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的战斗打响了
1937年11月11日
随着夜色勉强地松懈了对笼罩在机场上空的寒冷的掌控，三架中国攻击轰炸机开始沿着跑道加速行进。每一架美国制造的诺斯罗普伽玛2E型单翼机都载着一名飞行员和一名后座炮手，并配备着一枚1600磅重的炸弹。当飞机离地起飞时，旋风9引擎发出的嗡嗡声，就像被激怒的黄蜂一般，响彻天空。飞机疾速向着无一丝星光的夜空飙升，飞行员可以依稀辨认出首都南京那熟悉的轮廓，尽管它在战时的灯火管制下显得那么黑暗阴郁。不远处，泛着青灰色的长江之水向东奔流不息，汇入大海。同样，这几架飞机的航向也是东方。在这深秋的清晨，它们的目标是：在东海上空搜索日本的舰艇并实施攻击。[1]
操纵着编号为1402号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是第2轰炸机大队第14中队的少尉彭德明。尽管才24岁，自从那年夏天与日本的全面交战爆发以来，他已经在中国东部上空激烈的空战中成长为一名老手。坐在身后的是他的后座炮手李恒杰，两人军阶相同，但李恒杰要年长一岁。两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难以抗衡的。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城内及其周围展开的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刚刚过去，日军将会突破并扫荡这个国家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心脏地区，现在看来这已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们也知道危险正在逼近何处：就在他们的下方。当飞机朝着在地平线上形成的狭长淡薄的晨曦飞去时，一道淡淡的曙光破开了覆盖在由无边无际的稻田构成的拼图上方的雾霭；这些精耕细作的稻田，一小块一小块错落有致，由复杂的灌溉渠道将其连片成网。从空中俯瞰，一处处村落犹如斑斑圆点，彼此间隔距离不超过一英里；也有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其中不少都环抱在古老的城墙之中。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这一天的清晨，它看上去同以往一样安谧。但很快和平将被打破，战场上的混乱将替代这一方宁静。
片刻之后，战争的第一道迹象便映入了飞行员的眼帘。随着飞机逐渐接近上海附近的前线阵地，乡村道路上出现了拥挤的士兵。他们身穿各色军服，有灰色、卡其色和蓝色，分属构成中国军队的协调松散的各师各旅。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全线撤退。当他们从上海撤出时，他们的一小批战友组成了一道单薄的防线来牵制日军。此时此刻，这场在过去三个月中消耗了成千上万条性命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但是，甚至就在中国人试图从战争中将自己解脱出来时，杀戮仍在继续。随着日军飞机不断俯冲并投下夺命的炸弹，沿路腾起了一道道黑色的烟柱。
在彭少尉眼里，这场战争也是一件事关个人的大事。中日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轰轰烈烈的抗争，构成了他整个童年时代的背景。当他十来岁还在上海读一所职业高中时，就已经亲眼看见了日本人是如何得寸进尺、咄咄逼人，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欺凌中国，加剧摩擦的。早在五年前，形势就已经逐渐恶化并失去了控制，从而引发了两国间的第一次重大武装冲突，上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冲突中化为废墟。当战斗结束时，双方仅仅打个平手，而不是像大多数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将可恨的日本人逐出中国，为此彭德明流下了痛苦的眼泪。[2]
现在，一场新的冲突已经开始，而为了迎接这场战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同仇敌忾，准备好了决一死战。这些人中包括了彭少尉和他的后座炮手李少尉，他俩都在1937年夏天毕业于位于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六期，正好赶上战争开始，就被派遣上阵。敌对行动始于中国的北部，然后蔓延到了上海。彭少尉一次接着一次驾机执行出击命令，主要攻击目标是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到上海前线的日本船只。
尽管他每天都不得不忍受机毁人亡的恐惧，这位年轻人在抗日战争中第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仍然为自己能够亲手杀敌而非常开心。“当你完成任务返回基地并受到欢呼的人群迎接时，心中的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但是，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现在早已过去。到秋末时，仅仅几年前才成立，所聘请的外国顾问能力不一、任期又不连贯的中国空军，已经几乎被清除出了空中战场。第2轰炸机大队只剩下五架飞机，彭李两位少尉也已经失去了很多战友。
这些损失让他们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悲伤，但他们不能让情绪来削弱履行其职责的能力。11月的这天早晨，他们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使命。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但天气预报预计天气良好，适宜飞行。在他们的使命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在陆地上飞行时，天气预报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当他们的编队接近东海时，天空变得阴沉沉的。这样的天气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这大大减少了彭、李和另外两架飞机的飞行员被发现的风险，从而可以避免被飞得更快、更灵活的日本军机的穷追猛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寻找目标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很快，海岸线就被远远地抛弃在身后，他们操纵着轻型轰炸机向舟山群岛飞去，这是离大陆10英里左右的一群小岛。飞行员们保持着一个松散的编队飞行，不断地穿越机下几乎像一张连绵不断的大地毯的云层，寻找着可见到深蓝色大海的云中缝隙，凭借他们那训练有素的眼睛有可能会发现一个潜在目标。上午10点左右，他们的运气来了。起飞三个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观察到在云层中有一处狭窄的空隙，而在空隙的中间，他们发现有一艘敌人的航空母舰。[3]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一直希望寻找到的机会。
彭德明立刻把他的飞机定位在对航空母舰实施俯冲攻击的有利位置。伽玛飞机以稍微超过30度的角度切入，并加速到接近每小时250英里。日本水兵开火了，一串串曳光弹向着空中的飞机呼啸奔去，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在飞机给他们造成任何危害之前就把它阻挡住。弹雨并没有影响到彭德明，他保持航向不变。随着军舰的轮廓在他的瞄准视线中快速增大，他在等待着最恰当的时机来投放炸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不仅仅要考虑到军舰的航向与速度，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速度和切入角以及风向和风力。他一边祈求着幸运之神站在他的一边，一边释放了炸弹。当这个从任务开始时就一直携带着的沉重负荷被投掷下去后，他感觉飞机突然上升了。他迅速掉头离开以便逃脱从舰上射来的密集的轻武器火力。其他两架伽玛2E型飞机也实施了相同的动作。
脱离危险距离后，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试图了解他们攻击的效果。在总共只有三枚炸弹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他们也会认为攻击是成功的。[4]炸弹确实击中了目标。火焰舔舐着航母的船尾，大团大团的浓烟从后甲板上腾起，高处看上去显得小小的那些身着白色水手制服的士兵的身影就像突然被掀开了盖子的蚁丘里的蚂蚁一样，横冲直撞。很明显，舰上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这个情景在飞机驾驶舱内引发了胜利的欢呼声。飞行员们对他们能够使敌人遭受严重打击而十分满意，随后驾机飙升至云层之上，设定航向朝南京基地飞去。[5]
在这三架轰炸机以略微超过每小时200英里的巡航速度返航的途中，飞行员们最大的担忧一瞬间变成为现实，两架日本九六式舰载单翼战斗机突然从云层里出现了。在最近几个月里，诺斯罗普伽玛机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它绝非新一代更快、更机动的日本战机的对手。这三架中国飞机毫无在空战中获胜的希望，它们也不能够在速度上胜过其对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用了几秒钟时间。伴随着彭德明的其中一架诺斯罗普伽玛机上的飞行员实施了此时此刻唯一可行的策略：在消失之前急速俯冲潜入云层。另一架伽玛机在被日机子弹击中后，裹着一团明亮的火球一头栽入大海。直到飞机栽进海里，机上的两位中国飞行员也未能设法跳伞逃离飞机。
然后，日军飞行员转身来对付彭德明驾驶的飞机。他们射出的子弹撕开了机身，导致机舱内部浓烟滚滚，四处飘散。起火燃烧的飞机迅速丧失高度，彭德明和他的后座炮手仍竭力逃生，他们成功地向后推开座舱罩。接着他们跳了出来，并打开了降落伞。在慢慢地飘向下面无边无际的碧海蓝天的过程中，他们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飞机径直坠入大海。当时唯一可以拯救他们生命的可能就是迅速组织一次快速且有效的搜索救援行动。然而在1937年末，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两个飞行员从此再也没有为世人所见。
* * *
11月11日星期四，这一天中国东部的天空特别忙碌。当彭德明少尉随降落伞下降而溺死于大海之中时，位于台湾岛上台北市（Taihoku）[6]北面的松山机场的日本地勤人员正在为即将执行轰炸中国大陆任务的一个中队九架双引擎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加油装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南京的大校场机场，但如果天气恶劣使得这一目标无法实现时，他们就将前去轰炸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苏州市的工业区。[7]
这九架轰炸机，每一架都载有多达七名成员的机组，共组成了三个飞行小队——领航小队、第一小队和第四小队。此项作战使命由海军少佐须田敬三全面负责，他坐在领航小队中的一号机里，担任空中观察员。这种责任的分配并非别出心裁：根据日本人的惯例，他把给飞机领航这项耗费注意力的任务交给他的副手，以便集中精力于任务本身。上午10点20分，整个中队起飞了，很快就组成了三个“V”字形状的小编队。
几分钟内，他们就飞到了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隔开的狭窄海峡的上空，此时的台湾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区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九架轰炸机上的机组成员都来自鹿屋航空队，它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一支精英部队。这年早些时候，他们接收了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整个夏天他们都狂热地投入训练之中，从而对这款新型飞机非常熟悉。在整个训练期间，与中国的最初几周的战争已经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中国的战机相抗衡，他们的飞机表现得速度太慢，也太脆弱，许多有价值的飞行员饮恨长空。在多次血战之后，日本指挥官终于同意给轰炸机提供强大的战斗机以护航。[8]
