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到来
21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
张雄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激发了我们一个时代直觉：在资本的驱动下，地球上的财富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的贫富分化问题却已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如何解决令人一筹莫展。笔者认为，作者在书中对全球经济正义的价值判断有着激动人心的思考，但总体而论，此书是一部未加反思的21世纪资本论。资本的技术澄明只能说明资本逻辑外部实存的部分内容，它通常从经验或给定的体验出发，通过计算的数据或图表所进行的抽象与推理，从定量的精确性来感觉资本脱域性的存在并预期未来。这种单向度的技术结论，只能是资本形式化运动的外在显现，不能完全阐明人类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深刻揭示世界历史进化运动的深层动因。而精神向度的追问，则注重把资本由感性的杂多性状，转向精神的自觉反思领域，其方法论优势在于：它把资本各种实际发生的变化从感性的世界转移到精神的反思领域，“哲学只具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跟随一个时代，用思想性的表述和所谓概念，甚至用一个‘体系’来传达这个时代的过去和当前。”[1]正如马克思所启示的那样，哲学应当成为改造非理性现实的武器，成为行动哲学，从市民社会财产关系异化的本体论中去寻找扬弃异化事实的历史哲学根据。
一 21世纪：金融化世界的到来
20世纪人类的历史，从前50年的世界性战争，走向后50年的全球理性化社会转型。[2]殊不知，一些对资本金融高度敏感的国家，[3]正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了智能化资本运作工具创新的全球战略：以投行金融为主导，以全球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流动性和金融合约为特征的全球化资本金融体系的打造与实施。毫无疑问，如此金融战略的拟定，起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以及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21世纪，可谓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如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卡兹所言：“全世界金融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而呈指数增长。”“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4]通常而言，经济金融化是指全部经济活动总量中使用金融工具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它是经济发展水平走向高端的显现。而金融化世界是指金融的范式及价值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它在政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文化生态圈以及社会生活生态圈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在诸多方面受到金融活动者的控制，并产生实质性影响。毋庸置疑，金融化世界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标志，其积极的正能量作用不可低估。但过高的社会成本，过度虚拟和无节制衍生带来的生存风险，利益冲突引起的结构性社会矛盾，短期投资行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更是创巨痛深的。[5]
世界在何种意义上已被深度“金融化”？首先，资本金融已构成全球核心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指出：“许多人力图提高国家的利益却可能会加入毁灭这个国家的行列。”[6]被金融合约化的世界，严重地存在着高度的经济理性导致高度的政治非理性风险。国家主权往往受到具有创新光环的金融机构或衍生品的攻击，主权极易被资本金融控制，如希腊债务危机。具有130年历史的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为帮助希腊政府解除债务困境，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掩盖政府赤字的真实情况，通过货币掉期交易的作弊手段使希腊进入欧元区。但是，欺诈最终被揭示，被投行玩于股掌之中的希腊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至今不能自拔。世界的金融化深刻地体现在：世界被锁定在高风险投资中。资本金融的高流动性和无疆界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实现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任性。世界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对于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神奇的功效，但我们也更应当看到：当今的资本能够在瞬间以金融合约及其衍生工具的运作方式把千亿、万亿财富或资产悄悄转移，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完成用军事手段都难以实现的国家战略目的。金融战争在诸多领域替代了传统的军事战争，政治家们深刻地体悟到：注重21世纪资本金融大格局的战略，远比考量军事大格局战略更紧迫。毋庸置疑，以资本金融为主的现代金融体系，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分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资本金融与传统的货币金融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它特有的强势和控制力：一是通过从传统的债权关系向股权关系的跨越，使生存世界的关系交往，变得更灵活便捷、更值得利益期待。二是资金来源从个体到全社会的配置，更强化了金融对社会的穿透力。三是融资模式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变化，大大提升了资本的渗透性和流动性，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因此，拥有智能化的现代资本金融体系乃是一个国家掌握自身命运主动权的关键。
其次，金融秉性的两大特征对生存价值观的侵蚀是深刻的、全方位的。一是追求逐利（套利）的秉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货币、资本和财富的“权利可转让性”过于痴迷。在国际市场上，金融“可转让性”所显示的热情和意志十分高涨，外汇市场每日交易量就已超过全年的世界贸易总值。[7]二是追求“证券化”、“高杠杆率”的价值偏好，使得日益倍增的全球投行或金融机构倾力推进衍生品的创新，客观导致生存世界从物质资源到知识产权，从公民财产到国家主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程度不同地被锁定在金融契约中、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的巨大泡沫中。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活动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以少数金融寡头为主体的结构被打破，充满着疯狂投机意志的“散户”和投资机构成为撬动资本市场的力量。在操作方式上，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金融交易可随时随地进行，从而使整个生存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风险投资载体或赌场。人类随时可能因为很小的金融事件而爆发危机并产生“蝴蝶效应”。如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
