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拥抱不服从
第一章 在图书馆里翻跟头的意义
用聪明的方式打破惯例，获取成功
无论高中课本是怎么讲的，查尔斯·达尔文并没有发明进化论。[1]或者，好吧，他发明了，但是他并非一手包办了这个理论。在《物种起源》这本改变世界的奇书序言中，达尔文列出了30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在达尔文之前就以超凡的勇气质疑了与自然有关的正统的知识和宗教观念。
这些前辈为他们的勇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听说过阿慕尔·本·巴哈尔[2]吗？运气好的话，或许能找到一个以他为原型的冰箱贴。阿拉伯学者称贾希兹为“进化论之父”，并且理由相当充分：他早在公元860年就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比达尔文早了近一千年。贾希兹试图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从非洲和亚洲引入伊拉克的动物，有些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另一些却得病死了。[3]回馈他这一生物学发现的，是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家乡。巴格达的统治者还以极具中世纪色彩的手段处置了资助贾希兹研究的富人，[4]他被士兵关押进监狱，然后用铁女架[5]处死。
你可能会想，这下科学家肯定引以为戒，把他们奇怪而危险的理论当成秘密，守口如瓶。然而约700年后，到了16世纪，又有一位叫作伯纳特·贝利希（Bernard Palissy）的法国科学家大胆挑战天主教权威，认为教会宣称地球仅存在了几千年的说法有误。贝利希注意到潮汐和风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对地貌造成肉眼可见的变化，因此他断言地球肯定不只才存在了几千年（但他拒绝回答地球究竟存在了多久）。贝利希还提出几千年前的大象肯定和如今的大象长得不一样。这种物种演化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异端邪说。果不其然，他得到的奖励是几度被捕，被处以鞭刑，连著作也被销毁。最终他还被绑上了火刑柱。
其他被达尔文列出名字的科学家的境遇则稍好一点——当权者没有放逐或处死他们——但是他们的一生也绝对称不上顺风顺水。他们被斥为异教徒，受到监视和审查，甚至遭到殴打和死亡威胁。最亲近的家人也与他们断绝关系。这全都因为他们质疑《圣经》的教义[6]，例如动物和人是在六天内被创造出来的；上帝是推动进化的唯一力量，以及人类是上帝的巅峰之作（仅次于天使）。质疑正统观念使他们成为局外人，成为一种威胁，一个活该被折磨和处死的异教徒。
我用达尔文的前辈作为例子，是为了突出许许多多——当然他们算不上大多数——异见者、标新立异者、变革者、不服从者和局外人为进步而付出的代价。有些进步是偶然发生的，并且受到欢迎。但大部分都是因个人大胆地违背社会规范而促成的。起先是某个人注意到已有的正统思想多多少少是不合理的、僵化的，甚至是危险的，于是拥护与之抗衡的观点。[7]接着，多数派中有些成员决定公平对待新思想而不是嗤之以鼻。大多数情况下，提出异议能够推动进步，消除异己则可能减缓文化发展的速度。
达尔文的前辈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达尔文成功了，而他们却失败了？诚然，达尔文也曾收到恐吓信，也被19世纪的匿名喷子斥为异教徒，但是他的思想后来为大部分人所接受。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推选他为英国皇家学会（现存最古老的科学学术机构）的院士。他还因解释珊瑚形成的研究被授予皇家奖章。普通读者喜欢读达尔文写的冒险故事书，他还给那本书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小猎犬号航海记》。在美国旅游频道和《国家地理》还没有诞生的时代，达尔文的书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还丰富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如果那时公路旁竖有广告牌的话，上面肯定贴满了由他代言的运动鞋和巧克力奶广告。试想一下，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有多少与达尔文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为什么唯独他的不服从如此有效呢？
要想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写好几本书，需要对达尔文和他的前辈们进行广泛的历史分析。但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我们可以提出几种有趣的可能性作为答案。几十年来，研究者探讨了大量主题——情绪、自我调节、创造力、说服力、少数派影响、群体间冲突、政治心理学和群体动力学——来揭示我们如何成功地提出分歧和异议。科学还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有的多数派成员会接受不同意见，从而提高了有价值但具有颠覆性的不服从思想生根发芽的可能性。
