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06年至1964年：勃列日涅夫的履历
第一节 血雨腥风的考验
要弄清苏联1977年以后的历史，必须先了解当时坐在主席台的人们。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就从他说起。
1906年12月，勃列日涅夫出生在卡缅斯科耶市（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隶属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后来的乌克兰女总理季莫申科和这位前苏联领袖是老乡。他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轧钢工人，俄罗斯族。父母粗通文墨，讲究礼仪，对子女的教育侧重培养正直和朴实的观念。勃列日涅夫有一弟一妹，据他本人回忆，父亲对他们从不娇惯，却也很少惩罚，更多的是通过讲道理和身传言教使儿女明白事理。例如，“如果你许下了诺言，就要履行。要是对一件事有怀疑，就应该直说；如果你害怕，就不要去做；一旦做了，就不要胆怯。如果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坚持到底。”（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页）
纵观勃列日涅夫一生，恰恰是他父亲这些话的写照。
卡缅斯科耶位于第聂伯河流域，东面是沙皇俄国最大的煤矿区顿巴斯，西面是有名的铁矿区克里沃罗格。便捷的水运交通和靠近煤铁矿区的区位优势，使卡缅斯科耶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工业城市，不断吸引外地人口流入。在这座乌克兰城市里，除了乌克兰人还有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德意志人、捷克人共同居住，社会风气包容，基本没有排斥外族的情绪。
勃列日涅夫出生的前一年，俄国爆发了1905年革命。这是帝俄继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此后，知识分子追求宪政的民主活动、工人运动以及农民抗争风起云涌。沙皇政府亦在1906年成立国家杜马（议会），实行开明君主制，逐步向君主立宪制过渡，新任首相斯托雷平奉行强硬政治，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使俄国国力迅速上升。然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俄罗斯帝国最终没有逃过1917年的革命。七十多年后，另一群俄国人不懂这个道理，瓦解了一度强大的苏联。
斯托雷平的一系列改革在繁荣经济的同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小学校开始广泛招收工农子弟，并以提供奖学金或免除学费的方式鼓励贫民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勃列日涅夫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即使是在一战（1914年到1918年）和内战（1918年到1921年）那种动荡的岁月里，也坚持刻苦学习，直到1921年中学毕业。1921年，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农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率先复兴。勃列日涅夫在1923年选择了库尔斯克的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就读，同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勃列日涅夫毕业，次年被派往乌拉尔专区担任农业干部，1929年被吸收为联共（布）预备党员。
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的青少年时期完全是在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的年代度过，成长在这样的时代，任何有理想的青年都容易倾向革命，乃至加入革命。然而，革命的理想蓝图只是存在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脑海里，甚至领袖之间也存在分歧。1924年列宁死后，其他政治局委员早已存在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在新经济政策的存废、农业集体化、加快工业化、世界革命等问题上发生争论，政见的不同使大家都想获取最高权力。最后，斯大林采取“联合一派、打倒一派”的办法，利用自己掌管组织人事权力的优势，在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夺取了最高领导权。
1929年，苏联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集体化运动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和抵制，苏联农产量连续下滑。一方面，广大农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斯大林在1930年3月发表《胜利冲昏头脑》，非但不检讨方针政策的失误，反而将农业减产归罪于地方上的农业干部，并采取“清党”措施（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页）。
这场“清党”运动成了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前奏，大批无辜的干部成为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凡是政策取得了好效果，宣传部门就会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高瞻远瞩；一旦政策出现恶果，宣传部门就会说阶级敌人混进各级干部队伍搞破坏，在这同时，“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立即罗织罪名，将那些敢于直言的干部下狱。
乌拉尔专区的干部也没躲过这个遭遇，这给勃列日涅夫带来了好运。1931年，勃列日涅夫刚转为正式党员，就被任命乌拉尔专区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正是“清党”运动让乌拉尔专区的大量干部、专家以及业务骨干受波及，所以，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两年、才转正的党员就当上了专区副局长。当然，能在25岁当上副处级干部的勃列日涅夫同志肯定具备与众不同的个人品质。这里首先要讲到的是该同志谦虚谨慎、懂得取舍。
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全党学习工业科学技术。当年下半年，勃列日涅夫毅然辞去土管局副局长的职务，返回家乡卡缅斯科耶，在这座冶金业城市从一名普通的钳工做起，白天上班，晚上在冶金学院的夜校学习，终于在1935年拿到大学文凭，同年获得热动力工程师职称。还是在这一年，勃列日涅夫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装甲兵，先后被提拔为排长和连指导员。1936年底退伍后，他回到卡缅斯科耶继续当工程师。这时的卡缅斯科耶已经改名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以纪念1926年逝世的“契卡”创始者捷尔仁斯基。
“契卡”全称“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这个名字虽然长，但是很有哲理，意思是：谁对俄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消极怠工”，谁就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契卡就要肃清谁。不要以为这是笑话，从这个组织成立的第一天起，它就是这样工作的。就是靠着这种工作方法，契卡配合红军，在内战中打败了苏俄的内外敌对势力。内战结束后，契卡被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音译‘格别乌’）。格别乌继承了契卡的工作思维，在和平时期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刽子手。
1937年的乌克兰属于“大清洗”的重灾区，大量的干部、专家和基层党员被诬陷，或投入监狱，或关进劳改营，更可怕的是被处决。“大清洗”导致大量的领导干部岗位空缺，当年5月，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相当于副市长，分管市政建设方面的工作。在他任内，一座漂亮的少年宫大楼在62天平地而起，巨大的体育场破土动工，带有阳台和大玻璃窗的一幢幢四层住宅楼成为市民的新居，还有平坦宽阔、散发着沥青味的马路，小巧别致、绿木掩映的街心花园。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争取到一笔拨款，开辟了一条贯穿全城的无轨电车路线。
1938年1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乌克兰的党政一把手，这位后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从此成为勃列日涅夫从政道路的领路人。进入他视野的是一位32岁的年轻人，家庭出身根正苗红，属于工人阶级，先后在农业、工业、部队和市政建设有过工作经历，真正做到了“党员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对党忠心耿耿，业绩突出、政绩斐然。当年5月，勃列日涅夫被调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任州党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
勃列日涅夫年纪轻轻爬上高位完全是运气吗？不是的。无论他后来成为苏联领袖的政绩如何，他年轻时的个人品质和人生选择还是值得参照学习。资历尚浅、身居高位的时候懂得急流勇退，以求更好的前进；如果他不辞职，难保不成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倒霉干部”，没准连命都保不住；想成就大事业，必须先丰富自身跨行业、跨专业的社会经历；最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学习，不管处境多么艰险、贫困，不管生活多么空虚寂寞冷，都应该坚持学习。这样，前途才会有希望，人生才能有所作为。
