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进城

民国时期的禹城县城已有上千年历史。它东西跨越奔流不息的徒骇河，南北横穿一望无际的津浦线，岁月的积淀和浸润使它处处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文化气息，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在鲁北大平原上熠熠生辉。

五

公元1937年7月7日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悍然进攻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自此爆发。

然而，这一天对于居住在鲁北平原那个偏远乡村的四子来说，却是周而复始、始而复终、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一天。

父亲曾说四子老家在连五高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新高、老高、袁庄、棚赵和小王庄5个村庄的统称。至于四哥是其中哪个村子的，我早已忘记，虽然1974年的秋季我去住过两天，但时过境迁，只模模糊糊记得是个挺大的村庄。由此推测，似乎新高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新高村在民国时期叫“小高庄”。之所以叫“小高庄”，是因为村边还有一个“老高庄”，并且两个村的高氏家族虽然花开两朵，但同出一枝，数百年来从不敢乱辈。四哥曾告诉我：他们高氏祖先是明隆庆元年从即墨县南关移民至此，后来村里人在村东修建了一座门柱、墙、瓦皆为红色的土地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此叫作“红庙高庄”。到了清康熙年间，高氏有一族人在村西盖房修屋，另立门户，久而久之，竟又繁衍出一个新村，称为“小高庄”。解放后，考虑到两个高庄同宗同祖的特殊关系，便将“红庙高庄”更名为“老高村”，“小高庄”则改为“新高村”。不曾想，新高村虽然成村在后，扩张速度却不慢，由此便出现了“老高村不大，新高村不小”的奇观。

七七事变前，四子家虽不是什么地主老财，但家境殷实，有宅有地，日子过得倒也舒坦。爷爷年轻时干过镖局的镖师，庚子年间闹义和拳时担任过大师兄本明和尚的贴身护卫。民国之后，兵荒马乱，匪患成灾，村村建起红枪会，舞枪弄棒，看家护院，他受邀担任周边数十个村庄的红枪会武教头，被江湖上尊称为“镖爷”，想来武功非同小可。父亲则生性胆小，忠厚老实，在村里开了一家铁匠铺。他个头矮，却姓高，十里八乡便戏称“高铁匠”。那时庄稼人种地用的锄、镰、犁、耙，红枪会习武所需的刀、枪、剑、戟，样样都是生铁所制，因此铺子生意倒也兴隆。

四子原本兄弟4个，大哥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第3路军第81师师长展书堂手下当班长，二哥跟随父亲在铁匠铺学徒，三哥5岁时得急病夭折，家里人就按老三依旧在世，叫他“四子”。四子自幼聪慧，七七事变那年14岁，在本村连五高小学读高小，写一手好字如行云流水、笔走龙蛇。全家人都期望他能读出个好功名，将来混个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

1937年的夏天与往常不同，小麦刚灌浆，就遇上连雨天，麦子成片倒伏，减产已成定局，庄稼人个个愁眉苦脸，不知明年春天如何度过饥荒。大灾之年又遇时局动荡，连五高小学的先生天天带着高年级学生走街串巷，到处宣传“东洋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就像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家家户户惶恐不安、心惊胆战。各村的红枪会和大大小小的地方杂团更不敢怠慢，借抗日之名，四处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赶制兵器，抢占地盘。

兵荒马乱却也火了高铁匠的生意，各村定制大刀、长矛的络绎不绝，爷儿俩昼夜不停地干活也交不了货。镖爷就来帮忙，可他毕竟已年过花甲，老眼昏花，忙中出错，不小心铁渣子溅进眼睛里，伤及眼球，鲜血淋漓，疼得直冒冷汗。高铁匠忙用老辈子留下的偏方：青皮、芒硝加水煎熬，每日洗眼。3日过后，红肿疼痛虽然减轻，但依旧畏光流泪，睁不开眼。高铁匠打听到县城有位叫张丙午的老先生，医术精湛，心地仁慈，无论什么疑难杂症，药到病除，而且从不收费，常年在城里西南街宁大夫诊所坐堂。见今日难得晴天，他便让四子套上驴车，拉着老人进城看病。

街坊五叔看见，隔着院墙问：“四儿，出门走亲戚呀？”

四子说：“叔，是带俺爷爷去城里请张大夫治眼。”

五叔又问：“四儿不上书房了？”

镖爷摸索着爬上驴车，叹口气道：“书房早停课了，先生们都到各村宣讲抗日去了。”

五叔不以为然地道：“读书人就爱出幺蛾子，那东洋人远在关外，离咱这远着呢，这不是给自个儿找不肃静嘛！”

四子调皮地做个鬼脸：“叔，日本人来不来俺管不着，停了课正好可以多玩几天。”

