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日
希特勒死后，柏林战况之激烈丝毫未减。“5月1日的晨曦已来临（……）”，汉斯·里弗欧尔（Hans Refior）上校回忆道，当时他正和战友们在本德勒街区筑设防御工事。“从清晨到深夜，枪声响彻全城，手榴弹四处乱飞，机关枪在房屋废墟和残骸中扫射，此起彼伏的枪声成为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的可怕伴奏。”[1]
深夜3点50分，汉斯·克雷布斯将军在特奥多尔·冯·杜福文（Theodor von Dufving）上校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现身位于舒伦堡环路（Schulenburgring）2号的滕珀尔霍夫（Tempelhof），这里已经被苏联第八近卫军团指挥官瓦西里·崔可夫（Wassili Tschuikow）上将占领。克雷布斯郑重宣布：“您是第一个被告知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愿离开我们并自杀的外国人。”崔可夫表现得对这个惊人的消息不为所动：“我们已经知道了。”克雷布斯随即宣读了戈培尔致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信。这封信证实了希特勒于4月30日下午3点30分结束了生命，并在遗嘱中将政府权力移交给海军上将邓尼茨、戈培尔和鲍曼。作为新任德国总理，戈培尔被授权与苏联领导层取得联系，以推动在战争中遭受最大损失的两大势力间的谈判。[2]
克雷布斯此番任务是戈培尔自1943年秋天以来就一直想要推行的，即尝试与斯大林达成单独的谅解协议，从而使德国以较小的损失结束战争，但试图说服希特勒无果。[3]戈培尔推测，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是强扭的盟友关系，他们的利益冲突不断激化，苏联领导人可能倾向于脱离反希特勒同盟。戈培尔相信，如果说在“元首”死后仍然存在出路的话，那就是与苏联进行协商。4月3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妻子的尸体被焚烧并草草掩埋后，戈培尔和鲍曼以及克雷布斯、布格道夫、魏德林、海军中将汉斯-埃里希·沃斯（Hans-Erich Voss）、赫维尔公使和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等军方人士在希特勒地堡的办公室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会议决定委派克雷布斯参谋长主导谈判，原因是作为莫斯科军事委员会的前成员，他会俄语。
过了很长时间才接通了崔可夫指挥所的电话，并敲定了谈判人前往苏方的时间和地点。[4]戈培尔在储藏间紧张地踱步。根据阿图尔·阿克斯曼的观察，“过去这里不允许抽烟，但现在他点燃了一支又一支”，“有时候，他会哼起打仗时期最爱的曲子”。[5]其他陪同人员则依靠咖啡、烈酒和长谈来消磨等候的时间，他们讨论是自杀还是干脆冲出地堡。自希特勒死后，他的魔力似乎消散了。特劳德·琼格回忆说，那些连“元首”最后的命令都绝对执行的总督，突然“重新变回了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人”。[6]
午夜刚过，克雷布斯、杜福文和一名翻译穿过柏林的废墟，踏上艰难的谈判之路。在约定的检查站，他们被红军士兵包围，并经过多个据点后被带到了崔可夫的司令部。[7]在回忆录中，这位苏联元帅描述了他当时接见德方谈判人的心情：“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现在居然相信我们的记忆如此短暂，已经将数百万的死者以及更多的寡妇和孤儿抛于脑后了吗？还有那些绞刑架和火葬场，以及马伊达内克（Majdanek）和许许多多的死亡集中营？”[8]
在宣读完戈培尔的信后，克雷布斯将他的谈判授权书以及希特勒的遗嘱副本连同新一届德国政府成员的名单交给了苏联人。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立场呈现了明显的对立：受戈培尔之托，克雷布斯表示首先应立即停火，这样一来希特勒任命的以邓尼茨为首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就可以在柏林开会商讨局势。第二步才是和苏联就德国武装部队的投降进行谈判。
崔可夫将军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想争取时间，以便在苏联及其盟国之间挑拨离间。他毫不迟疑地表示，既不考虑停火也不会进行单独的谈判，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并且德国同时要向美国和英国投降。[9]
在谈判间歇，崔可夫致电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Schukow）元帅，向他告知这一事态。朱可夫派他的副手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Wassili Sokolowski）将军前往位于舒伦堡环路的指挥所，并于凌晨5点5分发电报到莫斯科，告知斯大林克雷布斯将军带来的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10]不久后，他和在莫斯科乡间别墅的斯大林取得电话联系。这位统治者从熟睡中被吵醒，显然心情不太好。据说他对这个消息的评价是：“这个无赖完了！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生擒他。”他再次明确提醒朱可夫，除无条件投降外，与克雷布斯或其他德国使节不进行其他任何谈判。[11]
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两名德国谈判代表未获得授权。由于会谈无法继续进行，5月1日早上双方达成一致，让冯·杜福文上校和翻译返回总理府，以便向戈培尔就谈判情况作临时汇报。一位苏联少校和他们同去。途中，他们被党卫队士兵开枪射击，这名少校严重受伤。杜福文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总理府地堡，带回了苏联方面坚持要求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戈培尔喊道，他“绝不、绝不”同意。[12]
下午1点和2点间，克雷布斯在经历了12小时的谈判马拉松后也返回了，确认他的任务完全失败。戈培尔再次震怒：“我不会在我还担任德国总理的几个小时里在一份投降书上签字。”[13]而对于那些不愿意追随戈培尔一家自杀的人来说，是时候准备冲出地堡了。
*
5月1日深夜1点22分，当克雷布斯将军已启程前往崔可夫指挥所时，邓尼茨海军上将向总理府发送了一份无线电报。他设想希特勒还活着，并再一次在电报中强烈地表白了他坚定不移的效忠之心：“我的元首，我对您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将您解救出柏林。但是，如果命运迫使我作为您选中的继任者领导德意志帝国，那么我将让这场战争作为独一无二的德意志人民英雄之战收场。”[14]这封电报是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起草的。[15]这位装备部长在4月23日飞往围困中的柏林见了希特勒最后一面后，也退到了“北部地区”。当4月30日晚鲍曼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指定邓尼茨为继任者的消息到达普伦时，他也在场。当时，施佩尔还不知道希特勒在遗嘱中罢免了他的装备部长一职，并任命他的老竞争对手卡尔-奥托·绍尔（Karl-Otto Saur）取代他——这是对他这位“元首”原本的爱将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拒绝执行焦土命令的惩罚。[16]
上午10点53分，当克雷布斯将军还在与崔可夫谈判时，位于普伦的海军司令部收到了鲍曼的第二封电报：“遗嘱生效了。我会尽快来找您。在此之前，我认为不要将它公开。”[17]其中同样没有明确提到希特勒已经死了。不过从“遗嘱生效”的表述可以得出结论，他已不在人世。但是，鲍曼没有告知邓尼茨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显然，此时他已经确信与苏联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他准备通过某种方式前往普伦，以便在邓尼茨的内阁中担任新设立的“党务部长”一职。戈培尔明确表示他将留在柏林并在此结束生命，而鲍曼则决心自救并继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18]
在克雷布斯将军和苏联的单独谈判彻底失败后，戈培尔认为再也没有理由继续玩鲍曼的捉迷藏游戏了。在下午2点46分从总理府发出且于下午3点18分到达普伦的第三封电报中，他终于向邓尼茨道出了所有事情：“元首于昨天下午3点30分离世。根据4月29日的遗嘱您被任命为帝国总统，戈培尔部长担任帝国总理，全国领袖鲍曼担任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部长担任帝国外交部部长。根据元首的命令，这份遗嘱被带出柏林，一份给您，一份给陆军元帅舍纳尔，还有一份留给公众。鲍曼正试着今天去您那儿说明情况。向军队和公众公开消息的形式和时机由您决定。”[19]
现在，邓尼茨确认希特勒已死，不用再受忠诚使命的束缚，因此他拒绝接受对于其身边同事的人事安排。他要求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将戈培尔的电报妥善锁好。同时，他下令如果鲍曼和戈培尔现身普伦，要将他们逮捕。邓尼茨和施佩尔的回忆录都提到了这件事。[20]
早在4月30日，邓尼茨就已经在考虑任命谁为他的外交部部长。他的第一选择是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牛赖特曾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届总统政府以及直到1938年的希特勒政府中担任该职务。但是电话无法联系上牛赖特，因为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他已经与妻子和女婿，即外交部前国务秘书汉斯-乔治·冯·麦肯森（Hans-Georg von Mackensen）隐居在弗拉尔贝格（Vorarlberg）的僻静狩猎小屋。他们于5月6日被一支法国军队逮捕。牛赖特的妻子抱怨说，“一群矮小的非洲士兵”包围了房子，他们俩只有一刻钟的时间去换衣服和收拾背囊。“分别是痛苦的，但我们表现得很勇敢。我们决不让这些恶棍看到软弱的样子！”[21]
