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勇强

《西游记》中有一种令人心醉的情景，那就是取经四众在克服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后，作者常常会描写他们驻足欣赏路上风景，如第二十三回开篇：

却说他师徒四众，了悟真如，顿开尘锁，自跳出性海流沙，浑无挂碍，竟投大路西来。历遍了青山绿水，看不尽野草闲花。

第三十二回开篇：

……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却又值三春景候，那时节：

轻风吹柳绿如丝，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暖烘花发，遍地芳菲。海棠庭院来双燕，正是赏春时。红尘紫陌，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师徒正行赏间……

第四十四回开篇：

……真个是迎霜冒雪，戴月披星，行勾多时，又值早春天气。但见：

三阳转运，万物生辉。三阳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万物生辉，遍地芳菲设绣茵。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渐开冰解山泉溜，尽放萌芽没烧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勾芒御辰；花香风气暖，云淡日光新。道旁杨柳舒青眼，膏雨滋生万象春。

师徒们在路上，游观景色，缓马而行……

因有同好，我一直关注着胡胜先生的《西游记》研究，他每一论出，都会带给我这样“别有世间曾未见，一行一步一花新”（第三十八回）的感觉。而他的研究也在移步换景中，渐行渐远，走向了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清晰的艺术世界，不仅使我有应接不暇、望尘莫及之叹，相信也是很多同行并未充分意识到的创获，甚至胡胜自己最初可能都不曾完全预料到这种“开放的西游学”——我姑且用这一说法来指称胡胜《西游记》研究的特点——的无穷魅力。

我曾经在一本关于《西游记》的小书中说过：玄奘以自己特殊的经历影响后世，在百川纳海般博大的中华文化中，形成了一条绚丽多彩的河流，其中《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至《西游记》，一脉相承，都是可以载入中华文化之最的。当时我的目光所及，基本上还是从玄奘取经到《西游记》的单线发展过程。胡胜则不然，他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宛如一位勇于探险的旅人，不是按着既定的路线前行，而是眼观六路，“搂开”历史的荆棘岭，开辟出“古来有路少人行”的幽途秘径，使目的地不只具有终点的意义，也成为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的一个契机。

以戏曲论，胡胜的研究就不只拘于众所周知的《西游记杂剧》等作品，也不只限于宫廷大戏《升平宝筏》，更深入到目连戏、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民间小戏仙游本《双蝶出洞》乃至禁戏《收八怪》等等中去。

这种深入有的以提出了新见解、新命题见长，如《一“山”一世界——由两种〈平顶山〉剧本看宫廷与民间“西游戏”的差异》比较宫廷大戏《升平宝筏》涉“平顶山逢魔”数出与《清车王府藏曲本》所收民间昆腔折子戏《平顶山》的异同，指出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决定了剧本文本的雅与俗；又由对剧本的依赖性决定了演员表演的自由度；不同的舞台设施，为演员提供了不同的发挥空间。而宫廷与民间戏曲的诸多差异，殊非简单的雅俗之别可以概言。

不但如此，这种深入又是步步为营，不断推进的。实际上，通过胡胜的论述我们知道，《升平宝筏》并非一味的走向高雅、神圣，在《论两出稀见戏〈莲花会〉与〈收八怪〉——兼及“西游戏”的俗化》一文中，他就指出《升平宝筏》对传统故事多有“重构”，在原有的神魔题材之中植入大量世情成分，“添加剂”便是才子佳人风情戏见缝插针式的大量植入，并一定程度改变“西游戏”的面貌。而《莲花会》《收八怪》这两部极为另类的剧作，更显示了“西游戏”发展中的两极，一者佛光普照，一者肉欲横流，而在表面的背道而驰中，又有共同之处，即抛弃了《西游记》同时也是“西游戏”赖以传世的最本真的精髓所在。这一论述，进一步揭示了“西游戏”发展中至为复杂的文化面向。