随着绝大多数中国空军被逐出长空，潮流再次转了向，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指挥官的既定方针。听任轰炸机靠自己的装备去单打独斗，他们仍然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每次执行轰炸任务时，他们都会派出强大的护航机群，去引导轰炸机穿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空荡荡的天空。在这种情况下，下午1点15分，在飞越中国海岸线到达上海附近的空域后，这支轰炸机中队得到了第2混合航空队所属的九架九五式舰载双翼战斗机的配合。阳光照耀下，天空明亮如洗，指挥官做出了决定，机群应该直飞南京，而不是苏州工业区这个替代目标。
很多日本飞行员之前都有着突袭的经历，所以熟知南京的大校场机场。在前两个月里，离南京古城墙东南两三英里的这块地方已经多次被日本飞机作为目标反复轰炸过。尽管如此，侦察表明，此地仍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作为前进基地为中国空军提供服务去攻击在上海附近作战的日本军队。虽然大多数中国飞机已被疏散至作为后方的内地，但还有少量飞机留在这个机场上。为了确保形成日本的空中优势，他们必须要拔除这些钉子。
就在下午2点30分之前不久，这九架轰炸机飞临大校场机场上空。虽然空中没有发现敌人的战斗机的迹象，他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中国的防空火力和往常一样危险。猛烈的高射炮火在轰炸机群中接连爆炸，炽热的弹片在空中四处飞舞，轰炸机编队被严重地打乱了。一架由海军士官菅野平吉驾驶的第一小队中的飞机被炮火打散了，脱离了其他轰炸机，无法再同其他飞机一起参与攻击。
在须田敬三的率领下，编队中剩余的八架飞机发现了他们的预定目标，中国飞机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机库内，这些机库有着用沙包堆砌起来的低矮U形护墙。九六式攻击机开始进攻了，投弹手利用其简陋的瞄准装置在他们的目标上方扔下了炸弹。这不是精确轰炸，仅是依靠概率法则来取得成功：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投掷了足够的炸弹，其中一些必然会击中某个目标。
这个策略是奏效的。领航小队中的三架轰炸机飞到了8500英尺的高度，在沿机场南边的一排机库上方总共投掷下了36枚六十公斤重的炸弹。他们满意地看到下面燃起了四团大火。另外两个小队针对的是机场东边的目标，他们的战果稍逊一些，造成的大火只有两处。
正当轰炸机中队准备返回自己的大本营时，菅野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尽管他的飞机被切断了与中队其他飞机的联系并且机上仍然满载着炸弹，但他试图单枪匹马地闯机场。他的九六式飞机立即成为地面所有防空炮火合力对付的目标。很快这架飞机便成为其设计中致命缺陷的牺牲品——当一个油箱被击中时，短短几秒钟，大火就烧遍了整个机身，使之变成机上七名机组成员的飞行的死亡陷阱。
当这架九六式飞机被烧成一团火球而迅速下坠时，地面上的一些目击者看到有两名机组成员跳伞并急速摔死在地面上。其他人则确信跳下来的有三个人。有人说他们的降落伞未能打开，还有人则宣称说他们的伞是打开的，但被从轰炸机上飞溅的火花点着了。飞机上的七名机组成员中只有一人最终设法降落在地面上，但他从此杳无音信。被狂轰滥炸几个月后，中国军人和平民一心想要复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即刻就在被俘的日本飞行员身上伸张了正义。[9]
* * *
西北方向距离机场两英里的南京古城墙内，约翰·拉贝（John Rabe）正在观看日本轰炸机的垂死挣扎。这位秃顶、胖乎乎的54岁德国商人站在花园中他亲手建造的宽敞的防空洞的入口处，里面他用来躲避空袭的地方。在整个秋季的几个月里，躲避空袭几乎已经成为首都人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了。如同身旁的其他旁观者一样，拉贝被空中打击行动的快速有效所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短短的20秒钟内，傲慢的轰炸机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10]
11月的这一天，防空洞里挤满了人——不仅有拉贝自己的中国佣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入口外面突然响起了欢呼声，人们立刻意识到日本轰炸机被打下来了，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拉贝自己从来没有因看到日本飞机被打下来而产生任何乐趣。有一次，在一个类似的场合，躲在他的防空洞内的人听到一架敌机被击中后栽了下来，便抑制不住兴奋，大声欢呼喝彩、手舞足蹈，而拉贝本人却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悄悄地、自言自语地嘟哝道：“别吵！有三个人要死了！”[11]
尊重人生命的价值，无论他属于冲突中的哪一方，这就是拉贝在危险越来越大时仍然选择留在南京的复杂动机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多数其他外国人都选择了离开。即使拉贝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并且已经对中国的困境感同身受，但在他家门口所发生的战争的是非曲直似乎对他个人而言无甚关系。同情心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因素，在时间还来得及的关头，阻止了他去听从自己最自然的冲动而出逃。他在日记中写道：“空袭时，谁要是在防空洞里蹲上好几个小时，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他就能理解我的感受。”[12]
也许，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那强烈的责任心。这可能是从小接受了德国北部路德教传统教养的结果，它强调每个人必须履行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在拉贝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社会就是他在南京所代表的西门子公司、公司的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他明白自己作为领导人的职责，并且知道如果他离开了，一切都将土崩瓦解。“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拉贝的中国助手曾经对他说，“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13]
每个人都知道，令人畏惧的日本军队将很快站在南京城的大门口。在仅相隔一日路程的上海，自从8月以来，一场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人在这一仗中打得比许多人所预期的要好得多。然而，即使来自前线的那些经严格审查过的新闻报道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已经丢失了，而且在一场最终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战斗中，中国消耗了它最好的部队。随着中国的抵抗被打破，现在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几周或者甚至几天而不是几个月——日军士兵就将列队行进在南京街头。
拉贝原本可以轻易地放弃他的职位。那年夏天，当战争在中日之间爆发时，他和妻子为了逃避南京的酷暑，就已经北上去过了古老的帝国首都北京附近的北戴河海滨度假。刚到那里，他就目睹了铁路沿线大批日本军队的兵力调动，意识到双方的敌对状态已经变得多么严重，各方面都已经变得水火不相容了。
拉贝明白，中日之间已经酝酿了几乎十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低强度的战争，而将是一场全方位的大规模战争。一旦理解了形势是多么危急，拉贝坚信他应该回到南京，那儿才是他的位置。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此时此刻，战争正逼得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返程车票必须提前好几个月预订才行。拉贝将妻子留在相对安全的北戴河，自己被迫选择一条迂回路线。在和平时期只要40个小时的行程结果花费了他整整11天。[14]
他一回到南京，就立即着手改建设在他花园中的防空洞，配备了急救物资、装在篮子里的食物和热水瓶里的饮用水。他还准备了浸泡在醋里的纱布绷带，万一遭到毒气攻击时可当作口罩使用。当然，普通的防毒面具会更好，但当时这是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他只能靠自己动手来解决。拉贝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是一个在世界的东方磨炼了几十年并能即兴发挥的人才，在那里人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意外。
在防空洞旁边，他撑开了一块长20英尺、宽10英尺的帆布，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字，希望这个纳粹德国的象征标志能够在日本飞机寻找机会对目标实施轰炸时起到一点儿保护作用——德国迄今为止还在军事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其同情心似乎在转向日本一边。这是一个讽刺，尽管在当时并未被人们完全理解，这个象征着20世纪欧洲最邪恶的屠杀的纳粹标志，竟然被用来保护地球另一边的人民的生命。[15]
对纳粹将能够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拉贝，还在自己的家乡时就是希特勒政权的一个追随者。事实上，他曾经是当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支部的临时副书记，他心目中特别注重的是社会主义这一方面。不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他都很关心小人物的命运，身上丝毫没有纳粹党成员动辄就显示出来的那种野蛮残忍和狂妄自大的痕迹。[16]
到11月中旬时，战争的威胁几乎已经把生活在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清空了。即便如此，拉贝也不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外国人。在仍然逗留在首都的所剩无几的外籍人士中，有个人名叫明妮·魏特琳（Mirrie Vautrin），51岁，是个美国教师。11月11日，她坐在干净的、保存完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楼里面，此地离拉贝家的花园西面不到1英里。对发生在身边的大屠杀几近绝望的她，在一封信上倾吐了她的满腔激愤。
“当然，我们不能让一群在日本的军人如此卑鄙无耻的行径轻易得逞，就像他们在中国所实施的那样。”她在给一个纽约熟人的信中如此写道。此时，外面的街道上挤满了逃离家园的居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拖拉着他们的财物——人力车、独轮车、婴儿推车。她仍然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期待着外交手段能最后获得成功，并且能够避免在南京发生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那么多聪敏理智的人。军事力量肯定不能征服一切。”[17]