达尔文并不具备这些知识，但他凭借直觉采取了一系列成功的不服从策略。例如，正如我们所知，如果异见者仔细研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偏见，相应地调整其言论和行为，就能大大提高说服他人的可能性。对达尔文而言，他明白提出生命另有起源而非上帝的灵光必将引起当时人们的反感。毕竟他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著作就因表达演化观点而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因此，为了不让自己受到精神伤害，年轻的达尔文在完成进化论初稿后等待了整整15年，直到另一本颇具争议的书《自然创造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后，他才相信社会做好了准备——或者说做好了它所能做的最充足的准备——来理解他那样颠覆性的思想。他的书终于出版了。“在我看来，”他写道，《自然创造史的遗迹》这本书“在消除偏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人们接受类似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家强调交流方式的重要性，认为有原则的不服从者应该采取避免引发听者抵触情绪的交流方式。达尔文就曾设法改进自己的论述。他的写作风格简单朴实，尽量避免运用专业术语，因此普通读者也能够轻松理解。他还擅长用类比做例证。[8]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纷纷陶醉于他对“无毛犬”和“爪子上长羽毛的鸽子”的生动描绘。读达尔文的书让他们了解到蚁群中的“奴隶”和“主人”如何相处，小鸡失去对猫和狗的恐惧时会发生什么（场面可不好看），以及蜂群如何建造伟大的工程。除了给读者带来乐趣，达尔文还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能够理解”和“我们会发现”等措辞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他们成为参与者。他还通过提出“对这些现象我们能做何解释呢？”这样的问题来唤起读者的责任感。虽然比不上现在的交互式电子游戏，但是以当时的标准，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引人入胜了。
通过对那些成功为人所接受的异议进行研究，研究者还发现盟友在非传统思想的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方面，达尔文的表现也相当亮眼。《物种起源》出版前一年，达尔文收到了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寄来的一份手稿，手稿中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一种可与进化论相竞争的理论。由于达尔文已经推迟了自己的出版计划，所以他担心华莱士将独自把发现进化理论的荣耀收入囊中。为了抢占先机，达尔文托朋友在不久后的一场公开会议上做陈述，展示了华莱士的手稿和盖有邮政日戳的信封，以表明自己更早得出结论。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没有出席，但是达尔文的“四人军团”，即同为科学家的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阿萨·格雷（Asa Gray）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后者自称“达尔文的斗犬”），以自己的信誉做担保，替达尔文据理力争。达尔文的演讲能力并不出众，但是他的朋友们能言善辩，为他赢得了专业人士和大众的信任。
达尔文运用多种具体策略，成功地把自己的理论推销给大众，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看法。达尔文的这几条策略，再加上后续研究，帮助了他更加灵活有效地说服其他人。我确信这一点，是因为10年来我一直在探索有新思想的人如何获得勇气表达自己。我曾独立进行研究，也曾与人合作或整合相关研究，设计出了一些实用的策略，用以捍卫在他人眼里稀奇古怪或有威胁性的观点。我把这些策略传授给企业高管、政府情报部门官员、全球金融领袖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杰出人士。这些干预措施卓有成效，并且也得到了有关研究的科学论证。无论我们的目的是对传统智慧做出微小的改进，还是像达尔文那样发动认知革命，我们只要再多努力一点，就能有更大的概率让持反对意见的多数派成员克服心理阻碍，给变革一个机会。
当然，颠覆性思想能否为人所接受不单单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人类作为部落动物[9]，经常牺牲理性来巩固我们的集体归属感，无论我们是想要从属于某个政党、运动队、宗教、性别、种族群体、原籍国家，还是拥护某种音乐流派。部落思维促使我们对非正统的思想家施加“前所未见的惩罚”，尤其是当我们把他视为“他者”或外人时。为了创造条件让不服从行为获得成功，我和我的同事们基于研究提出了几条策略，帮助人们灵活面对不熟悉且可能令人不快的想法。这些策略能够提高人的包容心，促进文明对话，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环境，让不服从者在其中如鱼得水，也让多数派成员从不同意见中获取更多价值。
有原则的不服从者在当下的价值要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其中赫赫有名的几位包括冒着生命危险为巴基斯坦女性争取教育权的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帮助美国超过375名被误判的囚犯洗脱罪名的彼得·诺伊费尔德（Peter Neufeld）和巴里·谢克（Barry Scheck）。他们每个人都在大声疾呼，要求变革。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无闻但同样在抗争的人。可惜的是，很多斗争没有获得成功，社会也并没有以合理的方式迎接他们的抗争。
