成。这一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为我和我的同学们奠定了终生受益无穷的理论根基。大至现已成为全国著名青年经济学家的魏杰、张维迎、刘世锦，他们就是从这里起步，登上了经济学的科学殿堂的较高层面，小至像我这样以教书谋生的教书匠，居然也在大学讲台上站了十多年。

何老师讲课不仅理论功底雄厚，一切烂熟于心，而且极具艺术魅力。他讲课有两大特色：一是语言极为丰富生动，他总是左右逢源、引经据典，时而比喻形象，时而妙语连珠，把本来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理论讲得深入浅出，令人豁然顿悟；二是他颇具个性的板书。何老师向来重视为学生进行知识系统理论的归纳与整理，总是把重要的理论范畴或条块，以极简明的语言，概括出其基本的框架，归纳成一、二、三……几条文字。板书一出来，加之几个箭头与线条的联系，使满黑板的内容生动与流畅，且又井然有序，图文并茂。而这一切，均是和生动的口语讲解同步进行的。何老师的粉笔书法，虽然不能算成一家，但极有自己的韵致，流畅圆润，速度极快，边说边写，看似不经意间，笔下流光溢彩，与生动的亦庄亦谐的口语表述，相得益彰，互补互成。何老师这种讲课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尤其是我们这一批留在他身边的弟子们，免不了悄悄地学习着、模仿着。但对我来说，虽然在讲课内容的扎实与口语的生动上尚能学得何老师风格二三分，可我一笔极糟的字写在黑板上便显得毛毛糙糙、歪歪扭扭，真有点大煞风景。但考虑到板书对学生掌握讲课内容框架体系有一定的帮助，仍只好坚持着和不断改进着。

何老师极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对学生智力的开拓、素质的培养与创造性思维火花的撞击。我们学习他讲授的课，每章过后都要布置作业，由小及大，他逐字批改，连错字、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最初，我们只能像中学生一般一个一个地回答基本观点，写个五六百字就无话可说了。之后逐渐地学会了对一些深度的论述题作较为深刻的综述，以揭示理论体系的深度与完整性。接着，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经济理论时，何老师就要求我们理论联系实践，用所学过的经济理论来对进行中的经济改革加以评述。他反复强调：“我不要求你们人云亦云，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自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哪怕和我的观点对立，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这是一种开放的思维、开放的教学，它有利于学生在宽松、和谐、生气勃勃的学术氛围中成长。到了大学二年级即将结束时，我们便能写像模像样的学年论文了。当时，我写的学年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关中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步设想》，长约11000字。现在看来内容虽然显得稚拙，但在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农村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我出自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热爱，写了现在看来属于“发展战略”内容的小论文，也不失为具有新意。文中充满了作为黄土地的儿女对黄土地的回报的赤子之情，得到了何老师的肯定与鼓励。何老师给了我92分的高分，这是仅次于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的全班第2名的分数，并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语：“文章写得扎实、生动，希望你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经济学家的文章来。”何老师的评语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成为我学习的重要动力，这也是我一直保存这篇小论文的原因。

然而，我后来并没有沿着这篇论文的方向，继续搞农业经济或者相关的发展战略学，而是搞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这是何老师第二次对我人生航向的点拨。我记得那是我们大三的第一学期，应该是1980年4月，何老师带着我们去陕西师大和该校政教系77级学生举行学术讨论会。在乘坐的大客车上，我恰好站在何老师身边，他对我进行了后两年学习方向的指点。谈话虽然只有几分钟，但何老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语重心长。他说：“你将来搞中国经济思想史吧。这门学科刚刚起步，目前只有北大、上财和复旦三家大学有此学科，我们系也要把它作为重点学科来抓。我们系王一成老师正在上财胡寄窗先生那里进修，从师资力量来看，还需要配备年轻人。我看你中文底子好，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将来就留校做我的助手吧。”我当时并没有搞经济史学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想到何先生会这样器重我，但还是立即给何老师表了个乐于接受他这种安排的态。回去后仔细一想，何先生为我做的专业方向的选择，正是能够发挥我的潜能和优势的最佳方案，真是知其生莫如其师啊！从此，我放弃了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从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的皇皇巨著开始，学习起中国经济思想史来。在何老师和从胡老身边归来的王一成老师的指导下，我以题为《试论西周至西汉中期重农思想产生、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地位》的长达5万字的毕业论文，向何老师交了第一份答卷，何老师甚为满意，在全班的毕业论文宣讲会上，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82年元月，我毕业留校工作，一晃15年过去了。我一直在何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出于学科建设的长远考虑，1984年秋天，何老师送我赴复旦大学师从叶世昌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史学专业的严格培训。我在复旦进修了两年半的时间，以全优的成绩修完了该专业全部硕士学位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得到了后来一文不值、全是一张废纸的“助教进修班”结业证书。但时间没有虚度。1987年元月我回到西大，回到何老师身边。我们师生这才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预期研究。何老师任主编，王一成老师任副主编，我们师生四人（另一位为杜干）于1988年编著出版了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中国第一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赵靖、李守庸等先生先后发表书评。该书先后于1992年和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优秀专著二等奖和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和王一成先生的《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何先生的《中国古近代价格理论和经济管理思想评介》，我的学步之作《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及师生们的30多篇中国经济史学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尤其是在何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师生三人再次合著的《中国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已经付梓，即将问世。十多年来，我就是这样在恩师的提携下，逐渐在这一学科成长起来的。我们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这个领域锲而不舍，不但在科研方面与北京、上海形成三足鼎立之态，受到学术界同仁的重视与较高评价，而且在教学方面，在坚持中国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课程的应有地位的同时，还结合各专业的不同领域，分别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外贸管理史、中国货币金融史、中国工商管理史等系列经济史学课程，使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

何炼成先生对我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重大影响，是在1993年冬天。当时，学校为了实现进入国家“211”工程，培养跨世纪的教师队伍的宏图大计，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计划招一批校内在职博士生。当时我已45岁，是国家规定的报考博士生的最后年限。我自己并不曾想到攀登这个学历与学位的高地。何老师再次找我谈话，鼓励我做人生的再一次冲刺。我望着先生这几年愈加花白的双鬓，心中涌起了感情的浪花。我想到了十多年来恩师对我的扶持与厚望，想到了恩师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想到了多少年先生办公室窗口那明亮的灯光……先生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学问、文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时时为我做出榜样，我仅45岁，敢以“老”自居、自怠、自懈、自暴自弃么？我别无选择，只能知难而上！从此我又开始了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新的攀登。1993年的冬天，我夜以继日地复习准备应考，面对高难度、高密度、高强度的3场考试以及随之而来的面试、复试、加试……1994年秋入学后至今两年半的时间里我风雨兼程地攻读学位课程，以及准备学位论文，尤其是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英语的一个学期，我瘦掉了10斤肉，几乎蜕下一层皮来！我人生的这一次冲刺（也许是最后的冲刺）真是难如登天啊！简直到了“业未竟，鬓已秋”“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然而我“衣带渐宽终不悔”，有进无退！因为我有恩师的鞭策与砥砺。在这样的恩师面前，容不得我产生半点怯懦。

我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他的胸怀像博大的海，我只能采海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思想像一部精深的书，我就像一个小学生，踮着脚尖，仅掀开了书的一角。我目前尚无力写出一部《何炼成评传》，我只想说，我的导师是我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

韦苇

199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