同拉贝一样，魏特琳也曾到中国的北方去度暑假，以避开南京令人窒息的高温。同样像那位德国商人一样，战争一爆发，她就迅速赶回她的岗位。还像他一样，她立即着手组织应对敌人空袭的准备工作，根据柏林政府派到中国的一位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她亲自来决定在校园里的哪个地方开挖防空洞。[18]她还把全体学生划分成三个小组，在空袭期间担负起不同的责任。其中一组要携带梯子，另一组要使用灭火器，第三组则要用沙子或水来灭火。[19]
魏特琳与拉贝一样注重实际，而且她曾经是个优等生。事实上，自从三十年前当她还是个青春少女时，她就一直出类拔萃，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州立师范大学（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毕业典礼上代表93个毕业生向全校师生致告别辞。[20]从她的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那熠熠闪光的学术背景和总体才智，这使她能够在处理日常实际问题时不拘一格，并且去思考中国正在遭受的不幸的意义，眼看着这片在她大部分成年时期内称为家的地方即将被不幸所吞噬掉。在她的深思熟虑中有一个执着的主题：战争是疯狂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中呀，”她在给一个纽约朋友的信中写道，“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然而我们却让一小群大叫大嚷的狂徒把我们推入了战争。”[21]她感悟到，人类本性中一种恶魔般的力量在起作用，促使人们似乎在眨眼间就沦落到暴力的深渊。“男人把自己组织成一个个国家，这是多么愚蠢啊，”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意思是真的要在男人两字下面画上线加以强调，因为他们是那么迫切地热衷于战争，肯定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内心深处刺激着他们。”[22]
她那关于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的观点并非巧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中国妇女从所遭受的几千年的压迫中逐渐出头露面的最明显标志之一。这所在二十多年前创办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为女性提供学士学位的教育机构，在几乎整个时期内，魏特琳一直在该校任教，甚至还短暂担任过校长。
现在，花费了毕生精力所建成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付之东流。那年秋季学校里不再开课了，学校试图在其他地方的临时校园里注册新的学生。对于那些留在南京的师生来说，未来似乎是不确定的。只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给了魏特琳希望。“正义的力量必将战胜邪恶与黑暗的势力，”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信念能给予我们前进的勇气。”[23]
* * *
南京城的主要特征不在城里，而在它的周围：城墙。几乎从城里每一处制高点都可以瞧见城墙，若隐若现，巍然屹立。既令人压抑，同时又使人安心，它的存在意味着可以让居民安居乐业，并将入侵者拒之城外。城墙的周长有20英里，这是一处令人敬畏的建筑物，对于任何试图成为征服者的人来说，它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城墙是在两堵平行的石头墙中用土填实所构成，在多处地方墙高超过50英尺，顶部宽达40英尺，可容两辆货车轻易地并列行驶。[24]
南京城的城墙沿着周围的天然屏障蜿蜒延伸——西临长江，南倚雨花台，东靠紫金山，北接玄武湖。在大部分城墙边流淌的古老的护城河使得它更加令人望而却步。然后，再来看看城门。在和平时期，城门欢迎着四方来宾，但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就变成了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由一道道大门和之间的空地组成。假如攻击者攻破了外面那道城门，它也可能被阻止在第二道瓮城城门之前，而且最终将发现自己掉入了迷宫似的陷阱内。南京城的城墙包含了中国几千年的军事技术。要想占领南京，绝对没有捷径可走。[25]
进入城墙里面，1937年的南京是新建筑和非常古老的亭台楼阁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混合物。这是一个年轻国家的国际化首都，同时又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虽然它的一些建筑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的明朝皇帝，但其政府并没有驻足于它辉煌的过去。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正在建造一栋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新摩天大楼，展示出他们为整个民族所规划的美好未来。
十年前，是中国国民党人做出的决策，将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这样一来，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对会更容易一些，或许这也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南京坐落在中央之地，离南北边界距离大致相等，交通十分便利，其境内有三条铁路和一个公路网，并且非常靠近经济充满活力的东部海岸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纽带——它和中国最主要的商业城市上海只隔了200英里。这段行程如果乘坐汽车、火车或者更多的时候沿着奔腾的长江坐船顺流而下的话，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26]
诚然，选择南京作为新的首都远远不止是为了方便实用。民国创始人，即已故的孙中山先生，坚持认为将政府的所在地迁离北京是绝对必需的，因为“20世纪之光明”将永远无法穿透紫禁城，清朝的一代代统治者满足于充当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的守护者，似乎无法去应对现代世界的要求。[27]
这个社会曾经在很多方面都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出身贫苦注定入宫侍候皇室的男孩被残忍地阉割成太监，出身上层阶级的女孩被迫要缠小脚，同时听任其广大民众生活在赤贫之中，苦不堪言，罪犯则被当众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以死刑，用的是千刀万剐这种古老的处死要犯的手段。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推翻末代皇帝的国民党革命者想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割断联系，然后在南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
南京是江苏省最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里为了一步迈入摩登时代而掀起了建设的狂潮。到1937年时，南京已经开始展露出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的容貌。在世界各地任何城市都能引起关注的城市地标像雨后春笋般迅速面世。美国记者朱利叶斯·艾格纳（Julius Eigner）曾如此写道，1934年在纽约建筑师亨利·K.墨菲（Henry K.Murphy）帮助下完工的外交部大楼，比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还更现代化，艾格纳曾代表《国家地理》杂志访问过这个城市。[28]
按照一个俄国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建造的交通部大楼，在一年后耸立了起来，这栋楼是南京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建筑，暗示着这是皇宫般的屋顶与明白无误的西方设计相结合的产物。[29]铁道部大楼，根据艾格纳所述，“也许是至今所有政府部门办公楼中布局最好和最具有吸引力的大楼”，这栋楼经常被用于举行高级别的政府会议。[30]商业利益也紧跟着政府机构建设的脚步。到1937年时，大多数中国的银行都在南京建立了分支机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商业区的房地产价格以700%的速度在增长着。[31]
在那过去的十年里，自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摩登时代的光辉确实已经在南京上方闪耀着。在1927年，南京还只是一座只有大约30万居民的一潭死水般的省级城市，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根据艾格纳的说法，“南京从一个隐藏在巨大围墙之中的贫穷落后、杂草丛生的乡村，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进步的大都市”。十年前，他这样描述道：“这座城市没有值得一提的照明系统，没有自来水厂，没有下水道；现在，在通常情况下，宽阔的大街上霓虹灯闪闪发光，人们安装了现代卫生设施，一拧水龙头就能流出的自来水取代了街头售卖的桶装水。”[32]
城墙的东面是海拔1467英尺的紫金山，它得名于在黎明和黄昏时会从其森林覆盖的山坡上发出的神秘光芒。在前往顶峰的半山腰上，坐落着孙中山的陵墓，这是一处令人眼花缭乱的蓝白两色建筑物，已经成为官员们频繁前往凭吊的目的地。同时，此地也成为一处新公墓，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英雄们死后也改葬在此，这使得整片区域都变成了一处新的世俗国家朝拜的场所。对于一个痴迷于可保存其死者遗体的风水宝地的民族而言，南京无限期地继续作为中国的首都，其中所传达的信号之强大胜过了一切。
然而，虽然鲜有当权者愿意承认这一点，事实仍然是在南京发生的很多惊人变化都是肤浅的表面文章。在1927年，城墙内只有很小一部分地区得到了开发，[33]十年后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大片地区依然是农田，使得这座城市接纳了周围乡村季节性变化的色调。在夏季，城市几乎被树木、草坪、田野和池塘的绿色所覆盖。[34]而在冬季，草木的郁郁葱葱让位于更加阴冷、更加险恶的灰褐色阴影。
许多市民都固执地抵制官方试图把他们拽入20世纪的努力。当有着2000个座位的国民影剧院上映着诸如诺玛·希勒（Norma Shearer）和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主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影片时，传统的戏院月台宫则提供了由艺名为玉清小姐、兰香小姐和梨花小姐这类艺人表演的节目。[35]
在交通运输领域内，新旧事物混合共存的现象比任何其他领域都要明显得多。南京全市共有300辆公交车，3000辆汽车和15000辆黄包车。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居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靠的还是自己的两条腿，与狗、猪和牛争夺着空间。[36]人行道则往往被喂奶的妇女、玩游戏的孩子和谈论着张家长李家短的老太太们所占据。[37]
在第一次来南京的游客眼里，南京似乎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同其他中国大城市有所不同。这里似乎极少有穷人。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无人照料的孤儿似乎明显比其他地方要少得多。对于一个自称为人民工作的政权来说，那些都是令人难堪的东西，所以都被隐藏在视线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高速现代化的城市建设逐出了视野，但他们依然还存在。“我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写道，“他们住在地下涵洞里，或者住在曾经是贫困街区的空地上搭建的临时棚子里，半隐半露地蜷缩在大都会建设的表象之后，或被驱赶到仍然‘未开发的’的郊区去。”[38]