再次，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历史转折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指出：“20世纪70年代，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不能不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正在迅速告别历史的象征。”[8]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里根、撒切尔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时代，其中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对美国金融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放松，带来了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也为国际“金融大爆炸”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世界经济逐渐“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被弱化，追求资本金融的帕累托效率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论原理。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股票和互联网金融的问世，也进一步加速了金融功能脱域的进程，资本金融在更为广阔的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征服着世界和“酸蚀”着人类。
值得提出的是，在刚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中，全球资本的金融化导致直接性融资占比趋高，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地显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哲学真谛。“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门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9]在现代性的视阈下，金融化生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高度经济理性、高度世俗化、高度价值通约的社会，它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人性得到了解放、自由得到了发展，但它也是一个充满了二律背反的生存世界：人的精神本质与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异化更趋深重，金融的“富人更富”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因此，21世纪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借助金融化，超越金融化，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二 “金融创新”：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
不可否认，金融创新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四千年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大胆探索、积极变革社会福利配置如何最优化的金融创新的历史。[10]金融从来就是经济与社会制度变革创新的重要工具。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创新的融资机制，资助了欧洲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航海探险和商业扩张，这是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1]该公司成立后的300年里，金融创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并且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的特征。[12]13～14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13]事实上，货币起源伴随着价值量度的起源，而金融的创新却促进了量度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得以提升，使价值跨越时空的配置方式越来越便利。从而使物的交换带动人的社会交往走向更加深入、更加自觉。
金融创新之所以有着推动历史变革的重大作用，从哲学视阈分析，“金融工具”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人类自从有了经济活动，也就有了金融创新。黑格尔指出：“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因为人在这种最初还是完全抽象的规定中是绝对无限的意志，所以这个有别于意志的东西，即可以构成它的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也同样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14]实际上，这里有两个重要理念值得比对。①金融作为“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金融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直接性存在。人的意志不完全是纯粹的抽象，它往往体现在我的意志所规制的财产关系中，尤其是体现在不同人格意志所占有的“财产权”转让的关系中。“占有”通常有三种形式：直接占有、使用占有和转让占有，黑格尔认为，“转让”是真正的占有取得。[15]金融转让是对未来时间的产权索取的运作，它所追求的自由意志，乃是自由秩序对自然秩序的超越，放债人把现在的财富放到“时间机器”中，将它的价值转移到未来某个时间节点，其财富受益有着增量的预期。显然，转让占有比使用占有更需要“理性的狡计”，更显自由意志的本质。二是金融是自由意志的灵性工具。金融创新是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中介而变成事物的规定。它是一种意志对另一种意志在时效的约束下所进行的未来权的自由交换。意志的中介作用表现在：推出计算时间价值的手段、运用就随机结果签约的能力以及建立一个允许转让金融权利的法律框架。可以说，金融创新本质上是人类追求自然历史化的意志显现，是人类根据自身实践需要而不断开拓生存时空资源的诉求。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存资源是稀缺有限的，但人类可以自觉运用属人的历史时间来超越自然进化时间的极限，未来的时间价值被发现，其积极意义正在于对物的原在性生存世界的改造并超越：首先，超越物所定在的时间价值——物的自然属性一旦被框定在受意志支配的历史时间坐标中，一种交换所有权的抽象符号——货币观念，将当下实物财产的索取权锁定在彼此契约的未来效益的预期中，自由意志的外在物（产权）的交换，“未来”在人的自由意志的运作下，当下占有权的被动性被激活，它可以提前支付或索取，占有权的时效性被改变，它可以使价值发生跨时期转移。人的自由意志在历史时间坐标中获得“当下与未来”、“未来与当下”的双向延展。康德曾高度评价人类拥有支配未来能力的理性智慧。他指出：“理性的第三步便是深思熟虑地期待着未来。不是单纯享受目前一瞬间的生活而是要使自己面向将来的、往往是异常之遥远的时代的这种能力，乃是人类的优越性之最有决定性的标志，它使人类根据自己的天职在准备着遥远的目的；——然而它同时也是无从确定的未来所引起的忧虑和愁苦的无穷无尽的根源，而那却是一切动物都可以免除的。”[16]实际上，人类对未来的认知和运筹的能力，时下已大大超越了康德所理解的“优越性”：一是未来已不是主客体之间的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而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二是深入未来的实质性领域——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变化律的把控，近代的机器思维能力远不及当今的智能化运筹工具能力；三是未来已成为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可移动的箱体”。