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休·劳埃德-琼斯(1)

现在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非常简明实用的古典学术著作。约翰·善迪斯(2)爵士[1]于1908年出版的三卷本古典学术史仍然非常有用，只是该书篇幅太长，作为事实信息资料库非常有用，但并不是对该主题的批判性研究。幸运的是，我们有了鲁道夫·普法伊佛(3)用英语撰写的古典学术史，该书第一卷涵盖了从早期到希腊化时代结束，第二卷则覆盖了从1300年到1850年这一时段。[2]该著作具有极高的价值，但缺点也是篇幅太长，而且对这一主题的处理从17世纪中叶开始全然无法与该书前面的部分相提并论。特别是，该书对19世纪处理得特别不充分，而这一时期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几乎任何有鉴赏力的人都认为，有关这一主题最好的简明历史著作是伟大的希腊研究专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所写的《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3]，该书初版于1921年，并于1927年再版。让人惊奇的是，这本出版于60年前的书仍然是该领域的最佳作品。作者那种惊人的能力使得他熟悉该领域的几乎每一个分支；他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以及他们的成就如数家珍，并且他的点评极具权威性，行文也清晰、生动。[4]

当然，维拉莫威兹也像所有人一样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他时常太相信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因而使得他在细节方面犯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这些错误并不妨碍我们的阅读，在注释里我已使用别人提供的材料尽力修改这些错误。其次，他的判断有时过于武断，这一点在普法伊佛所说的“一部个人化的、非常杰出的概述”[5]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部极具主观色彩的对古典学者进行评述的著作”，普法伊佛写道，“出自一位大师之手，他从另一个世界召唤死去的昔日英雄，并对他们进行褒贬”。普法伊佛本人不赞成维拉莫威兹的一些观点；在确实属此情形的地方，我也如实标注。

在一些附加于文本的简短注释里，我首先会尽力补充一些事实，以便读者明了文中的观点。为了提供一种编年式的框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提供书中所提到人物的生卒年代；我还参考了善迪斯、普法伊佛和我的牛津大学同事雷诺兹、威尔逊[6]的非常有价值的《抄工与学者》［Scribes and Scholars］(4)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对这些人物所做的重要评论。维拉莫威兹喜欢用典，而且他使用的一些典故甚至使一些知识渊博的读者感到困惑。并非所有这些典故都同等重要，不过任何一个典故都可能会引起好奇心，我会尽力满足这种好奇心。在我看到事实上有错误的地方，我会加以改正；如果一种判断在我看来特别具有争议性，我会加以说明。在许多地方我会提到现代著作，因为这些著作介绍了文中所述话题的新近研究状况。有时我所提到的著作是为一般读者准备的调查报告，但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引用一些包括外语著作在内的专业出版物。我希望普通读者不要惧怕后者，专家也不要为前一种类型的书目心烦。对于任何抱怨我前后矛盾的人，我的回答是，我的目标是各取其用。读者将会在第179页［原著页码，即本书边码，全书同。——译者］找到一份我在著作中经常使用的著作书目，还有我用来指称它们的省略语。

但是维拉莫威兹著作中有一点必须引起读者注意。他写作的立场不是当代人的立场，这种差异须加以解释和讨论。

本译著(5)被称为“古典学的历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但是这本书的原名是“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译本之所以没有被称为“语文学史”，是因为对大多数英语读者而言，“philology”意味着“comparative philology”，而“comparative philology”的意思是“语言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假如精确地使用术语，“linguistics”一词只是“philology”［语文学］的一部分。后者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公元前3世纪就在亚历山大里亚被人们使用了，该词恰当地表达了对文学、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可以用各种文字表达出来的事物的心仪。这就是该词在盛行于牛津、剑桥的各个语文学会的名称中的含义，这也是该词在欧洲大陆的词义。令人感叹的是，我们英国已不再正确地使用这个宝贵的词语了。严格说来，“philology”一词不应包括古迹的研究，虽然应该包括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但是在维拉莫威兹的书中包括了考古学和艺术史，因为对他而言，语文学与这些学科是不可分离的。对维拉莫威兹而言，一位研究语文学的学者必须是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学者，“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词由19世纪的德国学者发明，用于指称对一切与古代世界有关事物的整体研究。就像维拉莫威兹的书所表明的一样，这个观念的形成花费了好几百年的时间。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热衷于重新发现古代文学、艺术、科学和医学，因为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状况；他们的目标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践。同样，他们认为对早期教会的了解对他们的基督教有益处；文艺复兴晚期最伟大的人物伊拉斯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圣经》和基督教教父研究。

到了16世纪后半期法国伟大的学者斯卡利杰(6)和卡松本［Casaubon］那里，我们就越来越接近科学的“语文学”概念了。斯卡利杰不仅仅局限于希腊语、拉丁语的大量研究为我们的古代世界编年史知识奠定了完整的基础；极其博学的卡松本描述了与古代相关的各种事实和物品。然而，即使是现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语文学学科并不存在；人们基于对神学、法律、医学或科学的兴趣研究古典著作，但并不是为了古典学问本身的缘故。

随着宗教战争的到来，清泉几乎走向干涸。有关古代作家的研究以厚厚的集注本形式出版，复述着往昔学者的成果，或是以卷帙浩繁的“古事”研究的面貌出现，但对读者来说这些“古事”乏味枯燥。古人曾经发表的珍贵信息现在已经被抛弃了，被吸收进现代世界的血液中；就是没有古代作家，科学和医学在当今仍能发展。书籍之战——争执［La Querelle］——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就是近代欧洲有意识地摆脱古代欧洲羁绊的时代。从16世纪开始，法国人就在文明的进步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这个世纪里，法国人对古典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如今在抛弃古典学的道路上，冲在前面的同样是法国。

但是，对古典时代的兴趣有第二次复兴。或许在17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已可辨别这一复兴的开端。在荷兰、英国，批判方法获得进步，这种进步使得与古人有关的知识、对古人的理解有了增益之可能。在这里，本特里(7)是一位开拓型的领袖人物。人们通常只把他看作一位非常精明的修正家，而完全没有注意他真正重要的本质所在，在沃尔弗(8)之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的，维拉莫威兹在这本书的几页内容中［第79页以下］在这方面所做的解释比本特里的任何同胞都要高明。

19世纪的德国学者广泛地接受和利用了这些新方法。如果这一过程不是因应新一波对古代的兴趣，它就不会发生，这一点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些共同之处。维拉莫威兹正确地强调了一些并未位列古典学家的人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比如莱辛、歌德和赫尔德。直到那时为止，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仍是通过罗马的视角来看待古代文明的；当时，人们对颓废的巴洛克风格(9)和理性时代的形式主义持反对态度，这些反对者把希腊艺术、文学当作他们的榜样。温克尔曼(10)在这一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直接回到希腊人那里，他的行为激励了其他人效仿。

希腊艺术和文学的巨大影响最终必然会渗透到大学和它们所提供的教育之中。对汉诺威选帝侯［Elector of Hanover］及其同胞进行冷嘲热讽的牛津大学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s］(11)惊讶地发现，选帝侯的领地里有一所在古典学问上远超牛津的大学，即哥廷根大学。在吉斯内尔［Gesner，参阅本书第93—94页］之后是海涅，海涅之后是沃尔弗。当沃尔弗被问到，他是否希望被录取为神学、法律或医学方面的学生时，他坚持要被当作语文学的学生[7]，最终古典学在各学校和大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19世纪末期，当英国的各所大学为古典学术设立了学位考试之后，古典学在所有课程中的地位得以凸显。

对于歌德，甚至对于威廉·冯·洪堡(12)以及那些帮助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它很快成为世界各所大学效法的榜样］的人来说，古典研究的主要价值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不如说是美学的。这些人并非因知识而渴望知识，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而渴望知识。到19世纪中叶，这些人所发起的运动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出于对古代希腊文学、艺术的崇拜而掀起的新狂热，大大加强了既有的文本考证传统。这在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48］的工作中达到了新的顶峰，赫尔曼在修订希腊主要诗人的文本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迄今无人超越。但是学术的新发展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古典学术派别，和赫尔曼学派不同的是，这个新派别具体地说是德国的而不是欧洲的。不久这两个派别就卷入一场炽热的争论。争论的原因是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13)在1833年出版的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德斯》［Eumenides］版本，尽管该版本易于受到像赫尔曼那样伟大的语言学家、文本批评家的攻击，这本著作却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包含了维克尔［Welcker］已经提出的概念，即艺术和考古学甚至有助于理解文学。伯伊克［Boeckh］在诗人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首先为古代希腊政府和公共经济运作勾勒了清晰的画面，赋予了详尽的解释，他的解释主要源自对铭文学的最新研究，当时风行一时的官方历史学家没有能与他匹敌的。不久，尼布尔［Niebuhr］以其逻辑严密的对罗马传统的批评革新了罗马史研究的方法。像尼布尔和伯伊克这样的学者和同时代兰克［Ranke］之类的近代历史学家属于同一运动。和尼布尔一样，这些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深受当时浪漫派的影响；他们不满足于战争、国王和议会的叙述，而是旨在描绘一个完整的文明，不略掉这种文明的社会和经济方面。

