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1945年4月30日
1945年4月30日凌晨，一条毁灭性的消息传到老帝国总理府地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报告，在瓦尔特·温克（Walter Wenck）将军带领下进军柏林的第十二集团军在波茨坦西南的施维洛湖（Schwielow-See）停住了脚步。这意味着，自4月25日以来被苏军围困的首都获得解围的最后希望消失了。直到此刻，阿道夫·希特勒终于决定接受其动荡生涯中一再受到的威胁：终结生命。[1]
还在凌晨时分，希特勒就开始与身边人作别，其中包括新帝国总理府战地医院的医务人员。这是恩斯特·君特·申克（Ernst Günther Schenk）医生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希特勒，他表示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冷静”。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不再是过去那个精力充沛的“元首”：“他应该是穿着一件灰色的外衣，左胸佩戴镶有金边的国徽和铁十字勋章，下身穿一条黑色长裤；而在这套衣服里的人以难以想象的程度蜷缩着。我低头看到他弯着脊背，从耸出的肩胛骨中几乎是痛苦地抬起头。”[2]希特勒与所有人握手，并感谢他们所作的贡献。他宣布，他将了断自己的生命，并解除其他人的效忠誓言。他让他们寻求英美同盟的庇护，以免落入苏联人之手。
凌晨5点，老总理府再次遭到苏联炮兵的不断炮击。一小时后，希特勒把政府区最后的防线“大本营”的指挥官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叫到地堡，询问总理府还能支撑多久。这位党卫队旅队长回答，最多一两天。与此同时，苏联人占领了蒂尔加滕公园的大部分区域，并已经在距总理府仅400米的波茨坦广场上战斗。必须抓紧时间了。
快到中午12点时，赫尔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将军离开位于本德勒大街（Bendlerstraße）的指挥所，来到元首的地堡进行最后一次战况汇报，他几天前刚被希特勒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他所描绘的景象比此前蒙克汇报的更加悲观：由于弹药供应不足，空中也无法再进行补给，柏林的战斗很有可能在4月30日晚就结束。希特勒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尽管他仍然坚决拒绝投降，但是在和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商量后，他允许柏林守卫军在所有储备耗尽后分成小组，加入尚在西线作战的部队。魏德林返回本德勒大街后，收到了最后一条书面“元首令”[3]。
在对战况进行讨论后，纳粹党办公室主任兼“元首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叫来希特勒个人副官、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奥托·君舍（Otto Günsche），告知他元首将于当天下午与刚结婚的伊娃·布劳恩（Eva Braun）结束生命。元首要求将尸体火化。君舍须准备足够的汽油。很快，希特勒也亲自要求他的副官允诺严格执行该命令。他不希望自己的遗体被带到莫斯科示众。显然，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遭遇浮现在眼前：他和情人克拉拉·贝塔西（Claretta Petacci）于4月27日在科莫湖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并于一天后枪决。两人的尸体于4月29日上午被运往米兰，倒挂在洛雷托广场（Piazzala Loreto）的一个加油站。这位意大利“元首”的遭遇于4月29日晚传到地堡，想必这让希特勒更加坚决地不让他和妻子的尸体留下任何痕迹。
君舍随即开始为火化作准备。他给希特勒私人司机兼机动车负责人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去电，指示他准备十个汽油罐，并将它们放在通往总理府花园的地堡紧急出口。[4]
下午1点至2点间，希特勒在秘书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和盖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以及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Constanze Manziarly）的陪同下吃了最后一餐。与前几周一样，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日常话题；没有人谈及即将来临的终结时刻。特劳德·琼格在1947年写的回忆录（直到2002年才出版）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一场“在轻松愉悦与沉着冷静外壳下的死亡宴席”。[5]希特勒多年的伴侣伊娃·布劳恩没有参加。她于1945年3月从慕尼黑回到柏林，并很早就决定与希特勒共赴黄泉。为了感谢她的无条件忠诚，希特勒于4月28日至29日的凌晨与其结婚。在之前口授的“私人遗嘱”中，他“决定娶那个女孩为妻，她怀着长久以来忠贞的情谊，毅然自愿回到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为的是与我命运与共”。[6]
对希特勒来说，是时候与他身边的追随者告别了。他将挂在地堡办公室书桌上方的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7]所绘的腓特烈大帝肖像遗赠给了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r）。“我的将军们出卖了我，我的士兵们无心作战，而我也无能为力了！”希特勒又说，他知道“明天（……）将有数百万人咒骂他”，但命运无法从头再来。[8]他建议跟了他十年的勤务员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加入逃往西方的队伍。林格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现在苟且偷生是为了谁？”希特勒回答道：“为了下一个人！”[9]