当上了主管宣传工作的州委书记，勃列日涅夫开始全心全意地向全州民众宣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和伟大的国家。据说，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工作做得很成功，当地民众一致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那么勃列日涅夫同志就真是牛人。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发生了持续三年多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使数十万人遭受政治迫害。以至于二战期间发生了很多乌克兰族公民欢迎纳粹的事件。
相信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到底是勃列日涅夫欺骗了人民，还是人民欺骗了勃列日涅夫？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先去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外交。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苏联一直在争取英法等国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签署营建欧洲集体安全的条约（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二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61页）。可惜在英法两国领导人眼里，苏联和德国一样，是极权主义国家，甚至苏联更可恶，纳粹德国顶多是想为日耳曼民族扩张领土，而苏联是想颠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对苏联的倡议并不感兴趣。他们心里一直很踏实：英国有当时全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海军，法国有全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陆军。干掉希特勒，不需要你斯大林帮忙。
1938年9月30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仅仅不到半年，1939年3月15日，德国就撕毁协议，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和法国急了，意识到必须联合苏联。3月17日开始，英法两国和苏联开展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双方在一个问题上僵住了。英法两国希望：如果德国进攻波兰或罗马尼亚，苏联能予以后者支援。苏联表示同意，交换条件是：如果德国进攻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希望英法两国也能支援。英法两国表示做不到（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二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76—381页）。
大家或许会奇怪，为什么英法苏等大国的谈判全是为小国利益着想？那时候的国际外交真是无私啊！可惜事实不是这样，他们的谈判用通俗语言可以翻译为：
英法两国：如果德国揍我俩的小兄弟，你要帮我俩罩着他们，否则德国揍完他们就要揍我俩。
苏联：没问题，但是德国如果揍我的邻居，你俩要帮我撑场面，否则德国揍完他们就要揍我了。
英法两国：对不住啊，兄弟，我俩有心无力。
就在英法苏谈判的同一时期，希特勒也在争取苏联。二战爆发前，德国的既定方针是先解决英法两国在东欧的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再解决英法两国，最后解决美苏。所以，纳粹德国一直很希望和苏联签订和约，向苏联开出了诱人的价码。苏联眼瞅着和英法两国不会有结果，于8月23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为了应对迟早会来的战争，苏联着手做了以下几件事：政治上，结束“大清洗”，缓和国内紧张形势；军事上，建立“东方战线”，采用军事占领和武力威胁手段，向西面若干邻国扩张46万平方公里领土，营建战略纵深；经济上，扩大国防工业生产，丰富武器弹药储存。
1940年初，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分管国防的州委书记，领导全州民众加班加点开展备战工作。按照中央的指令，勃列日涅夫将州里一些本来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转为生产军事装备。比如，阿尔乔姆工厂制造战斗机零件，共产国际工厂制造迫击炮，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钢铁厂生产炮弹。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工人们普遍不理解：为什么和德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还要扩军备战、压缩民用、延长工时？而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在公开宣传中一直称自己是条约的坚定维护者，虽说是为了避免德国有借口侵略苏联，但也造成了民众在备战工作中的思想混乱。
面对这种形势，刚刚脱离宣传工作的勃列日涅夫又干起了老本行，苦口婆心地号召民众加班。皇天不负有心人，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共生产318万吨生铁、301万吨钢、221万吨轧材，这3个数字分别占全苏相应产品总数的20%，16.5%和18.2%（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8页），为苏联生产更多的军工产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军全线溃退，不少部队陷入包围。7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改组政治宣传机关及在工农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勃列日涅夫奉调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参军入伍，负责为部队招募政工干部。南方方面军在战争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协同西南方面军，对抗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保卫乌克兰。7月中旬，德军以装甲部队为先导，长途奔袭、千里合围，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方式，意图消灭基辅周边的苏军。8月8日，德军在乌曼战役取胜，俘虏10万苏军，成功分割苏联的西南、南方方面军。之后，德军继续向第聂伯河东岸运动，企图截断苏军归路。
8月25日，南方方面军放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防守，迅速东撤免于被围歼。在此期间，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西岸撤下来的部队，协助部队指挥员和政工干部，鼓舞战斗士气，保障部队官兵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撤退中保持信心，继续作战。与南方方面军相反的是，西南方面军由于撤退不及时，在9月15日被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合围，阵亡5万人，65万人被俘，仅15万人突围。19日，基辅沦陷。基辅战役吸引了德军大量兵力，为莫斯科保卫战调兵遣将赢得了时间，使中路德军无力在入冬之前拿下莫斯科，永远地失去了占领莫斯科的机会。
1942年1月，苏联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斯大林在敌强我弱局面仍未得到改观的情况下，误判形势，下令全面反攻。1月18日，铁木辛哥元帅率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发起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夺回了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等城市。但是，德军在战役中从容撤退，损失不大，苏军只是取得形式上的胜利。这场战役结束后，勃列日涅夫获得了他人生的第一枚红旗勋章。
5月12日，铁木辛哥元帅率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发起哈尔科夫战役，战役于5月19日结束，苏军阵亡、负伤10万余人，被俘25万人。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因此重新掌握主动权，分编为“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随后，“B集团军群”进攻斯大林格勒，“A集团军群”进攻高加索。在“A集团军群”正面的正是勃列日涅夫所在的南方方面军。7月28日，南方方面军由于减员严重，被撤销番号，合并至北高加索方面军。整个下半年，北高加索方面军且战且退，在迟滞德军进攻的过程中消灭了近10万德军。
1943年2月，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西南战场乃至整个苏德战场局势逆转，各条战线的苏军纷纷转入反攻。4月1日，勃列日涅夫被派往北高加索方面军下辖的第18集团军任政治部主任。9月，该集团军参加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勃列日涅夫在这场战役中表现英勇，获得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附带说一句，参加这次战役的另一支部队——第56集团军近卫步兵第2师因解放塔曼半岛战功卓著，荣获“塔曼师”荣誉称号。后来，正是这个师，在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在“八一九”政变中倒戈，在1993年俄罗斯政治危机中“炮打白宫”，两次赴车臣平叛（1994年和2000年），一败一胜。正是“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1943年11月24日，苏军大本营命令第18集团军转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全部人员、物资乘军列转向基辅方向，去支援解放基辅的部队。11月中旬苏军收复基辅后，德军迅速调集兵力大举反攻，20日重新占领日托米尔，兵锋距基辅只有60公里，形势十分危急。苏军大本营紧急决定把第18集团军调到基辅城下，以解燃眉之急。第18集团军参战后，苏军终于稳住战线，再次扭转局势，继续反攻。勃列日涅夫因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被授予1枚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