由于未能联络上这位前外交部部长，邓尼茨命人询问他的继任者，当时也在普伦附近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打听牛赖特的下落。里宾特洛甫不知道希特勒在遗嘱中并未将其考虑在内，改而任命驻荷兰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为新任外交部部长。他坚持要求与海军上将单独谈话。谈话于5月1日深夜进行。和希姆莱一样，里宾特洛甫也主动请缨，但邓尼茨婉拒了他。据说邓尼茨曾说：“我觉得他太蠢了。”[22]他决定将外交部部长一职交给同样退到“北部地区”的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自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的“男爵内阁（Kabinett der Barone）”以来，无论政府如何更迭，科洛希克一直担任财政部部长，希特勒也在遗嘱中作出了同样的安排。在邓尼茨看来，他是一名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的专业型人才，可以较容易地和敌方建立联系。他知道依靠外交部部长的职位“并非能取胜”，“但他需要一个可以为他未来的决策提供政治建议的人”。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后于5月2日宣布接受这一职位。[23]
最初，邓尼茨还考虑调换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一职。时任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因对希特勒卑躬屈膝的态度而被叫作“走狗凯特尔”，邓尼茨打算让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取代其位，后者于1944年3月被希特勒免职。但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表示如果这样做，他将不再担任作战局局长一职，于是邓尼茨决定保留国防军领导层不变。[24]
让所有前线部队立即无条件投降对邓尼茨来说也不在考虑范围内。他眼中的主要任务在于继续东线的战斗，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和难民从红军手中解救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希望尽快结束西线的作战。但他不打算让所有武装部队集体无条件投降，而是让各个军团依次投降。[25]邓尼茨在5月1日晚对德国民众的广播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一意图，这次讲话中他首次公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
从晚上9点到晚上10点25分，汉堡帝国广播电台及其弗伦斯堡和不来梅分台分三次播报了一条重要消息，其中穿插播放了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唐豪瑟》《莱茵的黄金》《诸神的黄昏》以及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第七交响曲的选段。然后音乐戛然而止，鼓声响起，广播内传来播报员激动的声音：“据元首总部消息，今天下午，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理府指挥所为了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4月30日，元首任命邓尼茨海军上将为继任者。”[26]广播消息不仅对德国民众隐瞒了希特勒死亡的时间，还隐瞒了他死亡的真实情况，目的是掩盖这位独裁者以自杀逃避责任的事实。
邓尼茨在接下来的宣言中重申了这一虚假消息。他的讲话在语气和文字上依然是狂热的忠诚宣言，即使在战争的最后几周，这位希特勒崇拜者也仍然煽动海军士兵们奋战到底。“德国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国防军士兵们！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倒下了。德国人民深感悲伤和敬佩。他很早就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和危险，并献身于这场斗争。经过不懈的战斗，坚定不移地走完人生道路后，他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英勇牺牲。他的一生都在为德国服务。他与布尔什维克洪流的战斗影响了欧洲和整个文化圈。”[27]
邓尼茨不仅采用了希特勒“英勇战死”的说法，还毫不迟疑地采纳了戈培尔政治宣传的一项核心内容，即将德国对苏联的歼灭战争粉饰成为了欧洲和整个文明而进行的奋战。他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幽灵”解释他为什么不愿立即结束战争：“我的首要任务是使德国人民免遭正在逼近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毁灭。我们继续军事战斗仅为此目的。如果英美两国阻碍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与他们继续战斗。这些英美人不是为了自己的人民继续战斗，而只是为了在欧洲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样一来，延续西线战事的责任就被转嫁给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如戈培尔试图通过与苏联领导人达成单独协议而分化反希特勒联盟的做法，邓尼茨的战略显然也是利用同盟国之间的对立，从而避免无条件投降。
邓尼茨还不忘将在这场有预谋的战争犯罪中无谓牺牲的士兵和平民英雄化：“德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英勇斗争以及在家乡的奉献都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历史。”他承诺将尽其所能为“勇敢的男女老少”“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最后，他祈求上帝的保佑：“我们尽己所能，在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牺牲之后，主将不会离开我们。”
邓尼茨演讲完，广播播放了《德意志之歌》以及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Lied）第二段。广播沉默了三分钟，随后播放哀乐，其中有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整个节目在5月2日凌晨结束，结束语是：“我们向德国和国外的听众，向海陆空作战的士兵致以德意志问候：希特勒万岁[28]。”[29]
在5月1日向国防军发表的日令中，邓尼茨重申了他在电台演说中的话。他将“继续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直到将战斗部队和成千上万的德国东部家庭从奴役和毁灭中解救出来”。如果英美两国加以阻拦，他也会和他们继续交战。作为新任国家首脑和国防军最高司令官，邓尼茨继续要求军队“无条件投入”。作为继任者，他将“毫不迟疑地”继续履行对“元首”的效忠誓言。[30]
1945年3月，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和他的同事从柏林的德国乌发电影制片厂（Ufa）逃到蒂罗尔齐勒河谷的迈尔霍芬（Mayrhofen im Tiroler Zillertal）。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邓尼茨发表的日令对他和周围人的影响：新任国家首脑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击退布尔什维克的浪潮，但对其他盟军则是不得已才应战。转动手摇风琴的人已经变了。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会开玩笑地说‘邓尼茨万岁！’新的国家首脑期待部队继续履行对元首的誓言，也期望他们对他这位继任者效忠。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这很难实现。自敌军入侵以来（1944年6月起），西部已经有300万人和150名将军被俘虏。剩下的逃亡者和流浪者也将很快被捕。誓言变得孤立无援。”[31]
被拘禁在伦敦附近特伦特公园（Trent Park）的德国将领也有着类似的反应：邓尼茨就是一个“傻瓜”，一个“骗子”，他的内阁不过是“一日政府”。他的讲话听起来像“小希特勒在说话”。“一个拥有正常感官的理智的人”怎么会如此胡言乱语！他明知道希特勒是怎么对待军队将领的，却竟然将这个独裁者描述成“最纯洁的天使”。尽管邓尼茨不再掌握任何权柄，但他还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喊‘邓尼茨万岁’了？”这个人“根本无权领导国家并发表讲话”。[32]
柏林记者、希特勒反对者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Ursula von Kardorff）于1945年2月逃往奥格斯堡（Augsburg）附近的施瓦本小村叶廷根（Jettingen）以寻求避难处，在那里她关注了这条广播。根据她的记录，邓尼茨的讲话“相当弱”。“我多年以来不断祈祷并且强烈盼望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可是呢？当德意志之歌响起时，过了这么多年我再次感慨万千。这是多愁善感吗？”[33]
根据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回忆，他在听到电台广播后也陷入了一种惆怅的情绪。深夜，当他将六周前希特勒刚送给他的附有个人赠言的40岁生日礼物——一幅希特勒肖像——放在他位于普伦的邓尼茨军营宿舍的床头柜上时，他“失声痛哭”：“我与希特勒的关系结束了，魔咒被打破，他的魔法消失了。（……）我沉沉地睡去了”。[34]但是，施佩尔与他曾经敬佩的“元首”的关系绝没有结束。相反，他现在下决心要继续他1945年春季以来所作的努力，即掩饰自己作为希特勒最有权势的爱将的身份以及参与纳粹大规模犯罪的行径。[35]
