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5月7日，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Erich Kästner）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惊慌失措地在街道上穿行。历史课间的短暂间歇让他们紧张。那些‘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之间的空隙刺激着他们的神经。”[2]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之间的阶段。旧的秩序，即纳粹统治已经瓦解；新的秩序，即占领军的接管政府尚未建立。对于亲身经历了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死亡与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之间那些日子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深刻的转折点，即经常提到的所谓“零点时刻”。[3]时间仿佛陷入停滞。5月7日，一位柏林市民记录道：“没有报纸、没有日历、没有时刻和截止日期，太奇怪了”，“无尽的时间像水一样流淌，而指针只是那些穿着陌生制服的男人们”。[4]这种生活在“无人时刻”的感觉给1945年5月初的这几天赋予了独特的印记。[5]
这几天充满了戏剧性。“爆炸新闻一个接着一个！大事件接踵而至！”5月5日，一位德国黑森州劳巴赫镇的司法检察官在日记中记录道。“柏林被苏联人征服了！汉堡落入英国人手中！（……）在意大利和西奥地利的德军已经投降。今天上午，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也正式投降。全线溃败。”[6]
整个溃败过程太过突然、速度太快，以至于当时的观察家们不得不努力调整以跟上事态的发展。剧烈的动荡使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产生一种幻觉和不真实感。5月7日，符腾堡自由党人莱因霍尔德·迈耶（Reinhold Maier）写道：“人们一直都摸不着头脑，并需要不断确认，这一切并不是一场梦。”[7]
造成混乱的原因在于，在走向灭亡的“第三帝国”的不同地区，战争的结束进程存在差异，人们对此的感知也不尽相同。[8]一方面，在被攻占的德国西部地区，许多地方视盟军为解放者，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却弥漫着对苏联人的恐惧。原因既在于煽动了多年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也在于德军在对抗苏联的歼灭战争中所犯的罪行传播甚广。因此，尽管西线许多士兵或多或少地准备好向英美人投降，但东线的军队对苏联红军的奋力抵抗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5月3日，汉堡没有抵抗就投降了，而在要塞城市布雷斯劳的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6日。当被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已经重启政治生活时，德国对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占领仍在持续，一直到5月初。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直到5月5日布拉格起义后，德军的占领才得以终结。
虽然在许多德国人的主观认知中，时间似乎已停滞不前，但在街上一切都处于移动状态之中。庞大的人群在路上。集中营囚犯的“死亡行军”队伍、返回的国防军部队、大批难民、战俘、被解放的强制劳工和因轰炸被迫背井离乡的返乡人交会在一起。盟军的观察员称之为一次实实在在的民族大迁徙。英国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回忆说：“这看上去像是有人捅了一个巨大的蚁丘。”[9]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于生动重现这整个混乱而矛盾的事件。
这八天的插曲离不开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领导的弗伦斯堡政府。希特勒亲自任命这位海军元帅为继任者。其主要职责是在希特勒自杀后将战争延长整整一周。他的部分投降策略，即一边继续对苏联作战，一边对西边的盟国投降，不仅成功使尽可能多的平民和士兵逃往英美阵线，而且在反希特勒阵营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这一策略是如何实施的？采取了哪些步骤？其中又存在哪些幻想？这些将构成本书的主线。
昙花一现的邓尼茨政府也很有启示意义，因为无论在人事还是执政章程方面，这个政府都与纳粹政权保持着可怕的延续性，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所犯罪行承担责任的自觉。这一点不仅反映了整个纳粹精英层的态度，也反映了大部分德国民众的态度。
不过，作为德意志国政权中最后残余的邓尼茨政府，在那八天中只占据了很小的篇幅。本书将把目光越过被包围的弗伦斯堡，聚焦在更多其他地方，以形成一幅涵盖政治、军事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与其发展态势的多样化全景图。以下相关主题都不会被省略：最后的几场战役、死亡行军、战争结束时的自杀浪潮、德国占领军持续散布的恐怖、与外国士兵的初次相遇、柏林大规模强奸案、战俘的命运、集中营的囚犯和“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早期对德国人的“野蛮”驱逐、废墟中的日常生活以及摸索中的新开始——其中有一些人借此在战后平步青云。
本书将讲到的事件，起因可以追溯到过去，后果则影响着未来。因此，在叙述上将越过这八天的时间界限，有些往前，有些往后。此外，还需要对那些进入历史视野的人物际遇及其发展进行仔细刻画。人物刻画和带有历史深度的特写镜头将交替出现，笔者希望，借此能形成一幅整体画卷，让读者对“第三帝国”末日毁灭与占领军进驻前的这段历史剧变形成立体而生动的印象。
本书将透过大量的日记、信件和回忆，让亲历者自己发声。其中，日记是最必不可少的资料，因为它是对经历战争结束这一重大转折的最直接表达。[10]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各种矛盾对立的情绪和感觉，这也正是1945年5月初这段日子的特点：一边弥漫着末日情绪，一边则准备重新出发。
[1]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德国小说家、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Erich Kästner：Notabene 45. Ein Tagebuch，München 1989，S. 130（v. 7. 5. 1945）。这本于1961年首次出版的书是在原始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修订的版本。参见Sven Hanuschek对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介绍：Das Blaue Buch. Geheimes Kriegstagebuch 1941-1945. Hrsg. von Sven Hanuschek in Zusammenarbeit mit Ulrich von Bülow und Silke Becker，Zürich 2018，S. 25-31。
[3] 关于“零点时刻”，参见Volker Depkat对政治家自传的研究：Lebenswelten und Zeitenwenden. Deutsche Politiker und die Erfahrungen des 20. Jahrhunderts，München 2007，S. 189-196。
[4] Eine Frau in Berlin. Tagebuchaufzeichnungen vom 20. April bis 22. Juni 1945，Frankfurt/M. 2003，S. 154（v. 7. 5. 1945），作者不详。
[5] 关于“无人时刻”，参见Harald Jähner：Wolfszeit.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1945-1955，Berlin 2019，S. 20。
[6] Friedrich Kellner：“Vernebelt，verdunkelt sind alle Hirne”. Tagebücher 1939-1945. Hrsg. von Sascha Feuchert/Robert Martin Scott Kellner/Erwin Leibfried/Jörg Riecke/Markus Roth，Bd. 2，Göttingen 2011，S. 930（v. 5. 5. 1945）.
[7] Reinhold Maier：Ende und Wende. Briefe u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1944-1946，Wuppertal 2004，S. 232（v. 7. 5. 1945）.
[8] 参见Richard Bessel：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London 2009，S. 134 f.。
[9] Ivone Kirkpatrick：Im inneren Kreis. Erinnerungen eines Diplomaten，Berlin 1964，S. 167。参见Jähner：Wolfszeit，S. 61 ff.。
[10] 参见Stefan-Ludwig Hoffmann：Besiegte，Besatzer，Beobachter. Das Kriegsende im Tagebuch，in Daniel Fulda/Dagmar Herzog/Stefan-Ludwig Hoffmann/Till van Rahden（Hrsg.）：Demokratie im Schatten der Gewalt. Geschichten des Privaten im deutschen Nachkrieg，Göttingen 2010，S. 25-55；Susanne zur Nieden：Alltag im Ausnahmezustand. Frauentagebücher im zerstörten Deutschland，Berlin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