2020年，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一位老年妇女在集会上举牌抗议，牌子上写着“时至今日还要为这种烂事抗议，真是匪夷所思”。我们很多人对此都感同身受。但是，尽管变化发生得很缓慢，尽管这个世界有时看起来很黯淡，颠覆性思想并非命中注定被忽视、否定或禁止。如果学会更有效地回应不同意见，我们就可以克服恐惧和不信任，用更优秀的思想取代普遍为人所接受的观点，建设更好的团队、组织和社会。
如果达尔文那30位不幸的前辈在独自踏上探索之旅前阅读过《不服从的艺术》，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指导读者提高他们作为异见者、标新立异者和变革者获得成功的概率。[10]当然，我更习惯称他们为不服从者。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帮助读者为其他不服从者创造成功的条件，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虽然标新立异的想法有其重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不服从者也不能指望世界会自动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如果你打定主意与“人”或“机器”对抗，那么必须做好长远打算，为自己装备上心理盔甲和武器，用以科学为依据的策略来捍卫你的思想。同时，你还必须让其他人也做好准备，更有效地接受新思想，而不是像他们惯常做的那样，弃之如敝屣。
《不服从的艺术》可以被看成一本写满了各类食谱的烹饪教材：有的教你从被人忽略的生活和工作资产中汲取利益；有的教你容许异议的存在，并且在异议出现时欣然接受它；有的教你如何有效表达不受欢迎但很重要的观点，以及如何更好地捍卫它；还有的教你如何应对作为不服从者与不服从者打交道时产生的不适感。在每一章的结尾处，我将提出一些核心建议，告诉你如何引入新事物，把变革纳入现行体制。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向你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抵制新思想，而社会又为什么迫切需要我们之中有人发出不服从的声音，以此让你做好反抗的准备。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将提供一些支持新思想的策略。通过阅读这一部分，你将学习如何在交流中让他人对你心悦诚服，如何吸引有价值的盟友，面对他人的反对时如何坚守本心，以及当你的观点被主流所接受时如何负起责任。本书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议，其目的是构建一个对不服从思想更加包容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更能充分利用新思想带来的机遇。我将在这一部分展示如何与不服从者建立良好关系，如何从团队中的不服从者身上汲取智慧，以及作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如何培养下一代的不服从精神。不服从很重要。我希望帮助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学会更谨慎地质疑他人，也学会在面对质疑时放下防备。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责我把不服从看得过于浪漫了。毕竟根据《剑桥词典》的定义，不服从意味着“拒绝服从地位比你高的人，或有权告诉你该怎么做的人”。其实这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但有时他们的做法非但对社会没有好处，还有可能造成伤害。而原则性不服从是一种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的不服从，它造成的附加伤害是极小的。有原则的不服从者为宝贵的重要思想提供了发展动力。在某些时刻，他们会有意识地走出舒适区，离开群体的庇护，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至少不全是），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希望我们之中有更多人能迈出这一步，也希望社会不再因此惩罚我们。
定义不服从
不服从也有好坏之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排除那些出于错误原因而不服从的人。他们或许是一时冲动，或许只是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安排，也或许只是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我希望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善良正直的不服从者。“原则性不服从”是我为产生社会贡献的不服从取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以下公式来理解：
就算你不是数学迷，也不用担心。我们这就来拆解这个公式。偏离常规是定义原则性不服从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我把它放在了乘数的位置。