伯伊克学派和维克尔、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学派走向融合，由此产生了我前面所提到的“古典学”观念。古典学术这类研究必须结合各个不同的学科。历史研究不仅依靠历史文献和其他书面文献来进行，而且依靠铭文和纸草文献［当这些材料可以大量获得时］；它还要结合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仅应该应用到文学材料上，也应该应用到每一种其他类型的文献上；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将使人们对希腊语、拉丁语甚至历史有新的认识。对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要更加彻底，这类研究不仅自有其意义，也有它们的社会和历史意义。这种庞大的计划需要大规模的专业化。假如必要的话，谦卑的学者乐于奉献毕生精力来完成艰巨而又必要的工作，比如解读珍贵的但很少能为人读懂的重写本(14)，编辑必要的但很少能为人读懂的作家的作品。像系统出版规模宏大的铭文全集或艺术品全集这样的庞大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许多学者——其中很多人是默默无闻的——就像尼伯龙根(15)这类人物一样在伯伊克和蒙森这类巨人的指导下勤劳地工作。

这种项目自然会导致人们对古代社会采取很严肃的现实主义观点。历史学家想表现古代生活真实的、物质的背景之动力来自浪漫派；浪漫派必定会引发现实主义，就如小说中的浪漫主义理论必定会导向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最终表现为左拉的现实主义一样。那种认为古代为人们提供了理想的效法榜样的看法不再站得住脚，就像前辈古典学家所描绘的古代世界已经远逝了一样。那种催生了巨大发展的灵感也变得脆弱了。由于枯燥的、僵硬的实证主义悄无声息地侵蚀了学者们的著作，学者们把他们的视野局限在狭窄的专业之内，他们在古代史方面越来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到19世纪60年代，当尼采［Nietzsche，1844—1900］成为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时，德国古典学赖以前行的巨大引擎似乎正在失去动力。

在维拉莫威兹的历史著作中，人们找不到尼采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维拉莫威兹不乐意听到的。尼采在德国最著名的一所古典学校舒尔普弗塔［Schulpforta］接受教育，随后在波恩大学学习；比尼采小四岁的维拉莫威兹紧随其后，也在这两所学校接受教育。在波恩，尼采赢得了研究普劳图斯的大学者弗里德里希·里奇尔(16)的极大赏识，在后者的支持下，尼采在24岁即令人吃惊地在巴塞尔大学获得了全职教授职位。三年后，尼采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年仅22岁的维拉莫威兹在一本小册子里对尼采的著作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两人之间的嫌隙在一定程度上是尼采的恩人里奇尔和维拉莫威兹在波恩的主要朋友奥托·雅恩(17)早期争论的延续。此外，尼采著作中大量的错误、夸张之处以及过分激动的腔调也激怒了维拉莫威兹；维拉莫威兹特别不喜欢该书的结尾部分，这部分内容讨论的是瓦格纳(18)的音乐，尼采后来也后悔发表了这部分内容。基于性格上的因素，维拉莫威兹不可能欣赏这部作品中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即关于悲剧本质的哲学理论。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原因，两人对语文学的特征和职责的看法存在差异。

早在《悲剧的诞生》出版的前一年［1871］，尼采于当年夏季开设了演讲课程。在为该课程所写的笔记中，尼采对上述主题的看法已然成形。尼采对歌德时代古典学家的信念持批评态度，此信念认为古代经典能够推出人们可以效仿的理想典型，但是尼采对于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主义持有更具批判性的态度。他攻击那些把古代人普遍想象为跟自己一样的学者；尼采认为，对于学者来说，最重要同时也最困难的是要有能进入古人生活的想象力，并且感觉到古人和自身的不同。他警告过分的专业化所带来的危害，坚持认为获得知识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后来，也就是《悲剧的诞生》出版引发的那场激烈的争论之后，尼采的态度变得更加激烈了。在为《我们语文学家》［‘We Philologists’，这篇文章是出版于1873—1876年的《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所作的笔记中，尼采对那些不够尊敬古代、过于自大、多愁善感而又言辞松散的语文学家进行了攻击。尼采说，假如语文学家真正理解古代本质的话，他应在畏惧状态下退却。这一言论显然是和尼采先驱工作有关，这项工作旨在唤起人们对古代宗教、古代生活中非理性、暴力、恐怖因素的注意。尼采对古代的描述和老一辈古典学家所描绘的古代画面完全不同。对老一辈古典学家来说，希腊人作为理性启蒙的楷模而存在。但是尼采坚持认为研究古代世界的价值必须在于它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他在这一点上与老一辈古典学家一致，反对新历史主义者。[8]

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尼采最后采纳了他的对手维拉莫威兹给他提出的放弃语文学教席而献身于哲学、预言使命的建议。从结果来看，尼采有关德国语文学即将面临崩溃的黑色预言过于夸张了。在老年蒙森这个榜样人物的鼓舞下，维拉莫威兹和他同辈人的惊人能量在语文学最初出现衰落苗头时就阻断了这一趋势，并取得了比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成就更加辉煌的业绩。维拉莫威兹这辈人之后是他们那成绩不俗的学生辈。尽管早在1900年，古典中学［classical gymnasium］就在德国教育中失去了其主导地位，但或许可以这么说，德国语文学的伟大时代一直持续到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取得政权。但是在1914年后，由尼采最早提出的一些问题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有时提这类问题的是语文学家本人。

维拉莫威兹是个独特的现象，因此，他并非典型。但是他的语文学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或许可以认为是那个时代的典型。[9]维拉莫威兹有意把以赫尔曼及其杰出的学生里奇尔、拉赫曼［Lachmann］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传统与维克尔的宗教、艺术和考古的文学研究，以及与伯伊克的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历史研究综合起来。所有这些学科都可以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古典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除非将语文学视为这个大整体的一部分，即研究古代的科学，否则它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

不过，脱离对维拉莫威兹其人的描述，只对上述计划进行描述几乎是没有意义的。维拉莫威兹出生在最后一个似乎能出产伟大学者的社会背景下，也就是移居西普鲁士的容克贵族的背景。维拉莫威兹的名字并不能证明他有波兰血统，然而用吉尔伯特·默雷(19)的话说，维拉莫威兹“以一种奇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把波兰进行曲中普鲁士贵族傲慢的性格、斯拉夫人热情的想象力、像蜜蜂一样勤劳的日耳曼学者的因素混合在一起了”[10]。维拉莫威兹从不畏惧最艰辛的研究，他花了大量时间从事铭文研究。但是他身上并没有学究气，他的言谈与著述并不枯燥。他出版了古典作家作品的重要版本，比如提奥克里图斯(20)、卡利马库斯(21)、埃斯库罗斯这些作家。此外，他还印行了许多新的纸草文献。但是，他也写了一种全新的评注集，在这些评论中，学术界构建起来的古代知识宝库不仅被用于研究文本的构成，也被用于对作者的理解。维拉莫威兹并不把一大堆烦琐的细节塞给读者；他高度精选材料来说明事情，越到晚期，越是如此。他一系列评注集中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这部评注集的早期版本早在1879年就私下流传开来，但直到十年后才正式出版。在该著作的第一版中，包含原始文献与评注的那一卷前面还有一卷，其内容是希腊悲剧导论，这篇导论的许多细节虽已改写，但直到80年后，它仍是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要阅读的。后来出版的评注集涉及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伊昂》［Ion］，埃斯库罗斯的《祭酒人》［The Libation Bearers］，米南德的《仲裁》［The Arbitration］，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和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他也出版了一系列非常杰出的解释性著作，这些著作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学术细节，但维拉莫威兹的写作风格非常清晰、有力，以至于哪怕是没有学术雄心的普通读者也觉得它们让人着迷。他写了三本有关荷马的著作，关于品达、埃斯库罗斯、早期抒情诗、希腊格律诗和希腊化时代诗歌各写了一本著作。他以自己惯有的生动风格撰写了有关欧里庇得斯著作、抒情诗人、田园诗人的著作的历史，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已远远超越了文本流传这类问题。当新近从纸草文献中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出版时，维拉莫威兹不仅和他的朋友格奥尔格·凯伯尔［Georg Kaibel］[11]把这些文献编辑在一起，而且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利用新的材料出版了两卷重新解释雅典历史与文化的令人惊异的著作。除了几本小书外，他还写了两卷有关柏拉图的著作；在其晚年还出版了两卷有关希腊宗教的著作，这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他还出版了一部希腊文学史，一部关于希腊国家和社会的记述，以及一部独特而有趣的希腊文学选集，里面有简明的基本说明。从他的其他篇幅较小的著作中选取出版的著作就达六卷之多，仅这些内容就可以奠立作者的顶尖学者地位。

