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瑶山调查：立下中国社区研究的基石
广西瑶山调查是费孝通踏上长达75年的社会人类学探索征程的起点，也是形成他多元参照、互动认知思考问题方式的开始。从此，他逐步确立起“志在富民”，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学术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对话的思想风格。
在对瑶山开展调查之前，费孝通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了长达5年的社会学、人类学学习和训练，接触了当时社会学、人类学的前沿，写下了《〈野蛮人之性生活〉书后》《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派克及季亭史两家社会学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霍布浩士社会发展论概论》《介绍萨斯著〈初民社会和手工〉》等书评和研究心得。这期间，他还通过自己的姐姐、老师等了解现实社会发展，写下了《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复兴丝业的先声》《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等等，这些都奠定了他开展实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基础。
一、立下中国社区研究的基石
（一）选择合适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
促成费孝通进行这次人类学调查的原因有很多，诸如，为了解中国境内各民族矛盾的“事实之真相”[1]，为摆脱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气氛带来的“苦闷”[2]，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3]，以及得到张君劢支持与牵线搭桥[4]，等等。对此，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展开论述，而主要想探讨费孝通和王同惠（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在瑶山调查中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对当代学术有所启迪。
像瑶山这样的社区在当时被学界称为简单的社区。费孝通决定从简单的社区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基于两个考虑，即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在研究中将使用的方法的特质。费孝通和王同惠赴广西瑶山之前，已经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据吴文藻后来追述，“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5]的人群和社会组织。当时，全面把握整个中国社会似乎是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及同学们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目标——“我们以为欲彻底明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除了研究汉族在边陲的移民社区，在内陆的农村社区，在沿海的都市社区，和在海外的华侨社区外，必须迅速的同时研究中国境内各种非汉族团的地方社区；因为满、蒙、回、藏以及西南诸土著民族，均为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在过去和现在，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自应列入整个社区研究和国家建设计划范围之内。”[6]
就费孝通来说，把认识整个中国作为自己研究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他在几年前就已有这个思想。[7]在研究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情况中，他就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复杂的结构”[8]，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导源于中国的悠久历史[9]，另一方面则导源于那个时代中国由于内外矛盾而发生的“激变”。他写道，研究中国文化的困难之一“是它的复杂性，不但地域上有不同文化形式的存在，就是在一个形式中，内容亦极为错综”[10]。这批有志于认识中国社会的人，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和社区研究，更立足于将民族问题作为国家事务的一部分，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与英国学者那场“缺席的对话”。
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和《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两篇文章中，费孝通暗含了这样的思想，即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由于相互融合，都在自己现有的文化中保留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瑶山调查时，他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明确为：“现在遗留在边境上的非汉族，他们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和我们汉族本部文化毫不相关的。他们不但保存着我们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即在目前，在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极深刻的影响。”[11]这里的文化是一组特定族群共有的信念，包括信仰、情绪、情感、思想和价值、风俗习惯，并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自古以来就生生不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文化的这些认识客观上促成了费孝通先着手从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自己的研究。他后来写道：“在这种困难之下，使我们想到边境上比较简单的社区中去，开始我们的工作。”[12]
（二）训练“体察”方法需要从简单到复杂