其次，超越物所定在的空间价值——它是就未来的偶然结果达成的契约。人类不是僵化无助地等待未来的裁定，而是积极运筹并能动创造未来命运。“或有权利”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本质，它可以通过套期保值规避未来风险，不仅为人类应对直接的、可预见的风险提供了工具，而且还为人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工具。尤其是通过金融衍生品技术的运用，使未来的风险得到分解、对冲和交易。②金融又可以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融是货币交易中所承认的“物同视”，[17]它的发展给人类生存意志带来挑战：在社会经济事务中金融产生的宏观效应并引发的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直接对个体心理气质产生刺激和影响。如中国股市现代性发育对亿万股民和基民的心理气质的影响。第二，金融与意志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金融的实在性与精神的实在性的对立，是物性与灵性的对立，逐利欲望与自由意志的对立。精神自由是无所阻碍而表达出的概念，而金融所充盈的自由是金钱式自由，就它的负面作用而言，如西美尔指出的，“消极自由”不过是金钱式自由，在看似相当自由的外表下隐藏的是生命的空虚和无聊，和最终的混乱。[18]当然，金融所承载的价值作为主观意志的客观化，反过来又对（生活）主体产生制约作用。一方面构成客观价值的心理事实，并诉求着主观价值与之相统一；另一方面多样的、碎片式的金融工具形式与更为深刻的精神的整体主义诉求必然构成矛盾关系，金融价值的逻辑本质上与意义世界价值的逻辑迥然不同。
三 “金融化世界”的精神现象学分析
金融与精神的关系早在中世纪神学家们就把它理解为金融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金融与宗教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贷款（loan）一词与生命（life）一词的相似。英语中金融“finance”一词源于古法语，与“结束”（finish）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根。在14世纪，金融是指最后的结算。Lamentation of Mary Magdelene，人类精神特有的“整体性自由”是英国诗人乔叟的著作，书中写道：“Dethe is my Finaunce。”寓意是生命是从上帝那里借来的，而死亡是结束和偿还。[19]随着现代性的发育和推动，当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金融不再意味着生命的终极结算，而是生命的最具有价值的追求和显现。公允而论，金融的正常体验与人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但过度充盈的金融意志和行为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已构成现代人必须与自己进行自我交战的深刻根源。
第一，人类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导致生命与形式的冲突难以通融。生命的本真意义被追求一种价值通约的“可转让性”所贯通。狄尔泰指出：“精神脉络具有某种目的论特征。只要心灵通过痛苦和快乐学到某种具有价值的东西，它就会通过注意过程、通过选择过程和对各种印象的详细陈述、通过斗争、通过意志活动、通过对它那些目标进行选择，以及通过寻求实现它那些目的的手段，做出自己的反应。”[20]显然，个体生命所具有的内在精神结构，既涉及外部事物所具有的各种价值，也涉及生命所具有的各种价值，更涉及生存世界的意义和理解。通常而论，外部世界构成的整体往往会作为对于某种内在的东西的表达而显现出，有的会形成某种内在的神圣成分，内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意志、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资本金融的逻辑进入个体生命的精神结构主要来自两种“化合反应”。一是金融逐利与人性贪婪的契合，导致人的内在精神朝着货币化、资本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不可否认，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程式已离不开现代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支撑，更灵活的财富管理、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更多样的需求选择等，这是生存质量重大提升的显现。但另一方面，资本金融的偏好——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会导致人性的裂变。金钱本身并非生来即坏，但对它追求过甚就会产生物欲化的金钱拜物教，产生单向度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析与批判。金融的内在自然性癖——逐利（套利）与人性的内在本质——自私与贪婪两极相通，生存主体和个性都会由此变成事物，变成物品，变成客体。二是过度的“衍生化”金融偏好与人性嗜赌的契合，导致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沉浸在“投资-交易-风险”的生存范式中：生命的定在，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票流转、资金流转、数字流转而固化、而激活、而冲动、而沮丧，这种充满着风险的零和游戏最能产生生命的节奏感和抗争力，但也会带来精神的堕落性、奴役性和分裂性。精神的无限性变成十分狭隘的有限性；精神的思辨知性被退化为单纯工具主义的感性；精神的丰富性被衰减为单维的物欲性。
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尽管它能体验生命自身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生命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转换过程，但如果每天都把生命搁置在关涉瞬间的丰裕回报或巨大财产损失的“读秒抉择”体验中，过度丰盈的欢乐或痛苦，定会招致精神的如此悲剧：精神超越世俗的秉性变得极端脆弱、极端无能、极端异化。被称为“华尔街巨熊”的国际股神利弗莫尔，从事股票操作长达48年，历经无数次兴衰起伏、破产与巨大成功。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最终导致他走向自杀。他留下最后的遗言：“我的人生是失败的旅程”。当一个人的精神信仰不足以支撑他的巨大欲望时，走火入魔就是他的不归之路。如哲学家柏格森所言：“我们的思维，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并不能阐明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阐明进化运动的深刻意义。既然我们的思维是由生命在确定的环境下为了作用于确定的事物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只是生命的一种流溢或一种外貌，它怎能把握整个生命？”[21]应当说，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蔓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框架中，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与人类精神持有的“整体性自由”必然发生严重冲突。金融化所承载的世俗性，被理解为当今生活世界新的“基督性”：金融即财富，它拥有着神灵般的想象，宙斯般的力量，拥有它便拥有着通约世界的至高权力，同样也拥有着在瞬间将荒芜的土地变成价值连城的“金字塔”的机会。掌握资本金融工具，便掌握了一切话语权，掌握了用金融手段左右经济、价格和价值再分配的权力。显然，生命的“金融内化”的严重后果在于：它直接导致人类对生命意义及价值认知的颠倒，金融转让价值似乎永远高于生命价值。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对“财产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哲学信条做出深刻批判。他指出：“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生命既被剥夺，他的全部自由也就被否定了。”[22]因此，生命的价值高于所有权的价值，生命构成了一个比所有权绝对更高的价值。生命作为人格的定在，它是自由的最实质性根据：“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享受这种福利的权利也永远不会失效。”[23]因为生命“所享有的权利不因时效而消灭，因为我借以占有我的人格和实体性的本质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的人的那种行为，正好从这些规定中除去了外在性……”[24]黑格尔的观点很清晰：在货币化、资本化生存世界里，从神性走向俗性的现代性发育，人类生命的整体性受到挑战，一方面要积极接纳追求经济性的世俗社会，另一方面更要高扬追求彻底自由的批判精神。可是，难以超越的是：现代性主张主体性与物欲的关联，而不是它与“整体性自由”的关联。