下午3点15分左右，希特勒最心腹的官员聚集在地堡走廊：马丁·鲍曼、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外交部联络官瓦尔特·赫维尔（Walther Hewel）、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国防军首席副官威廉·布格道夫（Welhelm Burgdorf）以及秘书琼格、克里斯蒂安和营养师曼扎利。希特勒在妻子的陪伴下出现。琼格回忆道：“他非常缓慢地走出房间，弓着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他和所有人握手。”“我感受到他右手的温暖，他望向我，但眼中没有我。他似乎离我很远。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到。（……）当伊娃·布劳恩走向我时，魔力才有所消散。她笑着拥抱我。她说：‘请试着逃出去，也许您能够成功。然后向巴伐利亚问好。’”[10]
随后，玛格达·戈培尔出现，她请求君舍准许其与希特勒再次交谈。她也已决定与丈夫一同自杀，并把六个孩子一并带走。她在4月28日给第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儿子哈罗德·匡特（Harald Quandt）的告别信中写道，他们已经在地堡待了六天，为的是“给自己的纳粹人生唯一可能的、有尊严的结局”，“在元首和纳粹之后的世界是不值得居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着孩子一同离开。把他们留下太可惜了，我要自己给他们以救赎，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她向元首宣誓“至死的忠诚”，并且她认为，她和丈夫可以与元首同归于尽，是“我们从来不敢奢求的命运恩典”。[11]显然，玛格达·戈培尔此刻有些动摇，因为她试图说服希特勒再作一次逃离柏林的尝试。希特勒明显对这最后一刻的干扰感到愤怒，拒绝了她的建议。[12]
大约十分钟后，也就是下午3点30分刚过，勤务员林格打开通往希特勒书房的门，朝里瞥了一眼，然后向鲍曼报告：“帝国领袖先生，完成了！”两人进入房间，看到了如下场景：从观察者角度看，希特勒坐在沙发左侧，他的头略微向前垂下。他的右太阳穴上有一个十芬尼硬币大小的弹孔，鲜血顺着脸颊流下。墙壁和沙发上都有喷溅的血渍。地板上已经形成了盘子大小的一摊血。手枪从垂悬的右臂滑落，静静地躺在希特勒的右脚边。伊娃·布劳恩蜷起双腿坐在沙发的右侧。其尸体散发出的苦杏仁味表明是服用了氰化物胶囊中毒。[13]
君舍副官走进储藏间，冲在那儿等候的人们喊道：“元首已死！”戈培尔、克雷布斯、布格道夫，以及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Artur Axmann）和帝国保安局局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伯（Johann Rattenhuber）进入希特勒办公室前厅。此时，林格和身后跟着的两名党卫队军官抬着希特勒的尸体走出来。尸体被包裹在毯子中，只露出穿着黑色裤子的小腿、黑色的袜子和一双浅口鞋。希特勒和妻子的尸体被人沿着楼梯向上抬到总理府花园，并在距离地堡出口约3～4米的地方被放下。鲍曼再次上前，掀开盖在希特勒脸上的毯子，并沉默了片刻。
与此同时，数枚炮弹从总理府上空坠落。在停火间歇，君舍、肯普卡和林格冲出去，将此前准备好的汽油统统浇在尸体上。起初汽油总点不燃，因为大火产生的强风总是将火柴吹灭。最终，林格在纸上引火，并将其扔向尸体。明亮的火焰瞬间升起。聚集在出口处的人再次举起手臂向希特勒敬礼，然后迅速退回地堡。4月30日晚，在君舍的命令下，希特勒夫妇的遗体被希特勒护卫队的两名官兵埋葬在总理府花园的洼地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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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为自杀作最后准备的同时，苏军正准备进攻国会大厦。国王广场上的这座宏伟的新巴洛克式建筑在1884年至1894年间由法兰克福建筑师保罗·瓦洛特（Paul Wallot）设计建造，它在苏联指挥官眼中是可恨的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实际象征。苏联人认为1933年2月27日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幕后黑手正是纳粹党，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残酷迫害德国各地共产党人的借口，而随后于2月28日出台的《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15]更是奠定了纳粹恐怖统治的基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国会大厦被选为柏林最后一战中最重要的攻击目标，而不是与之仅百米之遥的希特勒最后的避难所总理府地堡。最迟至5月1日，即国际工人阶级斗争日，这座瓦洛特设计的大楼就必须被攻占下来。
4月29日，苏联突击部队已经攻占了施普雷河上的莫特克桥，并占领了附近的帝国内政部。4月30日凌晨，攻占国会大厦的战斗打响了。[16]但是，战斗的难度远远超出了预期。一支由德国国防军和党卫队，再加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组成的参差不齐的防御部队将这座建筑变成了一座堡垒。他们把所有窗户和门堵得密不透风，只留下必要的射击孔，并布好了地雷。机关枪掩体和灌满水的坑道形成了难以克服的壁垒。苏军的第一次进攻遭到德军猛烈反击。为了支援步兵，苏联将更多的突击炮和坦克经由莫特克桥运往国王广场。但是，早上和下午早些时候的两次袭击均损失惨重。于是，苏联指挥官决定将原本安排在18点的最后一次袭击改到天黑时分。这次，苏联士兵成功抵达国会大厦的台阶下，并冲破了入口大门。在大楼内，血腥的肉搏战开始了。一面是红军战士依靠冲锋枪和手榴弹沿着楼梯往上冲，一面是德国守军往下撤入底层和地窖。