尽管有着现代建筑群，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创建，南京仍然充满了历史。甚至这座城市的名字——意为“南方京城”——也见证了昔日作为几个朝代的基业的功能。古代的将军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城池，公元3世纪东吴的统治者便在此立都。一千多年后，明朝最初的皇帝都把他们的宫殿建在南京，后来才迁都北京，以便更靠近北部边境，从而能更好地对付长期以来从长城之外来进犯帝国的侵略者的威胁。
南京一度非常强大，例如在14世纪末时的明代初期，它胜过地球上任何其他同时代的城市；但也有它不幸的时候，所遭受到的羞辱和掠夺令人难以想象。如同整个中国一样，南京曾被多次征服，并且有两次几乎全城覆没。在6世纪末时，一支敌对的军队攻入城内，屠杀居民，拆毁房屋，掘地三尺以便清除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迹象。南京第二次几乎完全被摧毁是在19世纪的60年代，当时南京正处于19世纪世界上最血腥的冲突的中心。
南京也曾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它麾下的起义军，受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驱动，寻求推翻北京的皇帝。当皇帝的军队发动反攻时，造成了至少2000万人死于内战的后果。这一冲突的最野蛮高潮就发生在南京，这座城市是1864年陷落的。忠诚的清王朝军队包围了城市，当他们最终摧毁了抵抗并攻入城里后，便屠城三日，纵火狂欢。
老人和孩子，因不能作为劳动力使用，尤其成为屠杀的目标。“小孩和幼儿，有些甚至不到两岁，就被刀劈枪挑，只是为了取乐。”一个在屠城结束后不久进入南京城的中国官员这样写道。[39]这种残酷无情的血腥屠杀似乎是属于更加原始的时代的，但引人注目的是，在1937年时还活着的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年龄尚幼的居民，此时已经是掉了牙的八旬老人了，他们悲伤的眼睛已经看得太多。
动荡的历史也给南京城的城墙留下了累累伤痕，但在1937年，三分之二的城墙仍然屹立不倒。南京城墙饱经风霜，经历了凭借坚实的墙砖就可以将敌人几个月或几年阻挡在外，只要不出现流行病或叛变，补给充足的守军就可以长期坚守的年代。对于城里的平民而言，城墙或许是他们的一颗定心丸，而负责保卫这座城市的职业军人就知道得更多了。他们明白，即使是近代的武器装备也已经被证明有能力攻破城墙。没有人能预料到如果遭受由重炮、坦克和轰炸机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的攻击，城墙又能抵挡多久。
如果他们相信不祥的预兆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因欧文·魏克德（Erwin Wickert）的经历而变得心神不安了。魏克德是一个德国学生，战争爆发前几个月访问了南京。他也是约翰·拉贝的一位熟人，并作为客人住在拉贝家里。魏克德听从了主人的建议，一边在城墙上悠闲地长距离漫步，一边对眼前的景色赞叹不已，长江江水缓缓流淌，首都覆盖着繁茂绿冠。就在饱览美景的同时，他突然发现了一顶鲜红色的小孩帽子。他捡了起来，又吓得立刻丢弃了它。帽子里有一颗腐烂了一半的孩子的头颅，肥肥的白色蛆虫正在蠕动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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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座古老且自豪的城市在1937年11月会处于变成战场的边缘呢？那年秋天沿长江下游爆发的激烈冲突的原因其实可以往前追溯好几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自中世纪末始，就逐渐成为一种军事威胁了，那时的倭寇就曾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上下大肆进行着烧杀抢掠。[41]尽管如此，20世纪中日冲突的真正根源是这两个国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做出的不同反应。
虽然中国已经勉强同意现代化，但直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垮台前，它并没有全面投入进去；而日本已经明白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迫使其为国际贸易开放港口后仅仅几十年，就在19世纪末着手对其古老的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日本想成为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国家，并急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不是一个是否选择的问题，日本的精英集团内部达成了共识：国家的存亡在此一举。
日本的现代化有多个方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并且还包括了日本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变化。从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隐居状态——如19世纪初的朝鲜——日本把自己转变成了一个外向型的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不仅仅希望向外国人学习，而且想成为像它们一样的帝国。这就意味着对外扩张。[42]
从一开始，日本就把中国视为其殖民剥削的天然目标。早在1874年，它就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到台湾，当时台湾是归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管辖的一片领土。[43]二十年后，更严重的对抗引爆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短暂且不平等的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使它将台湾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日本人也因此享有了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地位，这是一块向中国东北各省扩张的跳板。
新的世纪带来了新的收益。20世纪初，日本参加了一支在中国镇压排外的义和团运动的多国部队，作为回报，日本取得了在北京附近驻军以保护其外交官的权利。五年后，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从而接管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存在，它与盟国并肩作战，击败了在中国东部山东半岛上的德国殖民军队。当世界大战结束后，令日本感到极其遗憾的是，它被迫放弃了许多收益，但确实成功地维持了它在主要港口城市青岛的存在。
1931年，一群部署在中国东北以保护从俄国接管的租界的日本流氓军官筹划了一个重大事变。他们破坏了事实上由他们受命保卫的铁路，然后嫁祸于中国并全面入侵当时被称为满洲的东北三省。几个月后，日本在该地区扶植了一个表面上独立的国家“满洲国”。实际上，这是日本的一个傀儡政权——当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二十年前被革命者废黜的皇帝溥仪，被任命为这个“新国家”（指伪满洲国）的统治者时，这个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总而言之，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日本已经在中国霸占了相当多的资产，从1937年夏天起，它成功地大大扩张了在其控制下的地盘。7月，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发生的一场日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小冲突迅速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当中国的抵抗在得到现代坦克和飞机支援的纪律严明的日本步兵的猛攻面前崩溃之时，日本很快发现自己掌控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平原。然后，当全面战争才刚刚开始了几个星期时，战斗就转向了南方，并开始在一个全新的舞台上展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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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当上海圣三一大教堂的教长特里维特牧师让大家默哀两分钟来纪念那些在十九年前已经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者时，外面的枪炮声使得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也在颤动。多得异乎寻常的聚会成员虔诚地低垂着头，无声无息，保持着平静，假装没听见外面机枪不断发出的嗒嗒声和夹杂在其间的爆炸声。这是一个超现实的场景，每个人都能领会特里维特教长关于战争是徒劳无益的讲道。“如果这个世界除了战争方式之外找不到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他对严肃的听众讲道，“那么这个世界就该灭亡。”[44]
那场把两分钟静默转变为两分钟地狱般的噪声的战斗是在差不多快获胜的日军和留下来掩护大部队向西逃离的少量中国驻守部队之间展开的。大多数战斗发生在城区南部，这是一片叫作南市的有城墙环绕的老城区。日本人对战争造成的附带损害持典型的冷漠态度，整天不断地轰炸这片区域，烟尘从无数燃烧的大火上方升起，一直飘到黄浦江上空，甚至使得江上最大的轮船的轮廓也变得模糊不清。[45]
在南市，日军面对着由一再表明他们愿意战斗至死的士兵防守的坚固而且准备充分的工事。以伟大的战术远见建造在靠近一些重要街角的碉堡，形成了特别巨大的障碍。在三个月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日军士兵不甘心此时就为天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穿行在狭窄的街道里。当他们遇到一个真正的或可疑的中国抵抗掩体时，他们会先用坦克压上去，并将其炸毁，然后再继续前进。[46]
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逃离了南市，但他们只能站在刚刚进入法租界的边界线旁，极其愤怒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和商铺在战火中被摧毁。此时，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场战斗似乎完全是徒劳的。他们把怨恨发泄到那些放下武器并逃到法租界内的中国军人头上，其中有不少穿上了长衫来伪装成平民。“大批愤怒的中国暴民在等着他们，咒骂他们抵抗不力，”《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报道说，“人群好几次威胁要使用暴力对付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租界当局召来了法国警察后备队用长竹竿击退了他们。”战争开始时抓住了许多中国人的那种爱国热情，现在已经开始烟消云散了。[47]
