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绿洲幻影
自从我拥有了第一台苹果手机，我便把屏保设成了这张图片，再也没有更换过。这是一幅1830年的印度细密画，名字叫《在暴雨天赴情人家中的女人》[1]。画的颜色美极了：女人双手轻轻拽住要从头顶坠落的橙红色纱丽，她小跑穿过花园，早已被雨打湿；情人身着浅粉色的上衣，倚在二楼阳台上向她示意；草绿中泛着白，树亦然，被风吹弯了腰，远处起伏的山丘也是同一颜色；一片狂怒的乌云从两人头顶的天空飘过，被闪电撕裂……画面定格在女人被这些不幸因素折磨的瞬间，但这折磨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快，她就会受到庇护。她不仅可以褪下她湿漉漉的裙子，擦干身子取暖，闻到屋内燃着的香薰，而且会见到她渴望的那个男人，将他拥入怀中，共享床榻。我想象着她奔跑的步子，她脸庞和手臂上清凉的雨珠，她加速的心跳，与雨滴声同步着。
每天都能看到这幅画的我，不再思考它的寓意。它只是陪伴着我，就像屏保该做的那样。它提醒我爱情的存在和可能。如果生命是火炉，那么爱情便是让我燃起欲望的一撮火苗，它扩大了生命的意义，增加了生命的强度，写作同理。和写作一样，爱情让我跟生命产生联系。阿兰·巴迪欧说：“爱情的幸福是时间能够容纳永恒的证据。”[2]安妮·埃尔诺在《简单的激情》的结尾如此总结她与情人“A”的恋情：“多亏他，我接近了把我和另一个人分开的距离，近到有时我会想象着跨越这个距离。我用另一种单位丈量了时间，这个单位是我全部的身体。”[3]
除却我们和亲友一起度过的时间，我们在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必须与他人相处。他人让我们感到亲切、冷漠、烦恼、不悦，甚至厌恶。我们屈服于这样的限制，忍受这些情绪引发的孤独与肤浅。然而，时不时会发生一种令人震惊的现象：突然，通常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在命运慷慨而免费的馈赠下，面对一个我们认识了几秒、几天（有时甚至好几年）的人，我们放下了防备。一道面纱就此窸窣落下，很快，衣物也将不可避免地落到地板上。我们茅塞顿开，我们明白了眼前这个人是谁，就像他或她理解我们是谁一样。这个人美好到不真实，让我们着迷，仿佛天赐的礼物：眼前人可能是个全然的陌生人，但我们之间有一种令人沉醉的默契，一种即刻而友好的亲密。这场宇宙大爆炸引发的能量，可以让我们绕地球跑三圈。我们像坐上了筋斗云，又像小时候玩赛鹅图，骰子一投，手气好，我们就能快速逼近终点，而其他人还在辛苦地一格一格前进。
爱情让两个存在的人相遇，让两人过去积累的智慧、经历、资源、生活之道、朋友、祖国统统结合起来，增多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可能性。爱情在我们的身份认同里打开了新的大门，这些大门可能是我们以前认为不会存在的。爱情把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摆到了我们眼前。我想到了三十年前戛纳的那个春日，在一间咖啡馆的露台上，我的朋友K向一位年轻的棕发男子发出了与她同坐的邀请，他早已连着好几天从远处向她投以渴望的目光。他们都是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影评人（没错，没有比这更高级的邂逅地点了）。他们开始用英语交谈。当她问起他从何处来时，他回答：“希腊。”我不知道当时她是否意识到，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她打开。希腊，一个她此前从未去过、从未产生过特别兴趣的国家，她将探索它，并爱上它。她将在那里整整生活七年，学习当地的语言，就算之后和他离婚，她每年都会回到那里，并在那里买下了一座房子。她将在希腊诞下一名女婴，为这个国家增添一位新的公民。但在那一天，这个小生命正在云端激动地颤抖，因为她未来的父母第一次一起坐在了同一张咖啡桌旁。
2010年，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演绎其作品《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的第一个夜晚发生了一件事，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好的，爱情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痕迹的证明。表演的装置如下：在一个偌大的公共空间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身着一件火红的裙子，坐在椅子上，面对一张桌子和一把空椅子。观者轮流坐上空椅子，在沉默中与阿布拉莫维奇对视，然后把椅子让给下一人。在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之前的爱人、创作伴侣，艺术家乌雷（Ulay）出现在了她面前，胡子灰白，穿着球鞋和黑色西装。当她抬头看见他时，泪水充盈了她的眼眶，顺着面颊流淌下来。他们自1988年后就再也没见过。那一年，他们各自从万里长城的一头出发，在中途会合，互道永别（他们一开始准备在长城上结婚，但是各种报备需要的时间太久了）。在纽约的这个夜晚，所有的话语在他们沉默的交流中都已道尽。他们的目光、颔首、眼皮的跳动、嘴角的微笑，有怀念，有柔情，也有遗憾。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打破了自己表演的规定，往前一冲，向他伸出了双手。隔着将两人分开的桌子，他握住了她的手。一旁的观众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唏嘘。几年后，乌雷就共同创作的作品版权问题起诉了他的前伴侣，并胜诉。但所幸两人在乌雷于2020年3月2日去世前得以和解。
勇往直前