22点40分左右，由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米宁（Michail Petrowitsch Minin）率领的一支苏联部队到达国会大厦屋顶。他们有一块红布，但没有旗杆。于是士兵捡起一根管子，将红布固定在上面，把这面即兴制作的旗帜插在一尊半毁的女性形象雕塑上。[17]但是，占领国会大厦的战斗并没有就此结束。德国人继续顽强抵抗。直到5月2日下午，最后的部队才投降。
当5月2日上午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Jewgeni Chaldej）进入大楼并用相机重新拍摄下实际发生在30小时之前的事件时，双方仍然在战斗：画面中两名红军士兵表现出第一次将带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悬挂在国会大厦屋顶上的样子。这张著名的照片成为一幅“圣像”，因为它象征着苏联军队击败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这幅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几个月后，哈尔杰伊不得不处理掉其中一名举着旗杆的士兵右手腕上的第二只手表，这样就不会让人联想到它可能是被掠夺的物品，因为手表是苏联征服者们喜爱的战利品。[18]
苏联红军在柏林国会大厦上举起红旗。这个画面是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于1945年5月2日补拍的。（©Khaldei/Voller Ernst/akg-images，Berlin）
在随后的几天，国会大厦成为“真正的朝圣目的地”。[19]参观者们不断拥入。许多红军士兵在墙上写下口号或刻上文字，以表达胜利者的喜悦。[20]如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西里尔字母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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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争史部门秘书玛丽安·弗伊森格（Marianne Feuersenger）在她的随身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看到一些美国汽车。它们在街头巡逻。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和平氛围。”[21]美军占领慕尼黑的时间正好是希勒特和妻子在柏林自杀的时间，这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在一战中还默默无闻的二等兵，正是从1919年起在这座巴伐利亚大都市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魏玛共和国灭亡后，这里高涨的反革命氛围为这个野心勃勃的煽动者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提供了理想的土壤。1920年代初，“国家社会主义”[22]运动在此迅速活跃起来，而巴伐利亚警察和司法机构对此十分宽容。为表示感谢，后来成为“元首”和帝国总理的希特勒在1935年8月授予慕尼黑“运动首都”的尊号。在进驻时，美军士兵举着刻有“运动首都慕尼黑”字样的铭牌，将这个曾经的攻击对象变成了一种战利品。这幅图景的意义几乎等同于叶夫根尼·哈尔杰伊拍摄的在柏林国会大厦升起红旗的照片。[23]
1945年4月的最后几天，美国人已经征服了纳粹党大本营纽伦堡，并迅速进军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美军飞机向该城市投下传单，呼吁“慕尼黑的男人和女人”不要对前进的部队作出任何反抗：“帮助理性获胜符合您的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将领导权从狂热分子手中夺走！鼓起勇气，行动起来！”[24]
但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巴伐利亚大区领袖保罗·吉斯勒（Paul Giesler）和他的追随者从未想过直接缴械投降。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们希望尽可能久地守住这座其实大部分区域已然是废墟的城市。吉斯勒下令炸毁伊萨尔河（Isar）上的主要桥梁，此项命令只是最后时刻众多毫无意义的摧毁令之一，最终被受托执行的工兵营中的一名军官成功阻止。
1945年4月30日，美国士兵在进军中拿着慕尼黑的城市铭牌作为战利品。（Scherl/Süddeutsche Zeitung Photo，München）
1945年4月，慕尼黑及周边地区几支反对希特勒的力量联手组成了“巴伐利亚自由行动（Freiheitsaktion Bayern）”抵抗组织，他们此刻决心行动起来。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保守、爱国的巴伐利亚男性。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逮捕纳粹高级官员，并将慕尼黑和平移交给美国人。4月27日到28日凌晨，在第七军区口译团负责人鲁普雷希特·葛恩格罗斯（Rupprecht Gerngroß）上尉带领下，军官们发动了起义。这场运动的代号为“猎鸡行动（Fasanenjagd）”，“金鸡”即是影射那些身穿镶有金边的制服的可恶的纳粹高官。这些起义者首次尝试就成功冲入慕尼黑市政厅，并占领了两个广播站——位于弗赖曼区（Freimann）的国防军广播站和位于伊斯曼宁区（Ismaning）的广播发射总台。
当慕尼黑大区的广播听众在4月28日凌晨听到“巴伐利亚自由行动夺得政权”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起义者在一份“十点纲领”中承诺“铲除纳粹的血腥统治”，“它违反了道德和伦理法则，每一位正直的德国人都应当疾恶如仇”。此外，他们还呼吁消除军国主义，恢复法治国家和人的尊严，并建立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让“每个人凭借自身的能力而获得应有的地位”。[25]