对于中华民国50岁的领袖蒋介石而言，在他感到自己不得不直面失败的那一天，他的同胞之间团结精神减弱的迹象成了陷他于绝望之中的另一个原因。以蒋介石的身份来看，眼前的失败更是令他痛苦万分。他的外表不甚起眼，身上通常穿着的棉军装“几乎同一个中尉所穿的一样简单”，然而他的自尊心是极大的，他那显赫的、几乎是戏文般洪亮的头衔“大元帅”也能反映出这一点。[48]在一个相当不寻常的程度上，他把自己等同于这场全民族的斗争，因而失败格外加剧了对他的自尊心的打击。“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他斩钉截铁地说道，“那里就会成为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49]
如此看来，那年初做出的把战争引向上海的决策原本就是蒋介石的主意，这就毫不奇怪了。这项计策的目的就是要把日军吸引到其整体技术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的地区去打仗。比起开阔的中国北方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区丰富的河道地形会使日军坦克更加难以通行，并且还能提供更多保护，免遭日军飞机的袭击。把战争导向上海也有利于中国人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抗战。他们知道，西方人的社区将见证他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从而为中国赢得世界各地的同情。
也许，更重要的是，迫使日本在上海地区开辟新的战线是符合诱敌深入并令其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耗尽实力的战略的。[50]蒋介石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始至终地实施了这项战略。“他具有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敢于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而不计后果，”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他的突出特性是像一头牛头犬那样的不屈不挠，有时候这容易使他变得不切实际的固执。”[51]也许这一次，他确实是太固执了。上海保卫战已经被证实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了最悲观的中国指挥官最初的预料。近100万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参与了战斗，中国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52]
“凡尔登”是中国和外国观察者在提到上海的交战时都会联想到的，将上海的交战同那场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战役相比，是因为后者已经成了牺牲大量生命却增加不了多少领土面积的无意义战役的象征。争夺上海的大部分战斗都是在上海城的北部和西部的乡村展开的，那年秋季有好几个星期，双方似乎处于胶着状态，消耗着各自的实力——直到日军在中国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动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打击。[53]
仅在一周前的11月4日，日军第10军在上海南边的杭州湾实施了一次突然登陆。这个军事行动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气得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一旦登陆后，日军就进展神速，即将切断还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的退路。尽管这个行动本身就令人恐慌，但蒋介石感觉到日本人的计划甚至比这更加雄心勃勃。他研究了地图，注意到日本人将如何扫荡太湖以南的地区。这将使他们非常危险地接近首都。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甚虑敌军由嘉兴出宜兴）威胁我南京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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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攻下南京——这个念头同一天确实占据了蒋介石的主要对手的脑海。上海战场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正在日前由他的部队占领的一栋废弃校舍里同一群外国记者见面。“对于未来的发展，你们最好问问蒋介石大元帅。”他如此说道，从他个头不大的身躯里能够发出洪亮的嗓音，这能力使得听众们十分惊奇。“据报道，蒋介石预计战争要打五年——不错，很可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去南京。这一切都取决于蒋介石。”[55]
松井石根和蒋介石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着一种斯巴达风格。59岁的松井留着小平头，一身简单的军装未佩戴任何勋章，看上去就像一个清心寡欲的武僧。[56]接待记者的那个房间更加强化了这种简朴的印象，因为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几件家具——几把椅子、一张铺了桌布的桌子和三个插了菊花的花瓶——之外，一无所有。尽管有着严厉的军人风度，但松井也能流露感情。即使同外国人在一起，有时他也会笑得如此猛烈，以至于眼里充满泪花。[57]
在那次特别的记者会上，松井石根一心要取悦来访者，他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我尽我所能不以过于强硬的姿态来吓唬他们，”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显得很高兴，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每个人将来都能给国外的舆论施加良好的影响力。”[58]其实，松井石根给众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像他所相信的那么有利。他的言论“日本人不是侵略者，他们的到来是为了救济中国人”——鉴于已经丧失的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这句话简直荒谬透顶——足以使法国报纸《费加罗报》将其用作醒目的通栏标题。[59]美联社强调了松井石根通过暗示可能会对住在公共租界内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而发出的含蓄威胁。美联社还援引他的话，说租界里外国当局的态度——自战争爆发以来一般都是抗日的——已经“使得合作很难继续”。[60]
然而，管理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在日本控制之下的上海，对于松井石根和那天在场的其他日军战地指挥官来说已经是个次要问题了。在攻下了中国最大的和商业上最重要的城市之后，占据他们大脑的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突然变得近在咫尺的南京成了考虑对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11月11日，松井石根的总部发布了一份公告，称在上海获得的胜利将会被“着力跟进”。一个外国记者提醒他的读者，松井早些时候说过向中国的首都继续挺近的决定将“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抵制日本在中国的目的”。[61]
在对南京的图谋上，日本人含糊其辞，这正反映了其幕后集团围绕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当时日本人的共识是，如果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这四个主要东部城市沦陷了，中国政府将不复存在。前三个城市现在已经被占领，中国人手里只剩下南京了。[62]在发生于1932年的原先在上海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中，甚至连最具野心的日军指挥官也从未梦想过要把战火烧到南京附近去。[63]这一次，日军战地指挥官将解除几乎所有的约束。
松井石根的参谋人员认为，从上海撤出的中国部队一到城西就会立刻停下来寻求继续抵抗，大致沿嘉定到黄渡镇一线展开。11月11日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松井石根的第10军第6师团迅速运动，当天就攻占了青浦城，然后继续向北朝苏州河开进，几乎与该地区的日军共同完成了一道钳形攻势。预感到中国军队即将完全溃败，松井石根于11月11日晚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上海地区的所有部队向西移动，大致沿上海通往南京的铁路，将从太仓至昆山这一段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各部队将从第二天开始调动。[64]
看来，尽管松井石根公开表示了对去南京是否有必要的疑问，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这是不容置疑的。早在8月间，当日本统帅部将已经退休的他重新召回出任上海派遣军指挥官时，他就曾表示南京是最终目标。[65]在高级军官中，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七八年前他就考察过全中国，甚至还与蒋介石见过面。蒋介石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曾使他极度失望。现在，他正在致力于寻求一项在中国的永久解决方案，他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经被授权全面指挥新成立的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包括他原先的部队上海派遣军以及在杭州湾的第10军的那些部队。[66]
不过，松井石根的观点并未被众人看好。这件事情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应该把什么视为对日本帝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军部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派别认为苏联是最重要的挑战，而中国是次要的，甚至可以转而帮助日本面对在东亚的俄国熊。这种谨慎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作为一个熟知军事历史学且眼光敏锐的战略思想家，石原曾警告在中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并陷入泥潭的危险。“其结果将会等同在西班牙压垮拿破仑一样的那种灾难——缓慢地陷入那种最深的沼泽。”石原明确地警告说。[67]
这不是日本军官中的对华鹰派所想听到的，他们策划了解除石原职务的阴谋，并把他逐出东京的决策中心。结果是，他只好满足于通过具有类似信念的高级官员来施加影响，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68]多田骏的实权远远超过了他正式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常常被浪费掉了，因为他被迫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找出在如何打好中国这场战争这个问题上大相径庭的两种意见之间的平衡点。[69]
