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以后
南郝村虽然说不上什么山光湖色，有出奇的风景可看，却是大平原田园本色。围村一条堤，堤外是接连不断已经收割起庄稼的田亩，杨柳树也很多。村西有一条大河绕过，隔河望去，又是一围村庄，一片田亩苇坑麻地。倘在夏秋两季，也一定有些风光景致。
正是冬天，快要过旧历年了，我在这村子住下。房东老伴两个，待我很好。那男的，属于乡村的要看女人眼色行事的那一种，但对熟人也能谈论一番。女的干净利落，能说会道，顶多半个男人，据说“事变”前有些“潦倒气”，可也没有大不好，只是成成女人赌局，取乐抽头，现在连这个也免了。
房东只有个女儿叫杏花，今年十八岁，从小娇惯，抗战以来，更当男孩子看待，说一不二。我们不久就熟起来。这姑娘，在多么生的人面前也没红过脸，忸怩过。听说我又是一个乡亲同志，就更随便一些。
我的习惯，不喜欢女人那一种张狂，她却以张狂为能事，那也是她的习惯。说话哼哼唧唧，不撇嘴就跺脚。我最不爱看她那走路的样子，特别在大街之上，两只手垂直，手心向后，稍稍外张，两个脚尖向里靠，两只眼睛看着脚尖前行，两手就急急摆动。远远望去，使人想到鸭子浮水，我一见，就笑。既然在空气里走动，为什么把两只手当作蹼来运动呢？难道以为人会在空气里沉底，害怕淹死吗？
她却交游很广，认识许多女孩子，不但本村，外村也有许多姐妹。同时，她的好处也很多。为人慷慨，大有母亲作风，对抗日工作热心，敢出头，所以也着实令人赞佩。
不久，她一定要去升学。我写了一封信，介绍她到抗属中学附设的卫生训练班去试试，却录取了。回来，和她母亲说了没三句话，扳起脚来叫我看看鞋底，说是磨破了；跟着就跑到街上去，找她的伙伴们去了，气得她母亲埋怨半天。到夜晚回来，带来一个同她年岁差不多，比起她那细长个子，算个中等身材，比起她那尖长脸，算是圆脸，细眉大眼的女孩子来。说是她一个干妹妹，也要去升学，叫我写介绍信。
当时我不明底细，只随便谈了谈，房东姑娘却在一边笑。那个新来的叫王振中，自己说十七岁，家里愿意叫她出去。这个女孩子说话声音低，但听来很清楚响亮，老是微笑着，还有些害羞。说话和房东姑娘不同，很少流行的新名词，但是道理说得也很明白，叫人相信，只是在说话中间，有时神气一萎，那由勇气和热情激起的脸上的红光便晦暗下来，透出一股阴暗；两个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眼睛对人有无限的信赖。她把要说的说完，就要走；我也随便答应，明天再说，可以写个信去考考。
女房东是没事也要一天找我谈上一个甚至两个钟头的。她的道理是：同志住在家里不分彼此，这样才显得亲近，何况我是一个乡亲，和别人就更不同些，有东西随便拿着吃就是了，她有什么话也就全告诉我，叫我出个主意。这回，王振中走了，她就过来，和我讲说了王振中的家：王振中是这村北头赶大车王六儿的女孩子，也是独生女，家里虽然穷，但也因为这孩子从小就仁义懂事，爹娘也娇养惯了的。前几年王六儿死在保定城了。她是从小许给本村在北平开店发家的黄清晨的儿子了，趁着那年荒乱，她母亲就把女儿送过婆家去；那时女婿不能回来，就叫小叔子代娶了一下，这样算交卸了为娘的责任。
但那婆家并不叫这女孩子应心满意。女孩子很要强，处处怕落在人后面，处处怕叫人说不好，经不起一个背后的指点；一句闲话，可以使她盖起被子哭上半夜。可是公公在村里名声最不好，没人愿意招惹。“事变”以前，仗着那座店，臭酸臭美不和凡人说话，没缝也要下蛆，霸人霸地全干过。年月变了，这就不时兴，可是架子放不下。先是明着说坏话，村里送了他一次公安局，回来就变了样，见了骑马的、挂枪的、区里的、县里的，就狗舔屁股突地奉承，背地里却还是冷言冷语，最瞧不起村干部；这样，在村里人缘坏透了，有名的顽固分子。