而从“开放的西游学”角度看，胡胜对相关戏曲作品的深入研究，还展现了更为重要的新思路、新理念，如《重估“南系”〈西游记〉：以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为切入点》一文，通过考证，他认为清抄本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生成年代极有可能要早于明代，似与“目连全簿”的《目连救母》一样，应是在宋元时期生成与传播的。在《超度科仪与〈西游记〉的传播——以莆仙戏为考察对象》一文中，他又通过仔细的辨析，指出莆仙西游戏渊源有自，既有对宋元以来西游故事传统的继承，也有伴随案头经典产生的同频、共振。显然，这样的考证已超越了简单的作品产生先后的判断，将问题引向了对文本性质与意义的通盘把握。所以，在分析《西游记》与目连戏的关系时，他在《〈西游记〉与“目连戏”渊源辨》一文中，重新考察相关文献，辅以新见材料，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对等，说明目连戏形态复杂，版本众多，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为一集大成者，但仍有许多目连戏以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度，对《西游记》中的人物、情节因子加以吸收，甚而分化。而《西游记》也沿着自己的演进轨迹在与目连戏的合演中汲取养分。这种纠结、交融，一直呈动态变化而非凝滞不前，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同阶段目连戏的变异，也会看到不同时期《西游记》的差异，这是民间话语体系中经典形成的一种常态。

为了将上述关于《西游记》与民间戏曲的推断落到实处，胡胜还特别拈出了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加以讨论，如在《叠加的影像——从宾头卢看玄奘在“西游”世界的变身》一文中，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三藏取经》中唐僧最终受封果位是人所罕知的宾头卢罗汉尊者，说明这种消逝在漫长成书过程中的人物形象，看似无关紧要，然而在“西游”故事形成、演化和写定本成书过程中却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小议“和合二仙”寒山、拾得与〈西游记〉的渊源》一文中，他也通过寒山、拾得的雕像与《三藏取经》中的寒山、拾得形象相互印证，说明《三藏取经》故事主体形成的时间似应在宋元间，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前。如果此说成立，它在西游题材文学作品演变中的位置当然就不可忽视，因为它呈现了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外的又一套独具面貌的西游戏，完善了“南系”西游故事的发展链条，而就其本身而言，又由自发进入自为阶段，开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而自足的故事集群，向下一阶段进化。

与此相关，胡胜对西游说唱文学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学术意义，如《民俗话语中“西游”故事的衍变——以常熟地区“唐僧出身”宝卷为例》指出《唐僧宝卷》专门讲述唐僧出身的江流儿故事，《陈子春恩怨记》和《三元宝卷》讲唐僧父亲陈光蕊的故事，这类活跃在民间的口传故事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们可能会把毫无关系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而逻辑自洽，不必强行论证此类“西游”故事到底早于还是晚于百回本小说。仅以故事形态而论，它们完全可能更早，只是在受到文人话语体系的冲击之后，会有所调整，但依然沿着自我的固有逻辑发展、流布。而《〈受生宝卷〉与早期“西游故事”的建构》则指出《受生宝卷》最值得被关注的是将魏徵斩龙、唐王入冥与西天取经汇拢至同一文本，如果这确实具有“故事的原生形态”性质，价值也非同小可。正是在此基础上，胡胜进一步指出：

随着研究视野的下沉，《西游记》研究的传统定势思维：即所有传统西游故事，都是为百回本服务的，最终必汇聚为百回本的情节。随着文献的大量发掘与整理，这一结论越来越靠不住。因为我们看到不少早期西游故事与百回本的呼应，它们或多或少被百回本吸纳、接收、改造。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更多游离于百回本之外的西游故事，它们有自足的演化逻辑和流布空间，并且已经形成闭环。并不为百回本的强势光环所掩，按其自身的节奏，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流淌。