写作了大量学术著作的维拉莫威兹首先是位教师，其次才是作家。凡是熟悉他的人都一致证实，只要有人哪怕对古代世界有一点点兴趣，维拉莫威兹似乎就有时间留给他，人们都说凡是听过维拉莫威兹说话的人，都对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这位奇才研究学术的方法已经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中的才俊之士产生了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晚期德国绝大多数学者是干巴巴的学究，只对文本校勘感兴趣，任何真正熟悉他们著作的人是不会支持这种看法的。

我们在这里只能提到一小部分维拉莫威兹的同代人和他们的后辈。赫尔曼·狄尔斯［Hermann Diels，1848—1922］为希腊哲学研究做出了大量贡献，主要编辑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残著，整理了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编集者［doxographic］留下来(22)的残著。[12]弗里德里希·利奥［Friedrich Leo，1851—1914］不仅在有关普劳图斯以及其他作家的文本研究解释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史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部分，这些文字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智慧与可读性。[13]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1855—1930］既拥有与古代东方语言、历史有关的丰富知识，同样还对希腊和罗马历史了如指掌，他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博学的古代历史学家。[14]爱德华·史华兹［Eduard Schwartz，1858—1940］不仅对语文学和古代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基督教会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5]理查德·莱岑斯坦因［Richard Reitzenstein，1861—1931］不仅是研究希腊罗马文学史、古代学术方面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一位研究古代宗教，特别是宗教融合和东方宗教影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诺顿［Eduard Norden，1868—1941］对古代人精心创作的规范散文的整个历史进行了阐释，他对维吉尔的全部著作进行了最好的评论，在古代宗教方面也做了重要的研究。[16]巴塞尔的雅各布·瓦克纳格尔［Jacob Wackernagel，1853—1938］[17]和威尔海姆·舒尔策［Wilhelm Schulze，1863—1935］[18]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比较语文学知识生动地阐释了希腊、拉丁文学与语言。上述学者都在范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他们后辈当中的一些人也是如此，随后我将提到其中的一些研究者［参第xxv页］。

只要是知道事实的、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维拉莫威兹的伟大，也不可能看不到，维拉莫威兹从不会忘记他那庞大的学术体系只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时才有价值。但是如果他的学术观念能使下一代人完全满意，那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人们发现维拉莫威兹的学术观念存在好几个方面的疏误。通过维拉莫威兹的古典学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学科在理论上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但是，实际上，其他学科合在一起，牢牢地处在一个研究领域即史学的掌控之下。如果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每一个侧面或许会导致一些危险。比如，现代人类学已经使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在本质上是足够说明问题的］，即文化现象在一些情况下或许可以应用共时与历时两种视角，这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能自由地从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立场来看待宗教，甚至哲学中的某些元素，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以满是先入之见的发展观念来研究古代文学和思想，就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在一定意义上，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历史文献，但是如果只以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或许会导致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极力地从文学中搜罗那里并不真正存在的历史证据。比如，维拉莫威兹假设品达就像浪漫主义诗人或许做过的那样，在他的诗歌中表述了个人的一些沉思。但是学者现在开始认为维拉莫威兹把品达的许多陈述当作品达本人抒情的地方，根据语境的不同，其实是赞美诗的一些惯常用语。[19]以非常严格的历史方法研究诗歌和宗教将导致忽略其美学意义的危险，欧文·罗德［Erwin Rohde，1845—1898］[20]在这方面是远远胜过维拉莫威兹的。罗德曾是尼采早期的一位朋友，因此也加入了与维拉莫威兹的争执。后来罗德与尼采也闹翻了，不过罗德仍旧忠诚于尼采的许多观点，他的伟大著作《灵魂》［Psyche］对希腊人关于灵魂的信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尼采在这方面曾做过的大量睿智的研究使之成为可能。

尼采描述了1871年击败法兰西之后，伴随德意志帝国建立而来的是德国文化生活的日益机械化和野蛮化，他的这些论调可以在1911年豪斯曼(23)的剑桥就职演讲［Housman’s Cambridge Inaugural Lecture］[21]中找到不寻常的回应。人文科学在越来越极力模仿自然科学所获得的具体成就；这些成就越来越被视为对德意志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唯心主义哲学直接导致了对国家的崇拜，历史科学的新的胜利也像自然科学的胜利一样似乎对国家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人种学和语言学的新发展不仅有助于德国人种族意识的形成，而且也启发了德国人与希腊人想象中的种族联系。莱奥帕尔迪(24)写了一首讽刺库桑［J. W. Kuithan］的十四行诗。库桑后来以一本尝试说明品达的颂歌实际上是一种喜剧的书而获得博士学位。在一本让他声名大噪的书中，库桑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德国人是同一个民族，说的是同一种语言。[22]这种无稽之谈自然不会引起学者的兴趣，但不管是谁，只要读到29岁的维拉莫威兹在1877年皇帝诞辰纪念日所发表的《论雅典帝国的辉煌》［‘On the Splendour of the Athenian Empire’］一文，就不能不注意到德意志帝国也呈现在演讲者的心灵之中。[23]德国人在学术与科学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一定程度上是和德国获得欧洲霸权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很难成为谴责德国学术的理由，但有助于解释德国学术成果中不断增加的粗糙和机械的因素。

德国语文学的伟大时代注定要对欧洲其他地方产生一些影响。受其影响最深的当属意大利，19世纪意大利的历史状况和德国的历史状况极其相似，其学术研究的发展从正面和反面对德国的影响做出回应。哪怕已经到了莱奥帕尔迪、波盖兹［Borghesi］、皮容［Peyron］[24]所生活的时代，这种影响还在起作用，意大利古物学本土传统也受新历史学的影响。文献研究也获得了长足进展。多美尼克·克姆帕雷提［Domenico Comparetti，1835—1927］[25]是一位开拓性人物，他主要以对维吉尔的著作在中世纪传播的博学研究而著称。后来，伟大的古文书学家吉罗拉摩·维特里［Girolamo Vitelli，1849—1935］[26]成为新出现的学科——纸草学的大师，他和他的学生反对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保守派以捍卫他们对德国学术的钦佩。其中有品位和能力的一些人极力反对德国的实证主义，为文献研究中的审美因素辩护。但是他们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违背了国际学术的最佳利益。在克罗齐(25)美学观的保护下，也是在意大利人自身本性的保护下，他们避免了枯燥与实证主义，他们非常需要德国语文学能提供的那种训练。不管是这些民族主义者，还是他们在当今的继承人，都没有取得超过地方层面的重要地位。维特里的继承者吉奥尔乔·帕斯夸里［Giorgio Pasquali，1885—1952］[27]是另一个学派的领袖，他在哥廷根师从利奥、史华兹、瓦克纳格尔。他在贺拉斯和文本校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极富个人影响。德国杰出的学者贝洛赫［K. J. Beloch，1854—1929］[28]住在罗马，这也刺激了意大利古代史的研究。贝洛赫是现代统计学的先锋人物，他最重要的学生是一位性格与众不同的伟大学者，即奉行自由主义的天主教教徒盖塔诺·德·善克提斯［Gaetano de Sanctis，1856—1939］。[29]

受德国语文学影响最小的国家当然是法国。在那场书籍之战后，法国人对古代文学所给予的关注是有限的；由于世纪之交的政局混乱，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善。19世纪的法国在古典考古学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在德尔斐和提洛岛的挖掘，除了所获成果的重要性，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懂得考古技术、希腊艺术、建筑和铭文的学者。与瑞士学者菲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26)有关联的伟大语言学派在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其他语言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生。但是，法国的文学研究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非常重要的是，19世纪法国的古典文献研究领袖是亨利·维尔［Henri Weil］，就像维拉莫威兹所指出的［见第138页］，他来自德国。法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时常遭受狭隘的满足感的干扰[29a]，不过其多数成果还是表现了法兰西式的清晰和合理的推理，糟糕的是这遭到了外国人不应有的忽视。和英国一样，法国运用古典研究也有自己的目的，其成就的质量不能简单地用学术出产来衡量。