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想以上述的方式谈论爱情，反复咀嚼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因为在恋爱的冲动和讲故事的冲动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联系，而我从来不会拒绝一个美好的故事。坠入爱河，就像穿越到了书本里或银幕中，在自己的生活里亲眼见证那些只有作家和编剧那样厉害的脑子才能想出来的美妙剧情和桥段。同理，当我合上一本已经吊了我好几天、好几周胃口的小说，或者当我看完一部令我沉浸其中的剧集——同时还要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读或看得太快，好让愉悦感再持久一点——我总是有一种在某些程度上类似分手的感觉：我满是怀念，仿佛刚刚离开了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仿佛从某种特权的高位上坠落，堕入毫无生气、无趣的日常。这是一种失去“恩泽”的感觉，而“恩泽”还在的时候，它在我和生活之间筑起了一道保护墙，将我与生活中的残酷和伤害隔离开来。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爱情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讨论，就好像它是一片绿洲、一座圣庙，但我在某个阻碍面前越来越受挫。无论是令人义愤填膺的压迫，还是人们的不理解（不到悲剧的程度，但多少令人沮丧），这一系列在社会、在我周围人，甚至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不同现象，都让我越来越想好好谈谈异性恋这个话题。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没有什么可以动摇电影和小说在我心中塑造的有关爱情的纯真想象。我想，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抱着某种幻想：在感情世界里，不平等、控制、暴力是不存在的。在亲密关系这个集合了我们最深刻的憧憬、我们觉得最容易被伤害的地方，我们竟然会遭受不平等、控制和暴力，这让人理解起来感到苦恼和困惑。2020年，一共有九十八名女性被自己的伴侣或前伴侣杀害。[4]这至少是令人不安的。在这些受害人中，不少人一开始遇见她们的伴侣时是幸福的，直到伴侣变成迫害者，最后变成凶手。
我常常听到一个说法，那就是女性把自己发现女性主义的时刻比作《黑客帝国》中尼奥〔Neo，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饰〕选择了红色药丸而不是蓝色药丸的那一幕，因为前者可以让他看清真相，而后者会让他变成一个幸福的无知者。同样的选择放到爱情上，我可能会继续像吃糖一样吞下蓝色药丸。一想到要触及支持我生命最关键冲动的代表和信仰的大厦，我就感到恐慌。然而我们却难以忽视这座大厦不断遭受到的袭击。当我读美国记者克里斯蒂娜·内林的随笔《捍卫爱情》[5]时，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她华丽的风格就如磁铁般吸引着我。但我也很快意识到，我无法完全赞同她的观点，对其持保留意见。内林让我确认了自己在爱情上“山穷水尽”的感受，感觉自己不得不放弃对爱情的无条件向往，因为她在我的面前立起了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她是如何努力保留自己对爱情的向往的。内林鼓励读者勇敢去爱，放肆去爱，带着搏斗的精神去爱，同时承担失败的风险——一次失败有时比多次成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高尚。内林说得没错。“爱情在它最强大、最野蛮和最真挚的状态下，是一个恶魔。”她如此写道，“它是信仰，是高风险的奇遇，是英雄主义的行为。爱是狂喜和伤害，精神超脱和危险，利他主义和放纵。从很多方面来看，爱是神圣的疯狂——在柏拉图时代，人们的确这么认为。”内林回溯了数对名人之间的爱情，不管是不为人熟知的〔女权主义记者玛格丽特·菲莱（Margaret Fuller）、女诗人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还是我们自认为烂熟于心的〔埃洛伊兹（Héloïse）和阿贝拉尔（Abélard），乔治·桑（George Sand）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和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她的叙事意识以及从故事中总结的教训都精彩极了，我甚至可以原谅她对某些女权主义者的嘲讽。但很快，我的怀疑又浮出了水面。
一开始，我被内林吸引，因为她捍卫爱情，将它视作一种极致的清醒，一种罕见的、能让我们看清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充满刻板印象、令人盲目、不切实际的幻想。紧接着，一位名叫玛丽·贝恩（Mary Bain）的女性的形象出现在我脑海里。在第二章我们还会再聊到她。时间回到1987年：纽约女人玛丽爱上了自己女儿同学的父亲，这个男人曾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玛丽为了这个男人抛弃了一切，而现在，在深夜，这个男人在他们同居的屋子附近的森林中尾随她。玛丽曾以为他是无辜的，但现在她开始明白，他真的杀害了他的前妻。爱真的是通往“至高无上的清醒”的道路吗？我们是否应当研究研究，是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坠入爱河？学者温迪·兰福德注意到：“我们会被这样一种假说迷惑，那就是恋爱的感觉是不会出错的，因为真心和自由说的是同样的语言。然而，这种浪漫主义很有可能完美地掩盖了各种权力关系。”[6]