康德提示：人是目的，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这一深刻的哲学理念，已成为理解人类精神持有的“整体性自由”内涵的逻辑前提。它植根于文明历史进化的需要之中，是人类由人性的利己主义倾向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化倾向进化的历史禀赋，因而也是“道德的整体”和实践原则。“整体性自由”来自人性中高度私向化行为受阻，而被迫产生的“利他主义”道德原则。人类正是不断接受个人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欲心的挑战，不断创造一种更高的“生存境界”，从而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由计划。从历史哲学的维度来理解金融现象的逻辑，人类相关活动实存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公理。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本质上割裂了两者关系：只注重特殊性，否弃了普遍性。实际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特殊性是普遍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充分肯定感性的个体及私欲的特殊性其合理性和重要性，对金融行为的个人动力学原理予以高度重视，个人乃是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之混合体存在的根基，充分理解恶的历史作用的具体性、可感性和自我性，没有因个人私欲、利己动机引发的金融活动中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冲动、一切激情，整体主义的普遍性就会成为毫无生命、毫无真实存在的空洞幻想。另一方面，特殊性应当接受普遍性的规制和导引，唯有“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25]这里有两个重要理念。第一，普遍性是特殊性的类本质。马克思指出：“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26]人的类本质包括欲望的需要，更包括精神的自我认知诉求，金融架构越是隐性地侵入人的灵魂，改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的本质就会逐渐向经济的物的世界转移。人不能按照事物的种的尺度来生产并创造对象化世界，相反，金融尺度本身定义了人本质的规定性。第二，特殊性只有在普遍性中才能达到真理。特殊的东西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普遍的形式，才能获得它的生存。此真理有三个重要原则：一是追求利他主义原则；二是追求社会化（社会责任意识）原则；三是追求共有的制度文明原则。在现实的社会中，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创设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应当以人类的利他品性为核心，本质地说，金融的原在性有着更为宏阔的美学境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指出，“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它为我们构成一生中日复一日的各种活动提供资助。这些目标明确的活动本身都具有美感，……正是在为人类所有的活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也就是为一个拥有为所有成员所分享的富饶和多元化的合约的人类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才体现出其最真实的美丽”[27]。因此，狭隘的自利动机，极端的敛财心理，不道德的金融欺诈，失去社会责任的种种行为，包括刻板的金融职业习俗，都是与金融的真正本质相背离的。
显然，生命的意义体验与金融规制的过程体验相渗透，如果让精神世界完全服从市场命令，服从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的行为节奏的召唤，它将招致人类的精神堕落或毁灭。自由是精神性的深度，欲望是经济性的根据，两者是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欲望的关系，完全离开精神性的经济性，资本金融只会运动在“原始丛林”中，产权转让关系便成为“狼群撕咬”的关系。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如何在世界上实现精神，即不让它处在未展开的状态，处在仿佛是潜在的状态，同时不对它进行客体化，不使之与自己异化，不把生存向堕落的世界里抛。这就是创造的精神问题。这意味着，精神性应该在世界上被实现，而不是被象征，应该在生存里实现，而不是在客体里。”[28]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切客体化存在的绝对首要性属于精神，即自由。精神的堕落不是精神的对象化或客体化的结果，而是精神离开了生命的本质运动方向，放弃了对物欲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被纠缠在物欲的世界里，这才是精神的真正悲剧。二是精神的彻底胜利将意味着作为非真正世界的客观世界的毁灭和消失（表现为不同时代的金融工具、金融体系、金融理念等都不过是人类精神追求自由的产物，在一定的分寸上诞生着，在一定的分寸上消失着。），资本金融永远是人类生存实践的产物，它是可变的，被选择的，被调制的，而不是生活世界的本体或唯一，在当代金融化世界里，诸多光怪陆离的投资理念已成为精神活动的主要偏好，全球拥有人数众多的股民和基民，从清晨到夜晚，人们的生活已深深地被金融工具或产品所规制，有事实表明，21世纪人类对资本金融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的心理适应并盲从，已构成民族或国家的集体无意识。这种人的本质向经济的物的世界转移，全球范围必然出现“富有者更富有、贫困者更贫困”的两极分化的生存世界。
第二，生存世界的金融合约化极易导致人类历史化意识淡薄，金融结构的语义系统与金融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构成系统发生认识论断裂，意义世界被彻底的平面化了。
现代金融体系已经打乱了人类对时空坐标的基本认识，极大程度地深化了人类对主观时空价值理解的内涵并强烈意识到当下与未来的对比。追求财富的时间幻觉集中体现在：人类的财富被摆放在“时间机器”中，一方面，“时间就是金钱”；另一方面，生命的过程与金融合约过程相重叠。人人成为谨慎的签约人和利润回报的算计者，并且永远处在讨价还价的世界里。品种繁多的“金融合约”，试图把人类的生存偏好改变为“即时性买卖”过程的唯一体验。不少充满着符号幻象、价格幻象、杠杆率幻象和财富倍增率幻象的金融衍生品，其产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证明，往往被“荒诞的叙事情结”、“否定主义美学的逻辑推理”、“虚实有加的比对心理”以及“后现代主义视觉效应”等粉饰并被包装。更值得提及的是，财富的创造及其流转，离不开数字化逻辑程式的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性的自由获得了进一步的放大，但同时也使得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类逐渐囚禁在程式逻辑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数字成为人类强迫性的记忆，一旦失去数字，人类便陷入苦恼甚至灾难。世界意义的生命节奏似乎就在财富之梦的构造与财富泡沫破灭的体验中轮回闪现。