在英国，其本土传统所发生的奇怪断裂恰好和德国语文学伟大时代的开端同时。设立在老牌大学中的荣誉学位制度都把古典研究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但人们是基于非常实际的目的运用古典研究。古典著作可以为学校和大学提供被认为具有道德启蒙和智力启迪作用的内容；这些或许可以吸引受过教育的读者，启发现代作家。但人们认为古典著作并没有重要到这样一个地步，即使得大量天才人物需要用自己的大部分时光尝试对它们进行新的阐述。(27)

从本特里以来，文本研究的传统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发展；珀尔森［Porson］以及他的追随者开展了高质量的文本研究，其中绝大多数是关于阿提卡戏剧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荣誉学位制度非但没有刺激这个传统，而且实际上废弃了这个传统。1825年这一年，豪斯曼呼应了维拉莫威兹的一句话，说“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多布利［Dobree］和艾姆斯莱［Elmsley］去世，布隆菲尔德(28)就任切斯特(29)主教”，此后，无人继承他们的事业。或许有人期待学者会受到德国正在展开的伟大运动的影响，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并没有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很少发生在大学里。实际上，约翰·克宁顿［John Conington，1825—1869］在研究埃斯库罗斯以及珀尔修斯(30)、维吉尔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他的灵感来自赫尔曼，而不是这股新潮。在剑桥大学，珀尔森的传统继续保持某种生命力，不过这是像断了头的蛇那样的生命力；在牛津大学，课程表赋予古代史和古代哲学很大的重要性，但有关这些科目的重要研究并没有由此出现。当然，英国的一些睿智之人意识到正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太关注教学工作了，比如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31)或者他们在为教会服务，比如克诺普·西尔沃［Connop Thirlwall，1797—1875］，或者忙于参与政治活动，比如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Sir George Cornwall Lewis，1806—1863］。[30]假如这些人出生在德国的话，就会像那些有他们这样能力的人一样取得杰出成就。19世纪英国古典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并不是学者做出的，而是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1839—1894］、(32)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33)这类人士取得的。大学至少会尽力提供他们和其他人所需要的古典学知识。最好的学术著作通常来自那些与老牌大学没有什么联系的人，最突出的代表是银行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34)[31]，他所写的希腊史因具有独特的观点而享有国际声誉。查尔斯·牛顿爵士［Sir Charles Newton］[32]之类的学者在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考古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此外，1825年以后在语言学上获得真正杰出成就的第一位英国人是默罗［H. A. J. Munro，1819—1885］。[33]克宁顿或许也可以做出这么大的贡献，但由于宗教的灾难和他的早逝而未能实现。再后来是英格拉姆·巴沃特［Ingram Bywater，1840—1914］[34]和理查德·吉伯爵士［Sir Richard Jebb，1841—1905］[35]，维拉莫威兹对两人的评价都很高。巴沃特由于认识雅各布·伯奈斯［Jacob Bernays］而获益良多，在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赞助的一套丛书中，他编辑了普里西阿诺斯·李杜斯(35)的著作。吉伯对德国研究方法并不是很赞同，然而，如果他没有研究德国学术，尤其是如果没有读过赫尔曼的大多数著作的话，他编辑的有关索福克勒斯的著名著作是不可能出版的。另一位研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学者是刘易斯·坎贝尔［Lewis Campbell，1830—1908］[36]，在运用风格研究确定柏拉图对话写作时间顺序上，他也做了有价值的工作。另一位对古代哲学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是吉伯的同辈和继承者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1839—1921］。[37]在19世纪晚期以及后来的时期，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人们在英国学术中也可以发现岛国与欧洲大陆的元素。豪斯曼（A. E. Housman，1859—1936）[38]相当熟悉与他的兴趣有关的德国学术状况，但是他选择了坚守珀尔森文本研究的传统。在他的1892年伦敦介绍性演讲［London Introductory Lecture］中[39]，他以“为知识而知识”的说法论证了他的观点；后来，他把这种说法描述为“修辞上的并非完全真实的”。他在1911年的剑桥就职演说［Cambridge Inaugural of 1911］[40]中批判英国学者把他们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口味归于古人的做法，也批判德国学者，因为他们有模仿精密科学而展开文本校勘的嫌疑。早在40年前，尼采就批判他的同胞所犯的这两个错误。尽管豪斯曼知道古人的口味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但他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深信浪漫主义的口味必定是好的，喜欢建立在机智优雅基础上的修辞、巴洛克风格和诗歌必定是坏的。由此，豪斯曼因为对那该受谴责的文学类型表示欣赏而深感愧疚，他曾编辑过尤维纳利斯(36)、奥维德、卢坎［Lucan］和曼尼琉斯［Manilius］等诗人的作品，他对这些人显而易见的同情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否则，他可能会尝试以一种能够虑及古代诗人的诗学目的和方法的批评来代替盛行的针对他们的浪漫主义看法，而不是谴责关于古代诗人的所有文学研究。然后，这个伟大学者的名字就不会像惯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被人们用来为伤害了古典研究的那种枯燥风格做辩护。那些怀疑这些严肃且渊博的研究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或许就不会轻易地中伤他了。

与豪斯曼同辈的最杰出的学者在充分利用德国学术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做得还要好。维拉莫威兹于1908年对英国做了一次著名的访问，他对沃尔特·海德拉姆［Walter Headlam，1866—1908］[41]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德拉姆有关埃斯库罗斯以及新近出版的赫洛达斯［Herodas］诗歌的著作不仅极富文学品位，而且表现出了广泛而全面的学识。吉尔伯特·默雷[42]非常崇拜维拉莫威兹，自1894年起，一直与维拉莫威兹保持通信(37)，也深受维拉莫威兹著作的影响。[43]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好的。维拉莫威兹笔下易卜生式的欧里庇得斯激发了默雷创作萧伯纳式的欧里庇得斯的灵感。但是在文本研究方面，维拉莫威兹帮助默雷消除了有独创性但无诚意、学识欠缺的维莱尔(38)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海德拉姆已经对维莱尔进行了正确的批评。默雷把古代戏剧翻译成斯温伯恩体诗歌，(39)表明他犯了被豪斯曼严厉批评的错误。不过这种错误并没有损害默雷所有著作的价值。像维拉莫威兹一样，默雷也对他那个时代的生活、文学非常感兴趣。尽管这有时会使他出错，但却使他的研究充满活力。和维拉莫威兹不同的是，默雷对当代人类学非常感兴趣，从他那个时代以来，这个学科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这并未妨碍人们把他以及他的朋友当作学科之间进行交流的先锋人物，这种交流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其中一些结果表现在默雷学生的著作中。在这方面默雷的一个伙伴是康福德［F. M. Cornford，1874—1943］[44]，康福德后来在柏拉图、前苏格拉底以及这种哲学赖以发展起来的背景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英国的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继续——或者说直到不久前还继续——在希腊语、拉丁语教育方面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在一个人记忆处于最佳状态时是非常有效的。直到最近，英国学校还在教学生将材料译成希腊语、拉丁语，这一训练方法为维拉莫威兹所推崇，默雷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丹尼斯顿［J. D. Denniston，1887—1949］[45]也是如此。丹尼斯顿所著《希腊小品词》［The Greek Particles，1933］一书是理解希腊语有力且便捷的工具。从吉伯的《索福克勒斯》以来，英国人一直在不断地出版优秀的编订本和评注。利德尔［Liddell］和斯科特［Scott］所编纂的著名辞书［1925—1940］第九版仍保持高水准；格林菲尔(40)和亨特(41)于1899—1902年在奥克希林库斯(42)发现的无数纸草文献的编辑出版一直是一个榜样。至于英国在考古学和艺术史[46]方面的其他一些贡献，可参阅注释[600]和注释[503]。特别重要的是约翰·贝兹里爵士［Sir John Beazley，1885—1970］的工作，他那高深的学问和对风格的敏锐感觉为希腊瓶画研究打开了全新局面。

20世纪30年代，有一小部分杰出的德国学者以逃避国家社会主义迫害的难民身份来到英国。[47]费利克斯·雅各比［Felix Jacoby，1876—1959］[48]在牛津大学继续从事规模宏大的希腊历史学家残篇的编辑工作。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1888—1970］[49]在教学方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弗兰克尔是维拉莫威兹、利奥和瓦克纳格尔的学生，他的早期名声来自他对普劳图斯的研究，在英国期间，他出版了对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的渊博评注，并对贺拉斯进行了同情性的研究。不过对他的英国学生来说，弗兰克尔把德国“Seminar”(43)的方法引入英国并以他的方式身体力行，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弗兰克尔和其他一些流亡者所做的大量工作使英国学者与他们的欧洲大陆同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维拉莫威兹正确地指出，古典学的最新发展表明它越来越国际化了。他在这里提到了俄国人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v，1870—1952］的早期工作，还有艾纳·吕弗斯特德［Einar Löfstedt］及其学派的这类拉丁学家，如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1874—1967］和萨姆·艾垂姆［Sam Eitrem，1872—1966］这样的古代宗教学者在斯堪的纳维亚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别的地方，维拉莫威兹所欣赏的似乎是比利时人居蒙(44)和比德兹(45)对帝国时期宗教知识所做的巨大贡献。维拉莫威兹在后来的几页中把西班牙描述为新的考古发现的出产地。在当时的西班牙，针对古典作家的文本研究在复兴。现代希腊的主要贡献在考古学领域，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波兰的古典研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但一直保持着活力。古典研究在苏联本土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在古代史方面，这种活力在不断地增加。

