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华语与语文政治化

一、“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1

文节对“大华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谈“大华语”的现状，说明造成这个现状的特殊原因。第二部分谈及“大华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应采取的对策。第三部分谈及目前应该做些什么。

（一）“大华语”的现状

1.1 李宇明先生给“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他在接受访谈时说：“通过编这个词典（《全球华语词典》），我们认识到，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大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这个概念就很不一样了，境界很高了。陆俭明先生也大力提倡‘大华语’。接着要解决大华语的社区变体问题，大陆也是一个华语社区。”2陆俭明先生认为：“建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的好处是，首先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次更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汉语教学。……一方面要提倡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做硬性规定，不一定要求境外华语非要不折不扣地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不可，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3

“大华语”的出现，是有特殊原因的。

1.2 1949年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汉语的分离年代

194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之中不少人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华人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华人的“华语”“华文”。

留在香港的学者、作家、记者和编辑，在香港出版了许多读物，向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销售。香港的儿童读物，杂志和书刊，伴随着那一代东南亚和世界华人孩童的成长。这不只造就了香港的出版业，也影响了东南亚的华语书面语。

香港出版物所用的语言，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所用的“国语”“国文”；到东南亚定居的知识分子也是用“国语”“国文”办教育、写作和办报的。

各华语区之间比较接近（特别是港澳新马），交往比较多，彼此之间语言的相互影响也就比较大。华语区的华人又大都是操南方方言的，华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因此各地“华语”之间也就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

“冲凉”，华语区广泛使用，“洗澡”相对用得少。《现代汉语词典》给“冲凉”的解释是：“〈方〉洗澡。”《全球华语词典》用“洗澡，沐浴。源自粤方言”解释“冲凉”。“洗澡”是普通话，“沐浴”是书面语。“源自粤方言”，说明了“冲凉”的出身。

“冲凉”还有“冲个凉”“冲个热水凉”“冲个冷水凉”等等说法，和“洗澡”的说法完全相同。

香港报纸所使用的书面语词汇，如“坊间、公帑、诟病、绯闻、斥资”等等，香港学者认为“颇为接近早期的现代白话文”4。独用的“称”（述说），“逾”（超过），“遂”（就、於是），“故”（因此），甚至“人妖”“吊诡”等词都见于1936年出版的《国语辞典》。这些词，新加坡和其他华语区也用，都是“国语”现象的存留。

形容词加“过”，表示比较，“我高过你”“他聪明过你”，是各地华语的共同现象。普通话要说“我比你高”“他比你聪明”。当然，普通话也有“一浪高过一浪”的用法，只是比较少见。

普通话只说“少于”“多过”，不用“少过”；华语区除了“少于”“多于”之外，也用“少过”“多过”。

如果把华人大迁移所带出去的“国语”“国文”，和台湾地区现在用的“国语”“国文”分别开来，可以将它叫作“老国语”。李行健先生认为汉民族的共同语是“老国语”，“共同语分成台湾国语和（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也就是‘老国语’产生两种变体”5是有道理的。但李先生只注意两岸的差距，而没有注意到“大华语”。从现在的发展局面，以及中国的发展势头来看，“大华语”更值得我们关注。

各华语区的社会与语言背景不同，因此各地华语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很少和海外华语区交流。后来，现代汉语出现了自己显著的特点，如“（鸡蛋）紧张”“（她是我的）爱人”“（这件事应该再）议一议”。“同志/先生”在某些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你突然被称为“先生”，就暗示着和你划清界限。改革开放之后，“先生”才变得尊贵起来了。普通话口语里的“排飞机票”等特殊结构，都和“华语”不同。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的“华语”“华文”的差距相当明显，尤其是词汇方面。这是汉语的分裂时期。

1.3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了汉语的大融合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和各华语区之间的交往频繁，在你来我往之中，现代汉语和华语的相互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融合的速度随着交流的频繁而加快，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最为显著。改革开放初期，现代汉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华语词汇。这些词汇，有些就是“国语”词汇的回流。