但是，葛恩格罗斯和他的同伴们误判了局势。慕尼黑民众没有立刻响应起义的呼吁，而是更多地持观望态度。巴伐利亚州帝国总督弗朗茨·冯·埃普骑士（Franz Ritter von Epp）拒绝了起义者参与投降谈判并一同组建过渡政府的要求。最关键的是，逮捕大区领袖吉斯勒的行动失败了。经过短暂的混乱，当权者们采取了对策。吉斯勒在4月28日上午散发的传单《致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民众书》中写道：“慕尼黑的所有阵地都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站在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边，（……）葛恩格罗斯将难逃惩罚。骚乱即将过去。”[26]起义确实在几小时后就被镇压。葛恩格罗斯逃过一劫，但他的许多同伴在州中央部大楼（Zentralministerium）的院子里被枪杀，其中就有国防军联络官君特·卡拉乔拉-德尔布吕克（Günther Caracciola-Delbrück），他也是冯·埃普骑士的亲信。
南巴伐利亚的许多乡镇在“巴伐利亚自由行动”的呼吁下掀起了反对当地纳粹官员的起义，却受到忠于希特勒的狂热分子和党卫队的血腥镇压，造成50多人丧生。其中最可怕的罪行发生在采矿小镇彭茨贝格（Penzberg）。4月28日至29日凌晨，包括来自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缩写为SPD）的前市长在内的16名男女被残忍射杀。[27]
在美军4月30日上午进驻慕尼黑之前，吉斯勒就已逃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据说几天后他在那里开枪自杀。美军的行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有少数党卫队部队和人民冲锋队进行了抵抗。下午4点过后不久，慕尼黑副市长卡尔·菲德勒（Karl Fiedler）将市政厅移交给了美军第七军的一名少校，本人则悄悄逃跑了。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在日令中写道：“盟军远征军全体祝贺第七军夺取纳粹残暴统治的发源地——慕尼黑。”[28]
大批慕尼黑民众在美军到来时夹道欢迎。19岁的慕尼黑纳粹分子沃尔夫希尔德·冯·柯尼希（Wolfhilde von König）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他们进驻这座城市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奇怪的事”，“还没等第一批美国人出现在我们的街道，白旗就挨个儿在公寓悬挂出来。还有人挥舞毛巾。这些慕尼黑人还能更没有尊严吗？”[29]恩斯特·兰根多夫（Ernst Langendorf）是一名移居美国的德裔新闻记者，作为下士曾在一个美国宣传机构任职。他回忆起当时到达位于市中心的玛利亚广场后几百人迅速挤上来的场景：“他们满怀兴趣地看着我们的车辆，还有些人摸着我们的制服并称赞面料质量，女孩们搂着我们的脖子，禁止结交的命令彻底无效了。四处弥漫着愉快的气氛，我到哪儿都能听到：终于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安然入睡了；再也没有飞机飞过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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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即美国士兵解放达豪（Dachau）集中营的第二天，囚犯埃德加·库普费尔-科贝维兹（Edgar Kupfer-Koberwitz）在病患营的床上注意到：“整个集中营内飘扬着来自被关押者所在的各个国家的旗帜——这些旗子究竟从哪里来的？（……）像往常一样，许多囚犯走上营地大街，但他们不用再蹑手蹑脚地走路，而是走得更自由、更自在（……），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因为我们处于美国人的保护之下——我相信，‘美国人’这个词在我们的余生中将始终带有金色的光环。”[31]
达豪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3月，并且很快就成了不受约束的国家恐怖统治的代名词。它是党卫队领导下的一切暴力形式的实验室，其实验结果在随后的几年推行至其他集中营。关于集中营情况的传闻不胫而走，其起到的威慑效果正合当局者的心意。“亲爱的上帝，我宁愿成为哑巴，也别让我去达豪！”成为“第三帝国”时期的流行语。[32]正因如此，相比于4月11日被解放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和三天后被解放的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rsen）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的解放更加能象征纳粹恐怖统治体系的终结，正如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升起红旗象征着希特勒德国被最终击败。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达豪集中营的状况急剧恶化。不断有新的囚犯从撤离的东欧集中营被运送至此地，使这里人满为患。原本就短缺的食物进一步削减，卫生条件更是惨不忍睹。许多囚犯感染上了斑疹热。从1944年12月至解放当天，就有14000多人丧生。一位集中营的前文员在1945年底开始的达豪审判中说，“这些囚犯个个精疲力竭、营养不良，身上长满了虱子，就像苍蝇一样死去（……）”，“尸体就躺在活着的囚犯之间、躺在路上（……），有些就这么躺着直到腐烂”。[33]
4月下半月，从远处已经能听到枪声，美军飞机开始在该区域低空出现，局势的紧张感一触即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党卫队即将从营地撤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烧掉了无数文件。囚犯们的心情在希望获得解放和惧怕最后一刻沦为大屠杀牺牲品之间剧烈波动着。
