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各章内容要点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第2章和第3章通过阐述演化方法以及它如何与其他视角相联系，为接下来的内容奠定了基础。在第2章中，我们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定义并解释了四个一般性过程：变异、选择、保留和争夺，这些过程驱动了事物的演化并生成了组织实体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第二，我们考察了20世纪禁酒运动的涌现及其对美国啤酒酿造行业造成的后果，从而通过历史案例研究考察了演化方法的效用。第三，我们回顾了在演化方法中影响研究设计的一些核心问题，包括可能干扰我们识别演化过程的选择偏好、定义组织新奇性的相关问题，以及分析中采用的各种分层方法。我们强调演化方法适用于多个层面，从而为综述侧重于不同分析单元的方法奠定基础。

在第3章中，鉴于主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用于组织研究的方法的多样性不仅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必要的。由于演化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因此我们相信它具有灵活的适用性，可以作为一种元理论，在演化方法中其他很多方法都能得到认同和理解。演化模型没有指明驱动变异、选择和保留的引擎，因此这些模型的驱动力依赖于其他方法的思想。我们回顾了六种方法：生态学方法、制度方法、解释性方法、组织学习方法、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和资源依赖方法。我们考虑了每种方法如何讨论变异、选择和保留。基于演化视角，我们还讨论了围绕每种方法的一些关键议题和争论，以及每种方法对理解组织演化的贡献。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第4、5、6章讨论了组织作为社会单元而涌现和确立的条件。组织形式令人眼花缭乱，它们是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创建的，并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涌现。在第4章中，我们探讨了新组织的创建过程。最初那些积累资源、发起行动、建立组织的人被称为新手创业者。在应用演化观点时，我们关注新手创业者创建一个新组织的过程的两个方面：他们对组织知识的追求，以及围绕活动系统调动资源。大多数组织开始时规模很小，几乎没有资本要求，因此，社会支持和利用社会网络获得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保持活动的能力。我们通过一项研究示例强调了创业活动的网络情境，该研究对美国各地的新手创业团队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分析了其人口特征和网络构成。

第5章通过探讨创始人和其他参与者如何解决以下两个相关问题，来延续组织涌现这一主题。第一，他们必须探索怎样维持组织边界；第二，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再生组织知识。这些发现必须日复一日，代代相传。边界维持是有争议的，因为成员在组织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作为组织所提供资源的用户（因为组织控制了资源）；另一方面作为组织为了自我再生而进行必要行动的支持者。我们通过关注新组织招聘应聘者以及构建奖酬和控制系统的过程来研究这些主题。在本章中，我们广泛引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解释群体和组织边界是如何生成的，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参考点。

在第6章中，我们研究了组织形式如何从围绕组织任务发展的惯例和身份中涌现出来，这些惯例和身份由紧急事件与权威指令所驱动。我们认为创建者花了大量时间在雇用员工上，并以分配一些角色为核心任务。与此同时，通过创造特殊的工作，其他角色也在涌现。在这些条件下，组织作为一个实体的协调一致性是有问题的，因为创建者的活动受到成员之间建立的关系的约束。通过他们的互动，成员必须学习和分享组织知识，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我们提出了一种关于组织形式的观点，这种组织形式基于成员之间的互动及其认知图式。我们回顾了一项关于软件支持热线的研究，以说明基于惯例的方法对于理解组织形式的有效性。组织作为边界维持系统的形象，也提出了组织维持同质身份程度的问题。利用Martin（2002）对组织文化的分析，我们指出大多数组织都贯穿着多重意义，尤其是在它们成为有界实体之后。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研究了组织内部以及经历大规模社会变革的组织群体的转型问题。组织变迁的频率和条件在组织研究中引发了一系列最激烈的争论。例如，战略选择理论家主张管理自主性和适应性，而生态和制度理论家则强调组织惰性和依赖性。如果组织在创建之后是相对惰性的，那么新组织就是种群多样性的主要来源。在历时过程中，组织的建立过程将导致种群变化。然而，如果组织在生命历程中经常发生重大变革，那么现有组织就是种群多样性的主要来源。

