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补证与结论

一、补证

本章初稿写于2012年5月，后经修改，发表在《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上。由于清华简的发现及其释文的不断出版，《洪范》早出的传统说法又获得了新证据。

证据一，见于清华简《管仲》篇。此篇竹书第13号简曰：“君当岁，大夫当月，师尹当日，焉知少多。”（引文从宽式）很明显，前三句话跟《洪范》第八畴（庶征畴）有密切关系。《洪范》第八畴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两相比较，可知所引竹书文字与所引《洪范》文字极为相近。《洪范》第八畴下文接着说：“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从引文来看，《洪范》的文字及文意是完整的；而上引竹书《管仲》篇前三句只能以《洪范》第八畴作为理解背景，不然，其意无法理解。整理者刘国忠说：“简文以对话的形式来展现管仲的治国理念，其中包含较多阴阳五行的思想；尤其是篇中对《书·洪范》篇的引用，很值得注意。《洪范》的写作年代，长期以来有不同的意见；《管子》各篇的年代，亦存在众多的争论。本篇简文的出现，将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69刘说是对的。笔者认为，上引竹书《管仲》篇的相关文字明确支持了《洪范》早出的观点。

证据二，见于清华简《五纪》篇。此篇竹书第2号简曰：“后帝青（情）己，修历五纪，自日始，乃旬简五纪。”（引文从宽式）第3号简曰：“后曰：日、月、星、辰、岁，唯天五纪。”（引文从宽式）很明确，竹书《五纪》的“五纪”指日、月、星、辰、岁五者，这与《洪范》所说的“五纪”高度一致，唯五纪之序及个别文本有差异。《洪范》第四畴曰：“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孔颖达《疏》曰：“凡此五者，皆所以纪天时，故谓之‘五纪’也。”70据现有资料来看，竹书《五纪》篇的“五纪”即是《洪范》的“五纪”。竹书整理者说：“《五纪》在篇章结构、内容观念、文句词语等方面与《尚书》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71马楠说：“‘五纪’见于《尚书·洪范》。”又说：“在概念与用语上，《五纪》也多能与《尚书》参照，最明显依然是《洪范》篇。”72整理者及马楠的意见是对的。清华简《五纪》篇确实可以作为《洪范》篇早出的重要证据。而且，从具体内容看，笔者认为，竹书所谓“五纪”可能更为原始，今本《洪范》的“五纪”似乎经过后人的改动，文本出现了一定讹误。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点是纪序，竹书《五纪》作日、月、星、辰、岁，排序更合理；另一点是今本《洪范》以“星辰”为一纪，同时又增列了“历数”一纪，疑两者皆误。“星辰”本当为两纪，而“历数”其实是“五纪”的目的，或者说，“五纪”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历数”。

需要指出，竹书《管仲》篇也出现了“五纪”一词，第10号简曰：“正五纪，慎四称，执五度，修六政。”但从内容来看，此“五纪”似乎不同于《洪范》篇的“五纪”。在先秦秦汉古籍中，“五纪”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历法意义上的，这见于《尚书·洪范》《太玄·太玄莹》《论衡·正说》和《史记·宋微子世家》《汉书·律历志》《汉书·五行志》等书篇。“五纪”的另一种用法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这见于《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庄子·盗跖》《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四篇。如《庄子·盗跖》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73比较起来，竹书《管仲》的“五纪”接近于后一种用法，即接近于伦理学意义上的用法。而且，从文字上看，竹书《管仲》“正五纪”之“正”字与《洪范》九畴总叙所说的“协用五纪”的“协”字有别，不能等同。故竹书《管仲》篇的“正五纪”不能作为《洪范》早出的证据。

证据三，见于《逸周书》和清华简《说命下》等文献。“三德”是先秦成辞，出现次数较多，其用法与含义有多种。关于“三德”的用法，《今文尚书》有两种用法。一种见于《洪范》《吕刑》两篇，《洪范》曰：“次六曰乂用三德。”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克”即克胜之义，“三德”具体指正直、刚、柔这三种治身的行为或方法。《吕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伪孔《传》曰：“先戒以劳谦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刚、柔、正直之三德也。”74据此，《吕刑》的“三德”与《洪范》的“三德”同义。笔者赞成此种说法。从《吕刑》的上下文来看，伪孔《传》的说法是较为可靠的。新证据是，《逸周书·小开解》曰：“务用三德顺攻。”同书《寤儆解》曰：“克明三德维则。”同书《商誓解》曰：“克用三德。”这三句引文中的“三德”均从天子而言，其含义大概与《洪范》的“三德”相同。比较起来，《洪范》专列“三德”一畴，并作了详细解说，而《尚书·吕刑》及《逸周书·小开解》《寤儆解》《商誓解》则仅有运用，并无说解。据此可知，《洪范》篇的“三德”一词是《尚书·吕刑》《逸周书》同一术语的共同源头。