4月26日，劳动指令不再响起。囚犯被叫到广场集合。临近傍晚，共有6887名营地囚犯被迫分成三支队伍长途行进，由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士兵带上猎犬看守。行进途中还有来自其他营地的队伍不断加入，最终大约有10000人向南行进到巴特特尔茨（Bad Tölz）。沿途城镇的居民见到这支可怜的行进队伍，一部分冷眼旁观，也有一部分感到害怕和恐惧。这是他们第一次目睹纳粹政权的罪行。有些民众出于同情想给疲惫的囚犯们一些面包或饮料，却往往遭到党卫队士兵的阻止。5月2日早晨，在瓦基兴（Waakirchen）附近的森林露营后，囚犯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哨兵队伍失踪了。在这次死亡行军中死于路边或被枪杀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字，估计在1000人和1500人之间。[34]
而仍留在集中营的32000多名囚犯，其中4000多人在病患营，要更早一些迎来解放的时刻。临近4月29日中午，在费利克斯·斯帕克斯（Felix Sparks）中校的带领下，第45步兵师（雷鸟师）第157步兵团的士兵抵达集中营的巨大的营地。埃德加·库普费尔-科贝维兹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刻：“外面突然传来喊叫声和脚步声，‘美国人来了，美国人来到营地了，是的，是的，他们在集合广场！’大家都动了起来。病人离开病床，快痊愈的人和工作人员跑到营房间的通道，人们跳出窗户，爬过木板墙。每个人都跑到集合广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尖叫声和欢呼声。这是喜悦的尖叫。人们不停地跑啊跑啊。病人们因激动而容光焕发：‘他们来了，我们自由了，自由了！’”[35]
在美军抵达营地之前，他们遇到了一辆停在一旁的货车，里面载有2000名囚犯的尸体，这些人是在从布痕瓦尔德到达豪的运输途中饿死或渴死的。当美军随后看到数百具尸体四散在营地时，受到的震惊更是无以复加。“但丁描述的地狱在达豪这座真实的地狱面前都显得苍白（……）”，斯帕克斯中校这样描述道。“第一连队中的一些士兵，甚至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都激动到了极点。有些人哭了，有些人则陷入狂怒。”[36]在这种愤怒的情绪下，美军射杀了一些擒住的党卫队士兵。斯帕克斯坚决干预才阻止了杀戮的继续。[37]到傍晚，局势基本平复。在国际被囚禁者救助会的协助下，美军开始救助病人。但是即使在解放后，仍然每天都有原来的囚犯死亡。埃德加·库普费尔-科贝维兹，这位达豪集中营的记录者幸存下来。他在5月2日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必须走出营地，从外面看看营地的样子。（……）最重要的是把这些手稿，这本日记，这本关于达豪的书和其他书面材料当着美国人的面拿出来，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说这些根本不是在这里写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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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下午6点35分，德国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上将在位于普伦（Plön）的海军总部收到一封来自马丁·鲍曼的电报：“海军元帅先生，元首任命您取代此前的帝国元帅戈林，成为他的继任者。正式的任命书尚在路上。您应当立刻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当前的局势。”[39]鲍曼隐瞒了此时希特勒已经死了三个小时的事实；他在电报中有意这样表述，让邓尼茨相信这位独裁者还活着。
希特勒在4月28日至29日凌晨口述的“政治遗嘱”中确实将邓尼茨定为继任者和国家首脑，但头衔并不是“元首和帝国总理”，而是“帝国总统”，这个头衔自兴登堡（Hindenburg）1934年8月去世后就被希特勒废除了。他还在邓尼茨身边安排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为帝国总理，任命他的秘书鲍曼担任新设立的“党务部长”一职。当天夜里，希特勒下令将遗嘱分三份带出柏林。一份给邓尼茨，一份给新任陆军元帅费迪南德·舍纳尔（Ferdinand Schörner），第三份送往慕尼黑纳粹党总部。但是没有一份成功送达。[40]
在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邓尼茨表示他没有想到会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他从未暗示过把我当作他的接班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接到这一任务。”[41]但希特勒的决定并不令人惊讶。1939年9月1日战争刚开始时，希特勒曾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表示，如果他去世，将由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接任，但是自从盟军战机和轰炸机联队夺得欧洲大陆制空权以来，戈林的地位就大幅下降。这位帝国元帅在希特勒1945年4月20日最后一次生日会后成为第一个逃往南德的亲信，这被视作一种懦夫的行为。三天后，戈林从上萨尔茨堡山发来电报询问继任安排是否应该生效，因为希特勒已明显失去“采取行动的自由”。这一行为令他完全失宠。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不忠，命令将戈林软禁并剥夺其所有职务。[42]