要记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种特殊的偏离常规，是有人有意为之的。成功的不服从与无知、胁迫、冲动或随机无关。如果你是因为无视当下的行为准则（无知）、被迫唱反调（胁迫）、禁不住唱反调的诱惑（冲动或缺乏自制力）或者根本不在乎自己每天做了什么，才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那实在没什么可骄傲的。
如果你自觉选择了不服从，那么你的动机就很重要。我把真诚纳入公式中，就是为了确保原则性不服从行为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而不是肤浅的个人喜好。有原则的不服从者在行动时遵循本心。他们不会任他人予取予求，也不会拙劣地模仿前人。他们因自己的独特性和个体性获得安全感和力量。鉴于大众对虚伪的敏感程度，如果你想在对抗权威时为自己增加一丝胜算，那么最好保持真诚。
在公式中加入贡献这一因素，是为了确保有原则的不服从者把创造社会价值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在我的构想中，原则性不服从是一种善意而关怀的举动。他们质疑权威不是出于蔑视（认为自己应该凌驾于社会规范之上）或恶意（无缘无故想要惹怒大众或少数掌权者），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例如通过犯罪来获得经济利益）。他们质疑权威是为了以某种方式回报别人。贡献使原则性不服从区别于其他自私的、破坏性的、肤浅的不服从。它要求不服从者在质疑和攻击社会正统前，仔细考虑可能产生的危害。
贡献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要求不服从者尊重他人，对不同意见持开放的态度。例如白人至上主义者绝对不属于贡献的范畴。诚然，他们也是不服从者，但是他们的思想被仇恨和偏执毒害了，历史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毫无益处。你可能已经遇到过与你持不同政见或不同信仰但是很讲原则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人是善良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走向偏激或思想逐渐封闭，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我所定义的有原则的不服从者。
最后，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公式中至关重要的分母——社会压力。没有风险，不服从就失去了意义。对原则最大的考验，就是看你在局势不利时还能否坚持原则。当你忍受痛苦，踏出背离群体庇护的第一步时，不服从就开始了。你要把查尔斯·达尔文的故事记在心里，永远不要低估把自己的思想展现给世人的危险。你可能会成为人们曲解、批评、蔑视甚至仇恨的对象——这正是我所定义的原则性不服从的后果。
不仅如此，我还希望社会能够鼓励和奖励原则性不服从行为，就像我的母亲和祖母为我做的那样。12岁时，我曾问我的拉比[11]，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吃虾，而不能吃金枪鱼。博学的拉比拒绝回答，因为我的问题在他看来就是挑衅（犹太人的律法禁止犹太人吃虾）。我故意把虾和金枪鱼说反，为的是说明如果无论哪种食物都能被视为亵渎神明，那么这条规则就很荒谬。我的问题其实很合理，但是拉比并没有认真考虑。开车回家的路上，妈妈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边对我说：“继续质疑规则吧，直到得到正确答案。”
次年，妈妈就去世了。我的祖母成为我的监护人，她也是个鼓励反抗的人。作为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女性之一，她告诉我，尽管权威人士有其智慧，但我们在判断他们时，要以其行为而非言辞为依据。在她看来，人们很容易向权威人士屈服，但我们应该赞美那些敢于对团队、组织和社会团体中的权威人士说“不”的人，我们还应该努力让自己身上闪耀这种勇气的光芒。
我以这本书向我的母亲和祖母致敬。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鼓励那些值得被倾听，但是却在苦苦挣扎，甚至处于放弃边缘的人。如果没有人以符合原则的方式偏离社会早已写好的脚本，人类生活不仅会没有那么公正、安全和繁荣，也会少了趣味和启发。坦白来说，这使得社会的持续进步岌岌可危，连我们的理智也会受到威胁。
开篇时，我讲了一位已故男性（达尔文）的故事，讲他如何打破固有认知并取得成功。现在，我要讲一位还在世的女性的故事。在我读大学一年级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位朋友正坐在图书馆里学习。就在我努力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出现了。但是她并非站在书架间悠闲地翻阅书籍，而是一连几个侧手翻朝我们直冲过来。她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停下，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把手伸向我，说：“把你正在看的书给我。”我迷茫地把书递了过去。她随便翻开一页，在上面草草写了些什么。“读到这一章时，给我打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她又翻着跟头走了。