1940年12月离开德国的前美国驻柏林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接到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时身在旧金山，那里自4月24日以来正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他评论道，邓尼茨的声明是一以贯之的：“整个希特勒政权、整个希特勒传奇，都建立在谎言之上。现在这些谎言也随着他死亡了。他的继任者同样沉浸在谎言中，正如他所做的那样。”[36]
和夏伊勒一样，逃亡到加利福尼亚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37]也对邓尼茨所说的希特勒死亡版本表示怀疑。他在5月1日表示：“像英雄一样抗争布尔什维克而死（……），整件事听起来多么可疑和不确定”，“最有可能的”是希特勒自杀。[38]托马斯·曼非常赞同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39]1940年春出版的《论德国之双重性格》（Germany：Jekyll and Hyde）中提到的观点，在那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被描写成“典型的潜在自杀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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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在告知邓尼茨希特勒的死亡消息后——这或许可以说是他作为帝国总理的最后一件公务——就着手为最后一幕作准备。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位宣传部部长与独裁者一道绞尽脑汁，力图把“第三帝国”的末日导演成英雄式的谢幕而使后代铭记。两个人都视腓特烈大帝为榜样。就和这位普鲁士国王在七年战争中坚持抵抗力量占明显优势的反普鲁士联盟一样，他永不投降——最终甚至可能扭转局面。“我对元首说，我们应当雄心勃勃，当150年后的德国再出现类似的大危机时，我们的子孙会把我们视作抗争到底的英雄榜样，元首完全赞同我的说法。”[41]
1945年4月29日发行的最后一期《坦克熊——大柏林区保卫者报》（Panzerbär，Kampfblatt für die Verteidiger Groß-Berlins）将其形容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斗争”。[42]戈培尔多次提到，他将和希特勒一起留在柏林，如果没有其他出路，他将带着家人一起共赴死亡。在他于4月29日晚向秘书特劳德·琼格口授的“元首政治遗嘱附录”中，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希特勒的命令，即“如果国防军溃败，则离开帝国首都柏林，并加入由他任命的帝国政府领导层”。如果他“在最艰难的时刻弃元首不顾”，在余生中他将以“不光彩的背叛者和卑鄙小人的形象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背叛的氛围笼罩着元首，这时至少要有些人无条件地并且至死都站在他这一边。”[43]
5月1日下午仅剩几个小时了。戈培尔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4月10日突然中断的日记——作为给后世的遗书。据说他将手稿交给了他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后者由希特勒任命为接替戈培尔的宣传部部长，并命令其从柏林撤离。但在逃离地堡的混乱过程中，这些手稿丢失了。[44]
当约瑟夫·戈培尔下达最后的命令时，玛格达·戈培尔正准备结束她六个孩子的生命，即五个四岁到十二岁的女儿和一个九岁的儿子，这些孩子于4月22日被她带到地堡。留在总理府地堡的人尝试说服玛格达放过孩子们，但都被她拒绝了，她的丈夫则鼓励她这样做。他对阿图尔·阿克斯曼说：“我和妻子一致决定让孩子们与我们共同赴死。我们不希望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父亲是如何被国际报纸歪曲报道的。”[45]
下午晚些时候，电话员罗胡斯·米施（Rochus Misch）目睹了玛格达·戈培尔把孩子们送往死亡之路的过程。她给所有孩子穿上了同样长度的白色睡衣，并说话安抚他们。只有最大的孩子，12岁的赫尔加似乎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她在哭。[46]接着，这位母亲把党卫队卫生部主治医生的副官赫尔穆特·昆茨（Helmut Kunz）叫来地堡，告诉他已作好决定。几天前昆茨允诺为她的弑子计划提供协助。此时，这位医生还想劝她把孩子带到新总理府的战时医院，让红十字会加以保护。但是，这位“一日总理”戈培尔上前用粗暴的口吻加以回绝：“不行，他们可是戈培尔的孩子！”[47]
玛格达·戈培尔在地堡房间的前厅里递给昆茨一个装有吗啡的注射器。5月7日，在接受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施密尔舒（SMERSCH）”的第一次讯问时，昆茨说，“然后我们进入孩子们的房间”。“孩子们已经躺在床上，但是还没有睡着。戈培尔夫人对他们说：‘孩子们，别害怕，医生现在会给你们打针，所有孩子和士兵现在都要打的。’说完这些话她便离开了房间。”昆茨给每个孩子注射了吗啡。整个过程持续了八到十分钟。他印象中当时是晚上8点40分。然后他离开房间，和戈培尔夫人一起等待孩子们入睡。
根据昆茨5月7日的第一次审讯记录，玛格达·戈培尔约十分钟后在他的陪同下回到了孩子们的房间，并往每个人口中放入碾碎的氰化钾胶囊。在5月19日的第二次审问中，他修正了自己说法：玛格达·戈培尔要求他向孩子们投药，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这么做。因此，玛格达·戈培尔命人叫来了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菲格（Ludwig Strumpfegger）。显然他接下了给孩子们下毒这个令人悲伤的任务。[48]
行动完成后，玛格达·戈培尔和昆茨进入地堡，约瑟夫·戈培尔已经在那里不耐烦地等待多时。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首批红军士兵很可能在一小时内抵达总理府。他要求副官君特·史瓦格曼（Günther Schwägermann）承诺将他和妻子的尸体火化——这位希特勒的首席宣传家甚至连死亡也要模仿他尊崇的偶像。接着，戈培尔向那些即将撤离这个恐怖之地的同僚告别。他对特劳德·琼格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容，“也许您能渡过难关”，并叮嘱机长鲍尔，如果他能见到邓尼茨，请转告后者，“我们不仅懂得如何存活和战斗，也懂得如何死亡”。[49]
“游戏结束了（Les jeux sont faits）”，这是戈培尔在解雇电话员罗胡斯·米施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米施回忆说，他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他立即将所有插头从电话设备上拔出：“我真的是把它们拔了出来，我用力地拉扯电线，两只手同时各抓住一根电线。左一根、右一根、左一根、右一根。我是多么地迫不及待。一个插头我都没忘（……），控制台上堆满了混作一团的电线。结束了。完了。”[50]
关于戈培尔夫妇的自杀方式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根据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 Roper）1947年出版的《希特勒的最后日子》（Hitlers letzte Tage）一书中的描述——该书主要是基于戈培尔副官史瓦格曼的陈述——这对夫妇爬上楼梯到了地堡出口，在总理府花园被一名党卫队军官开枪射杀。[51]但是，希特勒的勤务员海因茨·林格和副官奥托·君特被囚禁在苏联时曾作证说，戈培尔和他的妻子是在地堡中用枪自杀的。[52]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有出入，因为苏联验尸官在1945年5月7日至9日进行尸检时发现，戈培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口中含有碾碎的氰化钾胶囊碎片。[53]因此，他们是服毒自杀的。可能的情况是，为了保险起见，戈培尔指示党卫队士兵在他们服下毒药后再给他和妻子补一枪。因为，调查人员在尸体头部附近发现了两把被火药熏黑的沃尔特手枪。[54]
差不多同时，玛格达·戈培尔和前夫实业家赫伯特·匡特的儿子哈罗德·匡特在利比亚港口城市班加西被英军所俘，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得知了母亲、继父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的死讯。他对此作何反应已不得而知，不过，他可能还在战俘时期就已经摆脱了对继父的心理依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战后吸纳一些身负罪行的前纳粹成员进入他的家族企业，其中包括戈培尔的亲密同事维尔纳·瑙曼，后者于1950年代初曾试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加入北威州的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为FD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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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突围”，这是马丁·鲍曼5月1日晚写入日程本的最后一项内容。[56]当戈培尔夫妇在为自杀作准备时，其余的人则预备着逃跑。几乎所有人都想着一件事：如何在最后一个小时逃出地堡并安全穿越苏联防线。希特勒的贴身工作人员销毁了他们的身份证件，从而避免在被捕时暴露身份。有些人还从他们的制服上取下了等级徽章。他们像野战军一样装备了手枪和钢盔，等待着夜幕降临。[57]
作战指挥官威廉·蒙克制订了逃生计划：将人员分成多组，每隔几分钟从新总理府地下室出来，穿过威廉广场（Wilhelmplatz）到达恺撒霍夫（Kaiserhof）地铁站［今天的莫伦街（Mohrenstraße）站］，并从那里沿着地下轨道悄悄穿越苏联防线向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站行进。在那里他们应该与蒙克的残余部队碰头，然后尝试穿过施普雷河（Spree）到达什切青火车站（Stettiner Bahnhof）[58]，之后再从那里离开柏林往西北方向撤离，以便找到仍在战斗的德国部队。[59]