当内林赞美异性伴侣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时，我彻底失去了兴趣。内林声称这种不平衡比平等更有助于增添情趣。她谈及了“不平等的催情效果”，但绝口不提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将男性统治情欲化的结果。她给出了感情洗牌的例子，大部分来自文学作品，时而男人占上风，时而女人占上风，爱情时而给予男性力量，时而给予女性力量。她借而说到，社会等级提供了“调戏、挑逗、引诱和调情”的机会。这样的话落到纸上听起来很好，但我想到的是身边无数的反例。在这些反例里，社会等级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贬低女性，而这些女性之前认为自己是自由和自愿的。内林也提到，大多数男性不愿意自己的伴侣比自己更成功——这已被调查证实——但她拒绝承认这一事实：“男性不希望自己的伴侣比自己更成功，和女性一样，他们希望找一个要么比自己好，要么不如自己的人。平起平坐是无趣的。”[7]同样的糊涂体现在她用“女人喜欢挑战”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女人喜欢“难以搞定”的男人。她认为这样的择偶标准体现了女性的“力量和潜力，而不是不安感和心理创伤”。很可惜，这种假设经不住最草率的分析。
自我欺骗无法拯救我们。与其自欺欺人，不如勇往直前，直面遇到的疑问，推倒旧的大厦，并满怀希望地建立一座更好、更坚固的新大厦。在本书的酝酿阶段，我最初读的一些文献让我从美梦中清醒了过来，这种醒悟让我感到宽慰，因为它让我避免了某些不好的写作逻辑，同时也让我惆怅，因为我怀念最初书写时的那份强烈冲动。如果要给我的写作设立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是写作能让我重拾爱情的冲动，但这次，这种冲动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我的目的并不是竭力避免折磨：爱总是有风险的，天堂在左，地狱在右。但我相信当女人，除了受苦，还是受苦。
我在2020年初着手写这本书时，仿佛看到诘问不仅在我的头脑中酝酿，也在其他女性的脑海中成形。从2017年秋季开始，#Me Too运动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揭露了性暴力的波及范围。由这场运动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展示了惊人的集体智慧，将质疑逻辑拓宽到了两性关系的方方面面。我们开始提及性同意、精神负荷（家庭后勤工作的重担往往落在女性伴侣/母亲的肩上），甚至性高潮差距（性交过程中女性达到高潮的频率往往比其男性伴侣低）。就这样，慢慢地，我们接近了两性关系的核心。[8]
这个话题并不轻松。很多人认为，我们在两性关系中的情感和态度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些情感和态度完全不受社会熏陶的限制，仿佛文化对我们毫无塑造作用，仿佛这种塑造作用没有抵达我们内心最深入、最私人、最私密的地方，仿佛文化不过是人性外壳上刷的一层清漆，可以独立于人性之外存在。阿芒迪娜·戴写道：“我们都是被造就的。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重塑一点自我。”[9]
尝试描述我们如何被造就可能有落入俗套、以偏概全之虞。在我看来，漫画家丽芙·斯托姆基斯特打破了这些顾虑，单刀直入，带着狠劲与幽默着手问题。[10]她说服了我，让我相信，传播刻板印象也是值得担负的一种风险；在理解刻板印象的局限性以及明白“凡事均有特例”的同时，我们仍可试着条分缕析异性恋的“金科玉律”，并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她向我展示了将我们个人经历过的、令我们困惑的种种情景落到纸上时，是何等令人痛快。当恋情进展顺利时，二人世界如此令人陶醉，但它也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无比脆弱。我们需要公共场合的发声，把我们从这种孤立中解脱出来。
我们社会的奸诈之处在于持续向我们灌输异性恋的条条框框，系统性地将男人和女人社会化，使他们无法倾听对方。可谓煞费苦心，不是吗？情侣们一板一眼地遵守各自的性别剧本，很有可能让对方过得不幸福。这些性别剧本一方面使女人成为一种感性、依附于人、被苛求且过度投入情感与爱情的生物，另一方面则把男人变作沉默寡言、不解风情、被某种可怕的独立蒙蔽了双眼的莽汉，仿佛他们永远在责问自己怎么会鬼迷心窍，掉进爱情的陷阱。就算我们不对号入座，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上述的某些特点。但至少，我们意识到了这两种性别角色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带来了很成问题的干扰——尤其是女性的性别角色，往往是男性角色的陪衬。
从两个互相尊重的个体之间可能出现的误解到婚内暴力，我想提及的这些情形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情形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掏空了她们的生命力，摧毁了她们的自尊，折断了她们的翅膀；有的情形则阻碍着情侣两人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剥夺了我们享受真正默契的乐趣，长此以往，必将损害我们的感情关系。此书诞生于我的扼腕叹息，诞生于我想要克服障碍，给广大男女提供一张和谐恋情良方的愿景。
爱与愤怒
