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在中国研究苏联共产党，就材料来源看，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获得可资引用和借鉴的文献材料：取自原苏联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的资料、中国党建和中国苏联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西方学者和政论家的著作。其中，苏联时代的档案文献或回忆著作是多数研究工作的主要材料来源。

（一）档案材料

苏联解体前后，由于苏共被解散，苏共中央被强制迁出，一些档案遭到破坏。但是，在原有的一些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图书馆中存放的与苏共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还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国家正式机构的档案文献，成为后来查阅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还有一些非国有的、社会化的档案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俄档案管理的法规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93年7月出台的关于俄联邦档案全宗的法规规定，将俄罗斯全宗划分为两部分：国有的和非国有的。这反映出国家对形成于非国有机构行政管理中的文件价值的认同。国有机构按法律要求移交档案，非国有机构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的关系则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14]随着近些年苏联历史研究的深化，反映苏联时期社会生活的档案文献开始更多地来自非国有机构。

由于本研究以基层党组织为主要内容，其范围不仅包含苏共的政策、决议，还涉及基层群众的活动以及社会反响，因此，档案文献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苏共上层的决议、政策，以及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决议；另一个是党的基层部门的记录、基层管理与组织机构的各种文档，还有社会组织的档案文献。在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通过俄罗斯两个档案管理机构获得第一手文献材料，即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РГАНИ）。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是与苏共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档案馆，该馆的前身是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以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及苏共［俄共和联共（布）］文献与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文献著称。有俄罗斯学者著文介绍了这个档案馆的沿革情况：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做出决定，在社会科学院里成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1月，该博物馆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被任命为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任务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都汇集到莫斯科，在此基础上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根据原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7月11日决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被认定为“苏联境内唯一一家负责保存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出版其作品有直接关系的所有原始文件的国立机构”。由于梁赞诺夫等人的努力，到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档案馆成为欧洲最大的档案馆之一，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方面文献收藏首屈一指。1931年11月3日，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5]。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迁入前，在莫斯科的德米特洛夫卡大街24号（М.Большая Дмитровка №24）原址的是列宁研究院。在该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这个研究院的设立：十月革命胜利后，要建列宁学院（专门收集存放列宁手稿的学院）和列宁图书馆。在得到批准后，就开始找地方，最后找到这个地方。在早期，这里存放的档案主要是列宁的手稿，包括他在国外的书信以及在《火星报》等报刊上登载的文章手稿，后来，还保存了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档案材料[16]。苏联解体后，这里也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历史档案文献的主要保存地。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列宁手稿，苏共早期的党组织建设情况，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农村与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苏共前期的党费收缴以及苏共的财务监督检查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基层党员对当时党和国家建设情况的意见、建议、要求等。这些档案文献是了解当时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的重要材料。

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中，主要集中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建材料，还有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境内共产党的发展与组织建设情况。这些材料对于写作20世纪50～80年代初苏共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政策以及基层党组织活动，以及了解苏联解体后共产党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素材[17]。

除了笔者本人直接查找的一手档案资料外，一些从苏联时代保留下来的文献也是重要素材。这些材料包括苏共中央公布的党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决议、记录及公开发行的党史文献、统计数据、党报党刊。还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决议以及会议记录等文献，这是研究苏共党史的第一手材料。十月革命后，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有关于基层党组织的内容，有的是决议，有的是领导人的报告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现象以及解决方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这类文献主要有《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简称《苏共中央决议汇编》以及各种会议速记记录，多数都已译成中文，来自苏共中央的政策、决定基本都可找到出处。

由苏共中央公开发行的党史文献也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素材来源。这种文献又可分几类：第一类是苏共领导人的讲话、文集，如《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斯大林文选》，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集。在苏联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都有论述。尤其是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为建立统一、有组织纪律的政党到十月革命后，对基层党组织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员在保卫苏维埃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并亲身实践，对苏联共产党早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届苏共领导人的言论中，可了解党的上层对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的意见和看法。第二类是由苏共公开发行的党史著作，如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8]，波诺马廖夫主编、1959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波斯别洛夫主编的六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19]，还有波诺马廖夫主编、198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这些党史著作中所叙述的史实、数据，多数可作为文章的原始材料或参照资料。第三类是苏共公开发行的有关党建理论的论著与工具书，如《党的建设》[20]《党建词典》[21]《党务工作者手册》《基层党组织书记手册》《苏共基层党组织文件》《党小组长手册》等。一些有关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党组织发展情况都可在这些文献中看到。另有一些统计数字出自《苏联大百科全书》《联共（布）统计资料》等。

由苏共中央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或有关的政治、历史刊物，主要有《布尔什维克》《苏共历史问题》[22]《历史问题》《俄共（布）中央通报》《共产党人》[23]，还有《真理报》《消息报》[24]《共青团真理报》以及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发行的报刊等。从1946年开始发行的《党的生活》杂志一直发行到1991年苏共被解散时。这个杂志主要刊登苏共中央文件、决议以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情况的介绍，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对党务工作的看法、回忆等[25]。这些材料是写作本书的重要依据。

