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读书趣事

我的高考1977

1978年初，我的阅读生涯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

事后再来回顾的话，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这是最重要的阶段。没有它，我就考不上大学。因为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一直保持着某种读书的状态，所以1977年高考到来的时候，我能够抓住机会。

1976年最后一届推荐工农兵学员，当时我所在的那家纺织厂有一个名额，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名额，但我们电工组的一位王师傅私下向我提出，能不能将这个名额让给他，他说他已经35岁了，明年就没有机会了，而我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按理说，他这个要求，在那个时代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我竟同意了。我这样做的原因，说出来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相信：我那几天正在看《赫鲁晓夫回忆录》，这本书当时也在禁书之列，里面说到赫鲁晓夫35岁那年才进工学院，因为上大学的年龄限制是35岁。我和这位师傅平时关系又挺好，一时感动，就“崇高”了一回，第二天去找党委，明确表示愿意将名额让给这位王师傅，于是他就去上了大学。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举行。当我知道要高考的时候，只剩下三个月时间了。我通过各种关系找来几种高中课本，在正常上班的情况下，努力将它们读了一遍，居然就去考试了。

结果是语文94分，政治90多分，数学60多分，化学不及格，但物理满分——这个满分应该是做电工的经历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收获了。当时还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完全是随机的：拿一张登载着上海地区1977年招生院校及专业名单的《解放日报》，看哪个专业顺眼就填哪个。记得当时填的三个志愿依次是南京大学天体物理、华东师范大学电工物理、青岛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物理。填过志愿考过试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南大天文系是中国最好的天文系，“文革”前每年在上海只录取一到两名学生。我想完了，要再考一次了。正当我沮丧地重新复习时，居然被告知考上了。我是那年南大天文系在上海录取的两名学生之一。

大学生活和考研

有一个署名“笑书生”的人，在报纸上写谈论我的文章《东日西雨，亦科亦文》，其中有一段说：

江晓原同志……大学读的是天体物理，与物理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研究生也是科学史，且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按照我那反动的出身论，该同志不该有如此士大夫行状。一看江同志的自述，方知究竟。原来该同志上大学的时候，每天左手推天文公式，右手临孙过庭之《书谱》，口里却在吟诵《左传》《国语》，这就使该同志的母乳中混入了奇妙的组分，无论发生多么怪异的化学反应，喂出多大的“妖蛾子”（妖与蛾子之混血——书生注），都不让我奇怪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所以在大学的那几年，我也读了很多专业之外的书。我大学时的专业是天体物理学，课业很重，上学第一年尤其辛苦。那时，我是天文系77级19个同学里唯一一个没念过高中的学生，所以要借了高中课本来补课。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的高数考了65分。回家的时候，母亲看我瘦得厉害，很担心我能不能坚持下来。但我自己信心十足，我能用三个月学完别人要学三年的高中课程，进大学后这点差距应该可以赶上。

从第二年起，我就完全跟上了。此后我的成绩一直维持在全年级第九、第十名的位置上，当时和我一样维持在第九、第十名的是同寝室的严俊，他后来成为国家天文台台长。

在经过第一年的苦读之后，后来几年学业渐入佳境，这让我有时间做一些专业之外的事，诸如下棋（我大学四年都是校学生象棋队的成员）、练字、读古典文学的闲书。

有一段时间，我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与《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甚至对元稹的艳诗也情有独钟起来——因为其中有“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被认为与《西厢记》的故事蓝本《莺莺传》有关的篇章，而《莺莺传》又被认为是元稹的某种自传。

虽然我读的是天体物理专业，但是我一贯有不务正业的毛病，又很早就喜欢香艳诗词，而且对这一点不自讳言，所以当我遇到王实甫的《西厢记》时，自然一口气就读完了第一遍。当时我就能将其中许多段落背诵下来，竟不用看第二遍——可惜的是，我似乎只是对香艳的作品才有这样好的记忆力。而当我吟诵着“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这样旖旎的词句时，那些枯燥的天体物理学公式早就被忘到脑后去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还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正是在南大读书的时候，我开始有了藏书意识。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很多书恢复出版了。当时，我是天文系最有钱的学生，因为我的工龄超过五年，所以我是带薪上大学的，我每个月的工资比系里一些中青年教师的工资还要高。那时我经常做的“豪奢”之举，就是买书。南大校门口有一家书店——南京山西路新华书店在此开的分店，那是我经常去淘书的地方，大量文史方面的书都是在那个书店买的。

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李白集校注》，一套4册，7.40元；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的《文选》，全套3册，5.40元。当时一般的书价，每册都在1元以下。而南京城里大学生的生活费用，一般每月有20元就可以应付，30元就相当宽裕了——当然，如今诱惑大学生花钱的种种花样，那时都还没有。所以我当时买这些书，在同学们眼中是双重的“豪奢”：一套书可以用掉一周半月的饭钱，一也；作为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学生，竟肯重金买这些“不相干”的古书，二也。

从南大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很多书了。我把这些书装箱托运到北京，因为我将在北京读研究生。我的阅读，特别是专业之外的阅读，又让我轻松通过了研究生考试。

我最初的想法是报考复旦大学先秦文学专业，并为此做了许多准备，但是到报名时我才知道，我要报考的导师因病取消了招生。回到宿舍后，一位同学对我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专业，考三门课：天文学导论、中国通史、古代汉语。这三门对你来说不是都很合适吗？”我一查是席泽宗先生招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席先生。做出决定之前，我去征询了副系主任卢央教授的意见，卢教授说“你想考席先生算是想对了”。据他说，这是席先生第四年招研究生了，前三年他一个学生也没招到。我一听，便去报名。那时是大四的第一学期，到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席先生对我说，我的古汉语成绩是所里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的考分也很高。

