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做兼职工作了。众所周知，工作不仅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在17岁那年，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一位学生的母亲希望在校园里招聘一名“社交媒体协调员”，以协助她开展业务。为了能够在暑假里赚到一些收入，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研究出了不同的照片发布技巧，发布了自己精心选择的合影，最终按照约定拿到了报酬，这令我雀跃不已。同时，这段经历也为我以后从事的社交媒体类工作奠定了基础。我第二次进军这个新世界时，用的就是现在的“照片墙”（Instagram）账号，那时我刚满18岁，还在读高三。最初，我注册这个账号的目的是督促自己健身，因此，这个账号处于保密状态——只有两个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开通账号一年半后，我才开始通过这个账号变现。
其实，在开通这个匿名账号的前一个月，我第一次申请了几份“真正的”工作，试图走一条相对传统的职业发展道路。我参加了语言推理和批判性思维测试，还参加了评估性测试和一些面试。后来，我去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做“新客户获取分析师”。就这样，在参加完大学入学考试后，我在IBM实习了13个月。这次实习经历使我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并为读大学攒下了一些必要的费用。这段经历还让我学到了一些与学校课程完全不相关的知识，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在进入企业工作时占得先机——这真是一次梦幻般的经历。
有了这份工作经历，再加上之前的兼职工作经验，我对在企业内工作有以下3个主要的现实考量：我曾试着穿高跟鞋在办公室里行走，但最后只坚持了不到1个小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而工作时也毫无“激情”；外界在我身上附加了一种理所应当但我却不想承认的期望——我应该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能够随时随地为工作服务。
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大概8个月前，我刚从大学毕业，搬到了伦敦，准备穿着剪裁精良的职业套装加入这座城市的劳动力大军，如果早在那时我就能明白上述残酷的现实就好了。当时，我对未来的工作抱有美好的幻想，想象自己会努力工作，踏实奋进，在本职工作上不断取得成功。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一直以为长大成人等同于参加工作。因此，当我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会期望一切都会像想象的那样正常运转。对我们来说，找工作才是最困难的事情，只要找到了工作，之后的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每天（包括周末）都在工作，但仍然不能完成“全部”工作，这种状态很难持续下去——当然，这也是很多人工作中的常态。我面对的现实是：假装自己能做得更多。这其实对自己毫无帮助，而且这也是一种不够聪明的表现。如果这样做，我们总会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够，而且获得的回报也比其他人少。我们太过乐观地看待工作，却又面对着一个不同的现实：每个人似乎都迷失了方向，期待靠激情来驱动自己工作，但又不禁扪心自问：这种激情如何能够支撑我们在格子间里一周工作40个小时？
我认为，我们对工作的期望和现实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差距，并非因为我们对职业生活抱有过度的幻想。于我而言，这个“新型职场环境”存在着更严重的问题。
在我看来，社交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事实，大家应该也都心知肚明。如果抛开社交媒体，我们很难客观地谈论当今的职业生活。因此，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会大量谈到社交媒体。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注意力经济兴起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公司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而且这些公司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我们不再轻易地被电影和电视节目误导，而是被预先包装好的，并且通过手机屏幕向我们兜售的现实影响。通过对现实进行“包装”，这些公司得以掩盖这些现实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面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大多数事情的方式——从深 度工作到关怀自我，再到成功和自我价值——我们这代人被迫生活在高度比较的环境之中。虽然社交媒体可能加剧了许多问题，但很显然它并非是制造这些问题的元凶。作为千禧一代[1]（Millennials）和Z世代[2]（Gen Zers），我们并不是第一代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的人，也不是第一代在办公室里加班到很晚的人，更不是第一代想要让别人误以为我们很成功的人。然而，我们却是第一代毫不间断地、无时无刻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人。同时，网络世界的互联互通也无限地增加了我们可以比较的人数。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社交媒体是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放大镜，它既放大了问题，也提醒我们要审视自己。
