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煤炭的政治经济学

1796年春天，著名工程师、建筑师本杰明·亨利·拉筹伯（Benjamin Henry Latrobe）参观了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城外的煤田。对詹姆斯河北岸煤矿的考察给这位来自英国的31岁移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如此多的财富！地下10英尺[1]左右的地方就埋藏了大量煤炭，煤层厚度将近30英尺，而且还有很多煤炭没被发现！”他在4月19日写道，“开放煤坑宽度大约50码[2]，深度30英尺。很多时候，工人的工作就是顺着5英尺多宽的小道进入煤场。还有一大半的煤留在高达屋顶的煤堆里。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更好地考察这些煤，然后提出更好的建议。”那年夏天，拉筹伯在匹兹堡写道：“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证据，我可以确认，美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根据他对煤炭在英国工业经济中地位的了解，拉筹伯展望了旧自治领[3]的未来。他在6月17日写道：“我对自己的专业领域非常熟悉，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情况和欧洲所发生过的一切，我希望这里的煤炭运输业能像欧洲一样好。”

在其他观察者看来，旧自治领必将成为美国煤炭贸易的中心。旧自治领作为美国独立之后努力保证其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殖民地，为满足国内矿物燃料的需求，其供应量不断增大。里士满盆地的煤矿已经做好了满足这些需求的准备，而且鲜有竞争者能够与之匹敌。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奇·考科斯（Tench Coxe）在1794年写道：“那些位于海港的弗吉尼亚州的煤矿主，在对北方各州的供货方面占据了垄断地位，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对于美国早期的爱国者、生产商和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旧自治领的煤田蕴含了无限的希望。到了1808年，拉筹伯对里士满地区的煤矿依然有很高的期望。在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关于内部升级项目的著名报告中，他认为“大西洋的海港很快就会依赖来自詹姆斯河煤矿的煤炭”，“它早就依赖众多生产商提供的燃料，而且海港周围10英里[4]以内的铁匠铺也需要弗吉尼亚州的煤炭供应”。

对于里士满盆地北部来说，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炭是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山区的土地所有者对于巨大的无烟煤储量并不感兴趣。宾夕法尼亚州的无烟煤和里士满的烟煤不同，它在家用和工业用领域都不太受欢迎。虽然一些当地铁匠使用过无烟煤，但无烟煤在城市并没有获得太多市场份额。就算是在费城，当地人也普遍认为无烟煤在壁炉和锻炉中难以燃烧。到了1803年，费城人在人行道上铺设了30吨来自利哈伊的无烟煤，以此替代小石子。在测试中，当无烟煤的火焰熄灭之后，他们实在想不出该怎么用这些无烟煤。10年后，乔治·舒梅克（George Shoemaker）用9辆马车将无烟煤送到了费城，其中7辆车的无烟煤是免费的。一名观察者回忆道：“实际效果并不好。那些试用无烟煤的人说，这种煤和石头一样。舒梅克是个骗子。”费城的水务部门有2部燃烧木材和煤炭的蒸汽引擎机，可以用来为费城供水，他们也拒绝了舒梅克的“石头煤”。到了1809年，他们每天都要烧掉超过1吨的里士满烟煤。

因此，相较于宾夕法尼亚州，反而是弗吉尼亚州承担起了为这个年轻的国家提供矿物燃料的责任。里士满盆地小规模运营的煤矿主将黑色的煤炭送到东部海岸，享受着对新工业极为重要的先发优势。从弗吉尼亚州的旷野中传来的初步报告让西边各县非常不安。更重要的是，报告中还提到地下埋藏的大量烟煤距离地表很近。虽然在建国早期，这里的矿产开发程度并不高，但是俄亥俄州和卡纳瓦的矿产资源看起来无穷无尽，而且开发难度不高。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两侧的旧自治领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矿产宝藏。

但是，里士满的煤产业领导层很快开始解体，宾夕法尼亚州东北山区的无烟煤和西部各县的烟煤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了1886年，宾夕法尼亚州开采了1500万吨煤，占全国总产量的78%，而旧自治领的产量只有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4%，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煤产量总计75万吨，在当时美国煤炭总产量中占比不足3%。宾夕法尼亚州在煤炭业的主导地位，让其在19世纪中叶建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经济。州内的钢铁产业在烟煤和无烟煤的助力下蓬勃发展，烟雾笼罩的费城和匹兹堡印证了廉价的煤炭对于城市发展和工业生产的价值。宾夕法尼亚州看起来已经验证了本杰明·拉筹伯等人对弗吉尼亚州的预言。没人能够预见旧自治领煤炭业在南北战争时期的飞速衰退，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快速崛起为美国矿物燃料的主要供应地。

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故事中蕴含着一个美国工业化历史中的重要问题：地区差异。两个拥有类似资源的州，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为什么旧自治领的大量煤炭在南北战争期间没有得到开发，而宾夕法尼亚州的开采量却在同一时期达到百万吨级？多年以来，学者就美国南北方工业发展的差异提出了各种见解，如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劳工制度，每个地区有不同的资源，北方城市更为发达等。而“限制工业”的主要原因，则总是被归结为奴隶制。

