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回想起1991年，在我50岁之前，中国这个国度并没有引发我的浓厚兴趣，我对它的了解也不算多。这么多年来，我从未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也未曾读过任何专门研究中国的严谨著作。尽管与我共事多年的一个朋友，据说来自中国北方，但我依然没有真正能够在中国工作的契机，当时的我主要在尼泊尔和英国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的一位学生萌生了想要去中国工作的意向时，我劝阻了他，因为我听说，这在当时或多或少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逐步开放，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然而，在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我便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1990年和1993年的两次日本之行，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东亚国家，并在那里接触到了一种深受中国影响而产生的文化。此后，我对于将日本特有的文化与在中国影响下所形成的风俗文化进行区分，越来越感兴趣。
在那两次日本之行后，1996年，我的朋友格里·马丁（Gerry Martin）提议说，我们应该安排一次中国之旅。格里为了建立自己的工程公司，曾多次去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远比我要多。他意识到，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我和他都对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起源非常感兴趣，所以为何科学与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西方国家而非中国的这个谜团，已经开始吸引我们了。
我读过各种有关“欧洲奇迹”的读物，其中有不少都提到了中国——比如埃里克·琼斯（E.L.Jones）、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书中内容显示，直到15世纪，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但从那以后，中国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个上限。我读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Religion of China），书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模式在当时被认为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阻碍。
从孟德斯鸠，到亚当·斯密和戴维·休谟（David Hume），再到托克维尔，他们对中国的刻画，在后来都在我心目中成为一种固定模式。而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于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s of China）又以一种现代的视角对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诠释。
同时，我也慢慢开始阅读史景迁的著作，阅读《水浒传》，认认真真地多加学习。我还读了理查德·H.托尼（R·H.Tawney）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以及富兰克林·H.金（F·H.King）的《四千年农夫》（Farmers of 40 Centuries）。然而，即便是这样，我对于中国仍然没有任何真实的感触。
1996年年初，我建立了一个三方模型——西方国家、尼泊尔和日本。我想着，如若将中国添加进来，那么这个模型将变得更加丰富，但要如何才能使其不仅囊括了一个国家，更是涵盖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呢？
1996年，我们进行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两周。这基本上算是一场陪同旅行，不过，我们偶尔也会设法避开旅游线路，去往比较偏远的地区和当地人的家中。这一路上的各种体验——包括与知识渊博且观察力敏锐的格里所进行的长期交谈，以及将我之前对于西方国家、尼泊尔和日本的认知和对中国的观察做比较，必然使这次中国之行成为一场充满惊喜、收获颇丰的旅程。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我阅读了更多有关于中国的书籍，并举办了一些专门关于中国的比较研讨会。我还参与了一部名为《世界腾飞的那一天》（The Day the World Took off）[1]的电视连续剧的制作，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之后，在2002年，我和我的妻子莎拉被邀请前往中国北方，参与一次历史学调研。彼时，我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也被剑桥大学录取了。我的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书也在翻译过程中。
在接下来的17年，我和我的妻子几乎每年都有到访中国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恰逢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只有东北三省和西北地区，还有西藏和内蒙古没有去过。我们去过许多大城市和偏远乡村，特别是在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和乡村。我和我的中国博士生以及朋友们，一同度过了这些旅行，他们都将我们介绍给了他们的家人，解答了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拍摄了数百小时的影片，莎拉也在日记中将我们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同时，我还在中国的大学、书展、政府机关以及出版社举办过多次讲座。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们在那里与中国的学者开展了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尤其是教育方面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曾参与过剑桥大学面向中国的中小学生、大学生、政府官员和银行家的夏令营活动。
2009年，我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诗人徐志摩的纪念碑的“守护者”。最近，我们为了纪念他还建造了一座中式园林。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与我以前的学生王子岚女士进行共同努力，希望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文化桥梁。在剑桥大学，我们举办了多场关于中国艺术和文学的展览。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作为交换，我们也会将唱诗班、艺术家和学者带到中国，从而帮助中国人加深对我们的了解。
许多来自中国的访客都曾与我们一同工作过。我与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友谊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的了解。我们还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康河出版社，专门从事将中文书籍翻译成英文书籍的业务，以及将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书籍的业务。最近，我们又在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对面开设了一家艺术画廊和一家商店。