维拉莫威兹在1921年的写作中，几乎没有提到美国，他认为“甚至美国”都要建立博物馆是很令人惊奇的事情；他也没有提到当时美国的学术元老吉尔德斯利戊［B. L. Gildersleeve，1831—1924］，他是品达著作《奥林匹亚人》［Olympians］、《皮提亚》［Pythians］的编辑者。美国现在对古典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提醒我们，过去的50年并不是古典学术纯粹衰落的时期。美国如果仅仅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资源也不一定能够取得这种成就。如果说耶鲁大学在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的考古挖掘是由俄国人罗斯托夫采夫指导的，那么辛辛那提大学在特洛伊、派罗斯［Pylos］的考古挖掘则是由美国本土的卡尔·布莱根［Carl Blegen，1887—1971］(46)指导的。这些事业并非孤例。和欧洲人相比，美国古代史方面的历史学家在希腊语、拉丁语方面的能力比较差，但是他们也较少面对成为语文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危险，他们敏于从其他学科那里采用新的技巧。在文学研究方面，美国出现了密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47)[50]这样的人物，帕里的成就已经改变了我们研究荷马问题的方法，除了阐明了多种语言的口头诗歌之外，他的成就现在甚至也为欧洲大陆所认可。美国的学生通常只是在大学才开始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靠勤奋工作，靠比他们的欧洲同行采纳更多新的、更加富有想象力的方法来弥补这种劣势。欧洲学者很快将不得不面对那些进入大学时没有古代语言知识储备的学生，他们应该以特别的兴趣来研究美国的情况。况且，最近美国人在古代诗歌方面的最佳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文学的敏感性，这是欧洲人应极力仿效的［会带来好处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代围绕尼采提出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吧，这场争论从尼采那时起就一直在学者中间持续展开，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了。一些学者，包括一些优秀的学者满足于继续从事细致的研究而不必操心他们的资格问题；另外一些人则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维拉莫威兹在柏林大学的讲席由沃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继承，耶格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因其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发展问题的著述而获得名声，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基本正确。他努力遵循正统路线去克服危机。他鼓吹需要“第三种人文主义”［Third Humanism］，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和歌德时代的人文主义之后的人文主义。语文学要庄严地与它的伙伴历史学分道扬镳，并且要时常提醒自己去反思自身的真正本质。但这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困难在更深的层次之中。古典学联合各门学科的崇高理念很难被废弃，如果没有这个理念的话，语文学会沦为纯文学［belles-lettres］；同时，如果语文学不能从现代社会的情势中获得新的动力，那么原来意义上的语文学也难以维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没有为第三种人文主义提供理想的条件。由于耶格尔的妻子是非雅利安人，这场运动的主要旗手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在这里他从学术的视角写了三卷枯燥的希腊文明史，之后就把兴趣点转移到基督教教父研究上去了。

耶格尔同辈的其他一些学者循着不同的路径来对待这个问题。卡尔·赖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51]是维拉莫威兹的学生，赖因哈特崇拜维拉莫威兹，但是自从他早年接触了尼采的观念以及以诗人斯提芬·乔治(48)为中心的那个圈子里的观念之后，就不这样了。赖因哈特的主要兴趣在文学、艺术与哲学上，他没有一点学究气，甚至没有那种单纯地为了学习而积累知识的兴趣。赖因哈特对巴门尼德的精彩研究、他的三本关于波塞东尼戊斯［Poseidonius］的著作堪称艺术品，其中精湛的学术研究是这位艺术家的工具之一。后来他为著名的保利-威索瓦［Pauly-Wissowa］(49)百科全书撰写的有关波塞东尼戊斯的文章表明他完全掌握了这项工作所需的技艺。他关于索福克勒斯［1933年第一版；1947年第三版］和埃斯库罗斯［1944年］的两本书在现代有关希腊诗歌的文学研究中至今无出其右者。作者的文笔非常优美，但遗憾的是，如果没有深厚的德语功底是难以读懂的。当耶格尔组织大会讨论“古典问题”时，赖因哈特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异常清晰的笔法和辛辣的语言机智地描述了语文学危机，以索福克勒斯和歌德为例结束分析，出色地分析了当“古典的”［classical］这一术语被应用到文学领域时的意义。[52]就像不相信任何种类的一般概念一样，赖因哈特也不相信为各种新人文主义提出的计划。在处理古代研究的问题时，赖因哈特的方法时常是把各种可能性并列在一起，因此在处理语文学危机时，他陈述了困难，并以自己的操作为例，给出自己的答案。赖因哈特没有强调古代世界通过中世纪将我们与其连接起来的那种传统的价值，而是追随歌德和尼采，极力表明古代文学、艺术和哲学是怎样丰富现代生活的。但是对另一位伟大学者来说，这种没有中断的传统的延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对耶格尔推动一种制度性的新人文主义的努力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就是鲁道夫·普法伊佛［1889—1979］，他的这种态度深受其天主教信仰以及在奥格斯堡附近著名的圣斯提芬本笃会学校［Benedictine School of St. Stephan］所受教育的影响。普法伊佛的天主教信仰是基督的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50)的现代翻版，基督的哲学和伊拉斯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伊拉斯谟是普法伊佛研究的中心主题之一。和赖因哈特一样，普法伊佛是敬仰维拉莫威兹的学生。但是普法伊佛通过他在慕尼黑的老师奥托·克鲁修斯［Otto Crusius］也继承了罗德的传统，这个传统连同他所信服的伊拉斯谟哲学，令他无意将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混合起来。即使在他13年［1938—1951］的英格兰流亡生涯之前，他关于学术的观念也不是德国的，而是欧洲的。普法伊佛第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对卡利马库斯的作品进行编辑，卡利马库斯是希腊化时代诗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时的诗人为保存昔日的成就而创造了语文学；普法伊佛的第二部伟大著作是辉煌的古典学术史，他在这部著作中描述了希腊化时代学者的创新所产生的结果，以及怎样把这种创新应用到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的研究上。他的天主教观点与维拉莫威兹的立场形成了有益的对比。[53]

德国是第一个对这场古典研究的危机进行争论的国家，现在这场争论已遍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在美国，一些教授主张博士学位应当被废弃，他们当中一些关注古典研究的人感觉古典研究已过分地强调技术而忽略了文学趣味。即使是在古典研究仍保留人文主义特色的英国，人们有时也批评学者过分关注文本和语言研究。批评者的言论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是他们应当记住的是，没有一定数量熟悉希腊语、拉丁语的人，真正优秀的古典研究就会消失；用翻译本研究古典文学聊胜于无，这只是原本的可怜替代品。此外，批评者还应学会不把19世纪德国的语文学传统与18世纪由豪斯曼维持活力、专门进行文本解释的排除其他一切的传统相混淆，至今仍有一小部分英勇的豪斯曼分子忠诚于后一种传统。

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根植于社会环境中。西方世界快速向某种工业文明发展［美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势必会影响整个教育模式。私立学校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各类学校支持职业培训所带来的压力意味着在记忆力最好的年龄阶段学习希腊语、拉丁语的人每年都在减少。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教育专家所做的事表明，这些年里学任何东西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是有的西方国家在古代研究方面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个一般问题必须要与古典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般关系问题相区别，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问题有重叠之处。有一系列极端左派分子相信19世纪之前的全部历史与这样一个时代是“无关的”：这个时代处理的是现代技术的问题，这个时代了解他们那个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那种心理学。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些非常杰出的古代史学者，他们的观点与这种态度大相径庭。他们赞同马克思本人所认为的古代世界研究的价值一点也不比其他历史研究小，并且他们的特殊方法在不少情况下会产生非常有价值的新的研究路线。[54]当然西方世界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远没有那么庸俗。然而即使是在苏联以及铁幕后面的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辨别出古代研究微弱复兴的迹象。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教条，人们会怀疑一种教条的信徒是否能够保持批判的态度，在过去，这种态度是保持独立学术研究的活力所必需的。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基督教也是一种教条，早期基督教教父与古代研究建立了一种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的关系，这种关系大体上延续了几个世纪。普法伊佛从启蒙的、伊拉斯谟的天主教立场所写就的伟大历史著作或许可以被引作这方面的证据。维拉莫威兹会回答说，直到天主教会对欧洲文化的掌握松弛之后，古典学研究才适用于最严格的批判性标准。维拉莫威兹会提醒我们，除伊拉斯谟和伟大的法国本笃会修士外，自反宗教改革以来，几乎没有杰出的古典学者是罗马天主教徒。我认为，人们可以期待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的古典研究会出现一些希望。但是想象古典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像威廉时代的德国(51)，甚至像在维多利亚的英国那样，在任何马克思主义社会中取得辉煌成就还是过于乐观了。