“吊诡”，《全球华语词典》（2010年）在“使用地区”下，注明是“台湾”，《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才收入这个词。其实，《国语辞典》（1936年）早就收了“吊诡”，解释说：“谓言行诡异者，‘弔诡’见《庄子》。”

“儒雅”，《国语辞典》解释为“温文尔雅之谓”，《现代汉语词典》收了“儒雅”，不收“温文儒雅”，只收“温文尔雅”。其实，“温文儒雅”和“温文尔雅”都是“国语”早有的词汇。

“面谈”，《汉语新词语词典》（1993）收为新词，其实早见于《国语辞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才开始收“面晤”。“面谈”“面晤”，华语区都在用，全见于《国语辞典》。

“吊诡”“温文儒雅”“温文尔雅”“面谈”“面晤”等等，都是“国语”里早有的词汇。

华语的“理论”也是个动词，华语区广泛应用。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讲理，（多见于早期白话）”，2002年版才将括号里的几个字删去。“灌水”的引申义，《现代汉语词典》（2012，第6版）才收入，解释说“借指互联网上发表没有实际内容的帖子”。《全球华语词典》加收了另外的引申义：“不确实地夸大”，使用地区注明是“台湾、新马泰印尼”。

“检讨”的意思，中国偏在“查找并认识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华语区偏在“总结；分析研究”。

其实，这种词义的差距，在1949年以前，就出现在中国的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国统区的人自己也感觉出来。冯友兰举了“合作”“登记”“意见”等例子，说：“在当时我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虽然说的都是一样的字眼，可是各有各的了解，往往答非所问。在解放之初，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情况……”6这是中国国内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词汇上的差距。其实，国统区用的就是“国语”“国文”。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和华语区的频繁交往，以及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正在逐渐转变为向华语输出。华语里用“特好”替代了“特别好”，“手机”替代了“大哥大”；“切入”“误区”“对口”“单位”“（各位）领导”“接地气”“倒车”等词语也出现在华语里；“马到成功”和“马到功成”，中国倾向于用“马到成功”，华语区两者都用。我常听中国朋友说“议一议”，自己也不自觉挂在嘴上。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对华语的输出。

在香港和澳门住久了的中国朋友，就写出这样的句子：

在今时今日，国际的文化交流日益频密7。

现代汉语书面语有“今日”，但没有“今时”。广东方言才有“今时今日”。“今时今日”出现在中国一级语言研究学刊《中国语文》上，就意味着它的出现频率可能会扩大。

尽管如此，华语区的用词，仍然和现代汉语有差距。华语区用“冷气、塞车、马铃薯、赚钱、网络（路）、登机证”等等，现代汉语用的是“空调、堵车、土豆、挣钱、互联网、登机牌”。陆俭明认为现代汉语也用“网络”，而且现在似乎已逐步替代“互联网”；“赚钱”中国大陆也用，但只强调“盈利”的意思，没有“他出去打工挣钱去了”里的“挣钱”的意思8。

这个汉语大融合的时代，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问题。

（二）“大华语”的发展趋势：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2.1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华人社区（包括欧美、东南亚、港澳等地），都和台湾地区有密切的关系。台湾的“国语”保留了许多五四前后期的特点。华语区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曾经在台湾地区受过大专教育，台湾地区不少学者也到华语区去从事教育工作。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因为待遇比较优厚，就成为台湾学者集中的地区。因此台湾的“国语”对全球华语的影响是很大的。李宇明和陆俭明先生给“大华语”下的定义，一定是看到了这个事实。

2.2 但是，华语区应该如何处理彼此之间，以及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呢？新加坡已故资政李光耀先生认为，“创造自己特点的华语，对新加坡不利，也走不出去”，“英语、法语传播到国外，会变。英语有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新加坡有300多万人口，要了解13亿人口的中国所讲的话，所写的字，就要以你们的为标准。台湾的想法不一定好。香港要故意弄点差别，台湾更不实际，国语、闽南话掺在一起……”9