苏联解体后，随着很多重要档案材料的公开，与基层党员及广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党的政策，以及苏联时期被严密封锁的信件、克格勃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档案资料得以公开，经过当代学者的收集与整理，也为研究苏联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如А.别列洛维奇主编的《紧急状况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眼中的苏联农村》、维克多·达尼洛夫等主编的五卷本系列档案汇编《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档案材料与文献，1927～1939）》，及其主编的档案汇编《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А.Н.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之《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五卷本），由国立奔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维·康德拉申主编的《苏联1932～1934年饥荒》第2～3卷，以档案材料为主，集中收集了1929～1934年的一些与饥荒有关的档案文献[26]；还有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及不久前由毛俊杰翻译成中文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等[27]。这些档案材料的公开，对于当代研究者辨别苏联历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原苏联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历史文献

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之前，关于苏联共产党建设的著作、文章还是很多的。无论是专门论述基层党组织的理论与组织建设问题，还是在党史中所涉及的内容，其专门论著或相关著述可谓数不胜数。苏联解体之初，由于人为破坏，一些苏共档案文献被损毁或者遗失，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少材料。从文献出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苏联时期党的领导人的回忆录，反映各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

这类材料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苏联时代发表的一些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如对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的革命活动的回忆，对朱可夫等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撰写的有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对他们时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的著作和文章等，如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布哈林文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政治生涯》、《赫鲁晓夫时代》，布尔拉茨基的《领袖和谋士》、《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阿夫托尔哈诺夫的《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肖洛霍夫文集》，巴齐尔·凯布莱的《当代苏联社会》，伦纳德·夏皮罗的《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等。这些著作或文章虽以苏共领导的政治活动为主题，不是直接介绍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作品，但对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记录具有写实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是苏联共产党或国家政治出版机构发行的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政治、历史著作，如《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共历史问题》《苏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等，还有一些反映各时期社会政治主题或基层党员、共青团员生活情况的文学作品，如《顿巴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敌人后方》等。这些材料对于了解苏维埃政权早期社会情况、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党员与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都有一定帮助。

2.苏联解体后，一些政论家、党史研究者的著作、回忆文章以及文学作品，当今在报刊和网上依据新材料发表的新观点、新看法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不少党报党刊停止发行或更改名称，论述党的建设、基层党组织问题的文章几乎见不到了。苏联解体20多年来，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各国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所探讨的问题侧重于党的上层领导的决策得失，探究一些影响苏联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及人物活动，如十月革命是否顺应了历史进程，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对苏联民族政策的评价，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是对还是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对苏联解体应负的责任等。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苏联发生“质变”的过程，而对于来自党的基层的“量的变化”则很少探讨。

对于苏共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一些说法，如戈尔巴乔夫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尚未结束的历史》，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普里马科夫的《大政治年代》，利加乔夫的《警示》，雷日科夫的《改革：背叛的历史》《大动荡的十年》，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切尔尼亚耶夫的《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久加诺夫有关斯大林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和他对赫鲁晓夫、苏共20大的看法，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俄国共产主义的灭亡》等。在这些著作中，有人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辩解，有人反思历史教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的俄罗斯，在展望新世纪前景时，对昔日辉煌不再感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20世纪的精神教训》《“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历史的反思。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研究者的回忆与思考，如小杰克·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雷切尔·沃克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威廉·奥多姆的《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等。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俄罗斯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些国家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对于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对斯大林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这前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的演讲《强国的建设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对斯大林的大国思维、为强大的苏联国家所做的一切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有助于人们了解今日俄罗斯对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看法与评价。2006年是苏共20大召开50周年，在年初，俄罗斯报刊、网站上就登载出一些回忆文章，有的是对有关苏共20大的新材料的看法，有的是结合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重新反思[28]，如《独立报》2006年2月15日所登尼古拉伊·托洛依茨基的《二十大未被汲取的教训》，该报2006年2月17日登载的布尔拉茨基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时代已去，但它的影响没有消失》，俄罗斯国家网2006年2月14日登载的《久加诺夫谈苏共二十大的遗憾》，以及在这前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遗憾等文章。从表面看，这些著作或文章写的都是苏联领导阶层的事，但有关这些领导人的评价的社会调查，正好反映出民众的心态以及党的上层领导活动对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在俄罗斯史学界，悄悄出现了专门研究苏共历史的成果，如《苏联共产党历史》《从军事工业走向军工综合体：苏联的军事工业（1917年至1941年6月）》[29]。前者是俄罗斯学者重新编写的一部苏共党史，它与苏联时期的苏共党史最大的不同，是把苏共的历史从最初建立一直写到苏联解体，而在时间段上更延伸至2012年。无论其具体内容怎样，它可以让人们对苏联共产党有一个整体历史时期的了解。书中将整个苏共历史划分为1883～1920年、1920～1939年、1939～1945年、1946～1984年、1985～1991年这样几个时段，分别以初建时期、工业化时期、战争时期、民主化时期、改革时期来描述这几个时段的主题。对这几个时段的特征描述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苏维埃共产党员的党、伟大卫国战争前夜以及战争年代、和平生活时期、苏联改革年代，最后还有两章专门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后者主要介绍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全书有这样几章：内战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苏联军事工业（1917～192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军事化”（1927～193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军事工业（1933～1937年）；苏联的军事生产（1938～1941年）。这类成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解体后，专门研究苏共历史的著作极少或者很难见到的情况已在逐步改变。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是构成俄罗斯全部历史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除了原苏共领导人以及专门研究苏共历史的著作外，在当代俄罗斯还有一些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著作与文章，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苏联时期的社会情况与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广大党员的生活与工作情况。例如，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谁扶持起了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舒宾的《苏维埃国家的十个谎言》，亚历山大·舍维亚京的《苏联是怎样灭亡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谁准备了苏联的瓦解》，Е.Ю.祖布科娃的《波罗的海国家与克里姆林宫（1940～1953年）》，亚历山大·希罗戈拉特的《持不同政见者（1956～1990年）》，А.Н.萨哈罗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А.С.奥尔洛夫等主编的《俄国史：教科书》，Л.Н.捷尼索娃的《消失的俄罗斯农村：20世纪60～80年代的非黑土区》，谢尔盖·卡拉-穆尔扎、根纳基·奥西波夫的《苏联——未来的文明：斯大林的创新》，卡拉-穆尔扎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理论、实践、任务》，伊戈尔·贝霍洛夫的《被诬蔑的伟大领袖：关于斯大林的谎言与真实》等，这些著述分别从苏联时期的政府决策、高层政治变更、苏联宪法对加盟共和国与联盟关系的界定、波罗的海国家与苏共中央的关系、苏联农业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反映了苏联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经济情况[30]。“后苏联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一些描述中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给基层党组织生活带来的影响，如尤·波里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对80年代末苏共加速发展党员、不严肃的组织生活、人们的失望心理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历史的真实、可靠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不能作为历史材料的来源。所以，前面所提到的文学作品，在本书中只是将其作为当时社会情况、民众心理的一种折射，作为其他材料的补充说明，而不是当成第一手材料使用的。