尤戊·霍尔歇［Uvo Hölscher］对这次危机的处理[55]可入感知最敏锐者的行列，他主张古代文学和哲学是以“人的个性”［human personality］的概念为先决条件的，而今日正盛行的对生活的态度是怀疑这种观念的。这种态度绝不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接受了弗洛伊德学说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两种学说的因素对这种态度的形成起了作用。许多睿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憎恶这种态度的。这种态度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卢梭的影响，卢梭倾向于削弱那种认为人类应为其所作所为负责的观念。没有基督教的存在，整个大杂烩就不会产生，从最终的意义而言，这个大杂烩是基督教的粗糙、残留版本。能理解其所信仰宗教的基督徒一刻都不会赞成这一观点，尽管现在大量愚蠢的、无知的或不虔诚的神职人员已广泛秉持这种观念，英奇主任牧师［Dean Inge］习惯于把这些人叫作“民众王的宫廷牧师”［the court chaplains of King Demos］。这种观念的流行为“很难有比当今更需要古典研究的时代”这一思想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理由。[56]

古代文学、艺术的丰碑对每一代人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不管每个时代在流行什么。因此，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存在，古典时代［我们直接的祖先］的历史就不会遭到完全的忽略。学者不能放弃对古代世界进行整体研究的崇高观念。学者必须永远警惕枯燥的危险，无论这种枯燥来自对技巧的过分关注，还是来自对非常狭隘的历史研究出发点的采纳。他们并不认为古典学为模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我们也不能以这一点来谴责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学家或歌德时代的古典学家。模仿理想类型的观念几乎不能有效地说明米开朗基罗或歌德与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这些古代艺术家身上获得了灵感。研究古代文明给我们呈现的不是要去模仿的类型，而是可能起作用的各种信仰和方法的模式。假如以智慧的、理智的方法去呈现，我们就可以从坐井观天者的狭隘中走出来。古代人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假设人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管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古代人所处理的艺术和文学是恒久而非短暂的主题。这使得古代人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极有可能为我们自己的实践提供有用的经验［和其他经验一道］。只要任何历史和文学研究被认为是正当的，这种经验的价值，除了可以用来维持将我们与古代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必须被认为是继续进行这些研究的理由。

注释

[1] 参阅后文书目。

[2] 参阅后文书目。该书第一卷意大利语译本Storia della filologia classica由Marcello Gigante和Salvatore Cerasuolo于1973年译出，Gigante为该译本写了一篇非常杰出的导论；也可参阅他的文章‘Dal Wilamowitz al Pfeiffer：Storici della Filologia Classica’，刊PP 156，1974，3f.，也可参阅L. E. Rossi的讨论，RIFC 104，1976，98f.。又可参阅A. Momigliano所做的评论，刊RSI 80，1968，377f.，该文也刊于QC，893f.。参阅N. G. Wilson的评论，见Cl. Rev. 19，1969，366f.，以及我关于Pfeiffer去世的讣告，刊BG，ch. 22。关于第二卷的说明，见G. Chiarini的文章，刊ANSP，1977，1629。

[3]《语文学史》最早出现在Einleitung in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A. Gercke和E. Norden编，3rd edn.，1927）中，不过，该书现已可单独获得。其他简短的德语学术史著作包括W. Kroll，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1908；A. Gudeman，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1909以及E. Drerup，Der Humanismus，1934。意大利语著作有C. Giarratano，Indroduzione alla filologia classica，1951；A. Bernardini and G. Righi，Il concetto di filologia e di cultura classica nel pensiero moderno，1947以及G. Righi，Breve storia della filologia classica，1962。

[4] Fausto Codino在他给该书出色的意大利文版（Storia della filologia classica，no. 91［见Piccola Biblioteca Einaudi丛书］，1967，p. 1）所作的序言中，用维拉莫威兹本人形容策勒《希腊哲学史》的话来描述《古典学的历史》：“这样高质量的著作应任其保留当初的样子。我们想知道作者说了什么，哪怕是在他活在今日有可能发表不同看法的地方。”Codino的译本引起了以下文章有趣的评论：B. Hemmerdinger，‘Supplément à la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de Wilamowitz’，Belfagor 27，1972，653f.。

[5] HSC i，ix.

[6] 参阅后文书目。

[7] 我知道沃尔弗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参E. J. Kenney，The Classical Text，1974，98，i），但他的行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8] 参阅我的文章‘Nietzsche and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刊Nietzsche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ed. James C. O’Flaherty，Timothy F. Sellner and Robert M. Helm，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tudies in the German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1976，1f＝BG，ch. 14。

[9] 参A. Momigliano，‘Premesse per una discussione di Wilamowitz’，RSI 84，1972，746f.；在莫米利亚诺陈列的有关维拉莫威兹的叙述之外，还可加上K. Reinhardt，Vermächtnis der Antike，2nd edn.，1966，361f.；U. Hölscher，Die Chance des Unbehagens，1965，7f.。

[10] Cl. Rev. 45，1931，161.

[11] 关于格奥尔格·凯伯尔（1850—1901）的情况，参Wilamowitz，Erinnerungen，2nd edn.，1929，240f.，以及K. J. Dover的相关文章，刊Fifty Years（and Twelve）of Classical Scholarship，ed. M. Platnauer，1962，151，n. 3。

[12] 参W. Burkert有关H. Diels的导论，Klein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der antiken Philosophie，1969。

[13] 参E. Fraenkel对F. Leo的介绍，见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2 vols.，1960（也可参阅KB ii 545f.）。

[14] 参V. Ehrenberg，Aspects of the Ancient World，1946，221f.。

[15] 参Pfeiffer在Geist und Gestalt：Biographi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vornehmlich im zweiten Jahrhundert ihres Bestehens一书中的叙述，1959，135f.。

[16] 参H. Haffter，Neue Zürcher Zeitung，no. 3897，29 September 1963。莱岑斯坦因和诺顿利用他们的古典学研究对犹太教和基督教进行了新的解释。

[17] 参G. Pasquali，Pagine Stravaganti ii，1968，216f.。

[18] 参E. Fraenkel，Cl. Rev. 49，1935，217f.＝KB ii 579f.。

[19] 关于维拉莫威兹对品达的态度，参L. E. Rossi，ASNP，ser. 3，vol. 3，1973，119f.以及H. Lloyd-Jones，JHS 93，1973，110-111，115f.。

[20] 参O. Crusius，Erwin Rohde:ein biographischer Versuch，1902。

[21] 这篇就职演讲是以The Confines of Criticism的标题（该标题不是来自作者）出版的，Cambridge，1969。

[22] 参S. Timpanaro，La Filologia di Giacomo Leopardi，19782，230f.。

[23] ‘Von des Attischen Reiches Herrlichkeit’，in Aus Kydathen，1880，1f.