尽管我们不应该低估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影响，但社交媒体并非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唯一元凶。现在是进入职场、开展工作的艰难时期，我们要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职场环境更是难上加难。当今社会，在人们的认知范围内，“成功”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那么只要努力工作，我们就能买到房子，还清贷款，还能在退休时存有一些积蓄。目前，定义这类“成功”的社会背景或者文化背景正在逐步瓦解。相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中，我们的未来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正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危机，我们中有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居家办公，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既热爱这种新获得的居家自由，又无比怀念办公室里的同事情谊（通常我们会同时拥有这两种感觉）。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英国的失业人数在过去的3个月里增加了24.3万人，创2008年5月以来失业人数最大增幅。另外，英国政府还出台了一个250万人的“休假计划”，这250万人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并且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们的职场已经扭曲得面目全非，无情地摧毁着我们的期望。最关键的是，作为“当今世界的年轻人”，我们被外界贴上了许多不同的身份标签：敏感、脆弱、疲惫、懒惰、工作狂、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不够诚实。我们在自己的美好期望和残酷现实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同时被裹挟在别人对我们的异样看法中。
我们这代年轻人总是被贴上“不愿工作”的标签，人们也常常用“雪花族”（无法承受挫折的群体）这类负面词汇来形容我们，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16年，在一篇刊登于《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的专栏文章中，“年轻人”这一群体遭到了一代人的指责。这些人声称，年轻人如果都不吃带有“碎羊乳酪”的牛油果吐司和“五谷烤面包”，就能省下钱来买房子了。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已经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为此感到荣幸——但我之所以能买房，既不是因为我克制自己不吃五谷烤面包，也不是因为我不在当地的独立咖啡馆里买甜点，而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遵循不公平的规则（稍后会谈到这种不公平规则），但我的处境根本无法反映出我们这一代更多人的情况。有很多人认为，年轻人因为经常花钱享受精致的早午餐和甜点，所以才无法买房，这一想法不仅非常滑稽，而且有失偏颇。首先，现在的房价比我们父母那一代要昂贵得多。事实上，据英国广播公司（BBC）计算，我们需要省下购买24 499份牛油果吐司（也就是连续67年来每天都吃一个牛油果吐司）的钱，才付得起一笔普遍意义上的买房首付。虽然我确实很喜欢吃牛油果吐司，而且每次购买时也心生愧疚，但我确实是例外。还有些人认为，年轻人是因为懒惰或者没有责任心，才没有足够的财务保障，这一想法不仅很无礼，而且大错特错。有些比我们年长的人常常会说：“在我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句话没有任何参考意义。这些年长者往往正是借着当年的“时代东风”，才拿到高工资，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房和车。而我们年轻一代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买到车和房，这令人尤为受挫。
“废柴”
世界卫生组织称，这是一种由于“未能成功管理长期的工作压力”而引起的综合征。
接着，我们就被贴上了其他的标签：“废柴一代”。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在她的连载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沦为了废柴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中描述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似乎引起了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共鸣：由于已经默认了“我们应当一直工作下去”这一事实，即使面对最普通的工作任务，我们也会感到麻木，内心毫无波澜。面对这一现象，我猜那些嘲笑我们这代人是“雪花族”的人会大声叫嚷“他们肯定喜欢这个称号”，因为对于懒人来说，“他们其实很勤奋”这句话最有吸引力，不是吗？（毕竟懒人很少喜欢别人称其“懒惰”）。也许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回应，彼得森声称，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为谁开脱责任，而是为了分析、识别和创造一种代际意识，进而解释年轻一代为何会对工作抱有这般麻木的态度。这篇文章经过作者充分的研究和切实的探索后得以写作完成，它阐明了年轻一代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了如今的境地。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准确地描述了事态的发展过程。其声称：“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赚钱，而是根本无法赚到足够的钱——因为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我们买房或者还清助学贷款，不足以支撑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我们如何将“一直工作”的概念内化于心，又是如何因为需要随时工作，而从来没有“下班”这一概念的——即使我们勇敢地做出了休假决定，还是会老老实实去上班。
彼得森的文章发表后仅21天，埃琳·格里菲斯（Erin Griffith）就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探讨年轻人为何会“假装热爱工作”。作为千禧一代，格里菲斯研究了同龄人所展现的一种新形式的“表演性工作狂现象”。她认为，我们痴迷于在工作中提高生产力，以为这是在追寻生活的意义。格里菲斯观察到：“在旧金山……我注意到人们对提高生产力的痴迷几乎已经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么，也许我们并非工作量太少，而是已经超负荷工作了？