1944年，第18集团军参加了收复西南失地和解放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战斗。11月，勃列日涅夫晋升少将。在捷克斯洛伐克作战期间，由斯沃博达将军指挥的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1军曾在第18集团军编制内作战。斯沃博达不会想到，24年后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自己的老战友勃列日涅夫会出动苏联军队镇压“布拉格之春”。
1945年5月8日，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勃列日涅夫的军衔和勋章成了那个英雄时代的缩影。一群被记住名字和没有留下名字的反法西斯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为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国作战的红军官兵亲眼目睹了东欧国家的富足生活和美英军队的民主风气。正是打出国门的部队官兵把改革的种子带回了苏联，等待一个改革领导者的出现。
第二节 他的团长他的团
战争结束后，勃列日涅夫没有马上退伍。他的新职务将和一个叫扎波罗热州的地方有关。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其中提到要“在南方恢复冷轧薄板的生产”。当时，苏联南方生产冷轧薄板的基地叫做扎波罗热钢铁厂，位于与勃列日涅夫老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毗邻的扎波罗热州，是苏联在30年代建成的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7月底，《真理报》先后刊登题为《为什么扎波罗热钢铁厂的重建工作停滞不前》和《三个党委会和一个建筑工程》两篇文章（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46页），对该州区、市、州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两篇文章一个意思：中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8月30日，扎波罗热州领导换人，勃列日涅夫当选州委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上任后，很快理清了头绪。当前的主要工作是重建，重建的中心工作是扎波罗热钢铁厂。这位第一书记在一座被炸毁一半的变电站中为自己清理出一间办公室，放上桌椅、床铺，架上电话，直接住在现场监督工程进度。正所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有了这样的领导，那些中层干部和工人们基本也是以单位为家。当时的重建工作实施的是两班倒工作制，每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加上计划经济体制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各种设计图纸和工程材料从全国各地运来，扎波罗热州重建进程明显加快。
1947年6月30日，扎波罗热钢铁厂建成投产。与此同时，州内另一大型重建项目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供电量也稳步上升。这些大型项目的成功投产构成了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州重建工作中的光辉政绩。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勃列日涅夫列宁勋章。列宁勋章是苏联的最高荣誉。很快，勃列日涅夫获得了“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机会。
1947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被调回老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担任州委第一书记。事情的起因和扎波罗热州一样，当地领导人在战后重建中工作不力，中央要换人。当时，乌克兰连续遭遇三年旱灾，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很不好。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甚至一度因此被免职。
上任后的勃列日涅夫的首要任务是要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天灾改变不了，那就避免人祸吧。由于各地的重建工作以工业为主，无法集中足够的车辆和机械来保障农产品的运输、加工，很多粮食被烂在地里。针对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拿出了他后来闻名于世的“商量式”领导方式下达命令。比如，他给尼科波尔钢管厂厂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打电话：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一定到您那儿去，但要稍迟几天。现在我想请您帮个忙，今年的庄稼很好，已经成熟了。我知道，您是一位负责的厂长，你们厂搞得不错。如果你们能支援一下收割工作，我们就非常感谢了。不过，请您派好的司机，派管用的车子。”
“我可以拨出15辆。”
“请您再考虑一下，跟大家商量商量。要是粮食收不上来，那太可惜了……”（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一点霸气都没有，不过还真好使，大家对这位客客气气的新领导还是挺给面子。1948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成为乌克兰第一个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州。勃列日涅夫再次得到中央和乌克兰领导层的好评。当然，也少不了部下们的好评，这其中，就包括吉洪诺夫厂长。
吉洪诺夫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长期在冶金企业工作，没有仕途经历。1948年的吉洪诺夫已经43岁，按常理再干十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位同志当上了苏联总理。他的故事后面还会说到，先说他在勃列日涅夫第一书记任内的故事。一般来说，新领导上任，做部下的应该审时度势，一看二慢三通过才对。可吉洪诺夫偏不，他不仅把自己工厂的生产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主动向中央主管部门争取款项为厂区居民盖楼、修路、建街心花园。中央给了他70万卢布，他为了给居民做福利工程花了200万卢布。
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相听说这事，气急败坏来到吉洪诺夫的工厂视察，给吉洪诺夫劈头盖脸一顿骂。眼看就要对他采取组织措施，勃列日涅夫赶紧主动出来劝，说厂长同志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才把钱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花钱超支是事实，但也没有乱花钱嘛。捷沃相作为中央的部长，还是要给地方上的州委第一书记面子，没有再作计较。这件事之后，吉洪诺夫终生追随勃列日涅夫，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由此看来，平时对部下和和气气，关键时候敢于为部下扛事的领导还是很得人心的。
勃列日涅夫在战后初期当了两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均政绩显著。卓越的政绩使他再次升官。1950年7月，勃列日涅夫出任摩尔达维亚（今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成为直接对苏共中央负责的加盟国领导人。如果您以为他完全是靠政绩登上高位，那您就想错了。
研究苏联政治，要重点关注几个角色：党的领袖，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情报组织（契卡/格别乌/克格勃）领导人。
党的领袖是指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这些人。列宁之后，不同时期的职务称呼不同，有时叫党中央总书记，有时叫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刚成立时，中央政府叫做人民委员会，1945年后更名为部长会议，相当于我国的国务院和西方国家的内阁。部长会议的领导人被称为主席，相当于总理；“苏维埃”在俄语中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常由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担任，苏联没有总统，也不可能有沙皇，所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被默认为国家元首，但是他不掌握实权。
苏共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由政治局负责制定路线方针，书记处负责党的政策执行，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书记通常被调侃成苏共的“第二书记”——党内二把手和接班人。书记处由若干名中央书记组成，其中，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和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尤为重要。在苏联体制中，部长会议只是把党的决策转换为国家政策，所以，苏联总理的权力类似于总统制国家的弱势总理；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最高苏维埃休会期间执行其职权。