又，清华简《说命下》有“三德”一词，第8—9号简曰：“（王曰）说，昔在大戊，克渐五祀，天章之用九德，弗易百姓。惟时大戊谦曰：‘余不克辟万民。余罔坠天休，式惟三德赐我，吾乃敷之于百姓。余惟弗雍天之嘏命。’”（引文从宽式）竹书的“九德”，李学勤注：“见《书·皋陶谟》‘亦行有九德’‘九德咸事’。”《皋陶谟》的“九德”，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竹书的“三德”，李学勤注：“见《书·皋陶谟》《洪范》《吕刑》。”75需要指出，《皋陶谟》与《洪范》《吕刑》的“三德”不同，《皋陶谟》的“三德”指上引“九德”之三，76而《洪范》《吕刑》的“三德”则指天子自治其才性的三种行为或方法。从竹书的上下文来看，清华简《说命下》的“三德”有可能与《洪范》《吕刑》的“三德”同义。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竹书《说命下》的“式惟三德赐我”可以作为《洪范》早出的证据。

证据四，见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或上博简《性情论》。《性自命出》第52—53号简曰：“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未刑而民愄（畏），有心愄（威）者也。”上“愄”字读为“畏”，下“愄”字应读为“威”。陈伟说：“‘含福’与下文‘心威’为对文，指为上者有权施行赏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77笔者认为，这四句简文其实就是以《洪范》三德畴为议论背景的。而《性自命出》或《性情论》是孔子或其弟子的作品，因此《洪范》的写作不可能晚至战国时期。

二、结论

《洪范》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经典文献，其思想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但由于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清末至民初，中国人开始陷入文化自信极度低落和缺乏的时期，疑古思潮于是大起，风行海内外，各种怀疑、否定及自贬之说占据学界、思想界和文化界。不但先秦子书受到有关学者的高度怀疑，而且经书亦遭怀疑与否定的厄运。刘节当时作为青年学生，积极跟随时调起舞，也撰写了《洪范疏证》一文，率先向《洪范》篇开炮，一方面彻底否定了此篇文献早出、为箕子著作的传统说法，另一方面提出了此篇文献作于战国末季的新观点。由此，刘文开启了近九十年《洪范》著作时代考证的漫长历程，也成为此后相关考证和辩难的焦点。

关于《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证，1928至1960年为第一阶段，学者虽然不一定赞同刘节的战国末季说，但是一般仍然认为《洪范》作于战国时期，只不过有所谓早期、中期、晚期之分，明显地受到了刘说的影响和掣肘，实际上与刘说形成配合，同样起到了打倒经典的效果。1961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徐复观、刘起釪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对刘节等人的观点作出了有力批驳，重新肯定了此篇《尚书》文献为周初著作。从学术贡献来看，徐文高于刘文。而自刘文于1980年发表以后，中国大陆学界似乎再也没有学者著文论证或维护《洪范》为战国作品的疑古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洪范》著作时代的考辨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提供的证据更为可观和重要。叔多父盘铭文和豳公盨铭文为《洪范》早出说提供了新证，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笔者综合多重证据，除了重新批驳刘节的论点外，又论证和肯定了《洪范》为周初著作的观点，并对一些学者的质疑作出了回应。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及新近发现并公布释文的清华简《管仲》《五纪》《说命下》三篇，为《洪范》篇早出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其中《五纪》篇与《洪范》有多处文本相关，证据坚实。总之，《洪范》篇的著作时代不可能迟至战国时期，而据新出证据，传统说法还是很可靠的。而因此可知，刘节等人的疑古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不但缺乏证据，而且论证很随意。

《洪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别是治理哲学的鸿篇巨制，但是此篇极其重要的经典文献在现当代学术中却遭受了坎坷，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在相关学术叙述中竟然长期缺位，受到严重忽视。这种情况或局面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刘节等人发表的错误观点及蔓延于整个20世纪的疑古思潮密不可分。现在，由于刘节等人的错误观点不断得到批驳和纠正，《洪范》早出的证据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来自金文和战国竹书的证据，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将此篇《尚书》文献作为周初著作来对待和使用，并据其研究和重写西周的思想及尚书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