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拿到王洪军教授《谶纬天学与汉代文学》这部厚重的书稿，遂产生诸多复杂的感受。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学术的多元化展开，许多原本冷僻的研究领域亦均被学界所关注，并逐渐向深度掘进，诸如谶纬、道教及八股等，目前都有一批研究精深的专家在潜心钻研并出版了相关的重要成果。由于个人的兴趣与学养，我一向对这些领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我认为决定中国文人人生际遇与文学思想本质的，乃是政治制度的变迁与学术风气的流行，故而更关注儒家与道家思想如何对历代政治产生影响，并向文学领域渗透。像谶纬之说、道教符箓及八股制艺之类的古代现象，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当然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但又认为它们在当今社会已销声匿迹，而且研究起来难度甚大，假如为此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觉得对个人颇不合算。于是，当年王洪军教授选择此一论题时，便有了本书后记中我那句奉劝他的话：“不是没有人发现谶纬与文学的问题，是人家根本不愿意碰这样的题目。”这是我当时的学术判断，也是我自己的心里话。尽管我对研究此类学问的专家充满敬意并会认真汲取其研究所得，但自己却不愿投身其中，生怕陷进去不能自拔，耽误了自身的研究计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始终未能涉足这些领域，就是我本人往往将学术研究与个人兴趣结合起来。我研究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是因为我敬仰像倪瓒那样处乱世而不改变其儒者操守的品格；研究阳明心学，是因为他能够遵从内在的自我良知而不为环境所改变；研究晚明文学，是因为李卓吾、袁中郎等人能够独抒性灵而崇尚真我等等。凡是不能与我个人的兴趣相契合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有一种隔膜感而不愿介入。

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深感自己当年的所谓“判断”不过是皮毛之见而已。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是儒、道二家，文学观念也主要以此为支柱。如果说这些是显性的树干，形成这些树干的根须却深藏于隐性之地下。倘若要弄清这些思想观念的生成原因和立体结构，实在离不开大量隐性文化要素的深入研究。比如我在研究《文心雕龙》时，认为其思想的主干显然是“征圣”和“宗经”，尤其是对于建立在此种思想基础上的师圣体经观念，从而构成了刘勰论文的主要思想基础。为此，刘勰还专门写了一篇《正纬》，似乎要与谶纬拉开距离。但他在《原道》中为文章寻找源头时，又指出其与谶纬之学密切相关。无论是其天文、地文与人文的整体逻辑架构，还是对于文明源头的概括，所谓“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其中既有《易传》的影响，同时又与谶纬的象数理论密不可分。这样的观念作为一种隐性的要素，在《文心雕龙》里时时能遇到。如果对此缺乏应有的了解，研究这部文论经典便会遇到不少困难。由此我逐渐认识到，历史研究离不开知识的考古，要弄清一种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也离不开各种相关文化要素的系统考察。更何况，谶纬在汉代绝非隐性的历史要素，而是对于政治、学术及诗文观念影响巨大的显性文化。由此，当看到洪军教授的这部书稿时，与当初立项时的感受便大为不同。除了自身的学术认知略有进益之外，主要还是被书稿所取得的研究心得及独特的论述方式所吸引。通观全部书稿，感觉到收获大约有以下几点：

首先，书稿认为，应从王权来源角度，即巫与王之关系，来说明三代以来政权的神秘性。三代以来的文化继承与思想传播基本上是由瞽史所完成。在早期文化形态中，巫与史、巫与儒、史与儒乃是密切相关的，社会赖以存在的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神验性成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政治的核心内容及思想的重要内涵。“哲学的突破”时代之到来，释放了理性和人性，诸子百家争鸣带来了思想界的空前繁荣。在战国时代，阴阳家的理论主张曾一度广为流行，并对秦汉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武帝隆儒，与儒学颇有渊源的方术之士、阴阳之学等等，遂采取依附于儒学的方式，在章句浩繁的极端学术思潮牵引下，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儒学体系之中，成为区别于传统儒学的汉人新儒学，其中以公羊学派及董仲舒为主要代表。汉代的谶纬之学至此获得了适宜发展的政治与学术空间，逐渐演变成为影响一代政治的重要的思想学术。将春秋战国的思想争鸣与汉代的谶纬之学以及对政治的深刻影响进行打通式的论述，对于中国早期思想源流的梳理具有较为重要的贡献。

其次，书稿从天文、天命的角度阐释“天地之心”此一经学理论命题的生成。古人根据“天事恒象”观念建立起以天文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天道循环、四时更替等自然法则进入思想领域后，遂演绎出政治家或士人的政治观、历史观。此类带有主观意识色彩的社会政治经验附会于汉代政治思想，致使谶纬之学逐渐显露，最终建立起了以天学为中心的数术知识体系，构成谶纬诗学的核心价值理念。此种由“天心”而“文心”的文论观念不仅对汉代诗学产生强力渗透，并且对魏晋以后的文论架构亦产生深远影响。