[24] 关于Leopardi和Borghesi，参下文第119和156页；关于Amedeo Peyron（1785—1870），参Treves，SAO，1963，871f.。

[25] 参Treves，op.cit.，1051f.；Pasquali，op.cit.（in n. 17），i 119f.；Timpanaro，Aspetti e figure della cultura ottocentesca，1980，349f.。

[26] 参Treves，op.cit.，1113f.；Pasquali，op.cit.，i 205f.；Fraenkel，Gnomon 35，1963，822f.。

[27] 参Fraenkel，KB ii 601f.；亦参Atene e Roma的一期特刊（fasc. 6，anno 2，1952，201f.，里面有许多作者贡献的回忆文章；F. Klingner，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Literatur，1964，719f.。

[28] 参Momigliano，TC 239f.。

[29] 参Momigliano，SC 299f.。

[29a] 路易·盖内特（Louis Gernet，1882—1962）利用新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早期的法律和宗教，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点为法国权威学者所忽略，参S. C. Humphreys，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1978，76f.。

[30] 参Momigliano，C 249f.。

[31] 参Momigliano，ibid. 213f.；also M. L. Clarke，George Grote: A Biography，1962；参下文第153页。

[32] 参第137—138页。

[33] 参A. E. Housman，op. cit.（上文注释[21]）20f. and A. S. F. Gow，A. E. Housman: A Sketch，1936，4-5。

[34] 参第144页。

[35] Caroline Jebb写过一本传记，1907；参Wilamowitz，Kl. Schr. i 461f.。维拉莫威兹认为吉伯爵士解释索福克勒斯的著作仍具有生命力，只要人们想理解这位令人难解的作者（指索福克勒斯。——译者）的语言。参Cl. Rev. 19，1969，26-27。

[36] 参Memorials in Verse and Prose of Lewis Campbell，1914。

[37] R. St. J. Parry写过一本传记，1926；其内容令人兴奋的程度不及Jebb、Campbell的遗孀为他们所写的充满诚挚情况的传记。

[38] 参阅Gow在上文注释[33]中所引用的杰出回忆录，以及D. R. Shackleton Bailey在The Listener（March 26，1959）的精彩评论；另见Kenney，CT 133f.。

[39] 这篇演讲重刊于John Carter所编A. E. Housman的Selected Essays中，1961，1f.。

[40] 参上文注释[21]；也可参阅Housman的Collected Papers中我未署名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重刊于TLS 12: Essays and Reviews from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74，137＝BG，ch. 15。

[41] 参Cecil Headlam，Walter Headlam: His Letters and Poems with a Memoir，1910。这本充满兄弟情谊的著作几乎与Parry所著Henry Jackson的传记一样令人兴奋。

[42] 参Gilbert Murray，An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1960，以及M. I. Henderson发表的Gilbert Murray的杰出传记，JHS 77，1957，xv，以及他在DNB上发表的文章；亦参BG，ch. 17。

[43] 参Gilbert Murray，‘Memories of Wilamowitz’，in Antike und Abendland 4，1954，9f.。

[44] 参阅W. K. C. Guthrie为Cornford的遗著The Unwritten Philosophy（1950）所写导言中的回忆。

[45] 参C. M. Bowra所写的Denniston的回忆录，PBA 35，1949，219f.（Bowra最好的作品之一）。

[46] 参阅B. Ashmole的回忆录，PBA 56，1970，443f.和C.M. Robertson，Gnomon 43，1971，429f.。

[47] 参阅我的就职演讲，Greek Studies in Modern Oxford，1961，14f.＝BG，ch. 1。

[48] 参W. Theiler，Gnomon 32，1960，387f.。

[49] 参我发表的讣告，Gnomon 43，1971，634f.＝BG，ch. 21。

[50] 参Milman Parry，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Oxford，1971。Milman Parry的儿子Adam Milman Parry（1928—1971）为该书写了一篇非常杰出的导言，如果他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在一场事故中英年早逝，他可能会证明自己的天赋几乎毫不逊色。

[51] 参Pfeiffer，Jahrbuch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1959，147f.；U. Hölscher，op.cit.（上文注释[9]），31f.；L. E. Rossi，ASNP serie 3，5，373f.。我给Reinhardt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书写了一篇导言（1979）＝BG，ch. 20。

[52]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und das Klassische’，in Vermächtnis der Antike，2nd edn.，1966，334f.

[53] 这在他的大作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参上文注释[2]）和载于（或列于）其Ausgewählte Schriften（1960）一书中的许多文章里得到了阐发；亦参 Philologia Perennis（讲课记录）（SB Munich，1961）。

[54] 参阅Arethusa的特刊号，名Marxism and Classics（n. 8，1，spring，1975）；V. di Benedetto and A. Lami，Filologia e Marxismo：contro le mistificazioni，1981。

[55] 参阅上文注释[9]。

[56] 有人对它们在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做了精彩的说明，参阅Kurt von Fritz，The Relevance of Anci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our own Times，Berli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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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Jones，1922—2009），英国牛津大学古典学教授，著有The Justice of Zeus（1971）、The Academic Papers （2 vols.，1990）等。——本书所有的脚注均为中译者注

(2) 约翰·善迪斯（John Sandys，1844—1922），英国古典学家。善迪斯是英国一个古老的家族，产生了很多杰出的学者、艺术家。

(3) 鲁道夫·普法伊佛（Rudolf Pfeiffer，1889—1979），德国古典学家。可参阅Hugh Lloyd-Jones写的纪念文章‘Rudolf Carl Franz Ottp Pfeiffer，1889-1979’，刊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5，pp.771-781。

(4) L. D.雷诺兹、N. G.威尔逊：《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休·劳埃德-琼斯将L. D.雷诺兹写为“L. B. Reynolds”，有误。

(5) 休·劳埃德-琼斯将维拉莫威兹的《语文学史》从德文本译为英文本，改名为《古典学的历史》。

(6) 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法国古典学家，是对古风文本做现代研究的先驱。

(7) 本特里（Richard Bentley，1662—1742），英国牧师和古典学者，以其《致约翰·穆勒书》（Letter to Dr. John Mill，1691）和《论法拉里斯书信》（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1699）著称。

(8) 沃尔弗（F. A. Wolf，1759—1824），德国古典学家，歌德、洪堡的朋友。

(9) 巴洛克风格（baroque），17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一种过分强调雕琢和装饰奇异的艺术和建筑风格，倾向于豪华、浮夸，并将建筑、绘画、雕塑结合成一个整体，追求动势的起伏，以求营造一种幻象感。

(10) 温克尔曼（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被认为是考古学之父，他是第一个把古代艺术当作历史来研究的人。

(11) 英王詹姆斯二世（1633—1701）的拥护者，1688年后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

(12)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哲学家和外交家，以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探索及对巴斯克语言的研究而著名。

(13) 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1797—1840），德国古典学家、考古学家，哥廷根大学古典学教授（1819—1839），讲授艺术史、文学、神话和考古学。他的目的是要把希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的著作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新的希腊主义观念。他所探讨的是希腊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他对希腊神话的原始材料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希腊起源和城市史》（Geschichte hellenischer Stämme und Städte，完成了两卷，1820，1824）、《考古艺术手册》（Handbuch der Archäologie der Kunst，1830）、《古希腊文学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 bis auf das Zeitalter Alexanders，在他去世后于1841年出版）等。

(14)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古代世界的人们时常会把羊皮纸重新处理再重写，称为重写本（palimpsest）。如《新约》最重要的六本羊皮纸抄本中的codex Ephraemi，就是重写本。它是5世纪写的书，12世纪又再次重写。借着化学试剂及紫外线，学者可以辨出原来的字迹，不过很吃力。692年基督教教会禁止重写抄本。不过仍有人偷偷地做，因为羊皮纸很贵。

(15) 尼伯龙根（Nibelungen）是王子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追随者、拥护者。齐格弗里德是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尼伯龙根之歌》是写于13世纪早期的德国著名史诗，记叙齐格弗里德和勃艮第国王们的传奇故事。

(16) 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1806—1876），德国古典学家。尼采在波恩大学曾追随其学习古典学。

(17) 奥托·雅恩（Otto Jahn，1813—1869），德国考古学家、语言学家。

(18) 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尤以其浪漫歌剧著名，常以德国的传说为其创作的基础。作品包括《汤豪塞》（Tannhäuser，1845）和四幕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1853—1874）。

(19) 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1866—1957），澳大利亚裔英国古典学者、和平主义者，以其对古希腊戏剧的诗体翻译以及倡导成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而著名。其代表作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1897）由孙席珍等人翻译为中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古希腊文学史》）。

(20) 提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300—260 B.C.），希腊化时代牧歌诗人。

(21) 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305—240 B.C.），古希腊诗人和学者，其现存作品包括64首讽刺短诗和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

(22) 在英语世界，表示编辑者和注释者最常用的词是compiler、commentator，而提到古代希腊哲学著作的编辑时，则专用doxographer一词。Doxographer是近代哲学史家赫尔曼·狄尔斯为他的著作Doxographi Graeci（1879）杜撰的一个词语，后转为英语的doxographer，意为古希腊哲学家论述的编辑者。狄尔斯以学术的方式根据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编排了自古风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文献。在该书的长篇导言中，狄尔斯重建了这些哲学家观点写作的历史；这种重建的方法是当今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标准之一。这种编撰方法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可以作为早期希腊哲学的资料来源，而且是因为包括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作家时常也依赖这种方法，而不是依赖第一手的资料。狄尔斯重建这些文献所依靠的主要文献是Physical Opinions of the Philosophers（Placita Philosophorum），传统上认为该书是普鲁塔克所著，但狄尔斯却不这样认为。该书在不同的主题下，如“本质是什么？”“论彩虹”等，列举了各个哲学家和哲学学派的各种观点，狄尔斯根据该书以及其他资料重建了一部哲学论述集（Collection of Opinions），狄尔斯把它归功于100年左右的Aetius，5世纪时的Theodoret认为此人是这类著作的作者。狄尔斯认为Aetius著作的基本材料来自Theophrastus，后者曾写过一本非常散漫的Physical Opinions。因为Aetius提到了Theophrastus之后的一些哲学家的观点，狄尔斯假定有一个中间资料来源，他把它称为Vetusta Placita（约100 B.C.）。最容易得到的编辑材料是200年左右Diogenes Laertius的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然而Diogenes Laertius最感兴趣的是人物传记。他按学派来安排哲学家，依年代处理各个哲学学派。由以上可见希腊化时代编撰、注释之发达。