最后，格里菲斯总结道，“我们会假装热爱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有其道理”。因此，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吗？当我感叹工作强度太大时，我内心也涌起了些许满足感，或许这样可以解释“辛劳的魅力”这个词存在的意义。正如彼得森所言，在将“我们需要每天24小时不停地工作”这一概念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行动时，我们才能在这个到处都是工作狂的时代站稳脚跟。
因此，当我意识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懒惰、疲惫不堪、自以为是、自我迷失的人还是努力工作、懂得关怀自我的人时，我才开始明白，其他人对自己也都不够了解。社交媒体加在我们身上的期望使我们扭曲了对于自身的正确认知，而游乐场所的哈哈镜则映射了他人对于我们的歪曲看法。在这两种现实的双重夹击下，我们不仅陷入了个人身份危机，也陷入了整整一代人的身份危机。我们这代人面临着比较、投射、表演、喧嚣、刻板印象、困惑、对自我的密切审视，以及被其他所有人严格审视的艰难处境。
了解了这代人的矛盾处境后，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身上可以同时展现这两种特质：既疲惫不堪，又敏感懒惰。在文章结尾，彼得森感叹道，“我们并不懒惰，只是筋疲力尽了”。虽然这一解释可能无法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重新将这句话表述为“我们可能很懒，但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或者“我们可能比较自以为是，但那是因为我们不希望面对金融危机、岗位短缺、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这些问题”。也许这也说明我甚至不属于上文所讨论的千禧一代——毕竟我出生于1997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属于Z世代。虽然我拥有自己的房子，但仍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忙碌文化导致的倦怠氛围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即使不是千禧一代，我也非常同意彼得森的观点。事实上，彼得森的观点表明，这些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许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倦怠，而是我们的新职场环境所创造的新型倦怠文化。
过去的职场文化倾向于鼓励人们努力在职场上“升级打怪”，但是我们这代人再也不希望这样了。一般而言，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只是为了了解所在的行业和升职加薪而在办公室里坐上15年。我们也不想只是为了换取不一定能够到手的养老金，而假装热爱当前的职场文化。在副业文化的激励下，我们宁愿凭借努力和运气抓住机会。我们不愿被禁锢在条条框框里，但在超越传统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又确实会因为“工作”和“不工作”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而感到痛苦。科技帮助我们随时展开工作，但也逐渐使我们变得焦虑，即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不是在处理工作，就等同于在办公室里偷懒。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上的悖论——既有能力通过我们的爱好赚取金钱，同时又固执地认为，如果没有赚到钱财，就是还不够努力。
在一篇发布于2019年的文章《有毒的副业幻想》（The Toxic Fantasy of the Side Hustle）中，亚历克斯·科林森（Alex Collinson）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副业”，而不是使用“第二份工作”这一类似的表达方式的？2018年，英国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开展了一项关于“副业经济”的研究项目，上文提到的这篇文章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副业经济”是一种“有毒的幻想”，我认为这一说法非常正确。这并非指从事副业会误导他人，事实上，开展副业也绝非是一种错误，但我们不该对副业抱有错误的幻想。副业的存在使得我们认为自己拥有无限的赚钱潜力，只是这些潜力受到了我们的时间和选择能力的限制。正如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在其《如何无所事事》（How to Do Nothing）一书中所言：“在我们的一天中，每个时刻都是需要我们刻意捕捉、持续优化和充分利用的财富资源。”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花时间去做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其中的机会成本确实很高昂。
机会成本
指一项行动的经济成本，这类经济成本以因不采取最佳行动方案而失去的“利益”来衡量。
想要放松一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赚钱。
想要去遛狗？我们也能够利用这段时间赚钱。
想要把衣物捐赠给慈善机构？我们可以通过易贝网（eBay）把衣服售卖出去赚钱。
想要玩手机？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通过买卖股票来赚取数千美元。
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副业来开启职业生涯，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我所从事的几项副业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我们拥有副业，这并非一种错误（如果我认为“拥有副业是一种错误”，那就太虚伪了）。但如果将副业作为一种文化来对待，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副业已经变成了一个辉煌的梦想，在赚不到钱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焦虑，而这种焦虑情绪正在慢慢耗尽我们的精力。