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向人们传达我对中国和西方的理解。然而，鉴于中国庞大的体量和多样性，我又无法看懂中文、不会说普通话，因此不得不间接地获取信息或知识。我发现，想要对东西方进行解读困难重重。因此，我首先尝试将中国置于另外三种我更为了解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分析。我在自己所撰写的《文明的比较》（China，Japan，Europe and the Anglo-Sphere-A Comparative Analysis）[2]一书中就是这样做的。
凭借我先前的所有体验和交流经验，相较于之前那本书中对于中国进行精练的综合描述，这次我想要尽可能地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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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写这本书意味着我正在尝试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要写一本有关“中国”或“中国人”的毫无争议的书，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一句断言或是概述都有可能引发争议；可能被高度认可，也可能只是说明了一部分的事实。
第一，中国如此之大，对于它的评述可以说是没有完全准确的。即便是在中国的一个省份内（大小通常相当于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准确来说，每次在进行简述时，都应遵循像“在云南的西南部……”这样的形式。这种表述是极其冗长又乏味的，但为了做到高度精确，这又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历史上的中国是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的。比如文人墨客与下里巴人、市民与村民、男人与女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差异。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情况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对于中国的每一句点评，都应该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在年长的、受过教育的、富有的城市居民当中……”或者可以这样表述：“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村居民……”要想涵盖如此庞杂的内容，需要的是一部百科全书，并非只是一本读物。
第三，中国社会虽然具有一种深刻的连续性，但也会不断地产生变化；有时，它改变的速度甚至相当之快。套用1989年中国社会的情况来描述30年后（2019年）中国社会情况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少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一点也被放大了不少。19世纪晚清的发展现状，不同于17世纪下半叶的清初，更不同于15世纪的明朝、12世纪的宋朝或8世纪的唐朝。因此，对于中国的每句评述也都应该带有特定的时代性，例如“在南宋时期，在东海岸，在文人墨客当中……”。
第四，正如我将要进行的更为具体的描述那样，中国与所有文明一样，不是建立在一个单一连贯的（发展）逻辑基础之上的。它包含了许多的矛盾点和对立面，以及尚未得到缓解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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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有关于中国人的话题而不引起丝毫争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点，我发现这么多年来，自己始终没有认真地写过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文章。我可以就此停笔，或者只是用影片和日记来记录我们的旅行、细致地描述当地的风土人情，又或许可以放弃对我们在与中国的多次接触中所学到的东西进行交流的任何尝试。
相反，我决定将小心谨慎暂时放到一边，并且试着对自己的看法进行概括。我遵从了爱因斯坦的建议，即“大致正确好过完全错误”。我所受过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所有训练告诫我不要去做一件事：在未引用原始数据或许多其他专家观点来为自己的结论提供大量理据的情况下，仅凭自己有限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而我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你是一个反对根据一系列直觉下结论的读者，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描述科学是如何发展的时候所采用的“先猜测，后论证”的方法，必然是有缺陷的，那么这本书并不适合你。
同样地，如果你作为一名读者，认为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文明是无益的，认为我阐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是如何受到中国人质疑的是无益的，那么这本书也不会是你所中意的。我写本书的目的，在于鼓励读者作为我的同伴，与我一起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来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常常需要表明我是谁，我的想法是什么，我通过将自己的经验和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了什么。
同时，这也是一种很冒险的研究策略，且并非经常在跨文化研究中使用。我曾采纳了这种策略的改良版，用于帮助自己理解日本文化，并撰写了《日本镜中行》（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一书。通过这本书，我将观察视角从已知的、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转移到了未知的、难以想象的日本文化中。这本书似乎让读者非常受用。因此，我采纳了与之相同的方式，但要分析中国的复杂情况，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
这是完全基于个人经验的指南。阅读本书将把你带入一场探索发现之旅。你在本书中将看到的中国人，是一位年长的、来自中等收入阶层的白人男性眼中的中国人，也是一位英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人。可能会带有种种偏见，但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或许你会得到一些意外收获。
倘若你对我提出的见解感到忧虑或是不信服，可以自行查找相关信息。现在要在网络上或在与中国有关的大量文献中找寻任何一些话题的相关资料，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容易的。倘若我所描绘的中国挑战了你先前对中国的看法，正如中国挑战了我曾经对它的印象一样，那便正是我期望看到的一幕。
[1] 此节目改编的图书中文版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书名《剧变：英国工业革命》（2018年）。——编者注
[2] 此书中文版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22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