由于以下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着手本书主题的方式，我必须先申明：我运气很好，在不惑之年，面对男人还能保持较为平和的心态。我有过一位温柔善良的父亲，一个出色的弟弟。我从未经历过有毒的恋情。我从未有过孩子，所以从未经历孩子出生带来的家务分配的严重失衡。我也从未经历我周围人经历过的离婚重创。我跟曾经一起生活了十八年的男人还是保持着（或者说重新建立了）亲近的关系，并且依旧深深爱着他。我曾经有过一个烦人的老板，他总是打断我的话，借机夸赞我的美貌，并针对我的伴侣喋喋不休，尽管他只见过我的伴侣一面。所幸的是这位老板我见得不多，并且我在事态恶化前转身离开了。以下是我记得的别人想要侵犯我的两个时刻，我都躲过了：青少年时期，有一天晚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行在日内瓦空无一人的街道，仿佛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一进楼，我就赶紧插上了门闩。门的上半部分嵌着玻璃，透过它，我看到了尾随我的男人的脸，他正把全身重量都压在门上，试图把门撞开；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天晚上在瑞士山区的瓦莱州（Valais），当时正值狂欢节，三个戴着猩猩面具、酒气熏天的男人，闯进了我、我弟弟和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友同住的木屋。其中一名醉汉俯身向我索吻，我推开了他，冲向走廊，把自己关在浴室里。醉汉紧随其后，一边咒骂，一边摇门。我蜷缩在马桶上，感觉这一刻无比漫长。醉汉的两名同伙趁机把我们木屋的藏酒洗劫一空。我们所在的木屋是我女友的家，她认出了其中一名歹徒，揭露了他的身份，三人这才溜之大吉。三十年后的现在，一个人睡在门没反锁的屋子里时，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我厌恶作为女人不得不时时提防的感觉，好在我成功避免了上述经历可能造成的心理创伤。我不像许多强奸受害者那样满怀愤慨，但我坚定地站在强奸受害者的那一边，那些愤慨完全合理。
我身上同时存在着理想主义和清醒，愤怒和激昂。它们并不冲突，这一点让我很惊讶。我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它们都源自同一憧憬，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就如小说家朱玛娜·阿达（Joumana Haddad）所言：“我的能量源自两处：愤怒和爱。有人认为它们彼此矛盾，但实则相辅相成：在愤怒中求不得的，我于爱中得之；反之亦然。”[11]尽管如此，在我的书中，往往是愤怒先行。这可能是因为我公开写作时，本能地采用最有把握、最能体现我写作价值的姿态。虚张声势的女性主义俏皮话，我听得甘之如饴，并借此打消我诸如“等待白马王子或救星”的念头。我很喜欢埃莉·布莱克（Ellie Black）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的一张小画。画上，当骑士赶来拯救被恶龙囚禁的公主时，公主双手抱在胸前，满脸挑衅。一旁的巨龙对骑士说：“哥们儿，她不想见你。”但我也感觉，光靠俏皮话是不够的，或者已经不够了。
然而，讨论爱情让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软肋、欲望、弱点、疑虑以及多愁善感，尤其是多愁善感这种我们被教导去鄙视、指责的女性特质。“我们远没有聊透爱情的憧憬，”非裔美国作家贝尔·胡克斯[12]在2002年如此总结道，“我们可以讨论对权力的渴望，却不能讨论对爱情的渴望。后者应该成为秘密，将它说出口就等同于把自己归到弱者、情种的行列里。”[13]最近，我向我的女友I讲述了我越来越常被人在街上认出来的经历，她评论道：“你的意思是，以后你当街搂住一个男人脖子的时候，你不太想被人认出来，是吗？”话毕，她又狡黠地接道，“或者是抱住他的大腿，求他不要离开的时候？”我扑哧笑出声来。继我在《“女巫”》里侃侃而谈女性独立之后，这样的场景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啊！[14]很快，多亏克里斯蒂娜·内林，我得以一窥英国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多舛的情感生活。她因此受到某些同僚的排挤，因为后者认为，作为《女权辩护》（Défense des droits dela femme，1792年）的起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了一个男人两次试图自杀的行为（两次都是为了同一个男人，可见她从一而终）着实丢人。作者内林却觉得这没什么好窘迫的，恰恰相反，她从中看到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和情感的力量。两者都证明了她全情投入、充满激情和无所畏惧的性情。[15]我对此较为同意。
在阅读贝尔·胡克斯的《关于爱的一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写作的破题方法无意中和她一模一样：从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元素着手，仿佛是在宣告自己的信仰。贝尔·胡克斯没有从印度细密画起笔，而是从她厨房墙壁上的一张照片说起。在耶鲁任教期间，她每天都要从一幅涂鸦前经过：“就算面临巨大阻碍，对于爱情的寻求不止。”涂鸦被抹去后，她找到了画涂鸦的人，后者赠予了她这张照片。“从那以后，不论我住在哪儿，我都把这张照片贴在洗碗槽的上方。”她如此写道，“每天，当我接水喝或者从橱柜里拿碟子的时候，我便端详它。它提醒着我，就算我们对爱情失去希望，就算我们不知道是否能真的找到它，我们仍然向往它，寻找它。”她对爱情的兴趣引起了身边人的不适和困惑。她的朋友将此视为令人尴尬的弱点，而不是正当的智力层面的追求。他们经常在聊天时打断她，建议她接受治疗。她发现，爱情这个话题只有在被男性理论化的时候才是严肃正当的，可“女人往往才是爱情的实践者”。[16]同样的现象放到烹饪界也成立。在这个领域，受到赞美的大厨大多是男性，女性的厨艺则往往不被承认，但每日准备饭菜的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