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新冠疫情正在肆虐全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恐慌。我们的居家办公模式帮助我们与病毒隔绝，同时也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与能力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能力”不仅是指适应能力，也是指居家办公模式使我们成了某种生产力机器。因此，当疫情退去时，我们不仅能够继续存活于世，不再遭受病毒的侵袭，还能精通几国语言，生产力在同龄人中遥遥领先，到那时，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民族英雄”。在《传染病》（Contagion）[3]这类电影中，我们认为，情节主线应该是苏珊最终克服了一切困难，成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苏珊被迫待在房子里，试图逃离一种潜在的致命病毒，从而使自己侥幸存活下来。我们很容易被网络上各种各样的理想化言论所影响，这些言论不仅包括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刻做什么事情，还包括疫情给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得以重新调整方向，并将最疯狂的梦想付诸实践。持这些言论的人认为，疫情并非诅咒，而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我们就放弃了成功的可能性。
现在我想解释一下“团体生产力”和“团体自我关怀”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互相依存。我们要坐下来，放轻松，放慢生活节奏，放下手中的工作；外面的世界还在等着我们，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要享受无所事事的状态，因为这是一种特殊优待。所以我们照做了，同时也按下了工作的暂停键。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今天唯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追完了网飞（Netflix）的最新网络剧，即使我们并不喜欢这部网络剧（而且你的待办事项远比这部网络剧更令你念念不忘），我们也会觉得心安理得。
接下来我会解释一下我的观点。
2019年8月，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居家办公政策发布之前，我就开始在家工作了。我曾经认为居家办公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房子里，不能脱身。在家时，我的工作效率最低，但工作时间却最长。这是两个极端，我似乎无法在其中找到平衡点。我仿佛是一个天平，常常从一端倾斜到另一端，不断地接近倾覆的边缘。我只是不明白——在家工作本可以是一种奢侈的体验！在家工作时，我可以穿着睡衣开会，我唯一的同事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此外，家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零食。但是，尽管在家工作有这么多好处，我发现自己还是陷入了一个怪圈：缺乏创造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我觉得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每天也只是围绕着待办事项打转。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把这一切都搞错了，我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并且没有为两者预留任何的中间地带。我工作非常努力，以至于一连几天都待在家里，也从来都没有午休过。此外，我的工作效率很低，本来花1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所有的琐碎工作，但我会漫无目的地拖到午餐时间，然后就很难再次回到真正的工作状态当中。我看似做了很多事情，却又一事无成。
我逐步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旋涡，我开始想：也许我只是太懒了，原来我对工作一无所知。我努力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最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十分痛苦。我自认为工作还算努力，并且比较勤奋，但是为什么生产力却如此低下呢？
我开始意识到，要么是因为我在22岁这个年龄就已经累到筋疲力尽了，要么我必须放弃先入为主的“努力工作”这一概念，转而思考应该如何正确地工作。我听了一些很不错的课程，这些课程激励我努力工作，给我带来了回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了解自己。我发现了给予我动力的因素，并且在找不到动力的时候继续激励自己勇往直前。我还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可持续的、富有成效的日程计划表。这一次，我决定要对自己负责。有时候我无法激励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比较懒惰，我只是没有察觉到将工作和生活分离后带来的舒适感，也不明白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社交上的难题：因为我已经待在家里准备去睡觉了，因此，我可以拒绝晚上的聚会计划，这也合情合理。虽然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有些愧疚，但这并非是不合群的表现。在将工作和生活分开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和缺点，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也提高了工作效率。我的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也更加享受自己的休闲时间。
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暴发时，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居家办公。由于已经有了一些居家办公的经验，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帖子，分享了一则“居家办公小贴士”。人们往往在午饭后难以集中注意力，因此，我建议大家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专心看一场TED[4]演讲。对我来说，这样可以让我从工作中抽离出来，充分享受休息时间。而且，这样还可以防止我无休止地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看视频，比如有一次，我在YouTube上观看一个如何把宜家家居的电动架做成厕所纸架的教学视频，看得全神贯注，以至于错过了下午3点的电话。由于当时大部分人都处于居家办公的状态，这个建议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但也遭到了一些人反对。