我当时并不知道考上席先生研究生的意义，我还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史，也根本不了解科学史界。原来席先生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我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位好导师。

初入科学史之途

1982年，我从上海去北京，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念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当时，科学史在国内并非显学——事实上，到今天也不是。

在中国，虽然科学史研究的萌芽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通常认为，真正具有现代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到20世纪初方才出现。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中国具有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基本上还只是学者个人的业余活动，因为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还必须靠其他职业谋生——著名的如李俨先生靠铁路工程师职业谋生，严敦杰先生靠会计工作谋生，等等。科学史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进程的第一步，是20世纪50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设立——这意味着国家已经为科学史研究设立了若干职位，或者说，可以有人靠从事科学史研究谋生了。“文革”结束后，该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被视为国内科学史研究的正统机构。但是，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己的不少官员都不知道有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一机构，所里派员去院部办事时，不止一次遇到官员问：咱们还有这样一个所吗？

与科学史专业在国内的处境相应的是，国内在与科学史有关的图书出版方面也较其他领域更为冷清。但也还是能找到一些，《科学史》就是其中之一。

我刚到北京读书之初，有一天在我叔叔家见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人丹皮尔（William Dampier）写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一书，顿时心跳加速，想到自己现在开始做科学史这一行了，这类书可是不能不看的啊。那时叔叔正开始在中组部负责关于科技工作者政策方面的工作，所以倒是对我带着路上看的一本书（书名已记不得了）感兴趣，于是叔侄俩交换了书——叔叔将丹皮尔的《科学史》送我，我将那本涉及科技政策的书给了他。从此，这本精装的《科学史》伴随我度过了学习科学史的“菜鸟”阶段，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虽然它的纸张已经发黄变脆，而后来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过它的新版（再往后还有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新版），但我一直不舍得换纸张更好的新版，因为在这本旧版发黄的纸页上，画满了我当年留下的红、蓝标记和写在空白处的笔记，即使仅仅为了怀旧，我也不忍弃之。

1988年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当时的《中国科学报》头版还做了报道。接着我就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这使我又有机会和丹皮尔的《科学史》结下另一段缘分。

《科学史》中译本的译者李珩，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首任台长，那时他早已年迈卸任，但我还赶得上在他归于道山之前趋府叩谒。我当年的“枕中鸿秘”之中，有三种是李珩翻译的（除了《科学史》，另两种是丹容的《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和弗拉马里翁的名著《大众天文学》），所以心中自然对李珩颇为崇敬。记得那天李老先生谈兴甚浓，提到了他翻译工作的往事。我虽大部分时间只是洗耳恭听，但感觉如沐春风。那天在李珩家中，我还见到了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翻译者，即小说《红与黑》的中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玉君——她是李老先生的太太。我是在“文革”中读的《红与黑》，它曾经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可惜我那天没有想到将这几本书带去请他们签名留念。

现在有不少人感到，作为一部科学通史，丹皮尔的《科学史》已经过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这样说——毕竟该书初版于1929年，距今已近百年。但我并不认为它已经可以被后来的科学通史著作完全替代。例如，该书的副标题“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就表明了一种开放的视野，而这种视野往往是我们所欠缺的。所以直到今天，这部《科学史》仍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研究生报考的指定参考书之一。

帝都淘书路线图

研究生时期住的条件好了，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放更多的书。我念研究生时的津贴是46元，反而比上大学时的工资少了10元，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很贵的书，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之类，虽然喜欢，却也不免犹豫。不过，我在研究生阶段已经开始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可以挣到稿费，这让我依旧能买书买得比较爽。

改革开放之初，对图书的种种禁锢刚刚打破，有些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平淡无奇的书，那时即使出版了，也要“内部发行”，甚至要提供某种“单位证明”才能买到。记得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就是要出示证明才能购买的。那时我好像是从研究生院的老师那里忽悠了一个什么证明（细节记不准确了），这才将它买回来。

在这种氛围中买回来的书，读起来的感觉，和今天轻易到手的书是大不一样的。今天重新翻开当年那本《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发现上面画满了红色的直线、波纹线、斜的连线（连接两个相关的概念或事物）、框线（将某一段重要的话框出来）等，最后一页上记着“1984.2.14.17:30读毕”字样，足见当时阅读得多么认真。这本书算不上特别好的书，但当时国门初开，对于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年轻人来说，它确实是一本了解西方重要思潮的不错的入门书。

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喜欢做“联络图”：在一张北京地图上找到尽可能多的中国书店营业部，然后设计一个路线，可以经过最多的营业部。有一天，我感觉需要搞一本丹容的《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于是就按照线路图出去“搜书”，但是搜了差不多一天也没搜到这本书。那会儿已是下午3点多，我看见旁边一个电影院正在上映潘虹主演的电影《杜十娘》，于是决定去看电影。买好了票，离开场还有半小时，我便在街上闲逛，结果发现了一个很小的中国书店营业部——它并不在我们的“联络图”上。更奇妙的是，在这家书店里，我竟然找到了丹容的那本书！是一本打折的旧书，但书的品相甚好。事后再想，假如那天不是因为临时起意看电影，就不可能买到这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