内务部（相当于我国的公安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苏联的政治地位很特殊。这三个岗位的同志经常出任政治局委员，参与国家最高决策。他们的政治地位远远超过副总理，有时甚至超过常务副总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与总理平起平坐。
苏联的情报组织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了，在苏联执行国家安全部的职能。介绍克格勃，就不得不提内务部。两个部门时分时合，有时候你领导我（亚戈达时期），有时候我领导你（谢列平时期）。两个部门的权力划分，尤其是对内的权力划分，牵涉到公开警察与秘密警察的业务分工，体现着苏联不同时期的法治水平和政治气氛。
了解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情报组织的领导人从来都是最高领袖的强势候选人，从贝利亚到谢列平，再到安德罗波夫、克留奇科夫，如果把普京（1998年7月至1999年8月任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也算上，已经成功过两个半（半个是指贝利亚）。
20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重点倚靠三位政治局委员治理国家：由卡冈诺维奇担任中央书记兼组织局委员，主管党务和人事工作；由莫洛托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主管政务和经济工作；由伏罗希洛夫担任国防部长，主管军务。这三人被称为斯大林的“近卫军”。“大清洗”期间，斯大林先后任命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为内务部长，扩大内务部权力，对“近卫军”形成一种制衡。卫国战争前夕，“近卫军”全面失势。1939年，卡冈诺维奇被免去中央书记职务，1940年，伏罗希洛夫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41年，莫洛托夫被免去总理职务，留任外交部长。随着这三人的失势，内务部长贝利亚的权力地位直线上升。
贝利亚全名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生于格鲁吉亚，1917年入党，年轻时在外高加索的契卡工作。1932年，年仅33岁的贝利亚成为外高加索的最高领导人。1938年，贝利亚被任命内务部长，权势如日中天。卫国战争期间，贝利亚协助斯大林领导了除指挥战争以外的各方面工作，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事实上的二号领袖。战后，贝利亚和胜利元帅朱可夫一样功高震主，被斯大林免去内务部长职务，脱离公众视线，秘密领导苏联原子能计划。他和他的“秘密警察派”也因此受到压制。
战后初期，最受斯大林重用的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全名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年生于顿涅茨克。日丹诺夫自1934年当选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积极为“大清洗”宣传造势，深受斯大林信任。是年底，日丹诺夫接替遇刺的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日丹诺夫表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闻名全国。由于他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他的派别俗称“列宁格勒派”。
1948年，日丹诺夫病逝，在斯大林的默许下，以马林科夫为首的“中央机关派”崛起了，成为帮助斯大林制衡国防部、内务部和外交部的另一支力量。马林科夫全名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1902年生于奥伦堡。马林科夫年轻时在政治局和组织局当秘书，后来又在莫斯科州搞了几年宣传工作，1936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1939年晋升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1946年晋升政治局委员。因他的大部分工作经历都在中央机关，故其亲信被称为“中央机关派”。
战后初期，苏联政局呈现出“秘密警察派”“列宁格勒派”和“中央机关派”三足鼎立的格局。那么，勃列日涅夫和这三派有什么关系？答案是都没有，他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乌克兰派”。乌克兰是苏联第二重要的加盟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十月革命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重点打击对象，最早与之作斗争的是卡冈诺维奇。
卡冈诺维奇全名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1893年生于基辅，从列宁时期开始追随斯大林，长期协助斯大林管理组织人事工作。1924年至1928年，卡冈诺维奇兼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职期间残酷镇压乌克兰族干部，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在乌克兰，他提拔了不少干部，其中有个人名叫赫鲁晓夫。1937年至1949年，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2年里，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提拔了大量干部，其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后来把“乌克兰派”做精做强，发展成闻名后世的“第聂伯帮”。
日丹诺夫逝世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联合制造“列宁格勒案件”，清洗了一大批“列宁格勒派”的干部。1949年至1950年，斯大林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派别来平衡贝利亚和马林科夫。1950年7月，勃列日涅夫升任加盟国级别的领导人，正是与当时的高层权力斗争有关。在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资历最老，不能再用；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代表军队的力量，不可能让军方势力坐大；米高扬是经济技术官僚，没有自己的小集团，根本对抗不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最后只剩赫鲁晓夫符合斯大林的要求。他在1939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够资历；参与指挥了西南战场的部分战役，在军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乌克兰又把经济搞得不错，政绩口碑过得硬；在中央，赫鲁晓夫多少能得到卡冈诺维奇的照顾。综合来看，赫鲁晓夫有实力平衡马林科夫和贝林亚。
1949年，赫鲁晓夫被任命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勃列日涅夫被派往摩尔达维亚主持工作，随后担任第一书记。这只是赫鲁晓夫扩编人马的一步棋，越来越多的“乌克兰派”干部将被提拔重用。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即今摩尔多瓦，主体民族为摩尔多瓦族，有少量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谷物种植、经济作物种植和畜牧业发展条件极其优越。摩尔达维亚的大部分领土是苏联在1940年构建“东方战线”并入的，后来又被战争耽误，所以党的干部十分缺乏，农业集体化工作一直没做好。苏联的重建需要那里的谷物、葡萄、烟草和肉类，亟待把那里的工农业生产纳入苏联的统一计划。
勃列日涅夫的办法是，在全加盟国范围内建立机构健全、扎根基层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尤其是加强和巩固集体农庄的党组织，培训基层农业干部并奖励先进。摩尔达维亚的集体农庄建设乃至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得不承认，勃列日涅夫吉人自有天相，他的前任倒霉在之前的旱灾之中，轮到他主政时，摩尔达维亚风调雨顺，降水丰沛。人努力，天帮忙。摩尔达维亚的农业生产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实现全面好转。
1952年10月，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稍后的一中全会上，斯大林将政治局改组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勃列日涅夫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46岁的勃列日涅夫正式进入苏共中央领导层，成为苏联政坛的一匹黑马。他的这次晋升受益于斯大林继续扶植“乌克兰派”，压制“中央机关派”和“秘密警察派”。他的好运没持续多久，不到半年，就被免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职务，被打发到国防部上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原因很简单，沙皇换人了。
第三节 赫鲁晓夫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他刚刚去世的一段时间里，苏共没有确定新的领袖。大家都是跟着斯大林工作的，谁也没有说一不二的威望。在三月的第一轮权力斗争中，首先出牌的是贝利亚。贝利亚倚重内务部，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改革。首先是在司法领域，缩小内务部权力，把劳改局移交司法部，把生产经营单位移交相关部委，限制国安部和内务部“特委会”权力，平反冤假错案，健全法制，严禁刑讯逼供，大赦天下，释放120万囚犯；其次是在民族事务领域，调离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族干部，增加当地民族干部，落实少数民族权利；再次在外交领域，提议修复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倡导在德国问题上向西方国家让步。