费孝通决定从简单社区开始进行研究的动因是他的“体察”方法。“体察”方法，又被称之为“局内人”研究方法。费孝通早期学术活动中形成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决定了他的研究必须先从简单社区着手：第一，关于社会的整体性。每一文化要素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他写道：“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恰得要处。”[13]后来，吴文藻针对费孝通的这个观点及其进入瑶山的动机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在一个极简单的族团中，人口稀少，土地狭窄，生活技能鄙陋，因而在文化上，亦常呈一种较紧凑的现象。这种文化上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性’，非内地较大的村落社区所可比拟的。这种社会各部的相关性和一贯性，都可以由‘局内观察’得来。”[14]“局内观察”也就是“体察”，几乎成为当时燕京社会学社的主要研究方法，而瑶山调查则是这种方法的首次尝试。后来林耀华的闽村调查、廖泰初的华北农村教育调查等，都是这种方法的展示。第二，“体察”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其他民族采用的基本方法，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在超卜连岛（Trobriand Island）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英国学者弗雷泽（J. G. Frazer）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田野调查方法的特色，在于完全掌握了人类本质上的复杂性。马林诺夫斯基开启了人类学家必须亲身长期实地观察的先河，他认为，研究者必须与被研究者长期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对于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琐碎的生活细节和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都作详细观察和记录，从中体察到人的心态。对心态问题的思考贯穿费孝通一生，他后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也可以在这个时期的探索中找到线索。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都是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研究中应用的，一旦将其应用于本民族的研究，情况会怎么样？费孝通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说：“一个生长在某一文化中的人，好像鱼在水中，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客观的态度。”[15]这里，他又回到了他关于社会态度的理论。他认为：“在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时，自省法最是难用。”[16]所以他主张，人类学者在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时“要练习禅般的严格训练”，“训练的方法就是多观察几个和自身不同的文化结构”[17]。费孝通进入瑶山时，正值马林诺夫斯基进入超卜连岛19年整。在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之前，费孝通正进行着一系列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在人类学史上开辟了一条新径”。对于中国社会学者来说，瑶山调查仅仅是开始，吴文藻称瑶山调查“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18]。
二、《花蓝瑶社会组织》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人种学的测量方法
人们现在看到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并不是计划中的瑶山调查的全部，由于王同惠溺水而亡，费孝通受伤严重，瑶山调查在时间上仅仅进行了预定计划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的报告依然能够提供一个社区研究的“实例”。
通过《桂行通讯》可以看到，从研究内容上，瑶山调查试图在实地中展开费孝通早期研究的基本构架——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情况的全面认知，也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时期两项主要研究活动的延伸——人体测量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亦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1935年9月，费孝通和王同惠到达南宁后即向广西省政府提交了《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计划》，拟将人种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作为此次调查的核心。他们关于人种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以正确的数字确定人种的体型类别，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人种的研究来了解中华民族的交流、迁移和融合。费孝通说道：“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借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19]
在人体测量对象的选择中，除了考虑民族因素，费孝通还将不同职业的人列入测量计划开展调查，“此即为社会选择也”[20]。这实际上道出了他的另一个目的，即试图通过社会选择研究社会组织。此前，费孝通写了一篇题为《体质研究和社会选择》的文章，阐述了社会组织、社会分工、生产方式与人的生物基础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人类之所以能有种种文化上的建设，是靠了人类能获得分工的利益”[21]，“在分工合作里，一方使人类的能力能产生较大的动力，一方使各分子互相倚赖而坚强其社会组织”[22]。在费孝通看来，文化、社会组织是和分工相联系的，而且从“人种分布的研究”中可以认识“各种各类”人种“在团体中的分布”[23]，进而也可以认识社会。因为一个社会，如上所述，是一个分工的组织，在分工的组织中需要各种体型的人，这样一来，他将体质研究与社会组织研究从深层次上打通了。
费孝通的体质测量和社会组织研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变迁与变异，但它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问题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瑶山调查中的分工是：费孝通以人体测量为主（事实上，在人体测量的同时，他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研究）；王同惠以研究社会组织为主，其天才般的语言能力保证了调查的顺利进行。到瑶山后，她“不久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没有她，这研究显然是要毫无结果”[24]。每一部分的调查完成后，费孝通和王同惠总是要进行讨论，交换意见。费孝通采用了他在《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中阐述的方法进行人体测量。人体测量的要求使费孝通不可能固定居住在一个社区，而必须来往于各村寨之间。他写道：“要研究广西人类学，一定须以县或更小的区域作单位。这一次的研究计划就包括瑶区附近的各县的人体测量工作。”[25]从9月中旬到12月初，他的人体测量取得大量数据，仅在花蓝瑶就测量了300多人。遗憾的是，因材料失散，现已无从对其进行分析。但从《桂行通讯》的许多零散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材料的价值。在南宁测完人体后，费孝通曾初步推断：“他们在体高和头形指数的关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高丽华东人民，似多B类，现在材料尚少，不敢作何结论，但此已引起我们极有意义的推想了。”[26]在象县，他又写道，象县测量所得人体的体高和头形指数的“平均数已经足以见到广西人体质和华北、华东甚至广东的相差甚大了”[27]。