然而，总的来说，到1937年11月时，石原等人的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并且在做出是否向南京进军的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不祥预言完全被置之不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会派一兵一卒到中国去。”他曾如此说过，仅仅就在对中国发动战争一个月之前。[70]“所有的努力，”之前他在有关国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都应该首先用来战胜苏联。”[71]事实证明，日本实际上正在以其未曾想象过的更直接的方式去对抗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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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边4000英里外的莫斯科，有关中国的战争似乎是一桩遥远的事情，但对于正在苏联首都一所军校接受高级培训的政委安德烈·格拉西莫维奇·雷托夫（Andrei Gerasimovich Rytov）来说，突然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前一天，即11月10日，他被召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Pyotr Alexandrovich Smirnov）的办公室，斯米尔诺夫实际上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同时也是全军政治教育的主导人物。[72]
斯米尔诺夫抽出了内含雷托夫个人档案的文件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然后突然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想以何种方式在前线作战？”雷托夫渴望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所以即刻回答：“我随时待命！”斯米尔诺夫把雷托夫的档案放在一边，定睛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你必须跨出国门，远离我们的边界，”他说道，“你同国内的联系将被中断，因此不会有任何具体行事的指令。你必须在现场做出一切决定。仔细通盘考虑一下，然后把最终答案告诉我。”
大半个晚上的时间雷托夫都用在琢磨他的上司会给他分配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上，第二天他再次遵命来到了斯米尔诺夫的办公室，急切地等候具体命令。斯米尔诺夫依旧从容不迫，从抽屉中取出一份文件。“实话告诉你，”他最后开口说道，“这个任务跟中国有关。”他解释说苏联决定派雷托夫到中国去担任一支空军部队的政委。这将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让我来告诉你，这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斯米尔诺夫继续说道，“蒋介石要求我们提供飞行员，而不是政委。听明白了吗？你将被看作飞行指挥官。我希望你同样要明白这一点。”
苏联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小心谨慎。与蒋介石结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趋同。一方面，中国一直在寻找海外援助的新来源，原因是德国——直到现在仍然是其主要外国支持者——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它正逐步向日本靠拢。另一方面，苏联看到了支持中国的战争对己有利，因为这样做会使得日本全力以赴而不至于去威胁其东部边界。
这种权宜“婚姻”在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表现得很清楚。中国人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甚至在协议签署之前，就马上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清单，希望对方派出350架飞机以及飞行员。那天结束时，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援助，同意派出200架飞机，以换取中国交付军工生产所必需的矿产，比如钨。[73]
中苏友谊得到了出自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来源——英国政治家温斯顿·S.丘吉尔的支持。苏联驻英国的使者描述了丘吉尔在一次会见时如何“大大赞扬我们在远东的战术：保持中立又同时给中国武器援助”。他认为，这样做最好，因为太过公开地支持中国将会引发对一个扩张主义的苏联的担忧，在许多强国间这是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幽灵，从而会使形势更有利于日本，并且会使建立一个针对德国、日本和其他政权的“伟大联盟”变得更加复杂化。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丘吉尔也把这样一个联盟视作“拯救人类的唯一手段”。[74]
间接援助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俄国人仍然会处于危险之中，雷托夫深知这一点。同一天晚些时候，他被告知他将被派往中国，他遇到了即将担负相同使命的另一名成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此人是个战斗机飞行员，最近刚从西班牙内战战场成功返回，而且两次因在西班牙的战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苏联空军副司令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穆什克维奇给他们两人介绍了情况。“日本军队在技术上远优于中国，”斯穆什克维奇说道，他也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将，“中国空军特别令人担忧。匆忙赶去援助中国的苏联飞行员目前都在南京。他们都在英勇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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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作战的人几乎丝毫不了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11月11日向西撤出上海的潮流般的中国士兵中，陈颐鼎少将肯定没想到外援将很快到手。这位31岁的少将是第261旅旅长，隶属于第87师这支精锐部队，他和手下士兵参加了自8月开始爆发的整个淞沪战役。战斗一直打得很苦，所造成的损耗接二连三地把全师推向毁灭的边缘。官兵伤亡人数总计达到16000名，他们曾得到过四波次的增援，每个波次都有2000名到3000名士兵。到11月为止，全旅官兵所剩无几，只有少数人像陈旅长一样，从战斗开始至今侥幸没有成为又一个牺牲品。[75]
如此高的减员率反映了中国人在上海地区所使用的战术。在战役刚开始时，去对付一小群在城市繁华区陷入困境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享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中国指挥官投入了大量兵力去攻击工事得到强化的日军阵地，依赖的是勇气和锐气，来应对日本人物质上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日本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本土抽调了增援部队后，中国还继续派遣士兵到已经成了绞肉机般的上海去，这几乎是自杀性的自暴自弃。
大量将士的死伤，甚至包括了高级军官，表明了中国新式军队的最佳军事单位中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在很多情况中，前线军官都是些铁血汉子，常常身先士卒，与士兵分享他们所面临的艰苦和危险。陈颐鼎本人也曾多次投身于最激烈的战斗之中。尽管军衔很高，他依然亲临前线，还经常亲自操控轻重机枪，向往往只有几米开外的敌人不停射击，有两次他同敌人的位置挨得如此近，甚至可以直接向敌人投掷手榴弹。[76]
像第87师这样的部队都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军官们坚强勇敢，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这支部队是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中德国军官已经成了主体。大多数在华德国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从战壕中带回了一个特别的教训：要让你的战士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竭尽所能，军官们就必须同他们生死与共。
德国人对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前五年一直努力打造的现代化军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一方面。德国人还提供了武器装备。陈颐鼎和他的战友们在上海战场浴血奋战时配备的正是德式M35型头盔和M24型柄式手榴弹，这使得很难将他们与德国国防军士兵区别开来。第87师的士兵比起其他任何现代中国军人都有着更高的训练水平和更好的装备。作为它的兄弟部队，同样精锐的第36师和第88师也是如此。
因此，对第87师的期望是它会血拼到最后，而且它也不负众望，顽强地战斗着。10月底，第87师从上海中心城区转移到城西苏州河边的阵地。苏州河确实是条宽阔的河流，如果日军试图向南突进把中国守军包围在一个巨大的口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克服这个障碍。尽管日军一再空袭和展开大规模炮击，第87师的将士们还是接二连三地打退了日军过河的攻击。最终，11月9日，撤退的命令下达了，陈颐鼎和他的部下加入了撤出上海的被打散的士兵洪流。[77]
原先中国军队的撤退都表现出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特点，并且往往都是在黑夜的掩护下进行的。经常是整团整团的兵力悄悄地转移到新的阵地，甚至都没有引起敌人的丝毫注意，直到几个小时后敌人才会发现。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这一次行动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在上海地区以往的任何战术撤退。在长江下游战区的全部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同一时间内一起行动。
许多部队在遭遇敌人并与之交战时不得不脱离战斗以进行撤退行动，在一些情况中，他们只能在最后一刻到来时才能逃脱。即使是高级军官的人身安全也暴露于危险之中。驻上海的中国右翼部队副总司令黄琪翔就是在他的指挥所即将被敌人的进攻部队占领之前才撤离的。他离开后仅十五分钟，日本兵就蜂拥而至。另一个将军为了逃避敌人追捕不得不游过一条小河，差点被淹死。浸泡在几乎结冰的河水里，被冻得半死不活，后来总算被带到一个农民家中，得到帮助恢复了体力之后，他又继续向西跋涉。[78]
这样大规模的撤退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不可能不被敌人发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撤退任务的执行方式使得整个行动变得更加糟糕。放弃阵地的命令在高层做出决策之后立即开始向下传达，但部队接到命令的方式却是五花八门。电话线早已被炸毁，而当士兵被派出去传递命令时，却因整个交通线崩溃而受阻。许多部队只是在注意到大家都在向西转移的时候才知道已经开始撤退了。一旦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往往惊恐万分，仓皇逃离。[79]
没有任何详尽的计划来指导撤退行动如何进行，没有为每支部队指定具体的撤退路线，也没有时间表，其结果便是大家为了活命而疯狂挣扎。三个月来曾经肩并肩作战的士兵为了逃命而成了竞争对手。在桥梁上，在其他狭窄道口，精疲力竭的士兵用尽最后的力气与他们在战火中的兄弟争抢着，唯恐落后。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中的校官们和将军们试图以军衔来压服人以便获得道路上的优先通行权，但在一片混乱状态中，没有人会在乎他们。