我明白选择爱情这一主题无异于将自己悲哀地置于激进女权主义的脚下。有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当她们的异性恋朋友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试图证明自己和男人建立性关系和恋爱关系那大有问题的习惯没有问题时，掏出了爆米花。说真的，如果她们不这么做，才是错误。从一个冷酷的角度来说，异性恋是荒谬的。毕竟，就如帕特里夏·梅卡德尔、安尼卡·韦尔和海尔加·索博塔所言，“男女恋爱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种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应当相爱的统治关系”[17]（亲子关系可能同理）。艾丽斯·科芬在《天才女同志》中化用了梅妮·格雷瓜尔著名节目[18]中的一句话：“女性的异性恋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问题。”她接着说道，“我觉得这对她们自己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围绕该话题的讨论是如此之多。”[19]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复杂且饱受争议的话题。在1972年的纽约，同性恋解放党（Gay Liberation Party）的女性成员发表了一份宣言，在其中表达了对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担忧，因为后者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创造“新新男人”来解放自我，她们在这项任务上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得到的结果却较为平庸。[20]在1980年的法国，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21]在《女权主义问题》上发表文章写道：“几天前，我跟一位女权主义者交谈，问她是否将自己认定为异性恋。‘可惜，是的！’她回答道。她对我说她更想成为同性恋，因为‘男女关系就是一坨屎’。我们就这点达成了一致。”[22]同一年，美国女权主义诗人、随笔作家阿德里安娜·里什发表了《异性恋的束缚》，她在书中叹息道，女同性恋的存在“在历史中被抹去了，或者被归类成疾病”，人们因此无法认识到异性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一种‘偏好’，而是一件被强制、被引导、有组织、被宣传、被权力维持的事情。”[23]此前一年，莫妮克·维蒂格建立了“异性恋作为政权”的理论。[24]
2017年，在三十五岁那年成为女同性恋的维尔日尼·德庞特的一番话引起了骚动：“离开异性恋的世界是一种巨大的慰藉。我原来可能是个不太有天赋的异性恋，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跟女性气质合不来。不过在我认识的女人里，能一辈子保持女性气质的也不多。我改天换地的想法来得很突然，就好像有人缓缓将我的头掉了个儿。哇，那感觉好极了！就好像一下子瘦了四十公斤。以前别人老是跟我说我作为女的不够这样、不够那样，但突然，这个重担消失了，跟我没关系了！从此从异性恋的诱惑和支配中解脱出来了！此外，我一本女性杂志也看不下去了，因为跟我没关系了！鸡鸡和时尚，也都跟我没关系了。”[25]
跟维尔日尼·德庞特一样，美国随笔作家简·沃德在她的书《异性恋的悲剧》中也袒露了她逃离墨守成规、沉闷、压抑、令人失望和沮丧的“异性恋文化”之后的如释重负之感。她说这种感觉在她周围的人中引起了共鸣。Instagram上的英文账号“异性恋们，解释你们自己”给出了例子来证明直人文化（straight culture）的贫瘠，诙谐地佐证了简·沃德的观点。[26]
诚然，如同简·沃德所言，占统治地位的异性恋准则给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带来了痛苦，但“这不过是同性恋经历的一小部分，它掩盖了不必成为异性恋的欢乐、愉悦与慰藉”。简·沃德问道，恐同心理是否源于嫉妒：“同性恋遭到憎恨和嫉妒，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避免了某些事情。”她观察到在20世纪末，主流文化常常指责同性恋者的生活态度“过于精彩、过于精力旺盛、过于性欲旺盛、过于自信”。她总结道，如果同性恋文化是一种“过于”的文化，那么，异性恋文化就是一种“不够”的文化：太乏味、太受限、太没有想象力。她同时指出，那些没完没了感叹可惜自己“不是同性恋”的女生深深地惹恼了她的朋友们。后者说：“那她们为什么不当同性恋呢？这又没那么难！”[27]
“深度异性恋”之梦
维尔日尼·德庞特的一番话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女性主义中关于政治女同性恋[28]的讨论。但同时，我们也有理想化同性恋的风险，因为同性恋并非不包含统治关系，尽管它包含的统治关系不是像男性统治那样的结构性统治。在魁北克，自1995年起，针对婚内暴力的法律也涵盖了女同性恋人群，理由是她们“并非生活在社会之外，她们的恋爱关系能折射出她们周遭其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29]再者，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性取向吗？我在这里不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但无论如何，重新讨论异性恋关系是很有必要的。简·沃德在她的书里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更新”异性恋，而不是“解构”它。正因为部分男女坚持两性之间的吸引，同时试图克服他们遇到的结构性困难，简·沃德认为她作为女同性恋者的观点可能对异性恋人群有所裨益。