人在深层次有共通之处。费孝通在瑶山找到了这个东西，这是一种社会人类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将道德置于崇高地位的优秀传统。体质测量固然不需要参与观察，也无须“体悉”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但它要求研究者有一种正确的伦理态度。当向导对当地村民解释调查的理由时说，对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看看是否有病，以备“下次好带药来”[28]时，费孝通表示了自己的不认同，他认为“欺人的事毕竟是做不得”[29]，体现了人类学家的良知。
有许多研究方法可能使研究对象受到欺骗，其中之一是不告诉他们有关研究的事实或未获得他们的允诺，就直接对他们进行研究。一般而言，“欺骗”在社会调查中并不多见，在心理学和社会实验中却普遍存在。社会研究并非完全否认“欺骗”，这要看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通常来说，社会态度的研究往往会发生这一情况。
（二）社会组织研究的“体察”方法
社会组织研究是瑶山调查计划的第二部分，其中还包含“借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30]。他们原设想主要研究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之统治情形”[31]，但由于时间限制，他们不得不“择其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32]。他们计划中的社会组织研究方法是“与相关政府询问调查考核”和“以局内观察记录”[33]。文化特性的研究包括“人民、家庭、市集之组织，与风俗、习惯、美术、宗教及其他种种文化特性”[34]。
按照对广西省内语言分区以及他们各自的语言能力，费孝通和王同惠准备选择靠近湖南和贵州的三江县实施他们的研究计划。然而，到达柳州时他们得知，去三江的途中有匪徒“起事作乱”，因此不得不改变路线，最后去了象县大藤瑶山地区。瑶山不是费孝通最初计划中的调查地，就像超卜连岛最初也不是马林诺夫斯基预定的调查社区一样，他们在实地中修改了研究计划。要做到这些，需要研究者的应变能力和决断能力。实地调查中的计划只有在实地中才能得到修正。理想状态中的计划只有在理想状态的条件中才是可行的，在自然科学中这些已经不成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中，此类情况经常发生。
在社会组织研究中，费孝通和王同惠使用了他们计划中的“体察”方法，他们对于这种方法的使用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关于研究单位的选择。社会组织和文化的研究与人体测量不同，前者需要研究者居住在一个固定社区以便观察人们的行为。所以，在费孝通往返于花蓝瑶、板瑶等聚落之间的时候，王同惠在花蓝瑶东南乡的六巷居住了一个月，以局内观察者的身份研究花蓝瑶人的贞操观念、性关系、订婚、恋爱、权力机制、冲突、田产、节育、生育、离婚等情况。人类学的研究单位应视研究的问题而定。社区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方法，但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固定的研究单位。其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平等关系是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可以使研究者不为偏见所约束。虽然广西省将少数民族称为“特种民族”，但是在没有到广西之前，费孝通就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逊于他省。”[35]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他感到：“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廓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36]这种不抱偏见的态度是他们后来得以顺利进入社区的条件之一。在王桑，费孝通放弃了用相机获取资料的机会，因为他觉得在研究对象不理解照相机意义的情况下，绘画的效果会更好。他将每一个细小的枝节都视为与研究对象接近的机会紧紧抓住不放。其三，在平等基础上创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融洽关系和气氛是实地研究不可缺少的要求。在瑶山，费孝通和王同惠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气氛：抽烟、喝酒，都被视为实地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细节。他说：“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怀豪饮，无形中就会在主客之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隔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而且在半醉之中，交涉事情也容易获得同意。”[37]
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日常交往作为平凡的行为为人们所司空见惯，且作为常规为人们所遵守；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它们却提供了一种有序化和普遍化的研究程序，人类学家可以从中获得对于研究对象的行为及内心状态的系统了解。研究对象在交往中的体态和语气都会使研究者获得深层意义的收获。“体察”调查在许多情况下可不必按照程序化（社会调查则十分注重这一点）方式进行。这种非程序化表达的意义往往也不是预先设定的，即在融洽的交往气氛中，被研究者已经不再留心自己是对方的一个研究对象，而更关注交往中的友谊和真诚，从而使自己的言语和内心世界自然地流露出来。马林诺夫斯基精通此道，所以弗雷泽称他抓住了人类的本性，即不能把人当作一种纯理性的东西。得意忘形下的人会把自己的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都端给人们。回答式的调查往往会将研究对象局限于一个考试般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研究对象往往省掉了本来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情绪，语言也按照回答的规则进行，并且比自然交谈有更大的概括性。
费孝通和王同惠在瑶山考察时，廖泰初在北平撰文，对于“体察”方法发表看法。他主张，调查者既要调查某一社会的情形，同时又要使当地人不知道自己的使命。费孝通当时并不知道廖的这篇文章，只是他在实地中得出了另外的认识：“要研究民族学，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坦白和诚实，坦白和诚实能赢得同情，也可以避免危险。”[38]
（三）“体察”方法中的语言艺术
当然，在瑶山调查中，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对于费孝通来说并不那么自如，“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没有人懂”[39]。在“体察”方法中，语言的意义是最不应当被忽视的。适当地应用这个工具的艺术是确保调查深入细致的前提。对于语言的掌握不单是语义问题，它还包括语调和体态，通过这些，研究者可以体验和理解到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因为，理解是在语义分析时，进入心理转换或成功地进入他人意境。对于研究者来说，他自身的语言已经是一种基本的先见，要客观地理解研究对象，他必须学会后者的语言。
由于语言的限制，费孝通未能对瑶族支系做出更恰当的分析。43年后（即1979年），他写道：“我30年代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40]