这是胡胜反复强调、越来越明晰的思想。也就是说，胡胜对《西游记》周边文献的开拓研究，不单是“掌子面”的扩展，更重要的是水到渠成地带来了上述观念的转变，并形成了“开放的西游学”基本学术理路。他在《跨文本视阈的生成——新时期〈西游记〉研究之检讨》总结学术史与研究现状，对这一思想作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强调应高度重视遗落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外的“西游”故事。因为它们原本自成一体，既有其独特的艺术成规，也有特定的传播时空，以及非文学的演化逻辑。它们不遵循百回本生成的辙轨，自成闭环，自洽自足。而《西游记》的形成与传播归根结底是“西游故事”的演化与传播。不是所有的艺术经验都必然指向百回本小说，也不是所有的艺术经验都必然从百回本小说流出。

我以为胡胜的这一“开放的西游学”观点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它不仅进一步说明《西游记》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更富有启发地说明，《西游记》甚至也不是一个绝对中心式的存在，而在回归各类“西游”文本系统的本体研究后，既还原了“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历史空间，又昭示了西游文化的丰富内涵。由于取经题材的演变与发展在古代小说中并非特例，这一理论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开阔的角度，审视古代小说乃至通俗文学的复杂生态与巨大价值。

当然，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来说，我仍然愿意坚守《西游记》本位，也相信传统的领域与方法仍大有可为。事实上，胡胜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游记》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值得瞩目的成就。这些论文或是关于人物形象的演进，如《论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形象重塑——以孙悟空与猪八戒形象的演进为例》《从铁扇公主形象的艺术演变透视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创新》等；或是关于情节设置的变迁，如《女儿国的变迁——〈西游记〉成书一个切面的个案考察》等；或是关于思想内涵的生成，如《从〈心经〉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地位变迁看小说意蕴的转换》《〈西游记〉与全真教关系辨说——以“车迟斗圣”为中心》；还有一些是关于版本及文献问题的考证，如《杨悌〈洞天玄记·前序〉所引〈西游记〉辨》《闽斋堂本〈西游记〉版本渊源论》《图像与科仪：新见〈西游记〉故事画论略》等。可以说，举凡《西游记》成书的各方面重大问题，胡胜都有所涉及，而且都提出了富有说服力的新见。其中有如下几个特点最值得称道。

首先，与前述西游戏曲及说唱等研究一样，依然是于细微处见精神，胡胜往往能因小见大，从前人习焉不察或以为无可置词处加以阐发，着眼点看上去有些轻微，其实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在讨论《西游记》与全真教关系时，他特别提到了车迟斗圣中的以“虎”易“牛”，指出这虽然是承平话中的虎精而来，但也与百回本主体意蕴已经发生转移有关，由于宣扬全真教义，弘扬“丹道”之说迥非作家本意，所以弃牛选虎，自是应有之举。《西游记》中的道教意味，固非单一细节所能说明，胡胜也有全面展开，而在此种细节处的掘发，实具探幽烛隐之效。

其次，在材料的使用与辨析上，胡胜常常探源溯流，擘肌分理，对文献作缜密推敲，从而梳理出取经题材演变的可能轨迹。如杨悌的《洞天玄记·前序》是一篇学界久已关注的文献，因多有不明不白处，讨论难以深入。胡胜经过周密考证，指出其中提到的版本除了为《西游记》奠定“语道”基调外，还提供了一些与世德堂百回本似又不是的相关情节，进而认定它所说的《西游记》应为世德堂百回本之前的本子，其面貌与后出者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虽是一家之言，但言之有据，令人深思。

第三，胡胜在讨论取经题材的演变时，虽然各个击破，但又不是单纯就事论事的，合而观之，往往揭示着某种可能的规律性现象。如在《从铁扇公主形象的艺术演变透视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创新》一文中，他论述的是百回本《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合”，也就是将元杂剧中单身的铁扇公主与后经佛祖点化成为保护神的鬼子母（红孩儿之母）合并成一个人，而《女儿国的变迁——〈西游记〉成书一个切面的个案考察》讨论的则是百回本《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分”，也就是将元杂剧中女儿国国王形象中横暴、色情的部分分化为蝎子精。虽然所谓分、合的具体过程有待进一步考察，但作为一种人物、情节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自应有某种昭然若揭的规律存在。

