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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如何写成的？我相信很多作家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多数人避免回答。为什么？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担心自己听起来会像那种只用拉丁语跟病人交流的医生（诚然，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想要显得高人一等（这一点[1]什么时候有人怀疑过？），让病人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想逃也逃不掉）。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家喜欢耸耸肩膀，任由读者相信故事像野草一样生长。这样说不定还算好的呢。因为若是收集一下作家们斗胆谈论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你最终会得到一本废话选集。空洞之处越明显，作家获得的追随者就越多。以某个全球文学明星为例，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顿悟时刻是如何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到来的。就在球飞过空中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要写一部小说。所以一回到家，他就坐在书桌前拿起了笔，就此声名鹊起。

俄国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的《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A Story about How Stories Come to Be Written”）有一个简短的开篇（全文总共才十几页），讲述了他是如何在东京非常偶然地遇到作家田垣的。引荐者告诉皮利尼亚克，田垣因一本小说而成名，小说描写了一个欧洲女人，一个俄国人。但若不是皮利尼亚克在苏联驻日本K市[2]领事馆的档案中瞥见了一份索菲亚·瓦西里耶夫娜·格涅季奇——田垣的遣返请求，作家田垣或许早已被他永远地抛诸脑后了。

负责接待皮利尼亚克的茹尔巴同志是领事馆的秘书，他带皮利尼亚克去了城郊的山上看一座狐狸庙[3]。皮利尼亚克写道：“狐狸是狡诈和背叛的图腾。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被狐狸的灵魂占据，那这个人的整个部落都会受到诅咒。”寺庙坐落于一片雪松林中，在一个直直垂入大海的石头峭壁上，庙中有一座祭坛，狐狸可以在上面休息。从那里望去，在一片阴森的静谧中，山峦起伏，大海蔓延开去。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皮利尼亚克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故事是如何写成的？

狐狸庙，以及索菲亚·瓦西里耶夫娜·格涅季奇—田垣的自传（同样由茹尔巴同志提供），激励着皮利尼亚克提起了笔。由此我们得知，索菲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读完了中学，好做一名教师，“直到有人跟她求婚”（来自皮利尼亚克的点评）；得知她“和成千上万的旧俄女孩并无不同”（皮利尼亚克的点评）；得知她“傻得像一首诗，但十八岁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又是皮利尼亚克）。在俄国，女人们的生平都如出一辙，“就像同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初恋，失贞，幸福，丈夫，孩子，罕有其他”。直到“船停靠在敦贺港的那一刻”，她的经历才激起皮利尼亚克的兴趣，“这是一段简短而不寻常的经历，让她从成千上万个外省俄国女人中脱颖而出”。

这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年轻女子究竟是怎么登上这艘驶往敦贺港的船的？利用索菲亚自传中的片段，皮利尼亚克详述了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生活。索菲亚在一栋房子里租了一个单间，日本军官田垣也租住在这里。根据索菲亚的自传，田垣“每天洗两次澡，晚上穿丝绸内衣和睡裤”。田垣会说俄语，但他总会把l念成r，听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在大声朗诵俄语诗歌时，比如，“夜晚啊，吐入（露）着芬芳……”

虽然日本军法条令禁止军官和外国人结婚，但田垣还是向索菲亚求了婚，“以屠格涅夫的方式”[4]。

启程回日本前——由于俄国人即将涌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田垣给她留了一张清单，还有些钱，让她去找他。[5]

索菲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到了敦贺，在那里，日本边防警察将她扣留，询问她和田垣的关系。她承认他们订婚了，于是边警又去问了田垣本人，建议他取消婚约，让索菲亚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但他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把索菲亚送上了开往大阪的火车，他哥哥会在那里接上她，把她带回他的村子，那是他的家人生活的地方。他自己则任由军警处置，案子迅速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他被开除军籍，处以两年的流放，但服刑地点就在他的村子，在他父亲那座“被鲜花和绿树掩映”的房子里。

这对新婚夫妇过着甜蜜的隐居生活，夜晚充满了热烈的肉体激情，白天则是自由自在的平静日常。田垣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虽然他寡言少语，更愿终日寄身在书房中。

“她爱慕、敬重又惧怕她的丈夫：敬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彬彬有礼又不苟言笑；爱慕与惧怕，则是因为他那强烈的激情能摧毁人的灵魂，征服并削弱人的意志——这里的人指的自然是她，而不是他。”皮利尼亚克写道。虽然她对丈夫了解不多，但婚姻生活仍令她满意。田垣的流放期正式结束后，这对年轻夫妇仍旧留在村子里。然后，突然之间，记者、摄影师纷至沓来，扰乱了他们的隐居生活……就这样，索菲亚发现了丈夫每日藏身书房的秘密：在这两三年间，田垣写了一部小说。

她看不懂，求他讲一讲书里都写了什么，但他一直闪烁其词。随着小说大获成功，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有了帮他们煮饭的用人；还有一个私人司机，负责开车送索菲亚去附近的镇上购物；田垣的父亲“向儿媳鞠躬时，比儿媳对他还要尊敬”——索菲亚开始享受丈夫那本她未曾读过的小说所带来的声名。

直到一位会说俄语的首都记者来访，她才知道小说的内容。田垣整部小说写的都是她，描述了他们在一起的每个瞬间。记者把她带到镜子前，“她看到了书中那个活灵活现的自己”。小说巨细靡遗地描写了她如何在激情中战栗，她的腹部如何颤动，这倒没什么。可怕的地方——令她害怕的地方——还在后面。她开始意识到，她的整个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被观察的材料，她的丈夫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她的生活。她的恐惧由此开始，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残忍地背叛了她。

皮利尼亚克断言，在这个蠢女人的自传中，关于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童年和学校教育的部分平淡无奇，而她笔下的夫妻生活片段，却包含了“朴素清晰的真实语言”。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索菲亚放弃了“爱情、著名作家妻子的身份，以及那段动人的碧玉般的日子”，要求回到她的家乡，符拉迪沃斯托克。

“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她……活出了她的自传，我写下了她的传记。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小说。

“我无意评判别人，只是想反复回味这一切，特别是，故事是如何写成的。

“狐狸是狡诈和背叛的图腾。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被狐狸的灵魂占据，那这个人的整个部落都会受到诅咒。狐狸是作家的图腾。”

田垣真的存在吗？索菲亚呢？我们很难知道。但不管怎样，阅读这个巧妙的故事时，读者一秒钟都不会想到，苏联驻K市领事馆、索菲亚的故事、她的遣返请求，以及作家田垣，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读者仍沉浸在震惊中，既为这个故事残酷的真实感，也为这篇简短的传记所拥有的力量。它由两场背叛组成：第一场是作家田垣所为；第二场则是作家皮利尼亚克犯下的，出于同样的创作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