（三）国内研究成果

中国学界一向重视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各种版本在国内基本都有译著。有关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传记、政治活动的译著或中国学者的著述也很多。这些译著多出自一些对苏联及俄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资深学者之手，翻译多数准确可信，使本书写作省却了不少翻译阅读劳动，并且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前辈们严谨扎实的学风。

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间，与俄罗斯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对苏联共产党的研究更多些。其中有对苏联历史从建立到解体的纵向、宏观研究，如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31]，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的《苏联兴亡史》，在回顾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对苏联解体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其中对苏联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的作用、苏共失败的原因也做了一定阐述。这些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所持观点各异，给读者以不同角度的启发。沈志华、于沛等编著的《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概述了1898～1991年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到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本书写作与思考有材料与思想观点上的帮助。张伟垣等著《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第六章“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党的执政地位与领导作用、党的组织原则与领导体制、党群关系等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得与失；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组织编写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从苏联解体原因入手分析苏共失败的教训。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总结了苏共失败教训，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学者十分注重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新成果与新材料的翻译与研究，一些新著正不断面世，如李慎明主编的《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等。这些材料对于丰富国内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国学界以及思想界一些分歧和争论起到了“用事实说话”进行分析辨别的作用。不过，上述著作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苏共领导的得失，特别是苏共领导在决策与实践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还没有细化到把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来研究。并且，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论家及历史学家对苏联共产党失败原因的分析，多集中于苏共历史上的积弊以及戈尔巴乔夫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的学者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导致解体这一原因的认识，把主要目光放在苏联共产党的种种失误或原则性错误上。实际上，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与巩固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在生产劳动中，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苏共基层党组织起到了组织者和先锋队的作用，有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不能仅仅因为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就将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全部功绩与成就抹杀。有关苏共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以及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客观评价这类专门研究著作在目前还比较缺乏。

总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对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可从苏联共产党的各种文件、档案及文章中查找，但需要辨别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说教，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事实的歪曲；90年代以后，出于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俄罗斯社会转型等原因，在俄罗斯研究苏联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度受到冷落，而专门从事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研究的成果几乎很少见[32]。不过，在一些苏联时代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回忆录以及当代一些历史著作中，还是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论述，需要整合与重新辨别整理。最近几年来，在俄罗斯开始出现新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之类的书籍。而在当代西方学界，专门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书籍有一些，不过大多是从揭示“历史真相”的角度，对苏联时期的政治清洗、饥荒以及对受害者情况的访谈和档案材料的记述。这类成果中有一些可以作为当时基层党员群众生活的基本材料，而有的材料因真实性还需考证，也就不能采用。相比较而言，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些，主要是分析苏共党建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不过，国内学界的成果多属理论研究，而实证性研究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成果目前几乎未见。就此意义来说，本书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与开拓性。当然，本书毕竟是在前面无数学者、政论家的著述基础上进行研究，所以对他们所做的理论或材料的铺垫笔者充满敬意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