无论是哪方面的研究，都依托着翔实的文献，这是胡胜的“开放的西游学”行稳致远、硕果累累的原因。他与赵毓龙教授整理出版了《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及待刊的《西游宝卷集》，无论是作为他个人研究的雄厚基础，还是作为嘉惠学林的学术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无需词费。

我当然不是说胡胜的研究已经十全十美了，他的论著有些地方可能还存在着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有些元素与取经题材的粘着度本不高，附会上来，又游离出去，恐怕不排除偶然性的因素，与百回本主体情节的发育、蜕变，似不能等量齐观，寒山、拾得与取经题材的渊源也许就属于这种情况；又如《“金蝉脱壳”有玄机——说百回本〈西游记〉中金蝉子的名实之变》有些论述未必没有道理，但也可能走远了点，文中指出“作为金蝉子，三藏的形象承载了太多传统文化赋予的符号性因子”，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金蝉（脱壳）”的长生隐喻，为诸路妖魔劫掳唐僧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而安排本性驯良恭谨的三藏轻慢佛法，致被贬历劫。以因果框架圈定了情节发生的原点，构建起叙事的纵向（升降）与横向（发展）逻辑。这是作者的从俗处，也是狡黠处。这种观点，依拙见，似稍有夸大之嫌，而其中的所谓“作者”及其作用也不甚了了。后一个问题在其他论文中也有表现，如《从铁扇公主形象的艺术演变透视百回本〈西游记〉的艺术创新》认定《西游记》“尽管删去了有关鬼子母与红孩儿之间的纠结枝蔓，刊落了与鬼子母相关的故事，但在删改的过程中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这种“删去”“刊落”恐怕不能只建立在相关情节或细节的有无、明暗比较上，在演变的复杂过程与中间环节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我们难以把上述情况只置于作者创作中的问题来理解。《民俗话语中“西游”故事的衍变——以常熟地区“唐僧出身”宝卷为例》论及各自流通渠道传播、并行的故事时说，它们“最终在《西游记》作者的手中还是有所取舍”。在我看来，其中似乎也隐然还有一点著者不甚认同的《西游记》中心意识存在。如果不能认定那些故事一定产生在百回本前，或者即使产生在前，也有可能是衍生出来的，未必处于《西游记》演变主脉序列中即未必为“著者”所了解，所谓“有所取舍”就只能是一种难以坐实的可能。——当然，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可以商榷之处并非错误。任何新说都可能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文献不足征的时候，而即使不完全周密的新说，也同样有激活思维、导夫前路的意义。

实际上，尽管胡胜的论文新见迭出，但他却从不刻意标新立异、强为之说。我个人一直以为《西游记》研究中有一个未解的谜团，就是道教思想是怎样大规模地进入其中的。我注意到胡胜在讨论《西游记》与全真教的关系时，有一条脚注说：“不论是文人视野中的《西游记》，还是民间宗教视域中的《西游记》，都和‘丹道’纠结不清，这应该是世德堂本《西游记》‘丹道’之说大量充斥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是一个重要观点，与胡胜强调主脉、兼重民间的总体思路相切合，也与他在论述《洞天玄记·前序》时提出的“丹道西游”有关联。但或许因为材料仍在继续挖掘，观点还要不断锤炼，他并没有张皇其说。我以为，这既是胡胜治学审慎处，也让我们对他的“开放的西游学”抱有更多的期待。

开头说过，拜读胡胜书稿有一种伫足观景的感觉，但熟悉《西游记》语境的读者也都知道，赏景之后，往往又意味新的妖魔在前面。面对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有人中道而止，有人一往无前。在《取经诗话》中，取经团队原本有七人，演变到后来，渐渐凝结成了《西游记》中的取经四众。其中缘故，值得深究。但我有时瞎想，没有写一两个掉队者、牺牲者，也许是《西游记》的某种缺憾。而胡胜当然属于坚持不懈者。他俯约小序，则可能是因为我曾参加过这个队伍。我虽然浅尝辄止，却也因为一度参与过，深知路途之艰辛，也很能感受终成正果的欣喜。上面拉拉杂杂的话，大概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2022年12月22日于西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