目前来看，《花蓝瑶社会组织》是除《桂行通讯》之外，瑶山调查留下的唯一资料，是瑶山调查资料的一部分。这部作品于20世纪80年代再版时，费孝通写道：“这书既作为历史资料，重版时除了族名改用解放后确定的名称外，一字未改。”[41]
吴文藻在阐发《花蓝瑶社会组织》的理论时曾写道：“社会文化，亦可简称‘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42]文化的含义在这里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即文化实际上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在该书中，费孝通和王同惠认为：“花蓝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43]，而“家庭组织最基本的功能是它能形成一个经济活动的单位”[44]。在家庭组织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更上游的组织，即亲属和村落，最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复杂的族团间的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族团单位永远是在流动中。但是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蓝、坳瑶、茶山、滴水花蓝、板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一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45]，因此“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46]。
三、《花蓝瑶社会组织》资料安排方法
（一）整体性分析方法
整体性的分析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费孝通采用“区位组织”[47]来解释各种制度及其意义。例如，他用土地问题来说明板瑶在瑶山诸族团中的地位以及板瑶的村落组织。由于板瑶入山较晚，而土地已被长毛瑶占据，板瑶只得租地种，且板瑶多种旱地。“旱地收成少，一家所占的地要大，不能聚居成较大的村落。”[48]另一方面，他又用整体的观点来解释制度存在的意义，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山中堕胎和杀婴习俗的解释，并认为这种习俗是对于“现有瑶山处境的一种适应”[49]。他写道：“没有土地来生产当然不能生活，因之，瑶山中的人口数量一定有一个限制，瑶人为避免种种自然的限制人口方法，而采取人工的限制方法，自然有它聪明的地方。”[50]这“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当地人民以道德来约束利益驱动，最终应对生态濒危。这么淳朴的社会规范在初民部落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就那么困难？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意思就是人需要根据环境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顺应自然。他的这种分析颇有功能派的味道，从中也可看到结构功能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功能主义内含一种人文精神，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它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系统中去理解。进一步说，费孝通的文明冲突思想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始终尊重他者，尊重差别，提倡文化多元一体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
另外，费孝通还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瑶山中各族团的关系。瑶山调查的意义正如吴文藻所说：它鼓舞着这一班研究社会人类学的人，要在王同惠永远的灵感中继续奋斗。《桂行通讯》开创以实地中的写实来展示一种有骨有肉的社区研究方法之先河。《花蓝瑶社会组织》除了为人们提供研究家庭和民族的资料，还会使人们看到怎样在一个社会整体中显示一项制度的价值。
当费孝通在瑶山开展实地调查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朗（A. R. Radcliffe-Brown）正在燕京大学访问讲学，他把社会调查和社会学调查区别开来，认为社会调查只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51]。在文化人类学中，功能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对现实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根据这种理论框架，研究者可以视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有它自身的功能，社会环境对它有一种功能需求。基于这样的理解，研究者会揭示整个社会结构，使被研究的问题得以解释。换句话说，功能是通过对整体分析，发现被研究的问题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布朗说：“功能主义意味着把人们的生活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功能统一体”，“当然，这种社会系统的统一性是一个假设”。[52]虽然布朗本人在田野工作中没有特殊建树，但他对功能主义理论却有独到见解。他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可以归为归纳主义，即试图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总结出一套社会整体的理论。
（二）事实中构建观察结果
在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家不但可以获得许多别的民族的人类学家难以获得的资料，节省更多的时间，如果秉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原则，他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真实资料。而异族人类学家出入社区来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很难深入到社区内部，获得的资料也可能是表面的。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学家的个人能力尤为重要，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沟通。沟通需相互信任和理解。各个民族都是人类族群的一部分，人性是相通的。当一个人类学家站在研究对象之外审视这个对象时，他是在说明这个对象，一旦他深入其中，就变成了理解。“说明”是人类学家基于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来表述自己的观察，“理解”则是人类学家从被研究对象的认知来表述问题。这个方法最早出现在德国学者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著作中，并通过狄尔泰的解释达到巅峰，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水岭。