这孩子的苦处就多了，在家里怕他们，整天整夜听那些没盐没醋的淡话，又不能塞住耳朵；出门见人就害臊。这年月，年轻妇女又不能不见人，在那些会场上总是看着她不像别人那样舒展，可是对抗日工作很要强。小姐妹们也知道她好，她说起话来就要离开这个家。
果然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王振中就来了。换了一身黑棉袄棉裤，袄很长大可体，裤脚很瘦，头发修剪得更短了，脖里围一条新毛巾，按着冀中区流行的青年妇女打扮起来，夹了一个包裹。我说：
“信可以写，上学是好事，可是你和你婆家说好了没有？”
她红着脸说：
“这是我情甘乐意，谁也管不了我。我和他们讲好了。你看我才从婆家出来，这鞋还是在那里拿的呢。”
我终于写了封简单的信，叫她去试试。临走，我说用不着带包裹，这是去考啊，不一定能录取。但她没答话，便催着房东的女儿走了，从门前堤上跳过去，走得非常快。
第二天后半天我刚回到家里，就有那村的小学教员找来。是一个女教员，原也见过，但没说过话；一进门，她就哭丧着脸，一靠，坐在临隔扇门的炕沿上，吞吞吐吐地说：
“同志，我有个问题和你谈谈。”
“什么问题？”我靠在迎门橱上。
“杏花和王振中全是你介绍她们出去的吗？”
“我写了封介绍信去叫她们投考。”
“这有点不合组织系统吧？”
我说：
“杏花录取以后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叫她去和你、妇救会主任商量过，去考的时候，我问过村教委。我不会忘记组织系统。杏花走的时候，你还送她好远，不能说不知道。至于王振中，因为她走得匆忙，也不过是试一试，你不愿意让她去？”因为她是一个女同志，我竟有些气愤。
“我倒没什么，只是学校里，就是她两个大些，有些工作我要靠她们做。还有王振中的婆婆，找我哭过好几次，我没法应付啊。”
“要那样，怎样办呢？”
结果倒是她先转悲为喜说：
“王振中出去很好，我还能拦着？只是来问问，请你不要误会。”
我把女教员送走，女房东又照例过来了，开口就说：“女先生也很明白懂事，不过杏花和王振中和她很好，在校里也帮她做做饭做做针线，这一走，不免就像失了膀臂。可是抗日是件大事，谁也不该拦着啊。”我听了这些话，想道：“倒是这老太太比这个女教员明白些。”自己就坐在炕上看起书来。不多一会儿，有一个小孩子脸从窗户的小玻璃镜往里一探，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抱着房东那只新下的小黑羊羔跑出去了。
不到一顿饭工夫，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到院里。我从小镜子望出去，她头上罩着一条红色包头，像是新病起来，或是坐了月子。她先放轻脚步到房东屋里去，和女房东嘟哝了一会儿，就故意张扬着到我房子里来，一进门就是：
“主任在屋里吗？”
“我不是主任。”我说，让她坐。女房东也跟过来说：“这是振中的婆婆。”
那婆婆小心小意地挑拣着话说：
“我是说打听打听振中她们在哪村住，想去看看她。她走我也不拉她，你问问我这个嫂子，我是多么疼她。就不该走时连句话也不讲。”
女房东也就笑着插进来说：
“那天她竟没说，和她娘说到婆家去，到了婆家拿了一双鞋，又说娘身子不舒服，过几天再来长住，这样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这样，杏花也不知道。这孩子捣鬼。”
我说：
“依我看，王振中同志的认识和她那程度，出去上上学好啊，比你们待在家里，一辈子围着锅台、磨台转不好？我们要看远一些，出去对她好，对国家也好。”
那婆婆挂着笑紧接上来：
“这道理我还不明白？你问她大娘，我可是不明白的？我们当家的以前糊涂，我还常劝他呢。对街面上的事，我可没落过后，就是俺当家的也不过嘴直心快，得罪了人，才出了那桩子事。抗日谁不赞成？八路军谁说不好？像主任……”
