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是如何实现经济奇迹的
在我学术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试图理解“大转型”，这是自大约一万年前农业社会形成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经济奇迹——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
这一变化大约在1760年至1840年发生在英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早80年。它是在德国、法国和美国开始转型时完成的。这一史无前例的变化让世界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尽管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其产生的原因不得而知，因为形成这一转型的原因由无数相互关联的线索组成，就像一幅巨大的编织挂毯。这一转型的发生就像去打开一把大的密码锁，有10个数字序列，每个序列包含10个数字。打开锁的概率是10的10次方分之一，尽管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但它还是发生了。我已经写了六本书，试图解释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1]。
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日本时，我发现，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之后的40年里，日本实现了工业化，日本在这期间的崛起是第二个奇迹。它从一个稳定的、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
虽然这个奇迹可以说没有英国的第一次转型那么神秘，因为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已经有了可供参考的技术，就像明治维新几十年前德国和美国刚发展起来时一样。我做的研究是为了解释另一个岛国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型的，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与英国的有些相似。
这两个案例虽然与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有很大不同，但确实为在过去一万年里所发生的第三个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些线索，其发展方式与英国的经济奇迹发生的模式类似。第三个经济奇迹—中国奇迹，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要比第一个奇迹要引人注目得多，即便形式上没有那么新颖。前文已经展示了中国发生的一些情况，究竟是什么导致或推动了它的发生，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和充满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震撼我们世界的“经济爆炸”，从英国最伟大的分析家、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我们或许会得到一个十分简单的答案。
在一个著名的早期理论中，亚当·斯密写道：“要使一个国家从最低的野蛮状态上升到极度富裕的程度，除了和平、轻松的税收和可被人民接受的司法行政体系外，几乎没有其他必要条件；顺其自然就可以。” “和平”指通过暴力手段（战争）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和平。亚当·斯密所说的“轻松的税收”不一定是指轻税，而是指公平（非随意征收的）、管理良好和可预测的税收。税收还应该对普通民众有利，而不仅仅是为了支持军队官僚机构的扩张。
亚当·斯密在关于中国的几个讨论中，对“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进行过分析，这种趋势主要源于人类的精力、创造力、对利润的渴望，以及将生产过程细分成较小的专业领域（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事实上，通过自由贸易在国际层面上进行的劳动分工常会遭到阻碍。亚当·斯密观察到，在他所处的18世纪中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奥斯曼帝国、印度都陷入了伊懋可所说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这些国家或文明都没有变得更富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经济都在衰退。只有英国，以及这些小国的经济仍在增长。中国已经触及了经济发展的天花板。亚当·斯密指出，虽然中国没有像南欧那样衰落，但很明显，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及其同时代人所描述的中国（14世纪初的中国）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亚当·斯密对于中国的发展停滞，提出了一些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时的中国将自己与国际贸易和联系隔绝开来，由此变成了内向型国家，同时将改革需求和竞争冲击都拒之门外。它还有一个保守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对经济活动不感兴趣。对传统农业的高度重视还阻碍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同时导致中国的人口过剩。中国的城市并不像相对独立的欧洲城市那样容易产生变革。这也是影响中国发展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亚当·斯密就其提出的富裕的三个先决条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远非“可以容忍的”，民法不存在，对财产没有保护，法律体系与行政体系不分离，法律程序武断，刑法相当残酷；税收制度非常羸弱，除非通过强制手段，否则国家无法筹集资金。此外，那时中国货币系统的效率非常低下，银行体系并不健全。
从1911年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束，到军阀混战和日本全面侵华的这段短暂的时间，有些仁人志士为解决其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做了一些尝试。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战争年代，经济基础基本崩溃。
在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克服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增长。从1978年开始中国小心翼翼地逐步将自身这艘满载着勤劳、具有创业精神、理性的人们的大船转向以发展为核心。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城市，中国政府设置了“特区”，鼓励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引进外国专家。银行系统得以建立，之后股票交易也开始了。同时，政府鼓励发展教育，各级学校开始重新开办，并扩大招生。
1978年以来的其他重要措施包括扩大政府支出，以拉动经济增长。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企业家和外资也是重要的政策。民众的生活质量，在健康、教育和工资方面的改善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机械化，在农业、通信和工业文明方面，以及金融和法律方面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亚当·斯密在劳动分工和贸易中看到的巨大力量被补充到“摩尔定律”的影响中，即发明、创新和大规模生产的三角关系；这种力量如果能不受阻碍并得到科学技术的推动，可以使特定技术所能迸发的力量成倍增加。正如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最初在1965年提出“摩尔定律”时认为电脑的性能每年会增加一倍，而现在承载中华文明的“巨型电脑”的性能每九个月增加一倍。
中国强有力的指导和经济措施使这个国家得以转型，无论经历多么巨大的变革，都能平稳过渡。中国还逐渐淘汰了老旧和非生产性部门，为能够取得经济、社会效益的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支撑和巨大的政策支持。
在一个奇迹发生后（如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们会认为该奇迹既是必然会发生的，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难。然而，在它发生之前，鉴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败案例，我们往往认为它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国和日本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一个国家要想腾飞，需要进行根本的、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只进行技术甚至是经济上的改革远远不够。正如亚当·斯密为英国提出的建议，以及后来福泽谕吉为日本提出的建议，需要对文明的所有部分进行重塑和重新平衡，并将通常合并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各领域分离开来。
如果我们（指西方人）和中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核，理解导致中国发展停滞和经济繁荣的背后动力——以前是唐朝和宋朝出现过的巨大繁荣，现在是1978年以来的40多年的再次繁荣，我们和中国人很有可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且中国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更加和平、和谐和富裕，这正是他们现在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正在做的。
然而，由于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且受到了一些误导，中国人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以及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人们逐步相互理解，使情况愈加复杂。在此，我将尝试澄清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并解释为什么西方人如此难以理解中国，然后，我将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介绍我们眼中中国的一些关键特征。
[1]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平的野蛮战争》《现代世界之谜》《现代世界的形成》《现代世界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