再次，书稿认为“人文以化”之最大价值乃是一种累积知识经验的现实关照，天文分野说便是此种先验性的知识体系。在继承先秦分野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分野的模式以及理论体系至汉代已基本成熟并臻于完善，在天人之学流行的汉代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中均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分野学说的理论深化促使人们去探寻地域文化及其政治影响，涉及人类学、人文风俗与地理风貌之间的关系，而地理知识进入文学叙事空间，产生了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稳定的文学意象，拓展了文学主题。天文地理向文学的全面渗透，形成了带有地理学特点的理论话语模式。我以为，此种天文分野模式的探讨，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源头与属性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书稿详细分析了经、纬、谶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其与当时文论话语的关联。认为纬是经之纬，谶依附于纬。谶纬附丽于七经，出现了七经纬，这便是汉代的七纬。汉代经学家的经学诂训格调庄重而典雅，其失则在于繁琐艰涩。谶纬的经学阐释则显得简单而随意，臆度漫说的轻松明显区别于经学严谨的学术辨析，达成了简净浅白的效果。但以阴阳、元气为核心的经学阐释体系之构建，对于象告、象喻思想理论的强制阐释，在《易》为六经源头的汉代成为主要的话语方式，此乃谶纬的经学理论贡献。而象言与言象，不仅是汉代文论的经典话语，亦为汉代以降文学理论重要的建构方式。此种对于中国文论话语隐性元素的揭示，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推进。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人们往往用厚重来衡量，但我认为厚重的内涵既不是看其项目级别的高低，也不是看其著作字数的多少，而是看其是否解决了学术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本学科中所拥有的地位。目前学界所提供的学术成果日益朝着增加厚度的趋势发展，动辄数十万言，甚至数百万言，衡量成果的价值往往成了字数的竞赛。其实学术著作的厚重性本应由其解决问题的重要程度加以判定，以及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了何种有效的理论方法与学术路径。就此一点看，洪军教授的书稿显然是颇有分量的。这除了上述所言的诸种创获外，我觉得其研究方式也值得一谈。谶纬问题牵涉面相当广泛，既有作为主流思想文化的儒家经学内涵，又有源远流长的巫祝传统，更与历代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最终又要落实到文论与创作的层面。因此，进行此一领域的研究必须具备历史的整体观，不仅需要各个领域的知识储备，还须拥有打通相关学术领域的视野与穿透力。由此，方可洞察纵向的历史关联与横向的文化多重面相。本书每一章都是一个分量颇重的学术专题，都需要具备此种整体的历史眼光与学科交叉的操作能力。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既取得了多种学术创获，又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价值。我想，这份丰厚的成果不仅属于洪军教授个人，也是对于当今学界的重要启示与贡献。

我虽则长期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与古代文论的研究，但主要领域始终集中于元、明二代，故而对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的关系做过较为系统的考察，对宋明理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出于教学的需要，对《庄子》《文心雕龙》也下过一定的功夫。在研究《文心雕龙》时，少不了对魏晋文论及汉代学术思想进行接触。以这样的学术背景，其实完全没有资格来评价洪军教授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之所以勉为其难地写下以上这些感想，完全是由于与洪军教授的一种人生缘分。洪军教授本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傅道彬先生的高足，博士论文做的是汉代博士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希望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目的是在自己所擅长的研究方法之外，通过合作研究以熟悉我所从事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道彬先生是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时高一级的同门学长，他的强力推荐自然应当听从。于是，我和洪军教授又多了一层学缘关系。他自2009年进站后，不仅顺利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还申报成功了博士后特别资助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显示了强劲的学术实力。在出站后，他于2014年负责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子课题“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多次一起商讨问题，切磋学术。他逐渐掌握了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不仅项目进展顺利，还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其中《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一文，结合具体的复杂历史环境论述文学思想的转型演变，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极强的创新价值，发表后被多家文摘所转载，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我们先后相处了十余年时间，并最终成为性情相投的学友。

在相处过程中，我们既有深入广泛的学术研讨，也有把酒言欢的情感交流。洪军教授为人低调谦虚，但又具一副古道热肠，凡师友之事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提供帮助。但在平淡谦和的外表下，又内含一股文人的侠气。记得洪军第一次来北京找我商谈进站之事，按我自己京外来客务必由我做东招待的行事原则，中午在附近的紫玉饭店一起吃饭。席间相谈甚欢，不免多饮几杯。饭后他和我争抢买单，结果钞票散落一地，引得路人频频回头好奇观望，这让我第一次领略了洪军教授真诚厚道的为人品格。他出站之后，得闲便不时来京相聚，俨然成为难以分别的好友。有一次来京公干，中午约了几位年轻朋友在裕龙饭店吃饭。大家兴致颇高，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后，洪军教授豪兴大发，一一和我在京外的学生与博士后打电话，相约中秋节来京相聚，并大声“威胁”：“不来就削你啊！”令我着实领略到洪军教授豪爽霸气的一面。我想，学问与人品其实是相通的，洪军教授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上较大的业绩与影响，与他真诚率直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在我们相处的岁月中，他的生活发生过许多变故，其中既有家中亲人的亡故，更有他本人屡次的疾病缠身。但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他不懈的学术探索，也没有影响他对朋友的古道热肠。我想，尽管世界很大，世人众多，但像洪军教授这样的知己朋友却屈指可数。人生行色匆匆，转眼已是老年，靠了这样的知己友情，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可爱，人生的可贵。如今，洪军教授已然成为国内一位知名的学者，又与我拥有如此的学术缘分，他热情邀约我为其新著谈一点阅读的感受，自然无法推脱。虽则所言难中肯綮，但借此一叙旧情，亦颇欣然！是为序。

左东岭

二〇二三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