晚上10点刚过，由蒙克带领的第一小组离开。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副官君舍、大使赫维尔、海军中将沃斯、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蒂安和琼格、鲍曼的秘书艾瑟·克鲁格（Else Krüger）和营养师曼扎利。第三小组由前线经验丰富的维尔纳·瑙曼带领，包括鲍曼、希特勒的随身医生施图姆菲格和机长鲍尔。陆续离开地堡的还有希特勒的随从林格、司机肯普卡、戈培尔的副官史瓦格曼、帝国安全局局长拉滕胡伯以及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60]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以及党卫队元首随待部队（SS-Begleitkommando）指挥官弗朗茨·舍德勒（Franz Schädle）不在逃跑队伍中。他们宁愿自杀，显然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突围能成功。
事实证明逃跑计划确实是行不通的。黑暗的地铁隧道成为无数受伤的人、士兵和平民的避难所，逃亡队伍到了这里便迅速走散。当第一批人安全抵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后，下一步的行进将会变得相当危险。因为那里激战仍在持续。到处都是战火，任何动静都逃不过苏联狙击手的视线。在这个炼狱中，逃亡队伍最后只剩几人，最终每个人都只能尝试自救。两年后，特劳德·琼格在记忆尚新的时候回忆道：“我们在地下、燃烧的房屋、陌生的黑暗街道间匍匐前进了数小时”，“我们在某个废弃的地下室歇脚，只睡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赶路，直到苏联的坦克挡住了去路。（……）黑夜就这样过去，早晨安静了下来。枪声停了下来。（……）最终我们到了一家酿酒厂的老酒窖（……），这是最后一站”。[61]
只有肯普卡、瑙曼、施瓦格、阿克斯曼、特劳德·琼格、盖尔达·克里斯蒂安等少数人成功逃脱了。康斯坦茨·曼扎利不知所踪。大多数人被苏联人所俘虏，包括鲍尔、林格、君舍、沃斯、拉滕胡伯和米施。另外，赫维尔、鲍曼、施图姆菲格等人为了避免被俘选择了自杀。直到1972年12月，人们才在莱尔特火车站（Lehrter Bahnhof）原址发现了希特勒的秘书和他的私人医生的遗骸。两个人都吞下了氰化物胶囊。鲍曼的尸骨于1999年4月在巴伐利亚被火化，骨灰散落在波罗的海。[62]
1945年5月初，苏联士兵在沃斯街（Voßstraße）的新总理府大理石走廊内。（Sammlung Berliner Verlag/Archiv/akg-images，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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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日，代明（Demmin）的一位老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自由之死，当生命的意义变得疯狂。”[63]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着令人悲伤的事件——它在东德时期是禁忌话题，近些年来才进入德国人的集体记忆。没有哪个地方像代明这样在1945年5月初有如此多的人选择自杀。这座位于德国北部前波美拉尼亚地区佩内河畔（Peene）的汉萨同盟城市直到战争结束前不久还未受空袭破坏。尽管防空警报不断地将15000名居民驱赶到地下室避难，但轰炸机总是越过城市上空，飞往什切青、安克拉姆（Anklam）或柏林才投下它们搭载的致命武器。不过，自1945年1月以来，总是有源源不断的逃难人群从后波美拉尼亚地区和东西普鲁士来到这座城市。许多私人公寓和公共建筑都挤满了难民，他们在逃往西部的艰苦旅程中在此地暂时停留。
1945年4月底，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那些信誓旦旦鼓吹“最终胜利”的纳粹党和国家官员率先逃跑。驻扎在代明及其周围的国防军部队从未想过响应“英雄的毁灭”口号。他们炸毁了佩内河及其支流特雷贝尔河（Trebel）及托伦斯河（Tollense）上的桥梁后逃离了这座城市。这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通往西部的逃生路线被切断；没有及时离开的居民和数以百计的难民困在此地。在恐惧的紧张气氛中，他们等待着苏联军队的到来。
恐惧是有缘由的。许多人从士兵口中得知党卫队和国防军在占领苏联领土时所犯下的罪行。德军在1941年6月22日发起的“巴巴罗萨行动（Unternehmen Barbarossa）”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希特勒和他顺从的将军们的意愿而发动的歼灭战，旨在歼灭和奴役平民。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成千上万的苏联战俘被饿死。从1941年到1944年，近100万列宁格勒居民在围困中丧生。苏联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作为所谓的“东方劳工”被抓到“第三帝国”进行强制劳动。自1943年以来，德国人在东线撤退过程中采取“焦土（verbrannte Erde）”政策，即摧毁一切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整个地区沦为“死亡之地”。[64]
1944年10月，苏联红军在东普鲁士首次越过边界。在前进过程中，他们到处可见德军疯狂进行破坏的痕迹。几乎每个红军士兵都曾在战争中为失去家庭成员而哀伤。对法西斯入侵者的仇恨和对复仇的宣传鼓动，使苏军士兵犯下了第一波暴力罪行。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这个名字成为不祥的代名词。当时重新夺回此地的德军士兵看见了大屠杀的痕迹，众多平民成了牺牲品，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65]
戈培尔将这类事情用于大规模的战争宣传。根据他的指示，尸体的照片被发布在周报和其他报纸上。根据他10月26日的日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德国民众意识到，“如果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占领了德意志帝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66]1944年10月底，国防军还能成功将红军推回边界，但他们已无力抵抗苏军1945年1月12日开始的大规模进攻。在短短的三周内，苏军就向西推进了500公里，解放了被占领和吞并的波兰领土，并夺下了德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他们变本加厉地继续他们在第一次入侵东普鲁士时开始做的事情。国防军和党卫队对苏联发动无情的歼灭战的报应落到了德国平民身上。1月30日，一名来自乌克兰西部蒂拉斯波尔（Tiraspol）的士兵在寄回家的信中写道：“德国母亲应该诅咒生下儿子的那一天！要让德国妇女感受到战争的恐怖！让他们也尝一尝其他民族遭受的痛苦。”[67]这种复仇意志在那些没有及时开进西部的士兵身上尤其强烈。关于苏军暴行的报道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被困在代明的人们充满恐惧地等待着第一批红军士兵的出现。
4月30日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早晨，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坦克逼近的声响越来越清晰。代明的居民和难民躲在地下室避难。女人用烟灰抹脸，戴上破旧的头巾，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没有吸引力。一些勇敢的市民在窗户上悬挂了白色的床单和毛巾——这是放弃抵抗的标志。上午，两支苏联坦克大队先遣队抵达城市南边的郊区。由于桥梁被炸毁，作战部队无法按计划迅速向西面的罗斯托克（Rostock）方向进军。中午时分，坦克和其他车辆进驻老城区。两次短暂的交火后，当天下午代明被苏军完全占领。在这之前，就已经有21名市民自杀。
5月1日凌晨，真正的噩梦开始了。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制片人弗洛里安·胡贝尔（Florian Huber）在谈到代明事件时写道：“坦克、装甲运输车、防空炮、卡车，大量的军事装备把这座城市变成了动荡不安的军营”，“成百上千的士兵停下了他们行军的脚步，四处搜刮手表、珠宝、杜松子酒、女人，寻欢作乐（……）。带着即将战胜纳粹的喜悦，5月1日充满了狂欢的气氛。那天晚上，代明的许多房屋被烧毁”。[68]紧密相邻的木框架结构房屋给火焰提供了充足的燃烧条件。大火肆虐了很多天。最后，老城区的大部分区域被毁。
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四处抢劫、喝得醉醺醺的红军士兵充满了恐惧。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被强奸，无数居民被杀，房屋被抢。随后的大规模自杀是战争最后阶段任何其他德国城市都没有过的。集体恐慌以及集体歇斯底里似乎席卷了人群，往往是一家人一起自杀。让我们再看一下弗洛里安·胡贝尔的记录：“死者中有婴儿和儿童、学生和青少年、青年男女、已婚夫妇、处于最好年华的人，还有退休的人和老年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职业和社会地位。他们中有数百名来自波美拉尼亚地区、东西普鲁士和其他地区的难民，也有来自代明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死者中有工人和雇员、公务员和工匠、医生和药剂师、家庭主妇、寡妇和战争寡妇、商人和警官、院长和会计师、退休者和老师（……）。代明的自杀者就是德国小镇社会的缩影。”[69]
有条件的人选择服毒或开枪自杀。有些人则是割腕或上吊。大多数都是溺水身亡。妇女们在背包里装满石头，在孩子的手腕上拴上绳子，和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后沉入水中。几周后，仍然有大量尸体漂浮在佩内河及支流上。
