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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拍出来可不好看，
而且要花上许多年。
所有相机都离开了，
去了别的战场。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就能认出他们何以见得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脸上都印着无形的耳光。兔子似的闪烁神情，体内那种特别的紧张，嗅嗅空气以判断危险来自何方的动物本能。我们性表现在紧绷忧郁的面容中，眉头一抹阴云里，总也挺不直的背上，近乎内化，几不可察。“我们的人蹑手蹑脚走在城市中，仿佛那是一座丛林，让人心惊肉跳。”塞利姆会这样说。我们全是我们的。
我们像弃船求生的老鼠一样逃离了那个国家，跑得到处都是。很多人已在国内奔波许久，东躲西藏，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它只是一场暴雨，而非一场大火。他们躲在亲戚、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那里，对方也会尽力帮忙。他们会去临时搭建的难民营、废弃的旅游景区、愿意收留他们的旅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部分旅馆都愿意，但“只能在冬天没有游客的时候收留他们，之后就只能自求多福了，然后他们就会回家，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没有战争能永远打下去，战争让人们疲惫不堪，等到累得受不了了，自然就不打了”。有的人在那里待了一年，两年，三年——毕竟，再也没有游客了——有的离开了。他们都有故事要讲。
有一个贝尔格莱德女人，“看清了时局的发展方向”，也看到了塞尔维亚同胞身上的仇恨，对此深感恐惧，于是变卖房产，在战争爆发前夕搬去了和平的克罗地亚。她在罗维尼买了一套公寓。等到克罗地亚人开始露出獠牙时，她又卖掉罗维尼的公寓，搬到了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扔出的第一波手榴弹——这些为她和家人的命运所准备的炮弹，大概是沿着她手掌的纹路来的——把她的萨拉热窝公寓炸成了两半。“谢天谢地，当时她不在家，”她的一个朋友朴实无华地说，“她现在还不错，刚到的信里写的。天底下那么多城市，谁能想到她最后去了加拉加斯！”
斯洛文尼亚难民——那些克族人——去了萨格勒布、伊斯特拉和海边。波斯尼亚难民或向南去克罗地亚，或向东去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起初是悄悄地撤走，后来被大规模驱逐。伏伊伏丁那的匈牙利人无声无息地溜去了匈牙利，不久后一批塞族人也跟进了。很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也动了起来……
我们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能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付多少钱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人只顾他们自己，有的也会想着其他人，还有的根本懒得问谁是谁。有些波斯尼亚穆斯林去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乃至巴基斯坦，许多人都后悔了。有些波斯尼亚犹太人去了以色列，其中很多也后悔了。他们连名带姓地改了名字，还买了廉价的护照，趁着还能买到。不久前还无比重要的东西——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国籍——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生存。但只要生存有了保障，抵达了安全的海岸，他们舒口气，掐自己一下，确认自己还活着，就又挂出了国旗，摆出了圣像和国徽，点上了蜡烛。
逃到哪儿的都有。第一时间夺路而逃的人去的地方最好：美国、加拿大；那些犹豫、迷茫的，就只能拿着有效期只有一两个月的游客签证，在差一点的地方里看看哪里还能去，之后回国，琢磨着重新上路。一片混乱之中，小道消息是许多人唯一的指南，听说哪里不要签证就能去，哪里没有签证去不了，哪里日子好过些，哪里日子难过些，哪里欢迎他们，哪里不欢迎他们。有些人发现自己去了原本不可能见到的国家。率先分裂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护照迅速升值。有一段时间，拿着克罗地亚护照可以去英国——直到英国人调整政策，关上了大门。少数天真的人听信了过时的流言——比如南非会对白人张开双臂——于是就去了。塞尔维亚人去希腊很容易，作为游客和妓女，作为发战争财的人，作为洗钱的人，作为小偷。有些人手持三本护照——克罗地亚一本，波斯尼亚一本，南斯拉夫一本——指望着至少有一本能用得上；其他人决定等待，好像战争是一场即将停息的风暴。有孩子的人关心孩子胜过自己：孩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欧洲充塞着前南人。涌入的战争难民数以十万计。记录在案的名字有几十万个，已经取得合法难民身份的人的名字。瑞典接收了七万左右，德国三十万，荷兰五万。非法难民的数目更是庞大。我们到处都是。没有人的故事足够有个人特色，或者足够令人错愕。因为死亡本身失去了令人错愕的力量。死亡已经太多了。