说罢，四子扬起胳膊在半空中洒脱地甩了一响鞭，小毛驴撩开四蹄，泼剌剌出村奔向县城。

六

四子就读的学堂全称是“禹城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连五高小学”，是民国时期禹城西南片区的最高学府，在禹城近代史上赫赫有名。

连五高小学始建于1929年，当时国民党八区（李屯、莒镇一带）区长邵子澄刚刚走马上任，决定顺应民意，创办一所新型学校；考虑到小高庄曾经有过办私塾的传统，又是区公所所在地，决定将学校建在那里。消息传出，周边各村的士绅、百姓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不到1年时间，一所有别于封建私塾教育的新型学校便拔地而起。

多少年后，四子仍然能准确描述出学校的外观：学校共有3排房屋。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位居正中，是一座高大、厚重的两层3间土坯木结构教学楼，底部由青砖砌成，门、窗皆青砖拱券。楼前后各有6个窗户，木质花棂，室内光线颇佳。二楼有两架粗大木梁支撑，木梁上排列着数十根檩条，檩条上是南北密布的椽子，椽子上铺苇箔，苇箔上则用掺着白灰的麦秸泥压实、抹平。楼顶起脊，密挂着小青瓦，按阴阳排序，既防水，又美观。整座教学楼白墙青瓦，造型新颖，明朗素雅。小楼两侧又各修建了3间教室，如同戏台上的官帽翅，互相对称，宏伟大气。

楼的南面又有一排平房，中间是大门，两旁各有3间教室。大门外有几棵枝繁叶茂的杨树傲然挺立，恰似站岗的哨兵。一条乡间小路悠然通向远方。楼后是平坦宽阔的操场。四子说：上学时最期盼的是体育课或课间休息，操场便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

1930年，连五高小学开始招生，至全国抗战爆发，仅仅7年时间，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提起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四子如数家珍，诸如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政委高春泉（高鲁），中共禹城县委书记、冀鲁豫一分区基干二团政委王汝清（王克寇），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第4营教导员于春溪（于曼青），禹城县第一届抗日县长高惠东，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1师师长、开国大校高凤灵，还有聂华民（聂栋材）、刘世杰、李长瑞（杨学颜）、马芳荣（马瑞锋）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在读书期间就先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鲁西北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为民族解放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连五高小学由于地处禹城、高唐、茌平、齐河、长清5县交界地带，远离县城，因此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相对薄弱，教学环境较为宽松，在新体制、新思潮浸染下，学生们视野开阔，思想进步，民主与科学意识强烈，富有斗争精神，办学不到7年时间就爆发过5次大学潮，迫使县政府将校长更换了好几茬，其中尤以第五次学潮影响最大，后来在县志上也多有记载。

七七事变前夕，抗日热潮已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刚刚从曲阜二师毕业的中共党员高春泉回到连五高小学任教。他与已在平原乡师加入中共的王汝清、于春溪等连五高小学的毕业生利用麦假空隙返回母校，在师生中秘密建立中共小组，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发动全校师生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积蓄革命力量、汇聚革命洪流。

当时学校校长叫赵春雨，李屯乡棚赵村人，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此人饱谙经史，学识渊博，并且多才多艺，能书善画，在当地颇有声望，看到王汝清、于春溪他们经常深入学校，鼓动学生外出宣传抗日，颇为不满，认为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少谈主义。有天晚上，他将王汝清叫去，劝其不要“教唆”学生过问政治。两人政见不合，话不投机，谈话不欢而散。

当天夜里，王汝清、于春溪召开党小组会议，决定发动全校师生驱逐校长赵春雨。第二天清晨，校园内突然铺天盖地贴满驱逐赵春雨的标语，师生们高呼口号，集体罢课，“高春泉带领学生吹着长号，敲着旱鼓，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整整齐齐地在丁寺大集上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喊口号，声势浩大，传播之广，影响深刻”。（参见高青莲撰《抗战英雄高鲁传奇》。注意：本书对所有引文文字错厄之处作了适当的更正——引者注。）此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加之地方杂团蜂起，时局动荡不安，国民党县政府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为了息事宁人，很快便将赵春雨调走，此后便再未向连五高小学派过校长。抗战期间，这里竟奇迹般地成为中共掌握的一块坚强的堡垒阵地。

这次学潮的胜利对5县边界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即将到来的禹城全面抗战和齐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七

正午时分，骄阳似火，四子驾车来到县城南门。他抬头仰望，只见巍峨耸立的城门楼上方，一块巨大的石匾上横刻有“禹迹”俩字。四子猜不透这俩字的含义，暗道：这城里人就是和乡下人不同，城门楼子起个名儿都这么文绉绉的，看不懂。他不再费脑筋多想，鞭子一甩，小毛驴儿一溜快跑，进了南门。