纳粹政权二号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也失去了希特勒的青睐。4月28日晚上，总理府地堡获得消息，称这位党卫队首领试图通过瑞典外交官兼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与艾森豪威尔进行谈判，表示德国武装力量愿意向西方盟国投降。希特勒收到消息后勃然大怒。就连这个要求所有党卫队士兵宣誓“我们的荣耀即忠诚”的希姆莱现在也背叛了他，并且表现得仿佛就是他的继任者。在遗嘱中，希特勒将希姆莱和戈林清除出党，并剥夺所有国家职务，理由是他们与敌人秘密谈判并试图夺取政权，对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希姆莱的内政部部长一职由慕尼黑大区领袖保罗·吉斯勒接任，布雷斯劳大区领袖卡尔·汉克（Karl Hanke）被任命为党卫队领袖和警察总长。[43]
4月30日上午，鲍曼告知邓尼茨，“根据敌军广播消息”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西方盟国转达投降计划，“元首”要求对所有叛徒采取“迅速和强硬”的行动。邓尼茨随后于下午3点左右前往希姆莱驻扎的吕贝克警察营房，并与这位党卫队首领谈话。但是希姆莱声称路透社关于他和贝纳多特的谈判消息是狡猾的杜撰，邓尼茨暂时接受了这一解释。[44]
戈林和希姆莱不再在希特勒继任者的考虑之列，而邓尼茨是希特勒唯一能百分百信任的高级军官。1943年1月，希特勒任命他接替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担任海军总司令，而这位海军上将则以无条件的忠诚感谢他的支持。甚至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前，他也毫不掩饰对“元首”的无条件崇拜：他在元首身上看到了“强大的人格魅力、非凡的才智和行动力、普遍的认可以及喷薄而出且极具启发性的力量”。[45]和对待众多陆军指挥官不同，希特勒十分尊重邓尼茨，总称呼他为“海军元帅先生”，并且几乎不干涉海军事务。
直到1945年春，邓尼茨仍相信开发使用敌方雷达无法找到的新型潜艇会给海军作战带来转折点。4月7日，他狂热地鼓动海军军官们要坚持到底：“无论向左还是向右，无论周围情况如何，我们都必须履行军事职责，这使我们像磐石一样坚挺，坚毅而忠实地屹立不倒。不这么做的人是懦夫。必须将这样的人吊起来，并绑上标语：‘这是个叛徒！’”三天后，他向海军指挥官们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们按照元首的命令作战到“最后一刻”：“之后再论成败。”[46]即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邓尼茨也派出海军士兵参加柏林的必败之战。
4月15日，希特勒发布一项命令，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西方盟军和红军在德国中部会合并将第三帝国一分为二的情形：邓尼茨将军在“北部地区”、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在“南部地区”担任最高指挥。希特勒自己则很早就决定留在柏林，而不是听身边人的建议逃往上萨尔茨堡山。他要将最后一战导演为“英雄的毁灭”，就应当留在废墟的沙漠，而不是躲在僻静的阿尔卑斯田园中。
4月21日下午，柏林正遭到苏联大炮射击时，希特勒与邓尼茨进行了最后的谈话。4月22日上午，邓尼茨在参谋的陪同下离开首都往西北方向进发。队伍行进缓慢，因为街道被返回的国防军部队和难民迁徙队伍阻塞。他们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到达目的地：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这里有几处营地已经为新的部队腾出了位置。[47]通过海军移动无线电部队，“北部地区”所有指挥所之间以及与柏林的通信得以保持畅通。后来的苏尔坎普[48]出版商西格弗里德·温赛尔德（Siegfried Unseld）就曾服务于该部队。1995年，即战争结束50年后，他回忆道：“战争最后几天的关键消息是从我们的发射器发出的。我当时只有20岁，拥有一等兵军衔，曾在海军前线担任三年的无线电操作兵，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使用以前从未用过的新代码开展无线电工作，对邓尼茨收到或发出的无线电消息进行解密或加密。”他服务的无线电站也是4月30日傍晚第一个接收鲍曼关于任命邓尼茨为希特勒继任者的消息的电站。[49]
邓尼茨将军从震惊中平复后，当晚就召见了那天下午刚刚在吕贝克会过面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们的密谈在午夜进行。这位党卫队头目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出现，似乎在显示他的权力。邓尼茨在回忆中表示，他当时“偷偷在文件下藏了一支上膛的枪”以防万一。他把鲍曼的电文拿给希姆莱看，并观察他的面部变化：“那张脸露出（……）极大的惊讶，甚至是惊恐。他身上的希望似乎已经破灭。他的脸色苍白。他站起来，弯下腰说：‘请让我成为您国家的二号人物。’”[50]邓尼茨对此提议持明显的回避态度。希姆莱仍然掌控着大批的党卫队和警察，因此不能排除他不承认鲍曼的电报并宣布自己为继任者的可能性。因此对邓尼茨来说，获得国防军的支持非常重要。4月30日深夜，他指示他的副官瓦尔特·吕德-诺伊拉特（Walter Lüdde-Neurath）第二天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召来普伦。[51]直到一天结束，这一切最终走向如何，仍不明朗。
[1] 参见福尔克尔·乌尔里希的另一本书：Adolf Hitler. Bd. 2：Die Jahre des Untergangs 1939-1945，Frankfurt/M. 2018，S. 656 ff.；Joachim Fest：Der Untergang. 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Berlin 2002，S. 128 ff.；Anton 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 Legenden und Dokumente，München/Berlin 1995，S. 201 ff.。
[2] Ernst Günther Schenck：Patient Hitler. Eine medizinische Biographie，Düsseldorf 1989，S. 400.