不可否认，现代资本金融体系加深了人类对未来时间坐标的生存意义的理解，却相对弱化了对历史时间坐标的生存价值的重视。高度理性化的交易程序，导致人类生存时间更多地被工具化、数字化、计量化和模式化所定义，人类已被金融合约化操纵了：金融市场暗含着原生的对称理论，金融品价格总是因市场不同而发生变化，微小的价格波动实质上反映了强大力量的博弈，在时间的推移下，众多微小的波动将汇集成一个必然结果。该结果已成为当下人类生存体验的重要关注事件，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关注的每天第一信息就是国际汇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报价、股市开盘指数点位等。每日交易所开市时间成为大都市“第一关注时间”。每天被市场涌现的杂多信息影响，技术的灵性吞噬了历史承载的人文精神，金融的历史化被金融的工程化所替代，实体性的历史传统被虚拟性的当下创意所替代，金融的社会历史担当被追求既得利益的形式化套利功能所替代。毫无疑问，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必须认真思考思想和社会的历史，人是历史性地存在着，一个缺乏历史感的人类是十分危险的人类。狄尔泰指出：“历史本身所产生的某些原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使生命所包含的那些关系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原则都是义务，都是以某种契约、以对任何一个个体仅仅作为人而具有的价值和高贵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真理之所以具有普遍有效性，是因为它们使历史世界的所有各种方面都具有了秩序。”[29]关注历史中的意义，有必要将金融理性提升到历史理性来把握。金融体系本身是合理的，它实存着现实理性，金融理性的核心要义是追求金融效益的最大化，主要表现为：充分的零和博弈、最大化的风险套利、尽可能的趋利避害、本能的嫌贫爱富等原则。与之不同的是，历史理性不属于私见和任性的主观偶然性，它源出于人类，是经过反思的、以追求自由意志为内核的历史普遍性观念。康德把它诠释为：由恶引起的对抗，由对抗诉求着和谐，从而形成人类觉解自身的历史进步观念：“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即人类的文明社会）[30]这里的关键思想是：尽管完美状态的历史进步，离不开人类过渡状态的恶欲、冲突、犯错以及道德方面的堕落，如康德所言：“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31]但历史的进步离不开人类追求彻底自由意志的能动驾驭，离不开善的正义精神对恶的异化事实的扬弃，离不开从否定主义走向积极的建构主义。从金融理性走向历史理性，至少有如此深刻的思想要义：从对抗性走向和谐性。21世纪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导致社会财富的增长率远远不及资本的收益率，劳动报酬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资本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率为什么能如此偏离全球经济正义的轨道而狂奔？为什么能如此脱离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规制而任性？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巨著中得出重要结论：“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32]这说明，金融资本发展的脱域性极易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权利与资本的交易必然带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资本收益率高倍增长与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矛盾乃是金融化世界最深刻、最普遍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在全球资本高倍收益率的背后深藏着马克思所担心的社会劳资关系对立的性状，金融资本实质上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证明了相关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人权发展的不平等性。金融资本，它的私向化程度越严重，其自身的内在否定性越充分，金融与人民的对抗性矛盾越尖锐。毫无疑问，现代金融体系应当从狭隘的逐利群体或阶层自觉走向深刻的“人民金融”内涵。坚持人道主义宗旨，从制度上改变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金融秉性，改变与之相应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尤其是改变“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核心制度形式。确保实现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和社会公正性。人权问题首先是财产权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公正制度，多数人的人权是无法保证的。金融制度乃是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体现，如若没有一个人民性的制度安排，全球经济正义无从谈起。
第三，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和任性。资本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创造活动的产物，在每个创造行为里都有主观精神的原初自由的因素。早在上世纪初，希法亭曾把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解释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33]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时期，“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34]资本的精神向度趋向主观性和任性：由虚拟资本所形成的“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35]在他看来，导致这种主观性和任性的原因在于：①金融资本所形成的垄断价格虽然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但是它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客观地认识，而只能从心理上主观地来把握。[36]客观的价格规律只能通过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垄断消除了竞争，它们也就因此而消除了客观的价格规律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手段。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决定力量，而是主观意志的结果。②随着股份公司和资本集中的发展，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合二为一，越来越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操控着市场，操控着价格，直至操控着整个社会。因此，资本的动员同生产过程无关，它仅仅涉及所有权，仅仅创造执行职能的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转移形式，即作为资本、作为产生利润的货币额的资本转移形式。[37]这样，关于价格的竞争便成为关于价格的权力叙事，关于企业生产力的报告便成为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性状的报告，虚拟逐渐摆脱实体，甚至真实变为“虚假”，虚假反成为“真实”，财富的劳动价值论被财富的权力意志论所替代。