我完全同意李先生的看法。我一向主张新加坡华语必须向普通话倾斜，尽量靠近普通话10。但是，语言是会演变的，各个地区华语的演变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现象——尤其是港澳的“中文”。我们面对华语的发展与变异，应该怎么办？

我们认为，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新的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角度考虑。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让华语在交流中融合。要解决大华语的社区变体问题，就得了解各华语区的语情。这就是我们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的原因。

2.3 另一方面，华人的书面语教育高度一致，应用的语体文也比较统一。港澳、台湾地区和新马的书面语教育几乎完全一样，差距很小。新加坡的语文教学在建国以前就注重标准书面语，所用的语文教材和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的完全相同。口语方面，所有华语区正式的标准口语，也基本一致。

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再加上中国门户开放，国力不断发展，增加了华语区之间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局面下，华语的逐渐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扩展，普通话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各地华语的相互靠拢，使华语原来具有的共同核心更加坚实。这对华语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如果要这种趋同更显著，则华语区必须有更大的共识，因为趋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11

2.4 华语区的日常口语，差距就比较大。以新加坡为例，早期新加坡社会的主要语言是各种汉语南方方言，因此方言对新加坡华语口语的影响非常大，许多典型的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法现象都有方言语法的痕迹。然而，随着方言的使用日益式微，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年轻人放弃了方言，他们所说的华语受到方言的影响也开始减弱。

现在，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家庭的孩子是在以英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说华语。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实施使他们所说的华语开始受到英语语法的影响。

1990年新中建交后，新一批中国移民涌入新加坡，语文教师里也有不少新移民，因此新加坡华语也明显地逐渐“向普通话靠拢”，进一步削弱了方言和英语对新加坡华语口语的影响。

我们要了解13亿人口的中国所讲的话，所写的字，就非得以中国的为标准不可。强调自己的特点，不但没有必要，也走不出去。所以我强调“向普通话倾斜”。

2.5 李光耀先生认为“我们要跟着大国的（语言）标准，英国要跟美国较劲，输了，美国有3亿人。新加坡老一代学的是英国英语，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播音讲美国英语，常听就不能分别了，就接受美国英语了，美国媒体是英国的十多倍。中国也是这样，最好的办法是用法国的做法：减少差别”12。

詹卫东和陶红印也说：“Hundt（2001）有关英语变体语法差异的研究就显示，语法变异是在趋同（convergence），而不是趋异（divergence）。就英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来说，海外华语和（中国）大陆标准汉语越来越趋向于同步发展。海外华语中可以看到的各种所谓“欧化”用法，在（中国）大陆汉语中也同样屡见不鲜，就是当前网络时代全球汉语宏观面貌的一个侧影。”13

上面的论述，都指出了华语的核心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变异仍然存在。目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打破藩篱，建立沟通机制。只有建立沟通机制，了解差异，才能减少差异，更好地为华语的融合建立基础。在了解各地华语语情之下，建立研究团队，扩大汉语的研究范围。

（三）目前我们能做些什么？

了解了“大华语”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之后，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3.1 建立一个具有开阔眼光的研究团队，扩大语言的研究范围

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冷战的思维，以开放的态度，从中华民族的立场，谈论语文和语文教学，这样就能够得到华语区更多的支持。这种不保守、开放的胸怀，将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建立楷模。

我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发布座谈会上说：“这部词典是大家智慧的结晶，也体现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的精神。”14

李宇明先生也说：“《全球华语词典》使我认识了很多海外的朋友。而从《全球华语词典》到《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意义在于，我们的语言规划不能只做大陆，要把全世界华人的语言规划进行协调，而且要关注国际上语言规划的情况，特别是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情况。”15

邢福义先生在启动“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项目时重点指出：“启动这一项目，既是为了深入了解华语语情，揭示华语语法的基本面貌，也是为了促进华人社会的语言沟通和汉语的国际教育与传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我们的努力。我们期待的是，本项目能够成为学界的一项共同课题，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研究的行列。”16

