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的历史
古典学的性质[1]——虽然“古典学”这一头衔不再暗示那种崇高地位，但人们仍旧这样称呼古典学研究——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题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它存在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对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精确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力量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再现诗人的吟唱、哲学家和立法者的思想、圣殿的神圣性、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的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劳作与休闲中的人们。在每一个知识门类中［或者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在所有的哲学中］，面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感到惊奇是研究的出发点，目标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丽事物的纯洁的、幸福的沉思。由于我们要努力探寻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分门别类窒息了专家心中的整体意识。
古典学术史的使命就是表明这门科学是怎样从希腊人的语法学［grammatikē］[2]那里发展而来的，人们现在已经明白了古典学的真正本质与功能。尽管它还不是一门历史科学，但“科学”之名还是当之无愧的。它至今仍存活在罗马、拜占庭，无论是以一种怎样萎缩的形式。这种学科的发展与智力在现代的进步保持一致，就后者而言，吸收古代文化遗产对其有着强大的影响——一般是有促进意义的，但有时也有约束意义。反过来说，现代思想对这种学术也有反作用，但是追述现代思想的这种反作用已超越了本书的范围［虽然这非常有趣］，尽管读者也总是愿意知道这些反作用。
欧洲人从古代人那里接受“语法”［grammar］，其目的首先是服务于语言教学，因为作为普世教会所使用的语言，拉丁语一直在实际生活中保持其地位。言辞的文学形式——诗歌和散文——也伴随语言而为人们所继承，因此发展出一种新的拉丁文学，这种拉丁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人们至今仍能感受到的。模仿——包括视觉艺术在内的古代诸门艺术的复兴——是很多时代、很多情况下的宏伟目标，伴随着古老的文学形式和风格融入现代语言。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模仿活动当作古典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与我们已着手研究的古典学成长过程无关，我们不要期待在书中提到拜布［Bembo］[3]和约翰尼斯·瑟昆杜斯［Johannes Secundus］[4]的拉丁诗歌，也不要期待看到对帕拉狄奥［Palladio］、克伦策［Klenze］[5]、瑟沃尔森［Thorwaldsen］或弗拉克斯曼［Flaxman］[6]的讨论。我们也不太在意姆莱图斯［Muretus］或伦肯［Ruhnken］[7]的某些作品是不是古典拉丁语的典范。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把希腊诗歌的创作当作古典学术的一个分支来看待。［直到19世纪，这类诗歌缺乏风格，但是今天出现了很好的诗歌，在英国更是如此。］[8]然而，这样的练习对学者的有用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伴随成功而来的快乐就更大了，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做这件事。
同样，学校和大学教育有其独特的历史。但这里不是详细叙述这个问题的地方[9]，尽管教育对学术事业发展所起的间接作用很大，尽管我们忽略将自己局限在青年导师角色上的那些人似乎是不公平的事情，相比为学术宝库贡献一砖一瓦的许多学者，他们通常做出了大得多的成就。维特里诺·达·菲尔特［Vittorino da Feltre］和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10]在15世纪这类令人尊敬的人当中堪称典范，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这种人物层出不穷。翻译者一般也必须排除在外，尽管这些翻译者的译著在传播古代观念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我们只要想到阿密奥特［Amyot］翻译的普鲁塔克的著作这个例子就够了。[11]翻译著作在把希腊的精神沁入现代文化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大多数学者的著作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但翻译著作不属于学术研究之列。
以这种方法限制我们研究的领域，我们就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学术发展的演进，而不必提到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先锋人物都属凤毛麟角。篇幅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但习惯要求我们将许多人物摆在突出位置，包括一些取得短暂成就、不久就从记忆中消失的人物——这种恭敬的态度有其自身的价值。所以，善迪斯的《古典学的历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2]是有关这一主题唯一值得一提的著作，这是一部功底扎实的学术著作，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我满怀感激地承认我从这部著作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另一本值得信赖的书是我以奥托·雅恩[13]就同一主题发表于1868年的演讲为材料所录的抄本，该书使我终身受益。在雅恩去世之后，如果能有机会立即从他的笔记和速记中把该抄本整理出版，这本书必将成为传世之作。雅恩的博学是无限的，他不仅仅是一位博学的人［polyhistor］，而且他从不迟疑地表达各种观点。
从文艺复兴开始叙述古典学术史可能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前很久，古代学术就开始复活了。学校里的传统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打断，事实是，早先几个世纪对于古代文献的保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作为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和西罗马崩溃的结果，西部建立了日耳曼诸王国，只有那里的教会保存了某种文化，因此，我们必须分别追溯两个渊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东西两部分重新合流为止。这两个渊源的共同源头是希腊化时代的语法学科，在语源学的领域、在语篇学的问题上，这门学科可以追溯到智者[14]时代甚至更早［就对诗人所做的阐释而言］，它在哲学家和“批评家”或“语法学家”［这是今人对他们的称呼］那里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15]［他谦虚地把自己称为语文学家（philologos），因为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16]和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17]我们可以把狄奥尼修斯·斯莱克斯［Dionysius Thrax］[18]的那本小书(1)以及迈尔里的阿斯克里庇德斯［Asclepiades of Myrlea］[19]的学说真实地还原，这至少可以窥见当时为人们所期望的那种“语法”的状况。菲洛克斯诺斯［Philoxenus］[20]在语言科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或许因为他认识到拉丁语的重要性——这时他认识到单音节词根的概念。布特曼［Buttmann］[21]是以他为师的。在随后的时代，古典主义［classicism］的胜利让“语法学家”的作用变小了，因为现在要求的是对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实际指导。目标是将时钟拨回到300年前——在安东尼时代(2)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那时一些人又回归到以爱奥尼亚语［Ionic］进行写作的状态。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关注修辞学的研究，但这需要在“语法学家”那里就语言的使用接受初步的训练。早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特里芬［Tryphon］[22]就编纂了第一部书面语词汇书《名号辞典》［onomastikon］，他也是第一位论述句法的作家。200年以后，赫洛迪安［Herodian］[23]最终在严格的古典法则基础上确定了正字法［orthography］和“韵律学”［prosody］。大量的手册提供了古典词汇，最后像阿里斯提德(3)这样的模仿者以其自身的才能也成为文体的楷模。另外，学术上的见解被保存下来，供影响范围不断缩小的诗歌文学使用，并且学术本身也越来越沦落到文本编辑的境地。我们或许会期待从下层社会崛起的教会对于生活的实际状况投以更多的关注，但是教会屈服于正在流行的修辞学。甚至在教会产生了几位这方面的大师后，试图以克里门特［Clement］、格雷戈里［Gregory］和西里尔［Cyril］[24]的著作取代学校原有的教科书，当然这没有成功。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著作从没有被丢弃，因此，古老的体系继续存在，不过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罢了，这点可以在6世纪最有影响的教师“牧猪人”乔治［Georgius Choeroboscus］[25]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文学语言与现实生活语言之间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大，社会上层阶级中仍旧精通那种语言的人越来越稀少了。但是这种分裂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大部分古书仍旧可以在一些图书馆中找到，即使几乎没有人读它们了。直到伊斯兰教毁灭了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古代文化场所，古老的体系才走向崩溃，伴随偶像破坏之争[26]，末日似乎更迫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