[3] 参见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S. 205-209。
[4] 参见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S. 210-213；Henrik Eberle/Matthias Uhl（Hrsg.）：Das Buch Hitler. Geheimdossier des NKWD für Josef W. Stalin，zusammengestellt aufgrund der Verhörprotokolle des Persönlichen Adjutanten Hitlers，Otto Günsche，und des Kammerdieners Heinz Linge，Moskau 1948/49，Bergisch Gladbach 2005，S. 444 f.。
[5] Traudl 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 Hitlers Sekretärin erzählt ihr Leben，München 2002，S. 205.
[6] 复制本收录于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S. 192。
[7] 安东·格拉夫（1736～1813），瑞士肖像画家。
[8] Hans Baur：Ich flog Mächtige der Erde，Kempten（Allgäu）1956，S. 275 f.
[9] Heinz Linge：Bis zum Untergang. Als Chef des Persönlichen Dienstes bei Hitler. Hrsg. von Werner Maser，München 1982，S. 286 f.；另参见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446 f.。
[10] Junge：Bis zur letzten Stunde，S. 206.
[11] 收录于Joseph Goebbels：Tagebücher 1945. Die letzten Aufzeichnungen，Hamburg 1977，S. 549 f.。这封信由女飞行员、希特勒仰慕者Hanna Reitsch于4月28日带出柏林，辗转交给哈罗德·匡特，后者彼时沦为英军战俘，身在北非。参见Joachim Scholtyseck：Der Aufstieg der Quandts. Eine deutsche Unternehmerdynastie，München 2011，S. 252。
[12] 参见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S. 221 f.。
[13] 参见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S. 230-270（mit einem Abgleich aller Zeugenaussagen）；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447 f.。
[14] 参见Joachimsthaler：Hitlers Ende，S. 288-332；Eberle/Uhl（Hrsg.）：Das Buch Hitler，S. 448 f.。
[15] 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后，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签署了《国会纵火案法令》。该法令被认为是德国过渡到纳粹党一党专权的关键历史事件之一。
[16] 参见 Antony Beevor：Berlin 1945. Das Ende，München 2002，S. 387-389，398 f.；Tony Le Tissier：Chronik der Schlacht um Berlin，in Bengt von zur Mühlen（Hrsg.）：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Berlin-Kleinmachnow 1994，S. 79-86。
[17] 参见Jörg Müllner：Wie Russlands Fahne 1945 auf den Reichstag kam，in Die Welt v. 18. 1. 2008。
[18] 参见Jewgeni Chaldej：Der bedeutende Augenblick. Hrsg. von Ernst Volland und Heinz Krimmer，Leipzig 2008。
[19] 出自战地记者的记录Konstantin Simonow：Kriegstagebuch 1941-1945，Berlin-Ost o. J.；援引自Peter Gosztony（Hrsg.）：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in Augenzeugenberichten，Düsseldorf 1970，S. 389。
[20] 参见1945年5月9日一名苏军少校写给其姐妹的信：“墙上留有许多光荣士兵和军官用粉笔、煤炭和铅笔写下的文字。例如‘斯大林格勒人到此一游——签名’、‘一名来自斯摩棱斯克的苏联士兵来过这里——签名’、‘我们在国会大厦。一切正常。Ivan Petrow，1945年5月9日’。” Elke Scherstjanoi（Hrsg.）：Rotarmisten schreiben aus Deutschland. Briefe von der Front（1945）und historische Analysen，München 2004，S. 172。
[21] Marianne Feuersenger：Im Vorzimmer der Macht. Aufzeichnungen aus dem Wehrmachtführungsstab und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0-1945，München 1999，S. 271.
[22] 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也译作“民族社会主义”，简称“纳粹”（Nazi）。
[23] 收录于Winfried Nerdinger（Hrsg.）：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des NS-Dokumentationszentrums München，München 2015，S. 298。
[24] 复制本Winfried Nerdinger（Hrsg.）：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des NS-Dokumentationszentrums München，München 2015，S. 301。参见David Clay Large：Hitlers München. Aufstieg und Fall de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München 1998，S. 431 f.；Wolfgang Görl：Als die Amerikaner München befreiten，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24. 4. 2015。
[25] 纲领复制本收录在Nerdinger（Hrsg.）：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S. 297。关于“巴伐利亚自由运动”，参见Veronika Diem的研究：Die Freiheitsaktion Bayern. Ein Aufstand in der Endphase des NS-Regimes，Kallmünz 2013。Klaus-Dietmar Henke对“准备不足的、非常业余的起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Die amerikanische Besatzung Deutschlands，München 1995，S. 854-857（引文见S. 854）。
[26] 传单复制本参见Nerdinger（Hrsg.）：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S. 296。
[27] 参见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S. 859 f.；Frederick Taylor：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Die Besetzung und Entnazifizierung Deutschlands 1944-1946，Berlin 2011，S. 137-141。
[28] 援引自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S. 934。
[29] Sven Keller（Hrsg.）：Kriegstagebuch einer jungen Nationalsozialistin. Die Aufzeichnungen Wolfhilde von Königs 1939-1946，Berlin-Boston 2015，S. 213（v. 30. 4. 1945）。
[30] 援引自Wolfgang Görl：Als die Amerikaner München befreiten，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24. 4. 2005。战后，兰根多夫作为新闻官负责首批报纸许可证的签发，并积极参与创办《南德意志报》。参见Knud von Harbou：Als Deutschland seine Seele retten wollt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in den Gründerjahren nach 1945，München 2015，S. 24 f.。
[31] Edgar Kupfer-Koberwitz：Dachauer Tagebücher. Die Aufzeichnungen des Häftlings 24814，München 1997，S. 451 f.，452 f.