贝利亚推行的这些政策，属于修正斯大林原有的路线方针，通过缓和内外紧张气氛去树立自己的权威。自然而然，他表现出要逐步揭露“个人崇拜”。乍一看，他的主张都是加强民主法制、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好主意。但是，他的改革却遭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人的抵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主席团委员们在当年的“大清洗”中“业绩斐然”，虽然内务部是“大清洗”的急先锋，但其他人的双手也是沾满鲜血，对领导、同事、部下、战友、朋友下的毒手数不胜数。其中，“近卫军”的元老们罪行最重。比如，卡冈诺维奇屠杀党务干部，莫洛托夫屠杀经济部门和外交部门的干部，伏罗希洛夫屠杀军队干部。他们三个人的罪行和内务部三任部长（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不相上下，在不少千人以上规模的冤假错案中是共犯。
大家可能要问了，内务部既然制造的冤假错案最多，那内务部长贝利亚为什么要带头平反冤假错案？是这样，贝利亚只会平反亚戈达、叶若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等人制造的冤假错案。他将利用手中的权力保证自己制造的冤案不被平反，而通过平反其他人制造的冤案达到打击政敌的目的。这可不是瞎猜，赫鲁晓夫后来就是这么干的。
贝利亚的想法连不才在下都能猜到，主席团那帮沉浮多年的高级政客会想不到？好吧，既然你贝利亚不让大伙跟着斯大林的旗帜走，那大伙就让你跟着斯大林走，去另外一个世界。1953年6月中旬，赫鲁晓夫带头串联，准备发动罢黜贝利亚的政变。很快形成了以他和马林科夫为中心的“倒贝集团”，在取得军队方面的支持后，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吉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0—86页）12月，贝利亚被秘密枪决。
由于在罢黜贝利亚的行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确立领袖地位。贝利亚下台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议加强集体领导。很快，双方在农业问题上掐起来，马林科夫主张通过对农庄和农户实施物质利益刺激来增加农业产量，赫鲁晓夫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来增加农业产量。眼瞅着党政两个系统的负责同志吵起来，主席团委员们乐了，做了一个非常搞笑的决定：任用马林科夫的老部下，去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
哈萨克共和国是苏联在中亚最大的加盟国。1953年，哈萨克的垦荒工作停滞不前，主席团决定派马林科夫的老部下波诺马连科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主持哈萨克的垦荒工作。赫鲁晓夫不放心，找来勃列日涅夫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二书记，去“协助领导”哈萨克的垦荒工作。
1954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上任，迅速从当地党务部门、农业部门、科技部门组织精干力量研究部署垦荒事宜。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就垦荒做出的一系列决议成了哈萨克领导人的“尚方宝剑”。大规模开垦荒地需要大量现代化农机设备，在这方面中央对哈萨克格外慷慨。1954年6月，赫鲁晓夫到哈萨克视察，现场督办垦荒事宜，使哈萨克官民再次掀起垦荒运动高潮。大家本着“人定胜天”的信念艰苦创业，不久就有了回报。
1954年秋收之后，《真理报》在10月27日发布新闻：哈萨克上缴国家2.31亿普特（1普特≈16.38千克）商品粮，库存1400万普特，仅库存一项就比近5年的库存都多。（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87页）垦荒事业在哈萨克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国范围内的垦荒事业也是捷报频传，有力地提高了赫鲁晓夫的威信。
1955年2月，赫鲁晓夫借平反“列宁格勒案件”指责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同谋。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马林科夫只好主动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副总理。接任总理的布尔加宁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朱可夫接任。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一样，是卫国战争之前的经济技术官僚，战争中活跃于政界和军界，却均未担任过军事主官。战后，斯大林需要压制军队的势力，于是对一些将帅削职夺权（比如朱可夫），选择布尔加宁这样一位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并通过他来控制军队。赫鲁晓夫擢升朱可夫升任国防部长也是为了借助战功卓著的元帅来争取军心、控制军队，另外隐含着酬谢他在逮捕贝利亚的政变中支持过自己。
马林科夫终于辞职了。表面上看，他的辞职是受到“列宁格勒案件”平反的冲击，实质上还是主席团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他的执政理念导致的必然事件。马林科夫当上总理后，着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农业生产体制、平反冤假错案、对西方缓和，和贝利亚一样，他也得罪了斯大林的“近卫军”。无论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无论谁成为领袖，“近卫军”的元老们都会不服气。所以他们三人都必将通过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来打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
历史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玩弄权术胜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他棋高一着，先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使元老们警惕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先后实施的改革政策，最终借助他们的力量先后扳倒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时，不动声色地提拔自己的干部。1955年3月，哈萨克共产党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被解除了职务，调任苏联驻波兰大使，勃列日涅夫升任第一书记（代理，当年8月转正）。
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率领哈萨克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被选举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分管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早在1955年3月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开始参与领导苏联航天工业。1955年6月，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在哈萨克共和国克孜勒奥尔达州破土动工，于1957年5月1日建成投入使用。
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举世闻名，在世界十大航天器发射场名列第三，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价值至今享誉全球。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冷战结束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归属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仍然不肯放手，每年向哈萨克斯坦支付1.15亿美元的租金获取独有的使用权，租用期至2050年。拜科努尔航天中心至今仍是俄罗斯发射载人飞船的唯一基地，苏联解体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担负着俄罗斯航天发射任务的70%。
苏共二十大会期最后一天夜里，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破坏法制、制造冤案、残害干部群众、欺压兄弟党、卫国战争指挥失误等一系列罪恶行径进行批判。秘密报告顿时引起苏联政坛的混乱：一股暗流蠢蠢欲动，他们要团结起来推翻赫鲁晓夫，维护斯大林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自己身居高位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还有一股暗流蠢蠢欲动，他们要开创自己的时代，终结斯大林主义的恶劣影响。
1957年6月，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首的包括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主席团委员在内的“倒赫集团”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议罢免赫鲁晓夫，取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落实集体领导。经举手表决，主席团的11名委员以7比4通过了罢免赫鲁晓夫的决定。