21世纪资本金融时代的到来，既有着希法亭强调的“金融资本”的特性，更有着值得当代人思考的新内容：它已不再是银行的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简单聚合，而是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相契合。资本的金融化，意味着资本集聚和运作重心由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化资本，意味着资本构成和资本运作方式与股权化和衍生工具化相勾连。在资本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如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背景下，资本与金融的契合，就金融化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是全球资本的垄断与权力控制的结合，是追求垄断资本效率的最大化与追求垄断金融效率最大化的结合。资本的主观性和任性表现为资本的高度私向化：①全球资本金融体系加速了全球公共资本总量的衰减，私人资本总量的飙升，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38]②在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强力推进下，西方众多的国家核心功能被严重的私有化。哈贝马斯在反思金融危机时深刻指出：国家政纲“以其私有化的幻想掏空国家的核心功能，从而容忍了把政治公共领域残存的一点协商性成分贱价变卖给利润率节节高升的金融投资商，使得文化和教育依附于对经济气候敏感的出资人的兴趣和心情”[39]。从资本运作的精神向度分析，过度资本化与过度金融化的契合，内生着技术与心理、逻辑与直觉、实体与符号、始基与想象等工作原理的运用。虚拟资本的工作原理离不开意识论，衍生品的创意离不开意志哲学。资本的虚拟创意，从界面到网络空间，处处充满着追求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通过形象和意义流通，而非通过简单的产品物质机理的描述，按照预先定义了的现实，通过模式和符码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生产出来，从而达到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现实”效果。
21世纪的资本似乎表达了对自由之本质的新规定，资本为人类的自由伸张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所开辟的新的自由，开启了将来人本身能够而且有意识地设定起来的必然性和义务的多样性。实际上，21世纪的资本在现代金融的框架内，已经把主体自由界定为某种无穷无尽的财富创造和想象力，由无障碍的意识流动变成无障碍的财富创造形式。意识有多远，资本就能走多远。资本是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表象着的客体，意识越被虚无化，资本就越被虚拟空间化。资本一旦拥有虚拟空间形式，其意志形态空间远远大于物理形态空间。资本的上述特征，说明了现代人精神的不安分。斯宾格勒曾把现代人称为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追求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安于任何有限的、完成的、完全古典的东西。另一方面，在资本永无止境的创造自我面前，精神只有拒绝接受僵硬的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命运安排，才能真正获得内在自由。柏格森指出：“意识赋予‘存在’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40]生命的冲动在于一种创造的需要，这种创造的本质就是力图把尽可能多的不确定性和自由引入物质。如投资银行家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受灵感火花的启迪而创意出具有极强脱域性的新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品，这些挑战“确定性”、伸张“自由意志”的新工具，在一系列恰当的分析、评价及交易过程后，最终进入金融工程师和投资者们心理信赖的永久工具箱中，物质的财富通过抽象和创意，在主观叙事和理性狡计的驱动下，有限的承载变成无限想象的索取权，在特定的态势中，它的确可以以倍增式的财富效应变现，但也回避不了连概念到实体都被归零的命运。
资本运作离不开分析师、评估师的意识判断。如，以股票、权证、汇率和利率期货等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市场交易主体（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公司），由于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特点，信息成为人们进行买卖交易的主要依据，而电子数字化则是投资人的主要交易手段，没见过黄金的人可以买成百上千盎司的黄金，没见过原油的人也可以买成千上万桶原油，没见过某企业产品的人也可以买该企业的巨额股票，那么决定市场未来走势的重要分析和预测普遍是由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提供的，[41]其中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精神状态、心理因素、情感反映等对评估及分析的结论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再一方面，资本运作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不少衍生品的交易处在“任意叙事”的非理性状态中。如，对期权进行交易并非出于管理民众生计这个高尚的目的，而仅仅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这种交易的需求是巧言令色堆叠出来的，是销售期权的人利用顾客心理的弱点编造出来的。他们提出，对期权交易兴趣最大的人是那些不懂市场、可能完全误解期权的功能并夸大期权价值的人。[42]可见，不完美的衍生品市场，资本运作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意志性和任性。
资本精神向度的主观性还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衍生品的创意领域。主观性往往表现为资本脱离金本位制，脱离实体经济，通过衍生工具座架世界的意志主义企图。二是资产证券化的精神生产领域。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系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资产的证券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这又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倘若资产证券化的意志过强，而实际资本市场的可承载性却很弱，必然导致资本的主观性和任性。三是上市公司股票定价有着过高估值的意志偏好领域。企业的资本打造，主要不靠工业生产，而是靠股票投资，企业的价值只由资本市场来决定。估价过高意味着对资产的估计价值高于资产的实际价值，客观地说，它对于推进资本市场大量新股的发行和交易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正如米切尔所指出的，“过高估价可能只是一个幻景”，[43]一方面，公司发行比其自有资产更多的股票将会导致公司未支付更多的股票分工而抬高股票价格。仅靠公司的资产显然不能够使公司以公平的股票价格发行股票；另一方面，它通过股票“掺水”将多余的垄断利润分散到更多的普通资本中，以遮蔽公司的垄断利率；再一方面，它的极端的投机性极易导致市场的波动性。[44]2015年上半年中国发生的股灾事件其原因之一正在于此。这说明，想象的时间与想象的财富，最终不能与真实空间和真实的发展条件相分离。在想象的时间里，前进与后退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真实的时间里前进与后退有着重大差别。
结束语
对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并不是呼吁人类要废弃金融价值观，消除现代金融生活范式，而是将人类引入更为深刻的形而上的问题思考。如金融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的发问：“我们都生活在金融主导的时代，也就是金融制度对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力逐步增长的年代，而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制度已经腐化，我们都需要认真思考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是否仍要坚持同样的发展方向？”[45]笔者以为，席勒所指的“发展方向”，寓意是人类应当期待着更高的生存状态的完美综合。如何理解这种生存状态，如何实现“完美综合”？有三个要义值得重视。