这支庞大的军队被其自身的沉重负担所拖累了，道路上每一里地都挤满了人，无法朝任何方向移动。对于日本飞机来说，这是一个诱人的目标，结果是同样血淋淋的景象一再上演。机翼上涂着红色旭日标记的飞机出现在地平线上，向下俯冲，对着无助的猎物扫射。陈颐鼎后来写道：“缺乏组织和道路堵塞造成了许许多多不该发生的伤亡。”[80]
比起被日军飞机机枪的十字瞄准线对准来说，中国士兵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厄运，那就是被日本步兵活捉。没有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普通士兵，会去无望地期待得到宽恕。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争。落入敌人手中的中国军人如果被枪杀或斩首还算是幸运的。很多传言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样把俘虏们绑在一起，有时候是几十个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燃，将他们活活烧死。许多中国步兵试图逃脱这种命运，他们扔掉了武器，脱掉了军装，把自己装扮成平民。成捆成捆废弃的武器装备散落在道路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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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国军队在11月11日那天全军败退一样，它的日本对手也在那一天调兵展开进攻。就在陈颐鼎目睹着自己的部队在上海西面土崩瓦解的那几个小时内，由五艘货船组成的一支护航船队在“神靖丸一号”（Shinsei Maru No.1）带领下正沿着中国的东部海岸高速行进。这是该船队在海上行驶的第三天了，运送的是身经百战的日本第30步兵旅团的官兵。他们被一艘英国驱逐舰跟踪着——这证明西方列强对搜集有关日本迅速在中国深入作战的情报的兴趣浓厚。[81]
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自从这些士兵退出了在中国北方的战斗，然后坐在散发着马粪臭气的火车车厢内穿过寒冷的平坦地带后，他们心目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有些人猜测，他们将前往山东半岛，在这场正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那里很可能是一个新的爆发点。其他人希望能驻扎在“满洲国”。还有些乐观的士兵想象着返回家园受到英雄般的迎接。在这些快乐的想法的刺激下，他们变得像赴野外旅行的孩子一样，又说又笑。
可当他们一登上货船的甲板，船只便掉头向南而不是向东驶去，这下子每个人都明白了，他们是不可能返回日本的。他们看到眼前的海水逐渐从大海的蓝色变为浑浊的泥黄色，有些人猜测他们进入了长江。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旅团长、51岁的佐佐木到一，原本是可以提前告诉他们的，但即使是他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在他踏上“神靖丸一号”的甲板上时，他才被允许打开几个装着地图的密封袋子，地图上标示着他们的目的地：上海地区。佐佐木略微有些担心，因为他的部队从未接受过两栖作战训练。他们将很快经受考验，因为佐佐木和他的旅团构成了第16师团的一半兵力，给他们的命令是协同作战，一劳永逸地结束淞沪战役。
这项努力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由于东京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人员变动，曾经警告会有陷入中国泥潭的风险的石原被赶下了台。接替他的是少将下村定，随着此人的就职，一项新的要打赢中国战争的作战方案赢得了突出地位。同他的前任一样，下村定认为真正威胁日本长远利益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他就如何应付当前局势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想要增派更多部队去上海，而不是少量部队。他想要彻底消灭所有中国人的抵抗，一劳永逸地结束战斗，这样日本军队便可以重返北方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82]
这就是第16师团被调往南方参战的原因所在。他们将在上海西北的长江岸边登陆，然后向内陆突进，把大批在城市内外作战的中国士兵隔离开来。配合第16师团参与此次战斗的是重藤支队，这支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联队，已经在秋季较早的时候从台湾岛用船运到上海地区，并在之前几周里就已经多次参战了。[83]
第16师团所计划的登陆行动，是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的一次复杂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第10军在上海以南的杭州湾沿岸的登陆。第10军登陆后进展迅速，特别是其中的第6步兵师团，其锋芒深入推进到乡村，轻松得意地看着中国军队的抵抗在他们面前烟消云散。一旦第16师团在北边登陆，一个巨大的钳型攻势就能够展开了，大批中国军队将被一网打尽。
看起来，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是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但也许又不是。他的名声毁誉参半。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神射手，打野鸭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所以他宁愿去打空中的飞鸟。与此同时，也有些人把他描述为“虐待狂”。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曾出使法国去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有人说他“喝多了法国文明”——不是伏尔泰和卢梭时代的法国，而是法国大革命中赤裸裸的杀手罗伯斯庇尔的法国。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当他指挥部队在人口稠密地区去打一场征服战时，他将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84]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有些部队直接接到了命令，不容许去试图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开来。“所有守法的百姓都已经退进城内，”11月11日第3师团第6联队发布了明确的命令，“每一个在城外抓到的人都应视为抗日分子而予以消灭。……为便于在扫荡行动中烧光房屋，须自行准备引火物。”[85]
[1] 有关三架诺斯罗普伽玛飞机在11月11日的战斗任务的描述主要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一份战果报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卷3，第2125-2126页。我非常感谢航空专家理查德·P.哈莱恩（Richard Hallion）为我提供了有关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装备、性能和战术的极有价值的信息。
[2] 有关彭德明的背景的细节转引自双流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双流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906-907页。
[3] 如前面提到的这份中国的战后报道所描述的那样，三架中国飞机的一次出击就能够接近一艘受到充分保护的日本航空母舰，这件事似乎看来有点牵强附会。然而，当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道，在淞沪会战期间中国的俯冲轰炸机攻击了一艘停泊在长江口的日本航空母舰，参见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p.58。
[4] 在之前的袭击水面目标的战斗中，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战绩惨淡。1937年8月14日这个型号的飞机参与了对停泊在上海港内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的攻击，在攻击中没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倒是三枚偏离目标的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旁观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参阅理查德·P.哈莱恩所著的《来自空中的打击：战场空袭史，1910—1945》（Strike From the Sky：The History of Battlefield Air Attack，1910-1945），Tuscaloosa，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0，p.122。
[5] 日本军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因为已知的日本文献记载没有提到过这次攻击。鉴于缺少相关记载，所造成的损失很可能是有限的。
[6] 台北市的日文称呼。
[7] 有关11月11日对南京大校场轰炸的叙述是根据发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的一份日本的战后报告，参见其中第57卷，第882-885页。后文引用略为NDS。
[8] 有关日本海军航空兵早期驾驶九六式攻击机的经历，请参阅理查德·M.巴歇尔（Richard M.Bueschel）所著的Mitsubishi/Nakajima G3m1/2/396 Rikko L3y1/2 in Japanese Naval Air Service，Canterbury，Kent：Osprey Publishing，1972。
[9]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Claim Capture of Nanhsiang，”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1937.
[1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9-20。
[1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3.
[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
[1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
[1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
[1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7.
[1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
[17] 给丽贝卡·格里斯特（Rebecca Griest）的信，转引自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Nanking：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0，p.67。
[1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
[1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3.
[2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xix.
[21] 1937年8月10日给丽贝卡·格里斯特的信，转引自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62页。