赫鲁晓夫拒绝服从，他提出：自己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第一书记，罢免需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表决，主席团无权罢免自己。就在这时，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出动空军的飞机从全国各地接来中央委员，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科兹洛夫等一大批中央委员要求紧急召开中央全会。经过投票表决，全会否决了罢免赫鲁晓夫的提议，并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三人定为“反党集团”，将他们三人开除出主席团。勃列日涅夫等主席团候补委员递补为主席团委员（〔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吉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0—86页）。就这样，时年51岁的勃列日涅夫正式进入苏联最高领导层。
在1953年3月至1957年6月的一系列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赢得了最终的胜利。195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充分显示了人心向背。大家再也不想回到“大清洗”的恐怖年代了，再也忍受不了“大清洗”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忝居高位、阻挠改革。
朱可夫元帅在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六月政变中表现出他在军队中的惊人号召力，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军队不能干涉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朱可夫元帅为人正直，从不隐瞒自己对苏军政工制度的不同意见，给人留下了“枪指挥党”的口实。1957年10月，朱可夫出访南斯拉夫，赫鲁晓夫趁此机会，提议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定，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自己在卫国战争时期的老部下马林诺夫斯基继任国防部长。
赫鲁晓夫收揽军权之际，勃列日涅夫在职责范围内的航天工业领域为赫鲁晓夫带去了好消息。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个月后，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被送上了太空。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此次发射搭载了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这是为下一步发射载人航天器进入宇宙空间做准备。
1958年3月，布尔加宁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接任总理。至此，赫鲁晓夫实现大权独揽。此后，赫鲁晓夫继续清扫反对过他的高级干部，无意间竟冲击了勃列日涅夫。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指定勃列日涅夫接任，同时免去他的中央书记职务。
很多人好奇，勃列日涅夫受赫鲁晓夫提拔重用二十多年，为什么最后还是要造他的反。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这次被赋予闲职使他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怨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缺乏实权，是个闲职。可是，这一年的勃列日涅夫才54岁！
1961年4月12日，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载人飞船，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进入太空，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人。4月14日，已经荣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为加加林佩带上一枚列宁勋章和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代表国家表彰他的功绩。
就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他分管航天工作这几年，苏联航天事业突飞猛进、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在多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这使他对航天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偏好。在后来当政的18年中，他一直特别重视苏联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终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
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斯大林死后最初几年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得苏联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苏联的大国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切使得赫鲁晓夫野心逐渐膨胀，开始寻求自己从政道路的更高“巅峰”。
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昏招频出，令国际国内人士大跌眼镜。1957年下令在全国各地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隶属于中央的企业交给地方管辖，扩大各加盟国职权。结果，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国家经济陷入混乱。1958年下令改组拖拉机站，将大型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使农庄和农民负担急剧增大，濒临破产。1959年掀起“玉米运动”，违背苏联自然地理条件，推广种植玉米，结果造成粮食总产量减产。
赫鲁晓夫内政受挫的同时外交丑闻也不少。1958年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在美英法三国的强硬态度下虎头蛇尾，使苏联在国际社会威望受损。1959年与中共发生争论，为日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埋下引线。1960年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扰乱会场秩序，在国际上传为笑柄。1961年修建柏林墙，制造第三次柏林危机，将世界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
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主持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增加了“为体现党的领导机关经常更换成员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成员在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1/3”（〔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吉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的内容。这意味着高级干部们无法终生掌权。这还了得？1957年6月，大家风尘仆仆地拥护你打倒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他们，就是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现在，你要用选票对大家“大清洗”，谁还为你打工？
1962年7月，赫鲁晓夫挑起古巴导弹危机，最终的结果是又一次对美国让步。苏联再次颜面尽失。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下令拆分地方党组织，建立所谓的“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致使地方官员的权力一分为二，行政管理也陷入混乱。加上赫鲁晓夫连年裁军，削减克格勃职能，导致军警部门对其十分不满。这些不满意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意，外交部的不满意，尤其是中央高官和地方官员的不满意加在一块，终于酿成了一场新的、旨在推翻他的政变。
第四节 十月政变
1963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住进医院。科兹洛夫全名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1908年生于梁赞，18岁入党。科兹洛夫学历出众，1928年至1936年先后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普列汉诺夫列宁格勒国立矿业学院和列宁格勒加里宁工业学院完成政治、工矿和冶金专业学业。1936年至1944年，科兹洛夫在军工城市伊热夫斯克工作，当过教师、工人、厂委书记，32岁升任该市市委书记。1944年，科兹洛夫进入中央组织部工作，1947年升任古比雪夫州州委第二书记。