(23) 豪斯曼（A. E. Housman，1859—1936），英国诗人及学者，其作品收录于《什罗普郡少年》（A Shropshire Lad，1896）及《最后的诗》（Last Poems，1922）。

(24) 莱奥帕尔迪（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作家，主要的散文作品是《论文、对话及思想》（Essays, Dialogues, and Thoughts，1824—1832）。

(25)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以其现代唯心主义的主要作品《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the Spirit，1902—1917）和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而闻名。

(26) 菲迪南·德·索绪尔，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声称在语言符号和其所指含义之间仅有一种模糊的关系。他死后，其讲演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1916）出版，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27) 关于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早期英国古典学术的评价，可参阅C. O. Brink, English Classical Scholarship: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Bentley, Porson and Housman, Cambridge/New York, 1985, pp. 114-149; C. Stray, Classics Transformed: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830-1960, Oxford, 1988, pp. 117-166; R. B. Todd, “ ‘Humanism and Technique’: Aspects of Classics in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1850-1940” , Eikasmos 9 (1998), pp. 371-382。

(28) 布隆菲尔德（Blomfield，1786—1857），英国主教、古典学家。1824—1828年任切斯特主教。作为古典学家，布隆菲尔德曾编辑过埃斯库罗斯、卡利马库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

(29) 切斯特（Chester），英国中西部市镇，位于利物浦东南偏南处迪河（Dee）上。罗马人曾在此筑堡守卫流入威尔士的一条河流，并将此地称为“迪瓦”（Deva）。切斯特以其独具特色的市内街道、临街商店和房屋而著名。

(30) 珀尔修斯（Aulus Persius Flaccus，34—62），拉丁诗人，信奉斯多葛道德哲学，谴责当时罗马人的堕落与愚蠢。对贺拉斯和卢西琉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著作语言晦涩，难以翻译，现存著作由六部讽刺作品组成。

(31) 托马斯·阿诺德，英国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在他担任卢格比公学校长（1827—1842）期间，在文科课程中引进了数学、现代语言和现代历史课程。

(32) 沃尔特·帕特，英国作家，因他的评论著作而为后世怀念，包括《文艺复兴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1873）、《论鉴赏》（Appreciations，1889）。

(33) 马修·阿诺德，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其诗歌《多佛海滩》（1867）表达了对道德和宗教的怀疑。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一书是反对维多利亚物质主义的激烈争辩。

(34) 乔治·格罗特，英国历史学家，以其《希腊史》（1846—1856）闻名。

(35) 普里希阿诺斯·李杜斯（Priscianus Lydus），5世纪的希腊作家。

(36) 尤维纳利斯（Juvenal，约55—140），古罗马讽刺作家，现存16篇讽刺作品，谴责古罗马特权阶级的腐化和奢侈。像贺拉斯一样，尤维纳利斯对1590—1800年的英国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Thomas Nashe（1567—1601）和John Oldham（1653—1683）被称为“英国的尤维纳利斯”。诗人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作品London、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Imitations of Horace都模仿了尤维纳利斯的作品。John Dryden（1631—1700）于1692年翻译了尤维纳利斯的著作。

(37) 自这次访问之后，维拉莫威兹一直与大约40位英国学者保持通信联系，如Sir James George Frazer、J. B. Bury、J. P. Mahaffy、L. C. Purser、J. G. Smily等。

(38) 维莱尔（A. W. Verrall，1851—1912），英国古典学家，曾编辑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的著作。

(39) 斯温伯恩（A. G.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他主张无神论，同情意大利独立运动和法国革命。

(40) 格林菲尔（Bernard Pyne Grenfell，1869—1926），英国纸草学家，与亨特一起发现、编辑、出版了大量希腊语纸草文献，如Oxyrhynchus papyri（1898—1927）、Amherst papyri（1900—1901）、Tebtunis papyri（1902—1907）以及藏于开罗博物馆的希腊语纸草文献。

(41) 亨特（Arthur Surridge Hunt，1871—1934），英国古文书学家。曾于1896—1907年在埃及进行考古挖掘，与格林菲尔合作出版了大量著作。

(42) 奥克希林库斯（Oxyrhynchus），埃及一村庄，位于开罗南部的尼罗河谷。考古学家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托勒密时代、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代的大量纸草文献。

(43) Seminar通常被称为“研究班”，我们称之为“讨论班”。Seminar最初创立于1810年建校的德国柏林大学，被认为是德国大学最有特色的发明。柏林大学奉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和“科研为主、教学为辅”的办学原则，该校认为“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在这种理解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乃是取得新颖的知识。于是大学不再以博览群书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在上述办学原则指导下，柏林大学在教学上大力提倡自由讲学，允许教师宣讲自己的学术思想，允许学生展开自由研究；为程度较高的学生组织专门的研究班，在教授指导下，研究高深的科学课题。美国大学中讨论班制度的建立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紧密相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是按照德国大学形式创办的一所高等学府，其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Gilman）曾于1854—1855年在柏林大学学习。该校引入了德国大学中流行的研究班。Seminar被认为是西方教育的精华。它的价值在于讨论班的听众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研究领域里的最新信息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动态。而且，主讲人和听众之间的直接交流能使人开拓思路，激发人的想象力。

(44) 居蒙（Franz Cumont，1868—1947）第一次提出了罗马密特拉教起源于琐罗亚斯德教。

(45) 比德兹（Joseph Bidez，1867—1945）曾与居蒙合作出版Les Mages Hellénisés。

(46) 卡尔·布莱根，美国考古学家。在困难的1948—1949年成为The Americam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的指导者。其主要挖掘工作是在特洛伊、科林斯卫城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是他于1939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派罗斯发现了内斯特宫以及许多线形文字B。其代表作《特洛伊与特洛伊人》（Troy and the Trojans，1963）尽管已经过时，但仍旧是这方面的最好导论。死后葬于雅典。

(47) 密尔曼·帕里，美国语言学家。在荷马史诗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认为荷马史诗是前文字时代口头诗歌传统的产物。1971年，其子Adam Parry出版了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48) 斯提芬·乔治（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尼采的信徒，其诗歌深受希腊古典形式的影响。乔治颇受纳粹党徒的欢迎，但他不与其合作，于1933年自愿流放。

(49) “保利-威索瓦”是德国出版的闻名世界的古典学术百科全书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简称，该百科全书包括补遗在内共100多卷。第一卷由August Pauly（1796—1845）在1837年出版，但Pauly在去世时还没有最终完成这项工作。Christian Waltz和Wilhelm Teuffel接手之后，于1852年完成了这项工作。第一个版本共六卷。第二个版本的修订工作在1861—1866年展开，但没有最终完成。1893年，Georg Wissowa（1859—1931）开始了新的也更加宏伟的修订工作。他希望能在十年之内完成这项工作，但是长达84卷的百科全书直到1978年才完成最后一卷，1980年出版了索引卷。该百科全书每一篇文章都是由这个领域公认的专家执笔撰写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文章潜在的主旨也会发生变化，如此，这部百科全书的完成花费了三代人的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百科全书中大部分人物传记由古典学家Friedrich Münzer（1868—1942）撰写，但百科全书高昂的定价吓退了购买者，因此Metzler出版社于1964—1975年出版了六卷本的Der Kleine Pauly。最新的缩写本叫Der Neue Pauly，由15卷正文和一本索引组成，出版于1996年，到2003年已完成15卷正文的出版任务，只是索引还没有出版。

(50) 基督的哲学，据译者所知，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哲学家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1442—1495），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希伯来学者，曾把《诗篇》译为拉丁语。和其他意大利学者不同的是，阿格里科拉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认为研究古人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能代替对《圣经》的研究，因而提出了philosophia Christi这一概念，目的在于调和古人智慧和基督信仰，这一思想对伊拉斯谟产生了极大影响。现今有一份国际性学术刊物就是以philosophia Christi命名的。

(51) 威廉时代的德国（Wilhelmine Germany），指威廉二世（WilliamⅡ，1888—1918年在位）统治时代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