关于自杀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公墓园丁的女儿于5月6日开始进行记录的一本简易的死者簿上列出了612人的名字，其中有400多人是自杀。根据1945年11月代明地方议会的报告，总共有700起自杀事件，当时的目击者甚至说自杀人数超过1000。谨慎估计应该在500人和1000人之间。[70]在代明的墓地有一块碑纪念着这些死者，上面写着那位教师日记上的文字：“自由之死，当生命的意义变得疯狂。”
代明的集体自杀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战争结束时的混乱局面也引发了一股自杀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自杀流行病”。[71]迫使人们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原因不单单是对红军的恐惧、害怕胜利者复仇的恐惧。不仅纳粹高级领导人和上层军官，很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醉心于元首神话，将纳粹政权的纲领内化于心，对他们来说，没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生活简直难以想象。在他们看来，自杀是注定失败时以及自己和家人前途无望时的唯一出路。早在1945年3月，党卫队安全部门的秘密报告就提到过：“很多人倾向于结束生命。到处对毒药、手枪和其他终止生命的手段需求都很大。必将到来的灾难让人彻底绝望，人们对自杀的情况已司空见惯。”[72]战争即将结束对许多人来说并非一种目前生活方式和秩序的崩溃，而是将人们置于世界末日的氛围之中。除了集体层面的意义丧失，家人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是驱使人们自杀的动机。那些不得不离开家人的东部地区难民自杀率特别高。西部地区的自杀人数也有所增加，但远没有东部那么惊人，那里混杂了失去亲人的绝望和悲伤以及广泛的恐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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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柏林时，由于浓烟笼罩，我们几乎无法在废墟中找到路”，这是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945年5月1日在离开十二年后回到当时仍然被围困的帝国首都时的第一印象。[73]乌布利希是一个由十人组成的莫斯科共产党高层团体的首领，该团体就是所谓的“乌布利希小组（Gruppe Ulbricht）”，他们的任务是为苏联占领军提供协助。柏林对这个51岁的受过木匠训练的德国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地方。从1929年到1932年，他曾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区域德共领导人的秘书，因此他熟悉这里的工人运动情况。1933年后，他离开德国，经巴黎和布拉格移居莫斯科。1938年1月底，当他到达苏联首都时，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前往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也没能逃过迫害。1932年到1933年，在德共政治局九名成员或候选人中，有五人被杀害，两人自然死亡，只有两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74]的恐怖清洗中幸免于难：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党主席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75]
要成功躲过所有的清洗浪潮，需要有特别的才能，很显然乌布利希在这方面能力突出。他深谙官僚之道，从未表现任何强烈的情感，完全顺应斯大林的政治主张，并按照后者的政策方向变化而变化。“乌布利希小组”成员沃尔夫冈·莱昂哈特（Wolfgang Leonhard）这样形容乌布利希：“他有一种狡猾的农民本能，使他能够预见苏联在政治路线上的风向变化。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执行苏联的命令，哪怕有时需要狡猾、严厉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志。”[76]正是这些特征使瓦尔特·乌布利希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重建战后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自1943年7月库尔斯克（Kursk）坦克战溃败后，德军被迫转入防守，红军获得了主动权，在莫斯科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也开始为战争的结束作准备。1944年2月，在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安东·阿克曼（Anton Ackermann）领导下，德共领导层成立“政治问题工作委员会”，旨在打好战后德国的发展基础。讨论的结果反映在1944年10月的《战斗民主行动纲领》（Aktionsprogramm der kämpfenden Demokratie）中。其中的“立即行动纲领”要求：“逮捕纳粹谋杀者和战犯，审判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彻底清除整个国家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法西斯成分”，“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采取措施弥补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苏联人民造成的战争破坏”和“大力发展真正的民主，以保障所有民族人民的公民自由，不论其出身、阶级、种族或宗教（……）”。[77]
然而，德共流亡领导人不能自由作出决策。他们必须顺应苏联当局的利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前秘书长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ff）担任中间人的角色，此人自1943年12月以来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信息部（国外局）负责人。斯大林的指导方针很明确，他判断，纳粹失败后德国将被长期占领。他认为，在红军占领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既不可能也不可行。相反，反法西斯的任务首先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1848年革命的延续和圆满。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尚未打算分裂德国或建立一个苏联监护下的单独国家。他想确立在整个德国的影响力，因此一开始不急于对社会主义接管德国东部地区公开表态，以免刺激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西方盟友。[78]
在纲领性工作推进的同时，德共领导层已经在谋划返回德国后的人事安排。1944年7月，威廉·皮克以“红军即将抵达德国领土”为契机，建议季米特洛夫派遣“更多的干部到该国组织反希特勒斗争”。[79]8月，皮克受季米特洛夫之托列了一份待选同志名单。为了让这些人为德国任务作好准备，德共领导层专门组织了培训课程，每次培训25名至30名党员，让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为未来党的总路线作好准备。[80]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Konferenz von Jalta）确定将德国划分为不同占领区后，关于任用共产党干部的想法就变成了具体现实。他们将被分为几个小组前往占领区，接受红军的政治管理。明确的是，他们只应为占领区当局提供辅助职能。直到第二阶段他们才进行“扩展任务”，主要是重建德国共产党。[81]因此，德共在1945年4月初通过行动纲领时一开始就提道：“在德国占领区活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完全按照占领当局的意见行动，在群众中工作时设法坚决执行占领当局的以德国人民利益为本的命令和指示。”[82]
4月中旬，30名被选中的干部被分配给三支苏联军队的司令部，分别是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83]在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下组成一支十人先锋队，接应正在向柏林挺进的朱可夫元帅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这个队伍里的多名成员后来在民主德国身居要职，其中有卡尔·马隆（Karl Maron），他是莫斯科《自由德国报》（Freies Deutschland）编辑，后来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核心党刊《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副总编、民主德国内政部部长。奥托·温策尔（Otto Winzer）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后来担任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的个人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理查德·吉普特纳（Richard Gyptner），同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担任民主德国外交部部门主管和多国大使。汉斯·马勒（Hans Mahle），“自由德国”电台副总编，1945年夏天起担任柏林广播电台的第一任总监，担任苏占区/民主德国所有广播电台的总监直到他1951年秋倒台。弗里茨·艾尔彭贝克（Fritz Erpenbeck），“自由德国”广播电台雇员，后来担任《时代剧院》（Theater der Zeit）杂志主编、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首席戏剧顾问。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是24岁的沃尔夫冈（弗拉基米尔）·莱昂哈特，他毕业于共产国际学校，为“自由德国”电台广播员。1949年，他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经南斯拉夫逃往联邦德国。他于1955年出版的《革命抛弃了它的孩子们》（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一书是对“乌布利希小组”及民主德国诞生史的重要见证。[84]