[2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2.
[2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7.
[24]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Leiden：Brill，1999，p.130.
[2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Turnbull，Stephen. Chinese Walled Cities 221 BC-AD 1644. 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9，pp.30-33.
[26] Musgrove，Charles.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Architecture，Ritual，and Response in Nanjing. Honolulu 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35.
[27] Musgrove，Charles.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Architecture，Ritual，and Response in Nanjing. Honolulu 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33.
[28]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217.
[29]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197，214.
[30]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9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北：捷幼出版社，2007，第84页。
[31]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89.
[32]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89.此处清楚地描述了在遭到战争全面破坏之前的南京。尽管艾格纳的文章刊登在1938年2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上，他的手稿则是在1937年11月完成的。
[33]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98.
[3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i.
[35]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204，211.
[36]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198-199.
[37]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202，209.
[38]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第44页。
[39] Platt，Stephen R.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2012，p.350.
[4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i.
[41] 事实上，“日本”倭寇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包括蒙古人、朝鲜人甚至中国人。参阅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East Lansing Mi：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
[42] 近年来对日本在19世纪末竭力加入西方国家体系的评价，请参阅Okagai，Tomoko T. The Logic of Conformity：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
[43] Okagai，Tomoko T. The Logic of Conformity：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pp.70-72.
[44] 《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7日。
[45]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12日。
[46] 《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7日。
[47]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2日。
[48]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p.197，243.事实上，“大元帅”这个头衔最早是孙中山所用的。我非常感激历史学家理查德·B.弗兰克，他给我指出了这一点。
[49]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244.
[50] 有关蒋介石在上海开辟新的战线的可能动机，历史学家没能达成共识。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31，116-117，247-249，278 （n.74）。
[51]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242.
[52] 荣维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收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北京，2010，第2页。
[53] 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219ff.
[54] 蒋中正：《困勉记》，台北：国史馆，2011，第584页。
[55] 合众社，1937年11月11日。
[56] 另外一个不佩戴勋章的动机可能是希望避免遭到暗杀或狙击手的狙杀，在日本军官中这种做法很普遍。
[57]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
[58]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卷8：《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卷8，第126页。
[59] 《费加罗报》，1937年11月12日。
[60] 《纽约时报》美联社消息，1937年11月12日。
[61]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2日。
[62] Matsumoto Shigeharu. Shanhai jidai：Jaanarisuto no kaiso（The Shanghai Years：Memoirs of a Journalist），Tokyo：Chuokoronsha，1982，vol.2，pp.242-243.
[63] Jordan，Donald a. China’s Trial by Fire. Ann 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167.
[64]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03-404.以下引用略为SJRS。
[65] Yoshida Hiroshi. Tenno no gunkai to Nankin jiken. Tokyo：Aoki shoten，1998，p.71.
[66] 华中方面军事实上在通常称为华东的地区开展军事活动。这点不应与地理上的华中地区相混淆，地理上的华中地区指的是中国的内陆省份河南、湖北和湖南。
[67]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301.
[68] 在某些来源中也称之为Tada Shun。
[69] 日本的陆军参谋总长是日本天皇的叔叔闲院宫载仁亲王，他通常不亲自处理日常军务。这样多田就意味着要去填补这个空缺。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44-45.
[70]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293.
[71] Peattie，Mark R.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205.
[72] 有关雷托夫在莫斯科的谈话的记载是基于下列文献：Rytow（Rytov），a.g. “Im kämpfenden China”（“In Fighting China”），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In the Skies above China，1937-1940）. Berlin：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86，pp.100-102。
[73]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p.92-93.
[74]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108.
[75]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收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14页。
[76]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第114页。
[77]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第114页。
[78]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 611页。
[79] Carlson，E.F. Twin Stars of China.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pp.22-23.
[80] 陈颐鼎：《杨树浦、蕴藻浜战斗》，第114页。
[81] 有关第30旅在11月初的行动的描述转引自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卷60，第303-304页。
[82] Hatano Sumioand Sochi Junichiro.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45：Japanese Military Invasion and Chinese Resistance，” in Japan-China Joint History Research Report. Tokyo，2001，vol.1，p.136.
[83] 9月时离开台湾的重藤支队，得名于其指挥官重藤千秋少将。该支队下辖五个营和一个山炮连，参见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第279页。
[84] Bergamini，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London：Heinemann，1971，p.17.
[85] 转引自Bix，Herbert.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NY：HarperCollins，2001，p.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