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龙母传说时期的岭南社会

岭南地处五岭以南，濒临大海，境内河流众多，早期土著多逐水而居，甚至以水为家，“疍民”即其例证。宋代文献对此有所记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疍能没水探取。”[3]这是描述岭南西部海洋疍民的生活状况。宋代周去非在描述中则突出疍家妇孺，“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疍也。……夫妇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桨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疍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真类獭然。”[4]这一说法也为清初屈大均所继承。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地语》中说：“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洲岛，民亦蕃焉。东莞、顺德、香山又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因为大海环绕，所以居民主要以舟楫为生。《广东新语》卷14《食语》又说：“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江海。”

上述史料描述疍民的水上生活，并非始于宋代，至少从秦朝开始就已存在，“秦时屠睢将五军临粤，肆行残暴。粤人不服，多逃入丛薄，与鱼鳖同处。疍，即丛薄中之逸民也，世世以舟为居，无薄著，不事耕织，惟捕鱼及装载为业。齐民目为疍家。”[5]这说明疍民的形成与中原王朝征服岭南有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疍民为晋朝卢循的余部，唐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卢亭者，卢循前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垒壳为墙壁。”[6]而据清代刘斯枢辑《程赋统会》卷18《外译》记载，卢亭在“广州城东南百里，以采藤蛎为业，男女皆椎髻，妇女许人，嫁始结胸带。相传为卢循遗种，故名”。无论疍民源于何时，其共通处是以水为生。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仅聚集在广州附近的疍民就有15万左右。[7]

疍民一般以渔业为生，世代居住在水上。黄佐在其编纂的嘉靖《广东通志》卷68《外志五》中说：“疍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疍民的数量十分庞大，清代雍正皇帝曾在一个上谕中指出：“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疍户，即瑶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8]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8《舟语》中描述了疍家女性非同一般的形象：疍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鱼大而蚬小，故姊曰鱼而妹曰蚬云。……疍妇女能嗜生鱼，能泅汓，昔时称为龙户者……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其妇女亦能跳荡力斗，把舵司，追奔逐利”。清人李调元也描写了他亲眼所见疍家女的劳动场景：“又舟人妇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鱼，橐中儿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负瓜瓠，扳罾摇橹，批竹纵绳，儿女苦襁褓，索乳哭啼，恒不遑哺。”[9]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变而成为陆地，直到明清时期仍有部分地区尚为汪洋，康熙《顺德县志》卷首《图经·潮汐》描写：“邑以海为池，潮汐出入，一时穿贯都堡。”明末顺德陈村仍为水乡，其“周回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干低垂，时有绿烟郁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10]顺德因近海而成为典型水乡，其地名也多以“海”命名，如黎村堡“南距桂畔海，北抵叠石海”。文中的桂畔海、叠石海等都暗示黎村堡临水的地理环境，水患也时常出现，“水径伦教，海趋桂畔，越鸡洲，亦直下潭洲，达横门。一遇西潦，势即汹涌，而腹背两夹巨浸，稍一阻遏，民即为鱼，水患之虑诚深。”[11]明代香山县主要由香山岛和黄粱岛构成，北部为洲岩不多的辽阔水域，但淤积已开始，南部连湾、文湾、皋兰和三灶尚是各自悬隔的屿山。香山与外界联系主要通过海道，尤以金星门、磨刀门、鸡鸣门和虎跳门为主。[12]

在水乡泽国的自然环境中，岭南早期传说中的龙母即与水有关。龙母生活在秦朝珠江支流的西江水域，因豢养龙子而出名，成为岭南民间社会信仰的重要女神。直到今天，广东各地城乡仍保存着众多的龙母庙。龙母故事最早出自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内容为：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尝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后媪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土人谓掘尾龙。今南人谓船为龙掘尾，即此也。[13]

《南越志》已佚，上述文字是后人辑录。从上述记载可以判断，龙母生活在今肇庆的西江流域，这与历史上岭南早期区域开发顺序相吻合。秦始皇为征服岭南就在粤西地区开凿了灵渠，显示粤西地区开发较早。作为水域社会，“捕鱼以资日给”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龙与水不可分割，捕鱼又与船紧密联系，“南人谓船为龙掘尾”，这是岭南水乡生活的写照。沈怀远的记载可能接近当时的现实，但后人却对此进行了修改。刘恂《岭表录异》则记载：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14]

刘恂将温媪的籍贯由端溪改为悦城，抹去了温媪捕鱼的踪迹，将其描述成以织布为业的“孀妇”，又将原来在水岸遇一卵变为在沙草中发现五卵。但刘恂表述中的“野岸”“东岸”“西岸”等，以及温媪常在江边浣洗，还是露出了水乡生活的特色。《南越志》记龙母为秦始皇时人，对其家庭模糊处理，以致有始皇征召入宫，由水路前行；而《岭表录异》却含糊改为没有时代的“朝廷”，入京师路线不详。且温媪会巫术，“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而巫术活动正是秦汉岭南的主要风俗之一。此点笔者稍后再讨论。

龙母与秦始皇、与水的故事元素，因为历史久远，被明清时期广东士大夫所承袭，屈大均说：“龙母温夫人者，晋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尝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龙引所乘船还程水，使者复往，龙复引船以归。”他考证，“夫人姓蒲，误作温，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或曰‘温者，媪之讹也。夫人故称蒲媪，又称媪龙’。”[15]即认为龙母墓在水口，灵溪因此改温水。历代士人总是将“龙”和“母”联在一起，水始终是故事的主旋律。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起源很早，水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传说大禹治水即是典型。

龙母信仰可能在唐代才出现，宋初其事迹更加有象有征，康熙年间，龙母的父母、姐妹也清晰起来，甚至与龙母相关的具体时间也明朗了。[16]唐宋正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接触的蜜月期，龙母被中原王朝纳入到国家敕封的神灵行列，唐代天祐初年封龙母为永安郡夫人，第二年又改为永宁郡夫人，宋代元丰年间又敕封其为永济夫人，龙母祠为永济宫，大观年间又改称孝通庙。[17]人们在祭拜龙母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原文化。龙母传说反映了百越族群与中原文化接触冲突的侧影，“龙母是百越族群中生活在西江中游的一支氏族的头领，大约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前夕”。此时西江中游一带已由渔猎经济向农耕定居转变。[18]从唐代开始，龙母被王朝纳入祀典，取得正统地位。明以后，士大夫又在正统化基础上添加了历史和地方的话语，传说龙母姐妹三人，龙母居中，后又与邻居四女结拜为姐妹，故有七姐妹的由来。这一传说可能与珠三角流行女子结拜“金兰”习俗有关。[19]当然，龙母结拜七姐妹的附会，又可能与广东乞巧习俗有关。这种风俗盛行于广东乡村社会，每个村庄都有姑娘们自愿组合的“拜七姐会”，每人集资若干，五六月间就开始筹备，她们在闲暇时巧制各种展品，届时展览。[20]

人们将龙母传说与秦朝联在一起，可能意味着当时岭南社会与中原相比仍十分荒蛮，女性是户外劳动的主力，抑或也可以理解为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而龙子对龙母的一度反抗以及朝廷的召唤，则可能隐喻男性对母系控制的抗争。与中原传说的母系社会相比，岭南地区或许因为水乡的缘故，定居的农耕社会始终与流动的渔猎社会并存，直到宋元，珠三角地区仍是以海洋文明为主，疍民成为后来上岸争夺居住权的主要力量。[21]在此之后，岭南女性经过历代的不断改造，才渐渐完成了与中原传统文化的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