为了进行调查，简·沃德将自己沉浸到直人文化中，甚至作为旁观者参与了教男性如何搭讪的研讨会（“我看着参与者边听着滔滔不绝、令人作呕的异性恋规范，边记笔记，努力让自己不露出惊讶的神色”）。循着色情片导演、女权战士特里斯坦·陶尔米诺（Tristan Taormino）的轨迹，简·沃德强调，女同性恋往往在性和恋爱关系上给异性恋者指明了道路。“多亏了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们，我们才有脱离了羞耻、具有性教育导向、窗明几净的性用品店，如妙震（Good Vibrations）、宝地（Babeland）。[30]在这里，普通的异性恋情侣可以购买性玩具，并且不用担心被当成怪胎。同样多亏了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们，我们才有了‘道德的非一夫一妻制’（ethical non monogamy）的概念，有了女性主义色情片，有了和前任保持友谊乃至建立家庭的大胆观念，有了对于性同意的坚持、重口味性行为中的尊重，有了下面这个激进的主意：女人可以带着假阳具进入他人的身体，包括她们的男朋友和丈夫。”[31]
简·沃德发现最大问题是“厌女悖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是这个悖论的最强化身〕：在我们的文化中，异性恋男性表达他们对女性的欲望，但同时被怂恿着去鄙视、憎恨女性。异性恋和厌女的结合是如此被自然化，以至于一个不具备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会被系统性地视为同性恋。在简·沃德的某场演讲中（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她提到了作家贾森·舒尔茨（Jason Schultz）想组织一次不同的单身汉派对的尝试。他和朋友们没有叫脱衣舞女，而是一起讨论性爱和欲望。他的学生齐声说道：这也太基了！法国喜剧演员洛朗·夏马在他激昂深刻的剧作《好男》中给出了同样的观察：他讲述了他在某次晚宴上和另一位来宾的对话。此人询问洛朗·夏马是不是同性恋，因为他“老是谈女性主义”。这个推理逻辑让洛朗·夏马很困惑：“就好像异性恋男性和女性主义两者无法兼容。我不懂……是我疯了吗？！如果你爱女人，那么有时候你会不会有点……希望她们过得好？……我们是怎么到了如此地步？世界是如此厌女、恐同，一触即发：‘等会儿，你替女人操心？太基了！看看这男的，他担心身边女人的身心健康，基爆了！’我不懂！”
简·沃德妙笔生花，提出了她称为“深度异性恋”的概念。她说，与其把自己的性取向当作一种需要忍受的宿命，异性恋男女不如积极投入，反思自己的性取向，将其变为自我选择。这对男性来说尤其有用，因为我们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欲望视作“纯生理的、不可控制的，性爱分离到可以把自己对女人的追求与把她们作为个体的欣赏分离开来”。简·沃德争论道，如果这些男人爱女人，那么，就让他们真正地爱她们。“异性恋男性可以成为无法自拔的异性恋者，以至于他们热切地想倾听女性的声音，希望她们身处要职，无比热诚地想要理解她们全部的人性，庆祝她们的解放。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热爱着女性的。异性恋的悲剧并未让我灰心，因为还有另一条可能的道路。”
跟众多探讨男女之间关键的、无法克服的差异的个人发展书籍〔最著名的是约翰·格雷（John Gray）1992年出版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Les hommes viennent de Mars,les femmes viennent de Vénus）〕不同，简·沃德呼吁异性恋男性学着如何同时“认同一个人并与她做爱”，也就是如何“人道地渴求女性”，把她们同时视作主体和客体。简·沃德尤其强调了一点矛盾：这些男性理应对女性产生一种本能的、无法抑制的渴望，然而女性的身体必须呈现出某些特征或者非常精确的变化才能获得他们的青睐：必须得是年轻、苗条、光滑、散发香味的身体……在这一点上，异性恋男性可以再次从女同性恋身上获得启发，因为后者更能把女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渴望，从她的伤疤、赘肉和皱纹，到其经历和人格。由此，简·沃德总结道，只有这样，异性恋男性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异性恋，而不是利用女人来吓唬别的男人的伪异性恋”。[32]有的男性一旦跟一位女性睡过一次，就失去了对她的兴趣。这种倾向也可被视作伪异性恋或者肤浅异性恋的象征：这样的男人对他人、恋爱关系以及恋爱关系能如何丰富他们的生活毫无兴趣，他们只是感到了一种“征服”与满足自恋的需要，从而改善自己的地位或者婚姻。简·沃德鼓励她的女读者表现得“足够勇敢，敢到从男人身上要求这一点，敢到向异性恋男性和他们所谓的对女性的爱提出更多要求”。[33]总的来说，“深度异性恋”是一种脱离了父权制[34]及其利益的异性恋，一种背叛了父权制的异性恋。
如果把所有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异性恋本身，就会错过另一种更微妙的视野，这视野与异性恋中所有可以被争论、重塑、重建的事物有关。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在她写于1980年的文章中认为，异性恋女性的欲望也必须得到解放：“我们确实从小就承受着成为异性恋而不是同性恋的压力。但我想提醒的是，我们承受着的是杜绝性爱的压力。”她还谈到了作为女权主义者与热爱男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激进女权主义在于拒绝一切矛盾，在于满足于纯粹、死板、光滑到无懈可击的原则，那么这种主义将无法解释现实，无法应对、利用这一现实，无法代表，并因此无法帮助广大女性。”[35]和她一样，我承认我喜欢张力与不和，因为我发现它们格外有意思，令人文思泉涌。当我读到艾丽斯·柯芬[36]时，我意识到我的女权主义永远不会像她的那样无拘无束。她的欲望让她自由，而我的欲望则引发了挥之不去的摇摆不定和忠诚冲突。但我感兴趣的正是借着这种摇摆不定和忠诚冲突之题发挥。