我很快学会在人群中找出同胞。男人最显眼，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各大火车站和跳蚤市场是他们的聚集点。三四人一伙儿，海豚似的。他们身穿风衣，尤喜皮衣，手插在兜里，站在一起——一会儿重心放在左脚上，一会儿放在右脚——吐出烟气，驱散恐惧，一会儿就散了。
在我和戈兰居住的柏林社区，我们会停在一家难民俱乐部的大玻璃窗前。透过玻璃，我能看见我们的人在无声地打牌，盯着电视机，偶尔对瓶吹啤酒。墙上的手绘地图装饰着明信片。它有一套自己的地理学。他们来自的地方——布尔奇科或者比耶利纳——位于世界中心：这些男人离开的家乡只是这两个地方而已。笼罩在烟圈中的他们看起来像他们的前国籍一样前；他们仿佛墓里的尸体，爬出来喝一瓶啤酒，打一局牌，但终究还是落到了错的地方。
我在街上经常能听到些许他们的语言。全都是数字。他们永远都在谈论数字。马克，五百马克，三百马克，一千马克……在阿姆斯特丹则是Guće[1]，多少多少Guće……他们会像嘟囔似的把元音拖长，这种对真实或虚构中的钱无休无止的计算，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嘟囔。
他们对自己所处国家的居民都有一套蔑称：德国人是Švabo（施瓦伯人），荷兰人是Dačer（达舍人），瑞典人是Šved（什外德人）。这让他们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们说话时点缀着“就像我说的”和“就拿我来说吧”，突出自己在手头事情中的地位，不管事情有多小，不管他们在事情中的作用有多小。坚定就是一切。“我用十一分钟就能从东村到莱顿广场。”“你十一分钟怎么过得去？最起码也得十五分钟吧。你掐过时间吗？我可是掐过的，兄弟。整十五分钟。从坐上电车算起。”男人们就沉浸在里面，这些对话里。每一个词都是为了推迟与羞辱的遭遇，为了驱散恐惧。
他们出行的方式和聚集的地点显露了个人空间的丧失：屋前的长椅上，他们能看见世界在眼前经过；或者水边，他们能看见什么船进来，什么人走下跳板；城里的广场，他们可以和朋友们散步；咖啡馆，他们可以坐在桌旁，喝自己的饮品。在欧洲的城市里，他们徒劳地寻觅着被他们丢在身后的空间的坐标。
他们还在寻觅人的坐标。戈兰时常患上思南病，发作起来时，他就会把街上偶遇的第一个同胞拽到家里喝一杯。我很快就听了一大堆德国难民中心的故事，以及难民在那里的经历。我们的人像胶水一样粘在每一个他们遇到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或保加利亚人身上，感觉和他们有一种类似于自己人的纽带。一个波斯尼亚人跟我们讲，有些波兰女人会坐一天大巴来柏林，用优惠价卖给我们的人波兰奶酪和香肠，偶尔还能在草垛里滚一滚（性交）。赚到钱以后，她们就在柏林买好一周所需的用品，然后乘大巴回家。他们总能在街上嗅出自己人：诀窍就是他们共同的不幸。这个波斯尼亚人还讲了一家柏林妓院（他用的是德国人的俗语Puff）的事，他在那里把难民补助给花光了。他去找的女孩名叫玛莎，她“榨干了他”又“不给任何回报”，但他觉得没关系。“因为她是俄罗斯人，是我们的人。我不会把钱扔在德国姑娘身上的。那些德国姑娘没有灵魂。不像我们的。”他这里说的我们的指的是他的俄罗斯姑娘玛莎。
男人抱怨得比谁都多；他们永远在抱怨。抱怨天气，抱怨战争，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遭受的不公。住在难民营里，他们抱怨条件；不住，也抱怨条件。他们抱怨救济；他们抱怨不得不接受救济的羞辱；他们抱怨领不到救济。他们每一刻都在用同样的强度抱怨着每一件事情。仿佛生命本身就是惩罚：什么都恼，什么都疼，什么都扎；什么都不够，什么都受够了。
女人远没有男人显眼。她们一直在背景里，却是生活的维系者：是她们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风；是她们做着每天的工作。男人好像没有工作似的；对他们来说，当难民就像当残废。
在阿姆斯特丹，我偶尔会去一家名叫贝拉的波斯尼亚咖啡馆，那里聚集着一批闷闷不乐、紧闭嘴唇的人，来打牌或者看电视。我每次去都会引来人们长时间的注视，面对一个侵入男性领域的女人，他们的眼神里什么都没有表达——连惊讶或愤怒都没有。我会在吧台旁坐下，点一份我们的（土耳其式）咖啡，坐上一会儿，好像在忏悔似的，还会本能地垂下肩膀，以便融入进来。我感觉到他们脸上看不见的巴掌在向我袭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是出于一种模糊的、闻一闻自己一伙儿的愿望，也许吧，我根本不确定自己和他们是一伙儿——或者说，曾是一伙儿过。
在一部分时间里，我的学生们也认同自己是我们的人，尽管我们谁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一部分时间里则会拒绝，仿佛它意味着某种真实的、具体的危险。当我们拒绝时，我们既拒绝归属于那边的我们的人，也拒绝归属于这边的我们的人。有时，我们会认同我们模糊的共同身份，有时又会嫌恶地拒斥它。我一次又一次听人说：“那不是我的战争！”它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它又是我们的战争。因为如果它不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不会来到这里。因为如果它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也不会来到这里。
[1]克罗地亚语，意为“盾”，在引入欧元前，盾为荷兰官方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