科兹洛夫的崛起受益于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当时，列宁格勒大量本地干部被清洗。科兹洛夫1949年奉调列宁格勒，之后几年历任市委书记、州委书记，1953年升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年仅45岁。在1957年的六月政变中，他和谢罗夫等人率先冲击苏共中央主席团，坚决支持赫鲁晓夫，赢得了赫鲁晓夫的充分信任，随后晋升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此后，赫鲁晓夫把科兹洛夫作为接班人培养（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不断提高其威望，先后任命他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和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中央书记（第二书记）。可惜，突发的脑溢血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时任苏联国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
当时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没有兼任中央书记，权势远不如1956年。科兹洛夫病休后，赫鲁晓夫不得不对接班人问题作出重新安排，将勃列日涅夫和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同时调入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书记。同时免除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由米高扬接任。根据赫鲁晓夫的安排，勃列日涅夫主持书记处工作，波德戈尔内主管组织人事工作。
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扩大了“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增加监察外交部、军队、克格勃和警察机关的职能。这就意味着监委会主席谢列平可以监察苏联陆海空三军和火箭部队，克格勃国内外特工和全体边防军、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和全国各地的警察，权力几乎赶超当年贝利亚的内务部。加上时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谢列平的老部下兼好友，克格勃也成了他权力的后花园。谢列平这位主席团候补委员的权力几乎大过了所有的主席团委员。
尽管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赫鲁晓夫亲手提拔的，但是，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规定：“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这一规定严重伤害了这些人长期坐江山的愿望。大家普遍担心被随时召开的党代会选下台。那么问题来了，怎样保住自己的职务？很简单，搞掉赫鲁晓夫！
有人得意，必然有人失意。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就属于失意者。伊格纳托夫和科兹洛夫一样，是1957年六月政变中赫鲁晓夫的功臣，政变后荣升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谁曾想，他却成为新党章的第一个牺牲品。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伊格纳托夫落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由此心怀不满，不久便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组成“倒赫集团”，展开了密谋政变的行动。
行动分工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经常有事没事地找高级干部谈话，试探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争取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支持（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谢列平负责监控全国政治形势动向，排除干扰倒赫行动的一切不利因素；谢米恰斯内负责调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和中央领导人的通讯联络，保障政变顺利进行；伊格纳托夫前往乌克兰，挑起了更关键的任务。
和往年一样，1964年7、8月间，苏联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来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享受一年一度的带薪休假。伊格纳托夫也来到克里米亚，和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汇合，四下串联，拉拢正在休假的中央委员们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罢黜赫鲁晓夫。
谢列斯特全名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的亲信。波德戈尔内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时，谢列斯特先后担任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被提拔到莫斯科后，谢列斯特升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作为赫鲁晓夫权力发源地乌克兰的最高领导，波德戈尔内和谢列斯特很重视争取乌克兰高级干部们的支持，以求全面摧毁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权力基础。
眼瞅着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莫斯科频繁活动，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秘密拉队伍，按说加上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秘密监控手段，政变准备工作应该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曾想，事情还是败露了。
1964年9月初的一天，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加柳科夫秘密会见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向他透露伊格纳托夫近期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述弢译，2007年，东方出版社，第106页）。谢尔盖半信半疑，立刻将这事告诉父亲。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完全不相信他们敢这么做，反而在9月底去到克里米亚的皮聪大海滩休假。
克格勃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政变者决定加快脚步，提前动手。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后，勃列日涅夫找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争取他对政变的支持。苏斯洛夫稍显迟疑，但仍然表示了支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10页）。
10月初，勃列日涅夫出国访问，谢米恰斯内等人找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希望他和苏联部长会议能够支持政变。柯西金反问克格勃是什么态度，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表示同意（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作出决议：第一、通知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参加定于10月1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二、撤回赫鲁晓夫1964年7月18日提出的下发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农业向集约化过渡的领导问题的意见书》；第三、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召到莫斯科听取主席团的有关报告。三条决议都暗藏杀机，第一条是告诉赫鲁晓夫我们要废了你，第二条是告诉地方党组织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的政策，第三条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
10月12日，赫鲁晓夫接到苏斯洛夫的电话，要他回来参加有关“农业改革”的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听了火冒三丈，断然拒绝。因为原定会期是11月，主席团竟敢在他不在首都的情况下擅自改了时间。苏斯洛夫表示，如果赫鲁晓夫不返回，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
赫鲁晓夫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些不对，猛地想起了儿子告诉他的那场预谋。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亲手提拔的部下们会对自己下手。而且，他也不相信，平时对自己毕恭毕敬的部下们有勇气、有能力罢黜自己。
他忘了，他是怎样对待对他关爱有加的老领导卡冈诺维奇。
他也忘了，他曾经对斯大林多么的毕恭毕敬，又怎样在斯大林死后诋毁他。
10月13日早晨，赫鲁晓夫被迫乘飞机返回莫斯科。他没有带一兵一卒，因为他已经无法调动军队，军队已经倒向中央主席团。在从皮聪大海滩去机场的公路上，连他的儿子谢尔盖都看得出来，“送行”的将军们是在监视他们父子。不知此时的赫鲁晓夫是否会想起七年前为他挺身而出又被他恩将仇报的朱可夫元帅。如果他在，军队还会失控么？
10月13日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多名委员发言批评赫鲁晓夫野蛮粗暴、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和他执政后期糟糕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的几次辩解都被打断，只好故伎重演，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举行表决。勃列日涅夫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主席团也没有谁希望赫鲁晓夫再一次翻盘。