社区研究是费孝通试图获得“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53]的手段，但费孝通认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绝不仅仅是社会活动的记录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解释者。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说明各种活动对于人类生活上所有的功能。因之他不能以记录事实为已足，而要在事实中构成他的理论”[54]。费孝通认为，和事实没有亲密接触的人是最不适合解释这些事实的。[55]因此，“学者自己是应当直接在可能的亲密的观察中去采访一切和他的理论有关的事实。他在实地里检讨他原有的概念，他在实地里发现新的问题，以求他自己认为最充分的了解。这样，社会科学也许更容易得到较健全的基础”[56]。
穿越时空近90年，物是人非。瑶山调查作为人类学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对人类学者是一个永远的激励。费孝通和王同惠的探索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花蓝瑶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研究的一个不可撼动的里程碑。
[1]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2]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3] 费孝通：《学历自述》，《文献》1981年第9期。
[4] R. David Arkush，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ublished b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81, p. 62.
[5]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6]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
[7] 参见《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8] 参见《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9] 参见《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0]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1]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2]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3]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4]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443页。
[15]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6]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7] 费孝通：《桂行通讯尾声》，《益世报》，1936年6月3日。
[18]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19]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20]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21] 费孝通：《体质研究与社会选择》，《北平晨报》1935年6月19日。
[22] 费孝通：《体质研究与社会选择》，《北平晨报》1935年6月19日。
[23] 费孝通：《体质研究与社会选择》，《北平晨报》1935年6月19日。
[24]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
[25]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2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27]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25页。
[28]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
[29]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页。
[30]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31]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32]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33]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34]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35]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3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37]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38]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
[39]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
[40] 费孝通：《〈盘村瑶族〉序》，《读书》1983年第1期。
[41]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42]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43]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44]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页。
[45]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4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47] “区位组织”是费孝通在《桂行通讯》和《花蓝瑶社会组织》中用在多处的概念，笔者认为他的主要含义是生产各要素及其空间关系，包含吴文藻所谓“社会环境”，但“区位”意义更宽泛。
[48]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49]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50] 费孝通：《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益世报》1936年6月24日。
[51]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吴文藻编译，《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
[52]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53]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54]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55]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5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