禹城县城东西跨越奔流不息的徒骇河，南北横穿一望无际的津浦线，岁月的积淀和浸润使它处处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文化气息，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在鲁北大平原上熠熠生辉。这里乃是大禹治水功成名就之地。相传数千年前，黄河泛滥，九州受灾，大禹奉尧之命治理九河，徒骇河便是九河之中最凶恶的一条大河。大禹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持续治水13年，终成千古伟业。据说舜帝得知大禹治水艰辛，特派千年应龙前来协助。《山海经》记载：“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从此，徒骇河由一条害河变成禹城的母亲河。公元1756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禹城，看到大河两岸一派繁荣景象，感慨万千，写诗赞道：“神禹治河乃最神，当时犹致人徒骇。三千年后智非禹，问胜此任谁能解……”（载《禹城县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53页。）

禹城历史悠久，秦始皇时便在此设郡置县，称为“祝柯县”，城址在现今济南长清东北15公里处的古城村；汉高祖时改县名为“祝阿”，县址迁至禹城现在火车站附近的杨城子，那时叫“阿阳城”。公元742年，唐玄宗李隆基为纪念大禹治水有功，亲赐祝阿县为“禹城县”，从此“禹城”这个地名延续至今，已有上千年。

禹城县城历史上曾几次修缮扩建。唐天宝十四年（755），史思明追随安禄山起兵造反，史称“安史之乱”。为阻挡叛军进逼长安，公元759年，禹城守将李铣开决黄河大堤抗敌，致使阿阳城被毁于大水。《太平寰宇记·齐州·禹城县》记载：“逆党史思明侵河南，守将李铣于长清县界边家口决大河，东至（禹城）县，因而沦溺。”战后，李铣便将县城向北迁至十几里之处地势较高的迁善村（李善人村），即现在的禹城老城，并亲自主持了县城的重建，新建的县城“周九里三分，高一丈七尺，厚一丈五尺，池深七尺广倍之”，与济南群城同大。

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为夺侄儿朱允炆的江山，以“清君侧”之名举兵南下，与明朝守军激战于德州一带，受到重创。朱棣夺取政权后，为报此仇，来了一次“燕王扫北”，在黄河以北大开杀戒。禹城正处其中，深受战乱之苦。此后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禹城才重新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

从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534—1542）的8年里，禹城县城几次得到修缮，特别是明万历四年（1576），为加强城防，对老城墙的外皮全部采用了砖砌，又在城墙的东、南、西、北修了4个城门楼子，并分别起了名字，东门叫“祝阿”（禹城的前身叫“祝阿”），西门叫“鬲津”（临近鬲津河），南门叫“禹迹”（曾是大禹治水之地），北门叫“都阳”（此地古称“督杨”，讹名为“都阳”），并建铺楼、熟堡17座。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又增炮台8座，外筑防洪护城堤3道。（参见《禹城县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21页；李明文撰文，载《德州日报》2021年2月5日。）民国之后，军阀连年混战，尤其是韩复榘和阎锡山在这里多次进行拉锯战，百姓惨遭涂炭，哀鸿遍野，多少亭台楼阁荡为寒烟，4块刻有城郭名称的石碑也随之流落民间，解放后只找到“禹迹”“祝阿”两块，被珍藏于禹王亭博物馆内，而“鬲津”与“都阳”两块门匾杳无踪迹，甚是可惜。

这日正午，四子驾车从禹迹门进城，但见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鳞次栉比，虽几经战火摧残，却难掩昔日繁华。此时他的肚子已饿得咕咕直叫，顾不得赏悦街道上的热闹，一路打听着直奔西南街宁大夫诊所而去。

八

时辰不大，小驴车驶至宁大夫诊所，四子说明来意，宁大夫连连摆手道：“你们要找的这位张老先生只是来给家母瞧过病，有人便以为在这里坐堂，结果以讹传讹，常有病人上门求医，其实是弄错了。”

镖爷不解，问道：“宁大夫自己便是杏林高手，家人有恙，为何还要请外人医治？”

宁大夫又摆手道：“不一样，不一样，我怎能与老先生相提并论？前年家母病重，已无药可治，无奈之下，我只好去请老先生，其实只是想为我做个证明，开脱责任，将来如有个三长两短，对我那在外地做事的弟弟好有个交代，非是不治，实是无治。不曾想老先生看过之后，认为家母还可医治，服了他的5剂汤药，竟然起死回生，现今已能拄杖自己上街了，你说是不是神医？”

镖爷赞叹：“简直是华佗再世、扁鹊重生。如何才能找到这位神医？”

宁大夫说：“老先生世居冯庄，从不离家，城里几处大药铺高薪请他坐堂，皆被拒绝。我瞧你这眼疾十分严重，一般大夫还真治不了，快去找老先生吧，莫要耽误。”