再者，我们之所以谴责女性遭受的暴力和不公正，不厌其烦地揭露隐性性别歧视，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条摆脱顽固不化的父权世界的道路，相信这个系统是可以被颠覆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相信，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个人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我首先会研究在我们社会中发展爱情的文化背景。在我看来，这个背景的特点是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同时，在另一个极端，还有对失败、悲剧和死亡的某种自满情绪。这两种态度最终都将导致我们无法拥抱爱，无法以一种创造性和自信的方式生活在爱的现实和日常生活中（前言）。随后，我将研究我们对浪漫的呈现如何建立在美化女性自卑之上，以至于许多女性被告知她们“太如何”而无法得到男人青睐：太高、太强（字面意义上的高大和强壮）、太聪明、太有创造力，等等。然而那些似乎满足了所有条件且不威胁男性自尊的女性却未必在爱情中更幸福——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们很难将自我满足建立在否定自我、限制自我之上（第一章）。然后，我将讨论家庭暴力的机制，不是将其作为异常或越轨行为来讨论，而是将其作为社会规范为男性和女性规定的行为所带来的逻辑结果来讨论（第二章）。我还想详细说明女性和男性爱情观的不同，女性在爱情中往往投入更多，由此带来的不平衡和紊乱，以及补救的方法（第三章）。最后，我将思考女性如何才能摆脱她们古老的角色——为男性提供一个与他们的幻想相匹配的、沉默寡言的形象——从而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体。这一点必将引发如下问题，我也不会回避：我们的幻想真的属于自己吗？当我们一生都沉浸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中时，我们如何重寻想象力（第四章）？
我不相信异性恋的存在只是为了在女性心中为特洛伊木马式的父权制服务。“如果女人渴望男人，那是因为一个男人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彻底的压迫者，就像一个女人不能被完全定义为一个被压迫者一样。”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在1980年如此写道。[37]然而，男女关系却深受男性统治毒害。必须要有勇气，才能认清这毒药。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高风险冒险，英雄主义行为”。
注释
[1]《在暴雨天赴情人家中的女人》（A Lady Comes to her Lover's House ina Rain-storm），埃德温·宾尼三世（Edwin Binney III）藏品，圣迭戈艺术博物馆，1830年。
[2]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尼古拉·张（Nicolas Truong），《爱的多重奏》（Éloge del'amour），Flammarion，巴黎，2009年。
[3]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简单的激情》（Passion Simple），Gallimard，巴黎，1999年。
[4]资源出处：公共资源《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的女性》（Féminicides par compagnon ou ex）。
[5]克里斯蒂娜·内林（Cristina Nehring），《捍卫爱情：重拾21世纪的浪漫》（A Vindication of Love. Reclaiming Rom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per Collins，纽约，2009年。
[6]温迪·兰福德（Wendy Langford），《心的演变：性别、力量和爱的幻灭》（Revolutions of the Heart. Gender,Power and the Delusions of Love），Routledge，伦敦，1999年。
[7]克里斯蒂娜·内林，《捍卫爱情》，同前文所引。
[8]参考维克图瓦·蒂阿永的播客《摊牌》（Lecœursurla table），Binge Audio，2021年。
[9]阿芒迪娜·戴（Amandine Dhée），《赤手》（Àmainsnues），La Contre-Allée，里尔，2020年。
[10]丽芙·斯托姆基斯特（Liv Strömquist），《查尔斯王子的情感》（Les Sentiments du prince Charles）、《我是每个女人》（I'm Every Woman）和《最红的玫瑰开放了》（La rose la plus rouges’épanouit），Rackham，巴黎，分别于2016年、2018年和2019年出版。
[11]范妮·伊尔兰黛（Fanny Irlandais），《朱玛娜·阿达：写作减轻了我身份的重量》（Joumana Haddad:“L’écriturea allégéle poids de mon identité”），《电视全览》（Télérama），2019年10月6日。
[12]bell hooks，这是该作家的笔名。作家本人特意要求将她的名字首字母小写，为了体现重要的是她的作品，而不是她本人。
[13]贝尔·胡克斯，《交心：女人寻爱》（Communion. The Female Search for Love），Harper Perennial，纽约，2002年。
[14]莫娜·肖莱，《“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Sorcières. Lapuissance invaincue des femmes），《自己生活》（Une vieàsoi）一章，Zones，巴黎，2018年。