[32] Ludwig Eiber：Gewalt im KZ Dachau. Vom Anfang eines Terrorsystems，in Andreas Wirsching（Hrsg.）：Das Jahr 1933.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Göttingen 2009，S. 169-181（hier S. 178）.
[33] 参见Gabriele Hammerstein：Das Kriegsende in Dachau，in Bernd-A. Rusinek（Hrsg.）：Kriegsende 1945. Verbrechen，Katastrophen，Befreiungen in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Göttingen 2004，S. 27-45（引文参见 S. 28）；Wolfgang Benz/Barbara Distel（Hrsg.）：Der Ort des Terrors.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Bd. 2，München 2005，S. 268-271；Nikolaus Wachsmann：KL. Di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 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München 2015，S. 682-684；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S. 862-931。
[34] 参见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S. 905-913；Benz/Distel（Hrsg.）：Der Ort des Terrors，Bd. 2，S. 269 f.；Daniel Blatman：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Das letzte Kapitel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ssenmords，Reinbek bei Hamburg 2011，S. 334-337。
[35] Kupfer-Koberwitz：Dachauer Tagebücher，S. 444.
[36] 援引自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S. 917 f.。
[37] 参见Hammerstein：Das Kriegsende in Dachau，S. 41 f.；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S. 919-922；Keith Lowe：Der wilde Kontinent. Europa in den Jahren der Anarchie 1943-1950，Stuttgart 2014，S. 113 f.。更多这些事件的细节可参考关于Felix Sparks的传记：Alex Kershaw：Der Befreier. Die Geschichte eines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im Zweiten Weltkrieg，München 2014，S. 309-345。
[38] Kupfer-Koberwitz：Dachauer Tagebücher，S. 459.
[39] 收录于Percy Ernst Schramm（Hrsg.）：Die Niederlage 1945.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München 1982，S. 419；Walter 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 Die letzten Tage des Dritten Reiches，3. wesentlich erweiterte Aufl.，Göttingen 1964，S. 130。
[40] 参见Ullrich：Adolf Hitler，Bd. 2，S. 652，654。
[41] Karl Dönitz：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Frankfurt/M.-Bonn 1963，S. 434。1956年9月30日，即邓尼茨在柏林施潘道战俘监狱服刑的最后一天，一起服刑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否认他于4月27日最后一次在地堡与希特勒见面时，曾建议让邓尼茨成为元首的继任者；他表示，他只是积极评价了邓尼茨在“北部地区”的活动。Albert Speer：Spandauer Tagebücher，Berlin-München 2002，S. 445（v. 30. 9. 1956）。但是邓尼茨在其回忆录中表示（S. 434），他的任命最初是施佩尔提议的。
[42] 参见Ullrich：Adolf Hitler，Bd. 2，S. 640 f.。
[43] 参见Ullrich：Adolf Hitler，Bd. 2，S. 648 f.，652 f.。
[44] 参见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42 f.；Dönitz：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S. 433。
[45] 援引自Reimer Hansen：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Die deutsche Kapitulation 1945，Stuttgart 1966，S. 103。1945年6月17日，邓尼茨在巴特蒙多夫的审讯中也曾表示：“希特勒是一个出众的人物。”Wassili S. Christoforow u. a.（Hrsg.）：Verhört. Die Befragungen deutscher Generale und Offiziere durch die sowjetischen Geheimdienste 1945-1952，Berlin-Boston 2015，S. 66。
[46] Heinrich Schwendemann：“Deutsche Menschen vor der Vernichtung durch den Bolschewismus zu retten.” Das Programm der Regierung Dönitz und der Beginn einer Legendenbildung，in Jörg Hillmann/John Zimmermann（Hrsg.）：Kriegsende 1945 in Deutschland，München 2002，S. 9-33（引文见S. 9）。
[47] 参见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29 f.。
[48] 苏尔坎普（Suhrkamp）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出版社之一，成立于1950年。
[49] Hans Sarkowicz（Hrsg.）：“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Erinnerungen an den 8. Mai 1945，Frankfurt/M.-Leipzig 1995，S. 112 f.
[50] Dönitz：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S. 436。另参见Lüdde-Neurath：Regierung Dönitz，S. 89 f.；Marlis G. Steinert：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Düsseldorf-Wien 1967，S. 88 f.。
[51] 参见Kriegstagebuch des Führungsstabes Nord（A），30. 4. 1945；Percy Ernst Schramm（Hrsg.）：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Bd. IV，2，Herrsching 1982，S. 1468（künftig zit. KTB-O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