但是，很少有学者会对比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州政府在南北方发展差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得到重视。大多数时候，政治制度反映的是经济或者社会趋势，又或者是地区标签，很少会在地区经济差异中扮演活跃的角色。毕竟，南方的奴隶制在美国建国前就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问题是，南方和北方是如何出现不同程度的工业发展的？这种差异是否与政治因素相关，即州政府是如何为动态化或者毫无起色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的？

本次研究对比了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炭业发展情况，凸显出这两个州从19世纪早期工业市场的出现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粗放式管理中存在的差异。这段时期对美国工业化非常重要，煤既是生产所需的重要燃料，也是一种需要大规模管理和技术协调的资源。19世纪的美国生产者也使用了木材、水利或者畜力作为能源，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矿物燃料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整个19世纪，煤炭的开采可以看作工业发展的晴雨表。正因如此，拉筹伯作为工业发展的见证者，积极记录了弗吉尼亚州早期的煤炭贸易，解释了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煤炭业后期的发展，以及它们对美国工业革命早期的时机把握和后期发展之间的关系。

当然，拉筹伯个人只能记录19世纪采煤业发展的一角。各个州政府制定了包括各种政策在内的一套制度性框架，在煤炭贸易的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考虑到19世纪工业化的高歌猛进，各个州政府诸如内部升级、地质勘探和制定企业规章制度等计划却局限于州际范围之内。但是，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这些政策才为经济发展准备了制度性环境。如果没有这些州政府层面的框架，自然资源就不能得到开发，企业发展就会陷入停顿，技术创新也缺乏支持。相较于大自然，是政治促进了美国矿物燃料经济的进化。

如果要形容一下19世纪的工业能源，请想象以前美国乡间随处可见的水车。为了修建一个水车，需要消除自然溪流的曲折，以及那些可能会影响水流的障碍。水道经过改造后，水流可以推动水车，提供充足的动力。做工糟糕的水车不可能创造出强劲的水流，强劲的溪流也会因为撞击岩石、不断分流而失去力量。在19世纪的煤炭贸易中，企业、技艺娴熟的劳工和积极投资的资本可能因为制度框架糟糕的扩展性而失去动力。同理，一个构架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溪流和水车的比喻不过是19世纪政治和社会构架之间互动的简化版。通过对比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立法方面的不同点，本书之后的章节展示了政治与社会互动中更为复杂的模型。宾夕法尼亚州为本州的煤炭贸易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制度框架——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水车。宾夕法尼亚州分布式的灵活经济政策制定机制，创造了美国国内最具有活力的工业区之一，但同时也滋生了腐败、党派斗争和地区仇恨等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的政策制定同样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立法机构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倡议也缺乏说服力。但是，宾夕法尼亚州分布式的政治营造出了一种有利于动态工业发展的环境。弗吉尼亚州的煤炭贸易从业者面对的是一个主动且以利益为驱动的政治体系，这套体系在一个为了限制州政府能动性并保证种植园主及精英阶层利益的框架内运作。南北战争之前的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制度虽然源自共和党人的理想，却无法像宾夕法尼亚州的同行一样推动各方利益。在南北战争前的岁月里，东部保守派的利益和西部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产生了矛盾，这阻碍了州内煤炭业的发展，显示出弗吉尼亚州政府配合经济转型时的犹豫。虽然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都是美国早期煤炭业的领军者，两个州内部的政策制定者却在19世纪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发展路线。

每个州都打造了自己的经济环境，但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纳为“强大的”宾夕法尼亚州和“弱小的”弗吉尼亚州。在19世纪上半叶，各州州长和立法者为了发展经济使用了各种办法，包括为各个行业提供补贴，为各个企业家团体提供特权等。这么做就产生了很多政治争议，例如运输网这样野心勃勃的工程，许多州在内战前都采用了一种“州里怎么办，出去了就照旧”的模式。19世纪30年代，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地臭名昭著的“运河大爆发”，就是这一模式的最好例证。当这些州的立法者开始相互捧场，交易选票，各个运河和道路项目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当烟雾消散之后，能够赢利的项目寥寥无几，州债务开始飙升。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到头来，州政府的角色从大家所熟知的积极管理者变成了粗放式管理者。对于内部升级项目的公开承保而言，这些论点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对于经济项目“州里怎么办，出去了就照旧”的模式，是否预示着内战前各州州政府的重要性在不断衰落呢？国家能动主义是否只存在于美国内战前的几十年呢？

从更广的角度研究各州政府的发展制度框架后，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19世纪政府政策的研究结果摒弃了以往单纯的“法庭与政党”的观点，转而投向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即各参与方和制度时而相互协作，时而相互为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政治选项，其中还加入了许多19世纪立法者喜欢的临时交易，而这一切都会转化为“政府政策”，甚至或多或少地成为永久性的政府制度。独立的政治决定因为受欢迎程度、可赢利性，或者为了方便等原因融入政治制度，这导致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难以用正式的模型或者公式进行研究。即便是微小的政府制度的变更，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过往工具主义或者多元化模型的调整。