有人声称：“现在我们需要应对的是疫情，并不需要参加生产力比拼训练营。”随着这类言论的兴起，这则建议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被人们抛在脑后。当然，我完全支持双方观点，并且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理有据。我想要大声宣布这些观点特别正确，以及那些“如果你在结束隔离后，没有变得更好，那么你缺的不是时间，而是自律”的帖子完全脱离现实。但相对而言，我有时也需要照顾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毕竟，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帮助我在特殊的时期渡过难关并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这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建议只是出于个人想法，旨在帮助那些可能需要这则建议的人们。如果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就可以忽略这则建议。现在，努力工作和关怀自我的“阵地之战”已经吹响了号角，它们势均力敌，平分秋色。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平衡点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可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何时应该前进，何时应该后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到底是在乎工作和成功还是在乎心理健康和社交生活，而是我们要怎样同时做到努力工作和关怀自我，即在取得工作成就感的同时，也要努力获得自我满足感。我并非鼓励大家“同时拥有一切”，那是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的论调。要同时做到努力工作和关怀自我，我们需要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时候达成这些目标，以及如何利用这两者的优点，让自己不再那么像一台毫无感情的工作机器，而是一个有着复杂情感的人。当然，在这场“阵地之战”中，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想要做什么，然后取得成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交战双方都不可能完全取得成功，这一点不言而喻。毕竟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怎么能把这两个概念适用于所有人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对自己最有效，并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采纳建议，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经验告诉我：不要在没有免责声明的情况下，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除了了解到这点，通过这次发帖，我也了解到了并非只有自己遇到了危机。这种感觉就像自己身处一辆开往外部世界的喧嚣列车上，实际上却在车厢里苦苦挣扎一样，其他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但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挣扎。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才发现，其实这种挣扎无处不在。在浏览新闻时，我注意到有人扬言不仅要努力奋斗，同时也要甘心“躺平”——他们表示，我们要学会放松，因为照顾好自己也很重要。然后，当我滑动手指，再向下看几条新闻时，却发现有人说要忙碌起来，一直奋斗到入土为安的那一天！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不是身处岩石和平地之间，而是夹在类似电影《127小时》（127 Hours）里的高耸悬崖之间。令我们稍感安慰的是，目前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这一矛盾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重新定义努力工作和关怀自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削足适履，为难自己。
我们被困在这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中，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自己的优势、局限性、欲望和失败来充分利用我们的潜力。目前看来，似乎我们能够理解这场复杂讨论的唯一方式就是认真审视自己，明白生产力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有目标的话）是什么。我们还需要了解哪些事情会为我们带来满足感，即使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的事情会占用我们的周末时间，需要我们投入财力，我们也心甘情愿。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真正了解自己，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放下工作去休息一下。我们是唯一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人，这就是“赢者通吃”的观点失之偏颇的原因。
事实上，能否提高生产力和取得成功都依赖于我们能否合理掌握“平衡”的技巧。然而，“平衡”会使我们打着“善待自己”的幌子，不断拖延时间，而不是着手去做已经开始的工作。高效工作意味着我们要知道何时应该更努力一些，何时应该继续工作，何时应该休息和放松一下。我希望你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份“生产力蓝图”，以帮助自己在职场中找到方向。在职场中，我们应该同时做到重视“生产力”和“关怀自我”，而不是强迫人们认同其中一个概念，忽视另外一个概念。毕竟有时候，提高生产力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关怀，而自我关怀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富有成效的事情。