4月25日，季米特洛夫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谈。会议再次提醒德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工作必须按照红军政治总部的指示进行。他们可以提建议，但不能独立制订计划。他们要协助执行“主要宣传路线”：“打破红军想要消灭和奴役德国人民的传闻”。希特勒已经完了，并被彻底摧毁，德国人民能够活下来，但必须学会和平地融入民族大家庭。[85]
关于他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沃尔夫冈·莱昂哈特描述道：“乌布利希看起来一点也不激动或高兴，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对我们说话的口吻，就仿佛这么多年过去了，重回德国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一样。”[86]小组的每位成员都获得了1000卢布，以便在莫斯科购买必需品，以及2000德国马克用于在德国最初的花销。4月29日晚，威廉·皮克在“卢克斯”酒店（Hotel “Lux”）举行了一场小型欢送会，这家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酒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据点，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几乎每晚都会将逮捕的居民送到卢比扬卡大楼的地下室。
第二天早晨6点，“乌布利希小组”在卢克斯酒店旁边的小巷集合，然后乘坐大巴被带到莫斯科机场。一架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已经在那里等候。在明斯克附近短暂停留后，这架飞机于午后降落在卡劳（Calau）附近的临时机场，即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以东约70公里处。这群人在那里被一名苏联军官接走，并护送到他们的夜间营地。5月1日上午，他们乘坐汽车向西行驶，经过屈斯特林（Küstrin）［今天的科斯琴（Kostrzyn）］和施劳弗高地（Seelower Höhen）战场——那里两周前还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当时朱可夫的军队尚未突破柏林城外的最后一条德军防线。最终，车队停在柏林以东约30公里处的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附近的小镇布鲁赫缪勒（Bruchmühle）。加拉舍夫（Galadshew）中将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就位于此地。“乌布利希小组”住进了布赫霍尔策街（Buchholzer Straße）8号的三层楼房，即所谓的“柱屋（Säulenhaus）”。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然后搬到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区（Friedrichsfelde）的柏林王子大街（Prinzenallee）80号［今天的爱因贝克街（Einbeckerstraße）41号］。[87]
5月1日晚，乌布利希从第一个落脚点返回柏林。他简要描述了当时的情势，并宣布了未来几天的计划：“我们的任务将是在柏林建立德国自治机构。我们将前往柏林各个地区，从反法西斯民主力量中寻找适合组建新一届德国政府的人。”[88]
可能很多人以为5月1日将是“德国和苏联共产主义者的伟大友谊日”，但是根据挪威驻柏林记者西奥·芬达尔（Theo Findahl）的记录，他本人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到了晚上，年轻的士兵在胜利与酒精的混合作用下游荡在波德比尔斯基大街（Podbielskiallee）上，大声叫嚷着搜寻‘年轻女性’。”[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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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在斯德哥尔摩聚集了一群自称为“小国际（Kleine Internationale）”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与瑞典的同志共同庆祝工人运动日。在数百名参与者中，有一位年轻的德国移民，31岁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2月他出生于吕贝克，原名是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他16岁时就已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党派对布吕宁政府持姑息态度而毅然于1931年10月离开社民党，转而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SAP）——一个松散的左派组织。1933年4月，他使用维利·勃兰特这个名字乘坐渔船逃往丹麦，并从那里继续逃往挪威首都奥斯陆。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挪威语。除了承担社会主义工人党流亡组织的新闻工作，他还为挪威工人运动报纸撰写了许多文章，向大众介绍希特勒德国的最新情况。1940年4月，德国国防军进攻挪威后，勃兰特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流亡经历对他影响很大。在挪威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氛围下，他摆脱了早年教条主义的立场，这位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变成了一名务实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学习过程是促成他战后事业腾飞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即担任柏林社会民主党主席一职，1969年最终成为联邦德国总理。[90]
当天晚上庆祝活动即将结束时，维利·勃兰特冲上讲台宣读了一项决议：“我们，社会主义流亡者，感谢瑞典工人运动和瑞典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款待。我们要感谢瑞典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的帮助。”他还在讲话时，收到了一条代表处发来的消息，他便立刻告知与会者：“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希特勒用自杀逃避了责任。”他最后说道：“我们的方向截然相反。”[91]
直到1945年11月，维利·勃兰特才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挪威《工人日报》（Arbeiderbladet）派他去报道纽伦堡对战犯的审判。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观察审判过程，还在这个被摧毁的国家进行了多次旅行。返回奥斯陆后，他在1946年夏天出版的一本书中总结了自己的印象，该书的书名为《罪犯和其他德国人》（Forbrytere og andre tyskere）。在1960年代的竞选活动中，反对他的右翼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保守阵营把标题变成了“德国人和其他罪犯”，并将这本书的内容解释成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指责这个移民者想让德国人集体对纳粹的罪行负责。勃兰特正好利用这一指责反驳了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吉尔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勋爵的观点，表明也存在“不一样的德国”，不应该给所有德国人都贴上罪犯的标签。[92]
“昨天寒冷多雨，但是今天就是春天。一个特别的春天，不是某个普通的春天，而是和平来临的春天。天啊，多么美妙！”当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在1945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这些句子时，和平虽然尚未来临，但是可以预见战争即将结束。林格伦当时37岁，与丈夫和两个孩子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在瑞典通讯社信件审查部门工作。她当时只出版过一些短篇小说，但已经为女儿卡琳创造了长袜子皮皮（Pippi Langstrumpf）的形象，并开始撰写故事。该书于1945年底出版，使作者名声大噪。
5月1日晚，在维利·勃兰特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小组讲话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正坐在汉堡帝国广播前听希特勒死亡的报道。她写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希特勒死了。希特勒死了。墨索里尼也死了。希特勒死在他的首都，死在首都废墟中，死在他的国家的废墟和瓦砾中（……）。繁华已尽（Sic transit gloria mundi）！”[93]
[1] Hans Refior：Mein Berliner Tagebuch 1945，in von zur Mühlen（Hrsg.）：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S. 132.