詹卫东和陶红印也说：“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海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把汉语（也有人倾向于用广义的‘华语’）放在全球视野中来勾勒它的整体面貌。过去有关海外不同地区汉语变体的研究，从地域上说，主要集中在离中国大陆比较近的港台、东南亚等地；从研究对象来说，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而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全球不同地区汉语变体的语法特点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反映了国家高层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17

相对于词汇的整理，语法差异就比较隐性，不容易发现。陆俭明、邢福义等人在比较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语法差异后，就提出了许多我们新加坡人所没发现的差异。因此“揭示华语语法的基本面貌”，就是向语言研究者提出的任务。

另一方面，为了了解华语的应用情况，我们也应该启动对西方唐人街的语言调查。陶红印等人对美国唐人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端，他们认为“跟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语相比，北美汉语更像是一个汉语变体的大融合，因为北美汉语使用者正是来自这些不同地区但同属中华文化圈的移民”18。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澳洲、新西兰、欧洲等地的调查。东南亚、中印半岛、南非等地的调查工作也可以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而展开。

只有了解差异在哪里，才可能进行柔性的引导。除了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之外，编写“语法长编”，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李宇明先生强调：要关注国际上语言规划的情况，特别是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情况，我们也可以组织更多的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包括跨语言的交流，让语言学者就“大语言”（包括大华语、大英语、大法语等等）一起分享其中演变、分合、推广的异同和心得经验，彼此借鉴学习，或更能促进世界语言研究和使用的发展。怎样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扩大中国和世界的语言学术交流，也是值得考虑的事19。

3.2 组织海外编写小组，为海外提供汉语教材并编写词典

汉语教材都在中国编写，在海外不一定适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如果我们能领导组织当地的编写小组，为当地提供合适的教材，就能占有华语教材的市场。也可以将这些教材转换成繁体字，以满足部分习惯使用繁体字的海外学习者的需要。

要增加全球华人之间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考虑：（1）借鉴“美国之音”（VOA）的做法，出版一本关于全球各地华人生活的网上中英杂志。杂志的文章应是真实语料，可以用作华语教材。（2）各地高等学府合作，根据这套教材制作一些教学配套20。

由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与暨南大学于2005年共建的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对海外华语语言进行全面的监测与研究。为了反映海外华语的语言使用状况，中心也建立了全球华语不同领域的语料库。我们应该在“大华语”的引导下，充分利用语料库的资料为各华语区的语言学习者编写词典。

香港的田小琳教授等人把北京商务印书馆版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改编成繁体字词典，收入了香港和台湾的社区词，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是利用《全球华语词典》等辞书的资料，充分为“大华语”服务。这也是《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再开发的问题。

但田教授等人所改编的词典是一本“高阶”的词典，读者群必须具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为了照顾华语区不同语言程度的学习者，我们需要编辑“初阶”和“中阶”的词典（包括汉外双语词典）。

目前各地自行编辑词典，是物力人力的浪费。我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大华语”概念的引导下，有计划地为华语区编写词典。

我希望北京商务印书馆能稍微调整业务，改变只偏重国内市场的做法，出来领导统筹这件事。商务或者也可以考虑在华语区之一的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寻找有潜能的出版社合作统筹，也是可行的。许多资深的国内外从事华语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朋友大都退休了，我们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做好这事。也可以在编写的过程中培养人才，建立团队。

3.3 学术研究的出版园地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已经出版十年了，而且有了外语版。《报告》的“工作篇”“专题篇”“热点篇”“港澳台篇”“参考篇”等等，提供了不少语言变革与应用的信息，扩大了我们的语言应用视野。我也非常高兴看到中英双语学术刊物《全球华语》第一期的出版。刁晏斌等人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中国国家语委学术指导、北京商务印书馆创办的《语言战略研究》双月刊也将创刊了。

但是，如果结合中国的发展趋势来看，上面的出版显然是不够的。我更倡议在中国之外，和有关的大学合作成立翻译组，将各华语区的研究成果用英文出版。这样不只带头组织了研究团队，也能为中国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文教学等领域的发展奠下国际化的基础。

关注“大华语”的发展，建立研究团队，拓展语言和语言教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国际对中国语言和语言教学研究的了解，应该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