当然，我们知道组织变迁时而发生。关键问题是它们的变迁频率、程度及条件。此外，即使组织确实发生了变迁，变迁速度也可能赶不上环境的变化。一些组织很容易适应环境的挑战，而另一些组织则在遭遇第一次创伤事件时就消亡了。在第7章中，我们将组织转型定义为沿着三个可能维度发生的重大变化：目标、边界和活动。主要的变革包括打破惯例，转向挑战现有组织知识的新能力。演化框架要求我们关注转型过程的几个维度，包括成员参与程度。我们还考虑了转型会破坏组织，进而潜在地威胁组织的协调一致性和生存的一些情况。

一些组织转型不仅发生在种群内部，还发生在整个种群共同体中，具有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范围。另一些组织转型则发生在日常的、重复性的事件中，这些事件单独来看无关紧要，但累积起来会产生重大影响。大多数组织转型介于两者之间。所有这些都是与时间相关的历史性过程。在第8章中，我们认为必须将我们的解释嵌入历史情境来研究种群层面的转型，并且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对历史性转型过程进行分类和解释。我们借用种群统计学家的观点，认为历史包括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在一项研究示例中，我们考察了Raffaelli（2019）的研究，Raffaelli研究了瑞士制表产业1970—2008年的技术变革，这是一个反映制度和技术转型的时期效应的例子。我们强调了历史是如何成为演化解释的一个关键特征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们聚焦于种群层面的分析，考察新种群涌现的动态性和现有种群的持久性。在第9章中，我们研究了围绕新种群涌现的社会过程，从早期成长阶段的先锋性初创企业到新种群的形成。组织形式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新手创业者所能获得的知识和资源。资源可用性具有历史的或然性，是基于特定历史时代条件的，因此，只有当相关的能力和惯例可以利用或创业者开发它们之后，具体类型的组织才会建立起来。组织创建中所利用的能力和惯例具有文化嵌入性和历史特定性，因此不同时代的种群体现了不同的组织形式（Stinchcombe，1965）。在构建新种群的过程中，新手创业者要么建立新的能力和惯例，要么以创新的方式将原有能力和惯例组合起来。

第10章是基于现代社会中的组织种群不断经历扩张、收缩和变迁这一观察结果而展开的。如果所有新创建的组织永远存在，那么组织演化的研究将局限于创建、适应和惰性议题。然而，我们知道组织解散率相当高，关于组织解散率的文献也十分丰富。作为独立实体的组织，其解散有两种方式：完全解散——绝大多数组织解散的过程；通过合并或收购成为不同实体的一部分。无论哪一年，只有不到1%的企业种群因合并而消失，但美国每年约有10%的企业不再作为独立实体存在。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比率，例如英国。我们研究了外部事件对不同形式的组织生存能力的影响，利用一项研究示例展示了连锁商店和独立零售商之间的竞争。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五部分，我们进行了共同体层面的分析。组织共同体是由一系列共栖和共生的种群构成的。共同体的演化依赖于在种群层面上同时进行的变异、选择、保留和争夺过程，这些过程在构成组织共同体的各种种群中得到聚合。共同体合法化的动力也影响着组织演化的过程。因此，用来解释组织创建和新种群涌现的演化模型也可应用于共同体的发展。

不同单元间的相互依赖、相似单元间的竞争与合作将种群划分为不同的利基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种群将其他种群置于从属地位和辅助角色。在第11章中，我们以Hawley（1950）关于共同体分析层面的概念为基础，重点关注种群之间的关系。我们讨论了8种相互依赖的种群类型，从完全竞争到完全互惠或共生。主导地位和权力关系也在共同体结构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当创业者努力开拓新的利基市场并为组织和种群争取合法性的时候。我们研究了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①对于在技术、规范和价值观及法律法规的不连续性中构建新种群，创业者所起的作用；②利益集团和协会的集体行动，尤其是针对国家的集体行动，如何建立了共同体层面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