因此，这就是我们讨论工作和生产力的概念，以及如何使两者更有意义的原因，这大概也是你选择阅读本书的原因。这本书充满激情，同时也是一次痛苦的探索，其中包含了一些我可能永远不会在网上谈论的事实。在这本书里，我深入挖掘了自身的恐惧和欲望，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情感，以期与我的古怪而优秀的同代人产生情感共鸣。本书涵盖了我的探索过程、我悟出的道理以及我能给出的建议，阐明了我看待目标、生产力、激情、自我价值、成功、社交媒体、愉悦感、成就感和生活的方式。
本书并非一本回忆录，我希望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网红和企业家”这一外在的作者身份。这本书也并非全是关于我的故事，因此，希望你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不受我的影响。你现在要做的是和自己对话，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你在害怕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什么让你感到幸福？即使这意味着你会强烈反对我所说的一些（或者全部）内容，但这才是本书能够带给你的最大收获。
没有人能够洞悉一切，无论以任何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个体。如果我们脾气暴躁、态度恶劣、脆弱不堪，那么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注定有缺陷，而在所有缺陷当中，我们的期望存在着最大的问题（所以也希望你不要误以为我已经明白了所有问题）。就像我们会给予别人机会一样，越早抛开这种基于比较的思维，就越能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同时也能够努力进行自我完善。最重要的是，为了使这些对话产生效果，你可以先在头脑中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就不必认为自己是所在领域里唯一的失败者，从而客观地分析自己的行为和感受。
我还做了一个稍微激进一些的决定（其实不应该称为激进），即这本书并非只是面向女性群体。刚开始写这本书时，我确实打算这样做，毕竟所有女作家的商业书籍似乎都是专门为女性群体而写。但是，在写作关于工作、商业或者其他方面的书籍时，女性作者不应该只是面向女性读者而创作。正如当我谈论职场时，我谈论的只是职场，并没有任何性别之分。因此，在采纳女性给出的建议或阅读女性作家的书籍时，我希望所有男性都不会感到抗拒。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没有达成这一共识，那么那些因为性别差异而没有留意到本书的人将会错过一次重要的对话。作为一名女性作者，我的写作目标是：要为年轻一代和那些想要了解年轻一代的人们而创作。
本书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深度工作。这部分主要谈论的是职业生涯。我们可以把职业生涯看作一段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工作并非通往我们个人和社会定义的成功标准的唯一道路。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如何选定你的旅程（目标和激情）、如何让这段旅程为你服务（生产力和时间管理）、如何享受这段旅程（心流和创造力），以及如何在旅途中设定目的地（定义成功）。人们通常会心存疑问：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如何以这种方式“正确地生活”？抛开这些通常的先入之见不谈，我试图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现在的职场环境，以及说明这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怀自我。这部分和第一部分同样重要，虽然对于全新的职场环境“生产力蓝图”来说，这部分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就是重点：深度工作和关怀自我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重新定义生产力，其中包括允许“不工作”这类激进行为存在，并将生产力重新定义为“在工作和生活中激发成就感和实现个人成功的工具”。如果你想知道为何重新定义生产力非常重要，或者原本只想读第一部分，那么在读完前言后，我建议你直接跳转至第五章，第五章是贯穿全书主题的关键所在。在这部分的其余章节我们将讨论“拥有一切”这一概念——努力去平衡一切：从工作到娱乐，再到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创造现实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也会谈到关键的无为而治的艺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你在这个赞扬长处、掩盖短处的世界里充分发扬长处，补足自身短板。就我个人而言，我建议你按顺序阅读本书，并在阅读过程中标出任何觉得有所启发的地方，这样以后可以随时回顾这些内容。我知道大家并不会在书上随意勾画，但一本做满了标记的书确实令我感到很愉悦。如果某一页或者某一章节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想要受到鼓舞、得到安慰，或者需要平静的时候，这些内容能够再次给我带来同样的感觉。我们每天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但实际情况是，有时你需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而有时你需要说服自己、好好放松一下。我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当作笔记本来使用——可以随意在上面折页、做标记，最终让这本书成为属于你的特有记录，这才是重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阅读之旅吧。
[1] 千禧一代通常指1981年到1995年出生的一代人，亦称“Y世代”。——译者注
[2] Z世代通常指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译者注
[3] 《传染病》（Contagion）是一部美国电影。影片讲述了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致命病毒，世界各地的医疗组织争分夺秒研究病毒抗体的故事。——译者注
[4] TED取自Technology （技术）、Entertainment（娱乐）和Design（设计）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这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成立于1984年。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