[2] Marschall Wassilij Tschuikow：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München 1966，S. 184 f.；参见Ulrich Völklein（Hrsg.）：Hitlers Tod. Die letzten Tage im Führerbunker，Göttingen 1998，S. 48 f.（该书认为希特勒死亡时间为15点50分）。
[3] 参见Ullrich：Adolf Hitler，Bd. 2，S. 445，550 f.。
[4] 参见Refior：Mein Berliner Tagebuch 1945，S. 132；Rochus Misch：Der letzte Zeuge. “Ich war Hitlers Telefonist，Kurier und Leibwächter”，Zürich und München 2008，S. 225 f.。
[5] Arthur Axmann：Das Ende im Führerbunker，in Stern v. 2. 5. 1965；援引自Gosztony（Hrsg.）：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in Augenzeugenberichten，S. 350。
[6] 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08.
[7] 参见Theodor von Dufving的描述：Die Kapitulationsverhandlungen vom 30. April bis zum 2. Mai 1945，in von zur Mühlen（Hrsg.）：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S. 168 f.。
[8] Tschuikow：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S. 183。
[9] 关于谈判的详细描述参见Tschuikow：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S. 185-214。
[10] 收录于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463。参见Völklein（Hrsg.）：Hitlers Tod，S. 46 f.。
[11] Georgi K. Schukow：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Stuttgart 1969，S. 604 f.
[12] Dufving：Die Kapitulationsverhandlungen，in von zur Mühlen（Hrsg.）：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S. 173-175.
[13] Axmann：Das Ende im Führerbunker，in Stern vom 2. 5. 1965；援引自Gosztony：Der Kampf um Berlin 1945，S. 363。
[14] 收录于KTB-OKW，Bd. IV，2，S. 1469；Schramm（Hrsg.）：Die Niederlage 1945，S. 419。无线电报于3点27分发出。
[15] 施佩尔手稿复制本见Heinrich Breloer（in Zusammenarbeit mit Rainer Zimmer）：Die Akte Speer. Spuren eines Kriegsverbrechers，Berlin 2006，S. 319。
[16] 关于施佩尔含糊不定的角色定位，参见Magnus Brechtken：Albert Speer. Eine deutsche Karriere，München 2017，S. 276-280；Ullrich：Adolf Hitler，Bd. 2，S. 615-619。
[17] 收录于Schramm（Hrsg.）：Die Niederlage 1945，S. 420；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130。这封电报于7点40分从柏林发出。
[18] 参见Hansen：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S. 95；Jochen von Lang：Der Sekretär. Martin Bormann：Der Mann，der Hitler beherrschte，Stuttgart 1977，S. 336。
[19] 收录于Schramm（Hrsg.）：Die Niederlage 1945，S. 420；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130。
[20] 参见Dönitz：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S. 444；Albert Speer：Erinnerungen，Frankfurt/M.-Berlin 1993，S. 490。
[21] Lars Lüdicke：Constantin von Neurath.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Paderborn 2014，S. 558.
[22] Steinert：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S. 107；另参见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82。
[23] 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Tübingen und Stuttgart，3. Aufl.，1952，S. 366；另参见其所著回忆录：Memoiren，Stuttgart 1977，S. 242 f.。
[24] 参见Steinert：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S. 89；Schwerin von Krosigk：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S. 374。
[25] 参见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53-60；Steinert：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S. 172 f.；Herbert Kraus：Karl Dönitz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in Hans-Erich Volkmann（Hrsg.）：Ende des Dritten Reiches-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München-Zürich 1995，S. 1-23（此处见S. 11）。
[26] Friedrich Karl Engel：1. Mai 1945：Hitlers Tod in Rundfunksendungen，in Funkgeschichte，41. Jg.（2018）；als PDF-Datei，S. 1 f.
[27] 收录于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132（后面的引文亦出自此处）。
[28] “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是纳粹德国时期的敬礼方式。
[29] Engel：1. Mai 1945. Hitlers Tod in Rundfunksendungen，PDF-Datei，S. 1.
[30] 收录于Lüdde-Neurath：Die Regierung Dönitz，S. 133。凯特尔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国防军无法宣誓就职，因此建议采用该表述。参见Walter Görlitz（Hrsg.）：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Verbrecher oder Offizier？Erinnerungen，Briefe，Dokumente des Chefs OKW，Göttingen-Berlin-Frankfurt/M. 1961，S. 372。
[31] Kästner：Notabene 45，S. 105（v. 2. 5. 1945）。较短的版本参见Das Blaue Buch，S. 192（v. 2. 5. 1945）。
[32] Sönke Neitzel：Abgehört. Deutsche Generäle in britischer Kriegsgefangenschaft 1942-1945，Berlin 2005，Dok. 78，S. 205-210（Bericht vom 1./2. 5. 1945）.
[33] 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Peter Hartl，München 1992，S. 319（v. 1. 5. 1945）。卡尔多夫在随身日记本上的记录很简洁：“希特勒死了。太令人激动了！尖叫。”Ursula von Kardorff：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Peter Hartl，München 1992，S. 320，Anm.3。
[34] Speer：Erinnerungen，S. 491；类似的描述可参见Gitta Sereny：Albert Speer. Das Ringen mit der Wahrheit und das deutsche Trauma，München 1995，S. 627。
[35] 参见Brechtken：Albert Speer，S. 295 ff.；Volker Ullrich：Zum Dank ein Bild vom Führer，in DIE ZEIT v. 16. 5. 2016。
[36] William L. Shirer：Berliner Tagebuch. Das Ende 1944-45. Hrsg. von Jürgen Schebera，Leipzig 1994，S. 67（v. 1. 5. 1945）.
[37]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等。
[38] Thomas Mann：Tagebücher 1944-1. 4. 1946. Hrsg. von Inge Jens，Frankfurt/M. 1986，S. 197（v. 1. und 2. 5. 1945）.