首先，它需要我们从未加反思状态进入反思状态。只有通过反思才能把握比金融更抽象的社会存在论的思辨道理。毋庸置疑，现代资本金融体系仍然归属现代性发展的高级形态，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深藏其中：欲望与理性的对立、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自我意识与道德律令的对立、康德式的主体与斯宾诺沙式的实体的对立。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触及现代性与现代金融本体论存在的关联性，才能对习俗的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东西进行辩证超越，才能把属人的自由程式更多地理解为主体性与自由的勾连，而不是单纯客观性、实体性与自由的联结。才能认识到金融的创造力与人类的思想创造力同出一辙，金融在场性的缺陷，本质上是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的实践局限、理论局限和制度缺陷的反映，它证明了主观精神（追求彻底的自由精神）与精神的客体化沉沦（它意味着世界的堕落性，世界的分裂性和奴役性，而且生存主体、个性都被变成事物，变成物品，变成客体）[46]之间的冲突十分严重，人性的弱点只有在更高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被加以克服，尽管这一历史充满着矛盾、对立和分歧，充满着强化的需求与力量的较量。人类的智慧正在于：永不停顿的忧患，永不停顿的改造，永不停顿的前进。
其次，21世纪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深陷四大“二律背反”中：①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②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矛盾冲突；③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冲突；④金融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矛盾冲突。事实上，从资本的任性到权力的任性，21世纪人类历史已出现超出人们意料的偏斜运动。世界如何实现全球经济正义？人的异化何时被扬弃？纯粹的经济理性已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最终使人也成为被深度开发的金融衍生品。国际金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人类：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索罗斯的判断尽管比较偏激，但他深刻地提出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追问的一个深刻的经济哲学问题：金融的存在有无合理性与合法性？笔者以为，“金融与好的社会”的结合，它深层次关联着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在场性。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哲学来自于西方个人理性的政治哲学谱系的价值同构，这种历史精神的沉积已被人类实践反复证明：它不再具有“现实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该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只能导致“让富人更富”的社会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做出的“华盛顿共识”这一经济构想——世界改革应当遵循如此方针：Trickle down（渗漏效应），让富人更富，然后福利就自然渗漏到穷人了。[47]这种社会公正来自自然发生论的教条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着“好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基础，但由于存在着上层建筑的不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制度构建的不成熟，尤其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不发达，“金融与好的社会”结合的优越性还很不充分。它也期待着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理论先行。
最后，根本上解决皮凯蒂所忧患的世界两极分化问题以及资本发展的主观性、任性和脱域性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人民性和政党的先进性相一致的政治理性框架中，才有可能辩证地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效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代全球资本金融垄断集团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日益加重，其投机性、掠夺性和寄生性有加无已，它已从根本上证伪了金融帝国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若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地球上的人类还要历经更多的，也是更为惨重的历史磨难。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模式愈来愈成为世界学术领域关注的新视点，这说明历史的偏斜运动尽管有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价值偏好，但它仍然离不开历史的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支配。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价值和科学价值在当代再度被唤醒的原因之所在。在中国，21世纪资本已成为追求普遍理性进步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发展的重要象征，这是21世纪资本论最值得关注、最值得期待、最值得提升与总结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中国，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一个健全的融资机制，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多么的重要。21世纪的资本论最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精神与中国资本的互动。它不是单纯资本运动的个别规律，而是极具创新意义的从特殊规律上升到一般规律的实践探索。海德格尔指出：“对人类一切能力的至高的和无条件的自身发展的确保，也即对人类一切能力向着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地位的发展的确保，乃是一种隐蔽的刺激，推动着现代人不断走向新的觉醒。”[48]21世纪是什么样的“隐蔽的刺激”使得资本的运动给了当下人类新的觉醒呢？笔者以为，中国资本创新模式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唤醒的学术事件。至少有两个视阈的问题值得研究：①大力促进社会主义资本发展在何种意义上是积极的、有效的、正能量的？让资本在社会主义阳光下最大化运行，重要的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和改革实践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生关系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内生关系如何认知？中国资本发展独特的制度优势、精神资源优势是什么？②资本：如何从经济理性上升到政治理性，即把追求经济最大化效应扩延为追求社会发展的最优化效应，把经济人的财富论提升到人民的财富论。这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为世界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历史期待。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778页。