冯庄位于徒骇河西，东靠西大桥村，与城里相距不过数里。镖爷谢过热情健谈的宁大夫，向西而行，天将晌午，来到冯庄。张老先生是个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人，镖爷登门时，正在吃午饭，听说病人是从六七十里外的乡下赶来，立刻放下碗筷为他号脉。

这位高人姓张名丙午，字晋臣，十里望乡冯庄人，生于1880年，光绪年间秀才，早年教书，后苦研岐黄之术，豁然自通，终成乡间名医。他行医善用偏方野草，什么杨柳枝、槐树叶、大枣、瓜皮，甚至墙土、锅灰，皆成他眼中药材，不用花钱，易于寻觅，效果又好，深得穷苦百姓欢迎。老先生尤擅眼科。相传城里东街有一汉子被谷秸尖刺破眼球，疼痛难忍，老先生用鲜猪肉切薄片敷于伤破处，随即止疼，数日便愈。据说老先生曾将治疗眼疾心得记录成册，取名《眼科金丹》，“文革”动乱时被付之一炬，很多眼疾良方从此失传。（参见《禹城文史资料》第7辑第168—171页。）

那日老先生仔细检查了伤情后说：“如果老哥您受伤之初采用青皮、芒硝煎熬洗眼的方子，乃是出自唐朝‘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这两味中药在临床上确有清热祛湿、理气化瘀、软坚止痛的功效，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角膜炎等常见眼疾疗效极佳，但老哥您眼珠受的是严重外伤，这个方子便没有作用了。”

镖爷忙问：“是否还有治疗妙方？”

老先生微微一笑道：“当然有妙法，中医眼中没有不治之症。我这有一个用南瓜露涂敷的秘方，花钱少，治疗简单，而且疗效极佳，是治疗眼部外伤的特效良药。只是我向来只开处方不卖药，自己留存的一点南瓜露恰巧用完，你若想用这个方子，只能自己配制。”

镖爷便问：“如何配制南瓜露？”

老先生提笔在处方笺上边写边说：“南瓜洗净，切片，装入瓷罐内密封，然后埋入地下，数月后待南瓜化为液体，取出用纱布过滤出汁液，即为南瓜露。用此液汁涂敷患处，每日3~4次，一周便可大见成效，两个月视力定能恢复如初。”

镖爷听罢，面露难色：“这南瓜露虽是好，可配制时间太长，庄稼人烂事多，耽误不起时间。先生，有快一些的方子吗？”

老先生摸着胡须沉吟片刻道：“若要快些的也不是没有，而且这方子更加简单，每日两次熬制黄连水洗眼便可，两个月包你治愈。只是这方子的药引子有些特别，怕难讨到。”

镖爷问：“是什么药引子难讨到？”

老先生道：“需要新鲜的人乳。”

镖爷听罢有些踌躇：“这药引子是有些蹊跷，待俺回去与家里人合计一下，看哪里去弄这人奶做药引子。”

镖爷进城并非盲目而来。他在城里北街有个亲姐姐，也就是四子的姑奶奶。镖爷自小爹娘去世得早，是这位老姐姐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因此两人感情最好。姐姐年轻时长得俊俏，被城里一位姓金的杂货铺老板相中，娶进了城，这些年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衣食无忧。老太太有个儿子在县政府当差，因为太老实，干了半辈子还是一个科员。孙子金山却比老子有出息，年纪轻轻便在县警察局当上警长，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交友甚多，是个场面人。只因县城离连五高太远，姐弟俩难得见面。四子上次进城，还是大年初二来走亲戚，一晃眼已过去约半年时间。虽然两家走动不多，但在鲁北农村的传统民俗里，姑舅亲是至亲。俗话说：“姑表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每次四子进城，姑奶奶都会留他多住几天，看看城里与乡下不一样的花花世界。这次老姐姐看见弟弟的眼珠子被铁渣子弄伤，急得团团转，又听说治眼妙方须用新鲜的人奶做药引子，便长舒一口气，道：“哎，这有何难！你孙媳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正在家里坐月子，每天挤两滴就是了，又不花钱。你就安心住在这里治眼，咱姐弟俩儿难得有机会在一块待上两个月。”

镖爷心想老姐姐已年过7旬，见一面少一面，多陪陪她也好，便住了下来。每日除了点点黄连眼药水，隔三岔五到桥头冯庄找张老先生检查一下视力恢复情况，便是与老姐姐拉呱聊天。外孙金山也是习武之人，一套少林大金刚拳打得虎虎生风，有模有样，只是内力不足，威力不够，到了晚上，镖爷便指点他拳法心得，日子过得倒也不烦。

然而，四子的心境却与爷爷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