奴隶制在工业发展中的影响，为理解19世纪南部各州的政治经济学带来了挑战。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对于南部各州的发展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们经常无法分清奴隶在工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奴隶制对州政治制度框架的影响。与之相反的是，本书强调了奴隶制对于南方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南方工厂主在商铺、锻造场和工厂中对奴隶的使用。也许这种观点离题太远了。但是，奴隶制的可讨论性很高，不论这种特殊的制度是否存在，都不会是南方工业化滞后的罪魁祸首。从一个更广的角度审视工业发展的制度因素，可以得到一个应对这些悖论的解决方案。南方各州的政治框架展示了奴隶如何为自己主人的工业生产赢利，以及奴隶制对州资本市场、政治发展和经济的影响是如何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

政治制度的变动，也影响了州一级政治经济的发展。内战之后的时代见证了一些变革，包括选举范围扩大，更公平的选区分布和一个动态的两党系统。立法机构在顽固派精英的反扑之下，变成了争夺美国式代议制民主未来发展方向的战场。他们并不能一直面对这种挑战。正如一位研究政治分摊的专家所说的那样，州立法机构“很少被看作一个可以让最聪明或者道德最高尚的人作为立法者，并以大众利益为目的进行讨论的论坛”。又或者如宾夕法尼亚州波兹维尔《矿工月刊》的编辑们在1825年所说的那样：“虽然用咳嗽和推搡来打断夸夸其谈的人似乎存在争议，但和民意立法相比，这已经是一种相对可取的办法了。”

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水车并不总是建立在完善的原则之上，几乎没有能供历史学家研究的标准化模型。但是，在美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州立法机构依然掌握了绝大多数权力。内战之前，个体企业主会向立法机构寻求直接的奖赏、特别贸易特权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援助。但他们得到了不同的答复。当乔舒亚·怀特（Josiah White）和厄斯金·哈泽德（Erskine Hazard）寻求可以改善利哈伊河运输以及发展无烟煤贸易的企业执照时，立法机构非常乐意给他们“自我毁灭的特权”。但是，当铁器制造商要求因为在融化生铁的过程中使用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而获得直接奖励的时候，他们的请求却停留在委员会，最终没有通过。“市场革命”和商业利益对内战前的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州议员是另一个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的群体，他们有的时候为创业计划提供帮助，有的时候却成为创业计划的挡路石。不论制度发展在设计和执行上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应该进行一定的研究。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样可以传播一个观点，即政府制度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他们可以“用更现实、统一和包容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历史”。

这些制度因素是如何对早期美国煤炭业造成影响的？在弗吉尼亚州，保守型政体形成了一套很特殊的代表和管理体系。弗吉尼亚州东部继续坚持自己的传统权力构架，这套体系有两个基础，一是根据州自由人和奴隶人口分配的立法制度，二是由当地传统大地主充当骨干的地区制度。这些制度也相应地维护了富有而强大的精英阶层，但这是以牺牲小地主、新兴的制造业和西部弗吉尼亚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套体系所孕育的经济政策传递了一个非常一致的信息：保护地产价值，提振农业利益。在很多时候，维系奴隶制都会变成这项政策的第一要务。虽然在内战前的这段时期里，旧自治领的采煤业一直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但他们发现自己一直被政治领导人边缘化。作为局外人，煤炭商人不断尝试重塑弗吉尼亚州的政体，使之更加公平合理，但是保守派领导层却竭尽全力反对任何可能影响地主、精英利益的行为。

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也倾向于本州的精英阶层。但是，他们难以控制以人口为基础，并根据州内人口的地理分布而调整的选区设置。西部山区的大地主、中部各县的铁器生产商和费城的金融业从业人员都在抱怨立法机构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反而偏袒他们的竞争对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说得没错。纵观整个19世纪，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部门创造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和不断竞争的派别势力。在这一片嘈杂的声音中，最与众不同的可能就是哈里斯堡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当然，对于经济如何发展的建议各有不同，但是政策制定者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辩论，以及非正式的票数交易、相互站台和毫不避讳的腐败中，中和了各路意见中的不同点。哈里斯堡做工糟糕的水车，成为煤炭业发展的强劲引擎。虽然这套体系制定的政策毫无一致性可言，但是宾夕法尼亚州东西两侧的煤炭贸易却因此受益，采煤规模大幅扩张。

通过将煤炭业视为地区经济变化的晴雨表，笔者研究了公共政策和南北方经济差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解答美国早期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问题。两个州之间的差异并不单纯是奴隶制或者政府结构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中这两个主要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结构为水车提供了一个轮廓，但这套结构的动力来自类似于弗吉尼亚州奴隶制的未来、宾夕法尼亚州对个人机遇的保护，以及每个州内部交通网的快速发展等议题。制度框架和政策讨论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元素。但是这还不足以全面了解各州的政治经济，细心的学者必须弄明白，这些元素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在本书之后的章节，笔者希望通过重述在美国工业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煤炭的故事，探寻美国历史中地区差异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