[39]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1907～1999），德国记者、作家，主要从事近代德国历史研究。
[40] Sebastian Haffner：Germany：Jekyll & Hyde. 1939-Deutschland von innen betrachtet，Berlin 1996，S. 21。另参见Thomas Mann：Tagebücher 1940-1943. Hrsg. von Peter de Mendelssohn，Frankfurt/M. 1982，S. 76（v. 15. 5. 1940）：“认真读完S. Haffner（化名？）的英文书Germany：Jekyll and Hyde，写得太棒了。”
[41] Joseph Goebbels：Die Tagebücher. Hrsg. von Elke Fröhlich，T. II，Bd. 15，München 1995，S. 383（v. 28. 2. 1945）。参见Ullrich：Adolf Hitler，Bd. 2，S. 608-610以及文章Seine letzte Rolle，in DIE ZEIT v. 4. 10. 2018。
[42] 复制本收录于von zur Mühlen（Hrsg.）：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S. 150。
[43] Hugh R. Trevor Roper：Hitlers letzte Tage，Frankfurt/M.-Berlin 1995，S. 181 f.（1947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参见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04。
[44] 参见Fest：Der Untergang，S. 168。
[45] Axmann：Das Ende im Führerbunker，in Stern v. 2. 5. 1965；援引自Gosztony（Hrsg.）：Der Kampf um Berlin 1945，S. 350 f.。
[46] 参见Misch：Der letzte Zeuge，S. 227。
[47] 此处及下段均可参见1945年5月7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SMERSCH第4侦查队的审讯记录。另可参见Lew A. Besymenski：Das Ende der Familie Goebbels，in DIE ZEIT v. 16. 8. 1968；有节选部分收录于Völklein（Hrsg.）：Hitlers Tod，S. 76-79。
[48] 1945年5月19日审讯记录；Besymenski：Das Ende der Familie Goebbels，in DIE ZEIT v. 16. 8. 1968；Völklein（Hrsg.）：Hitlers Tod，S. 79 f.。
[49] 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12；Baur：Ich flog Mächtige der Erde，S. 282.
[50] Misch：Der letzte Zeuge，S. 232.
[51] 参见Trevor Roper：Hitlers letzte Tage，S. 203。
[52] 参见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455。也可参见老帝国总理府机械专家约翰内斯·亨彻尔的回忆；Misch：Der letzte Zeuge，S. 233。
[53] 1945年5月7日至8日尸检报告；收录于Völklein（Hrsg.）：Hitlers Tod，S. 106-131（此处见S. 116，121）。
[54] Völklein（Hrsg.）：Hitlers Tod，S. 141。
[55] 参见Scholtyseck：Der Aufstieg der Quandts，S. 252 f.，770。关于“瑙曼的圈子”，参见Norbert Frei：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München 1996，S. 361 ff.。
[56] Lew Besymenski：Die letzten Notizen von Martin Bormann. Ein Dokument und sein Verfasser，Stuttgart 1974，S. 272.
[57] 参见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10 f.，212。
[58] 今天的柏林北火车站（Berlin Nordbahnhof）。——编者注
[59] 参见Trevor-Roper：Hitlers letzte Tage，S. 203 f.；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454。
[60] 逃亡队伍组成情况可参见以下文献，部分描述存在差异：Trevor-Roper：Hitlers letzte Tage，S. 204；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13；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854；Lang：Der Sekretär，S. 339。
[61] 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13.
[62] 参见Lang：Der Sekretär，S. 402 ff.；Volker Koop：Martin Bormann. Hitlers Vollstrecker，Wien-Köln-Weimar 2012，S. 314-316。
[63] Florian Huber：Kind versprich mir，dass du dich erschießt. Der Untergang der kleinen Leute，Berlin，4. Aufl.，2015，S. 139。下段引文也参见此书S. 9-77。
[64] 参见Hannes Heer/Klaus Naumann（Hrsg.）：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Hamburg 1995。
[65] 参见Bernhard Fisch：Nemmersdorf，Oktober 1944. 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Berlin 1997。
[66] Goebbels：Tagebücher，T. II，Bd. 14，S. 110（v. 26. 10. 1944）.
[67] 引自Werner Zeidler：Kriegsende im Osten. Die Rolle der Roten Armee und die Bevölkerung Deutschlands östlich der Oder und Neiße 1944/45，München 1996，S. 138。关于红军进军德国后的行为还可参见Catherine Merridale：Iwans Krieg. Die Rote Armee 1939-1945，Frankfurt/M. 2006，S. 329-351；Normann N. Naimark：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 1945 bis 1949，Berlin 1997，S. 94-98。
[68] Huber：Kind versprich mir，dass du dich erschießt，S. 51.
[69] Huber：Kind versprich mir，dass du dich erschießt，S. 59 f.。
[70] 参见Huber：Kind versprich mir，dass du dich erschießt，S. 136-138。
[71] 此处及下段引文参见Christian Goeschel：Selbstmord im Dritten Reich，Berlin 2011，S. 241-255；Richard J. Evans：Das Dritte Reich，Bd. III：Krieg，München 2008，S. 907-915。
[72] Heinz Boberach（Hrsg.）：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Herrrsching 1984，Bd. 17，S. 6737.
[73] 此为1945年5月17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对威廉·皮克说的话；Gerhard 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April bis Juni 1945. Von den Vorbereitungen im Sommer 1944 bis zur Wiedergründung der KPD im Juni 1945. Eine Dokumentation，Berlin 1993，Dok. 64，S. 348。
[74] 内务人民委员部（缩写为NKVD）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重要的政治警察机构，也是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实行机关。
[75] 亦可参见Mario Frank：Walter Ulbricht. Eine deutsche Biografie，Berlin 2001，S. 137 ff.。
[76] Wolfgang Leonhard：Mai 1945：Erinnerungen eines Mitglieds der “Gruppe Ulbricht”，in Christine Krauss/Daniel Küchenmeister（Hrsg.）：Das Jahr 1945. Brüche und Kontinuitäten，Berlin 1995，S. 50.
[77] 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6，S. 130-134（hier S. 131 f.）。也见此书S. 26-28；Frank：Walter Ulbricht，S. 174 f.。
[78] 参见Frank：Walter Ulbricht，S. 177；Wilfried Loth：Stalins ungeliebtes Kind. Warum Moskau die DDR nicht wollte，Berlin 1994，S. 20 ff.。
[79] 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1，S. 121.
[80] 参见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1，S. 29；Frank：Walter Ulbricht，S. 176。
[81] 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14，S. 182；也见此书S. 30 f.，42；Frank：Walter Ulbricht，S. 178。
[82] 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31，S. 260-265（hier S. 260）.
[83] 参见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31，Dok. 34，S. 273 f.。
[84] 参见Wolfgang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Köln 1987，S. 297-301；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S. 727-732。
[85] 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Dok. 36，S. 277 f.
[86]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S. 292.
[87] 参见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S. 301-305。也见同一位作者所著的Im Dienste Walter Ulbrichts，in Gustav Trampe（Hrsg.）：Die Stunde Null. Erinnerungen an Kriegsende und Neuanfang，Stuttgart 1995，S. 272 f.；Keiderling（Hrsg.）：“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S. 39 f.；以及收录在同一本文集的Richard Gyptner：Am 1. Mai 1945 nach Bruchmühle，S. 699 f.。
[88] Leonhard：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S. 308.
[89] Theo Findahl：Letzter Akt-Berlin 1933-1945，Hamburg 1946，S. 180，182.
[90] 参见Peter Merseburger：Willy Brandt 1913-1992. Visionär und Realist，Stuttgart-München 2002，S. 57-221。
[91] Willy Brandt：Erinnerungen，Berlin-Frankfurt/M. 1989，S. 139 f.；而在维利·勃兰特的另一部作品中，表述稍有改变：Links und frei. Mein Weg 1930-1950，Hamburg 1982，S. 375。
[92] Willy Brandt：Verbrecher und andere Deutsche. Ein Bericht aus Deutschland 1946. Bearbeitet von Einhart Lorenz，Bonn 2007（特别是编者的引言S. 7-33）。
[93] Astrid Lindgren：Die Menschheit hat den Verstand verloren. Tagebücher 1939-1945，Berlin 2015，S. 444 f.（v. 1. 5. 1945）也见此书 S. 5-16 Antje Rávic Strubel所写的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