“我不是主任！”我再度申明。
“像你们这么斯文，好说话，谁不赞成？上级都好，我们家里也常住上级。只是，我们得罪了村里的人……我们当家的就吃了亏。”
“你们当家的为什么不来呢？”我问。
“他……他身子不舒服，也是想振中想的。他叫我来问问，求……你写封信，他去看看振中。”
我心里突然一紧缩，一冷。她却跟上前来，拿起我那蘸水钢笔：
“怎么你还使这个钢笔？现在就是那些村干部，大字认不到一升，也还使支有打水机的钢笔呢！”
“我使用惯了，也一样能写。”
“还是你们艰苦。”她叹口气，又摸摸我炕上铺的破棉被，“唉呀，你怎么就用这个铺盖！像你们这上过大学堂，走京串卫的人，丝绸被子也盖过不少了吧，这是从村公所借来的？”
“唔。”
她转身望望女房东：
“她大娘也不知道照应人！就该把咱家那拆洗过的被褥拿出来叫同志盖呀！我们家住了上级，我总是把待客用的被褥给他们。你们，还没个枕头，枕什么呀？”
“枕书，枕不惯枕头了。”
女房东显然有些不高兴，就说：
“俺家比不上你方便呀。可是对待同志，咱也没小气过，谁在俺家住过谁知道我这个人实在，只是不会花言巧语罢了。这同志来，我也拿出过新拆洗的被子给他，他不要。”
好像那婆婆并没理会，就又拿起我那钢笔来左看右看，一会儿说：
“这也不丑啊，俺家那老二，非要他爹买支打水机钢笔，我看这也做得很精致。”紧接着就眼望着我恳求。“你这里纸笔砚台既然这样方便，就给俺们写个信吧，要不就用——”她慌忙从怀里拿出一个红签信封，一张八行信纸，“俺们这个。”
我拒绝了她！我说我不知道那学校今天转移到哪里去了；再说王振中是去投考，考不上，就会回来。她却抓住了理：
“那俺们振中不是也没了踪影吗？”
“丢不了她，丢了我赔。”
“不过是为老人的瞎操心罢了。”
这样，我在南郝村过了旧年。正月间，冀中各地非常热闹，抗属中学驻的村子里，有五千个中学生参加大检阅，其中有一千七百个是女生。早晨，在会场上，我看见王振中穿了黑色棉军装，外罩一件长大的棉背心，背包、挂包、小碗、防毒口罩，一色齐全，和那些小同学一样站在队里。她的脸更红、更圆，已经洗去了那层愁闷的阴暗；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地跳动，两片嘴唇却微微张开，露着雪白的牙齿，睁着大眼望着台上讲话的程子华同志的脸，那信赖更深了。
那个村庄，正在滹沱河[1]和沙河之间。村边便是一片沙滩，上面一排高大的白杨树，道旁有一座小小的新建筑，长方形，青色石头的，本县阵亡烈士的纪念碑，上面题着新体诗句。一天早晨我正在杨树林里和一个老乡谈这一带的白菜和红薯的产量，王振中穿了护士的白布罩单和翻卷的白布单帽走过，手里还托了一个药瓶。看见我，大远跑来，敬了礼，问过我怎样到这里来，我的女房东身体好不好，小羊羔长大了没有，才微笑着听我对她的问话：
“听说你婆家从北平把你……叫回来，像有什么打算，来找过你吗？”
“找过。”她又红了脸，但随着就平静流利地谈下去，“他们一家人全来了，男兵女将，就是把北平来的打起埋伏，直找到队长跟前去，要我回去。起先队长还要我回去看看，等我把事情说明白，说回去了就不会再有王振中了，队长才说你自己解决吧。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和他们离婚；不是离婚，是解除婚约。这就一干二净，再说我也还不到结婚年龄……”
临走时，她说今天是看护实习，刚给一个伤员上了药。我问她那是什么药，她用德文告诉我那药的名字。
一九四二年八月
[1]滹沱（Hūtuó）河：水名，发源于山西，流入河北，与滏阳河汇合后叫子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