[15]克里斯蒂娜·内林，《捍卫爱情》，同前文所引。
[16]贝尔·胡克斯，《关于爱的一切》（Tout surl'amour），《新视野》（New Visons）一章，Harper，纽约，2000年。
[17]帕特里夏·梅卡德尔（Patricia Mercader）、安尼卡·韦尔（Annik Houel）、海尔加·索博塔（Helga Sobota），《恋爱行为中的不对称：所谓激情犯罪中的暴力与激情》（L'asymétrie des comportements amoureux:violenceset passions dans le crime dit passionnel），《当代社会》（Sociétéscontemporaines），2004年第55期。
[18]1971年3月10日，RTL电台，梅妮·格雷瓜尔（Menie Grégoire）现场直播她的电台节目《喂，梅妮》（Allô,Menie）之《同性恋，这个痛苦的问题》（L'homosexualité,ce douloureux problème）。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Front homosexuel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的积极分子到场，利用了这次机会展开了他们的第一次行动。
[19]艾丽斯·柯芬（Alice Coffin），《天才女同志》（Le Génie lesbien），Grasset，巴黎，2000年。
[20]简·沃德（Jane Ward），《异性恋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eterosexualit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性文化”丛书（Sexual Cultures），纽约，2000年。
[21]1970年8月26日在巴黎凯旋门前抗议的九名女性之一，她们为无名战士（soldat inconnu）的妻子们献上花圈，打响了女性解放运动（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简称MLF）的第一枪。
[22]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Emmanuèle de Lesseps），《异性恋和女权主义》（Hétérosexualitéet féminisme），《女权主义问题》（Questions féministes），1980年第7期。
[23]阿德里安娜·里什（Adrienne Rich），《异性恋的束缚与女同性的存在》（La contrainteàl' hétérosexualitéet l'existence lesbienne），《异性恋的束缚和其他随笔》（La Contrainteàl'hétérosexualité,et autres essais），法文版译者为弗朗索瓦·阿尔戈（François Armengaud）、克里斯蒂娜·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利塞特·吉鲁阿尔（Lisette Girouard）和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Mamamélis，“新女性主义问题”丛书（Nouvelle Questions féministes），日内瓦/洛桑，2010年。
[24]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1979年4月在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演讲《直人思想》（The straight mind）。《直人思想》（La Pensée straight），Amsterdam，巴黎，2018年。
[25]安尼卡·科让（Annick Cojean），《维尔日尼·德庞特：“女人一事，不过骗局”》（Virginie Despentes:“Cette histoire de féminité,c'est de l'arnaque”），《世界报》（Le Monde），2017年7月9日。
[26]该账号名为@hets_explain_yourselves。
[27]简·沃德，《异性恋的悲剧》，同前文所引。
[28]lesbianisme politique，又译作激进女同性恋，反对父权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主张停止支持异性恋，反对与男性发生关系。——译者注。
[29]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Marie-France Hirigoyen），《被支配的女人：情侣中的暴力管辖区》（Femmes sousemprise. Les ressorts dela violence dans le couple），Oh!，巴黎，2005年。
[30]美国性用品连锁店。
[31]简·沃德，《异性恋的悲剧》，同前文所引。
[32]关于此话题，参考梅拉妮·库拉耶（Mélanie Courarier），《阿尔法男性：诱惑女人以获得男人之间的欣赏》（Alpha Mâle. Séduire les femmes pour s'apprécierentre hommes），Seuil，巴黎，2017年。
[33]简·沃德，《异性恋的悲剧》，同前文所引。
[34]父权制是一种男人在所有领域行使权力并拥有权威的社会组织体系。
[35]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异性恋和女权主义》，同前文所引。
[36]艾丽斯·柯芬，《天才女同志》，同前文所引。
[37]埃马努埃莱·德莱塞普，《异性恋和女权主义》，同前文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