[2] 参阅张雄《历史转折论》第四章“20世纪的意义：伟大的历史转折与社会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3] 有关“资本金融”、“资本金融时代”的学术认知可参阅刘纪鹏教授撰写的《资本金融学》著作。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资本金融是当今世界现代金融发展的新领域，它是从传统货币金融单一的间接融资，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现代金融发展的方向。笔者以为，资本金融最关键的变革理念，主要来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J.P.摩根提出的现代投资银行创新理念：把证券公司的业务从简单的证券经纪上升到包括行业、企业整合的策划与融资全套服务。以摩根家族为代表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导演了世界经济史上第一场企业大并购，成就了美国经济强国和世界新霸主地位。本文对资本金融进行现象学分析，不是全面否定它的存在，而是从精神与实在的关系中探讨现代性无法规避的二律背反问题。
[4] 詹姆斯·里卡兹：《谁将主导世界货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危机》，常世光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引言第14页。
[5] 关于金融化概念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参阅法国政治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的论文《能否再次改革金融化的资本主义》，译文刊发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报告2009》书中，人民出版社，2009，第257～263页。
[6] 转自赫希曼《欲望与利益》，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44页。
[7] 参阅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71页。
[8] 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6页。
[9] 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2页。
[10] 参阅戈兹曼等编著《价值起源》，王宇、王文玉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第1页。
[11] 参阅戈兹曼等编著《价值起源》，王宇、王文玉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第13页。
[12] 参阅戈兹曼等编著《价值起源》，王宇、王文玉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第13页。
[13] 参阅戈兹曼等编著《价值起源》，王宇、王文玉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序第2页。
[1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57页。
[1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3页。
[16]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67页。
[17] 黑格尔语，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58页。
[18] 参阅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第13页，脚注②。
[19] 威廉·N.戈兹曼等编著《价值起源》，王宇、王文玉译，万卷出版公司，2010，第3页。
[20]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209～210页。
[21]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2页。
[2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49页。
[2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3页。
[2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84页。
[2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2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
[27] 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94～195页。
[28]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59～60页。
[29]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13页。
[30]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7页。
[31]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70～71页。
[32] 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433页。对此观点的进一步理解还可阅读曼德尔：《权力与货币》，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99页相关内容。
[33]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54页。
[34]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页。
[35] 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56页。
[36]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56页。
[37]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07页。
[38]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中文版自序第ⅩⅦ页。
[39] 转引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第210页。
[40]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2～13页。
[41] 参见刘纪鹏《资本金融学》，中信出版社，2012，第22页。
[42] 参见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13～114页。
[43] 米切尔：《金融如何压倒实业》，钱峰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52页。
[44] 米切尔：《金融如何压倒实业》，钱峰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52～53页。
[45] 参见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前言。
[46] 参见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精神与实在》，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第55页。
[47] 参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页。
[48]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7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