我惊呆了。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原则性不服从行为，这个女生打破了长期以来基于性别的约会规则。一方面，社会一直教导女性隐藏自己的欲望，压抑自己的感情，被动等待男人的接近。另一方面，社会鼓励男人自信地去寻找情投意合的伴侣。而这个女生不仅主动约我出去，还用了十分独特的方式。她掌控了那个图书馆里的学习空间，送给我一个让我至今仍在思考的故事。想象一下，如果由于现有的社会脚本太过压抑，像她这样的人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人以哪怕微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想法和做法。如果没有这些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灵魂，我们还能有多少机会体验诸如好奇、灵感乍现、敬畏、钦佩、振奋和欢欣之类的情感呢？
几周后，我给这个女生打了电话。我们见过一次面，但没有发展为恋爱关系。一年后，我转学到了另一所大学。迎新周期间，我又在校园里遇到了她——那个不可思议的会侧手翻的女生。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问她，如果她碰巧在图书馆学习，有个人在她旁边做体操运动，只是为了跟她说一声“给我打电话”，她会不会觉得奇怪。她笑着说了些什么，大概意思是“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约男生出去”。后来，她成为我的初恋，我们约会了一年多。
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成为“局外人”，我建议你大声说出来，让别人听到你的想法。不要等，不需要当权者的批准，现在就做，留下属于你的印记，教育和启发其余人，改变世界，倾听其他想要发声的人。但是，看在老天的份上，学学达尔文吧，做得聪明一点。
核心建议
1.深思熟虑，严于律己。有名的不服从者，例如查尔斯·达尔文，采取具体策略把自己的理论推销给主流大众。你也做得到。
2.明确盲目性不服从和原则性不服从之间的区别。如果你的行为发自本心，真诚可靠，并且能为社会做贡献，那么你的不服从就具有原则基础。
3.不要以为不服从是理所当然的。原则性不服从对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使你和身边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我们可以把进化论概括为四个词：变异、选择、保留和竞争。变异：自然界存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可能对其生存和繁殖有利，也可能不利。选择：拥有对生存和繁殖有利的特性的生物比其他生物更聪明，寿命也更长。保留：生物的特性不同，存活率也不同，最终只有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生物才会被保留下来。竞争：竞争对手和气候条件等造成的压力一直存在，时刻考验着生物的某些特性是否有利于后代的健康发展。
[2] 阿慕尔·本·巴哈尔（Abu Uthman Amr ibn Bahr al-Kinani，776—869 年）是阿拔斯王朝早期著名的文学家，因凸眼而得名贾希兹（Al-Jahiz，意为“凸眼人”）。——译者注
[3] 在其作品中，贾希兹尽力分析动物躲避天敌和繁殖生存背后的竞争机制。他观察了数十种动物，指出“环境因素促使动物发展出新的特性以求生存，从而使它们变成了新的物种。幸存下来的动物通过繁殖把有利的特性传递给后代。”他的著作《动物书》震撼了阿拉伯世界，也提醒我们运气和环境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影响。
[4]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uhammad ibn Abd al-Malik），绰号伊本·扎耶特（Ibn al-Zayyat）。有人可能会认为，努力记住这些复杂的名字也是达尔文在发现进化论方面获得殊荣的原因之一。
[5] 铁女架是一副女人形状的棺材，盖子内侧装有尖刺，用刑时将犯人塞入再合上盖子。——译者注
[6] 以下是对《圣经》中创世故事的简略总结。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第二天，上帝继续创造了天空。第三天，上帝让地面从水中露出来，并且创造了植物。第四天，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上帝创造了鸟类和水生动物。第六天，上帝创造了陆生动物和人类。第七天，上帝安息了。关于上帝是在两天内还是六天内创造了动物和人类，一直存在争论。
[7] 与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揭示的规律相似，比起神创论或智能设计师造物理论对于文化和技术变革的解释，进化论的观点更简明和准确。
[8] 科研人员对这种修辞手法嗤之以鼻。但是为达尔文赢得读者欣赏的，正是他与读者的这种沟通方式。
[9] 有的人在听音乐时会偏好某种类型而鄙视其他类型，这其实是一种被低估的部落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
[10] 提出异议、违背传统和不盲目服从都属于不服从，但不服从不止于此。在一个以下层阶级必须遵守上层阶级制定的方针政策为先决条件建立起来的社会等级结构中，不服从是一种明确的反叛行为，是故意违抗上级或权威的命令。我喜欢“不服从”这个词，因为它的否定性含义最强，尽管不服从的对象取决于权威人士、主流或正统拥护什么。许多类似的例子都提醒我们现状往往是完全错误的，需要不服从来使其回到正轨。
[11] 拉比（Rabbi），犹太人中的一个特殊阶层，熟悉犹太教律法，是教师和智者的象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