10月13日晚上，赫鲁晓夫用已经被监听的电话打给米高扬，“我放弃了，随便他们吧。”克格勃立刻把监听的内容告诉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随后下令，通知已经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在10月14日召开中央全会。
14日的中央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决定今后禁止同一人同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再度出现个人专断。
1964年的十月政变是苏联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整个政变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队没有一兵一卒的调动，也没有兵变，克格勃和警察机关也没有逮捕一个人，更没有制造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间谍份子”和“反党集团”。党内和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和质疑就接受了最高领导人的变更。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964年10月19日，苏联“上升”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党和政府在莫斯科为三位航天员举行欢迎仪式。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赢得了首都群众和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热烈掌声和欢呼。仿佛谁也不在意主席台少了个赫鲁晓夫。
然而，时至今日，围绕“到底是谁组织了十月政变”和“勃列日涅夫是作为‘平衡木’式的过渡人物还是众望所归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依然充满争议。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智力平庸，胆小懦弱，没有显著的政绩军功，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去组织这样一场政变。他只是个打酱油的，大家推举他当第一书记是各派势力相互妥协、维持平衡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罗列过以下几条论据：
第一，赫鲁晓夫从来没有看中勃列日涅夫，没有想过把他当接班人培养，1960年就让正值盛年（54岁）的勃列日涅夫去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个闲职。这一似乎让他提前养老的决定极大地损害了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威信。
第二，党内高层人才济济，柯西金是经济专家，在经济界和政界有崇高威望；苏斯洛夫是党内元老，理论知识丰富，控制着党内的所有宣传机构；谢列平年富力强，掌控党和政府的监察机构，还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支持，权力基础深厚；波德戈尔内主管组织人事工作，掌握干部任免权，不可小觑。他们都比勃列日涅夫更适合担任第一书记。
第三，政变过程中，负责给赫鲁晓夫打电话的是苏斯洛夫；在中央委员们的休假地密谋串联的是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监控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的是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而直到发起政变的前一天（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还在民主德国访问，对发动政变根本没有下定决心。（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44页）
第四，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以其才能不似能组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如此平庸之人当上第一书记简直就是傻人有傻福。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观点是：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是众望所归。他在多个行业和加盟国工作过，有党组织、工农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的多种工作经历，适合担任第一书记领导全面工作。这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而且，认为勃列日涅夫是“酱油党”的史学家所引用的言论多半是格·阿·阿尔巴托夫和费·米·布尔拉茨基等人的著述。两人都是苏联时期的高级学者，代表作分别是《知情者的见证》和《领袖与谋士》。他们当时的职务只是幕僚式的文人学者，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政变者的核心机密，所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断。
另外，我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普遍不高。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我国最高领导层曾对苏联政局作过一系列讨论。
在1964年11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对苏联领导层作出了“惶惶无主”的评价。对此，刘少奇说：“1960年81党会议后，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他给我总的印象是，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59页）
毛泽东问前往参加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中国代表团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的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81页）
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将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我国干部群众更加把他和赫鲁晓夫归为一类，对他的才能评价绝少有好话。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政变核心人物、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退出政坛后都写了回忆录，各自都提过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首先发起“倒赫行动”（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6—157页），经常找人谈话，以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为话题争取党内高官们的支持。鉴于他俩后来都被勃列日涅夫赶出政治舞台，不可能为了给勃列日涅夫说好话去撒谎，所言应当是实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内各派斗争中，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变期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沃罗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每个名字后面画上加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他的）和减号，对每个人都搞个别谈话。”（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由此可以初步判定，最早准备发起倒赫政变的就是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儿子撰写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书中提到，告密者加柳科夫告诉他，伊格纳托夫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述弢译，2007年，东方出版社，第106页）。这就说明，伊格纳托夫只向他俩汇报情况，而不是向谢列平或者其他人，整个政变至少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为核心。而从他俩的职务排名来分析，勃列日涅夫更有可能是一号组织者。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组织了这场政变。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是不是众望所归”。
参与政变的几位主席团委员中，资历最老的是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首屈一指。政变当天，连勃列日涅夫都不敢和赫鲁晓夫打电话，是苏斯洛夫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把赫鲁晓夫喊回莫斯科，可谓首功一件。但是，他却没有当上第一书记，很多人认为是他清教徒的性格不愿意摄取最高权力。史实真的如此么？
苏斯洛夫是完全靠笔杆子吃饭的，没有经济方面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自己的小团体。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克格勃的支持，手下没有一帮懂经济的部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党的领袖，至少党内高官们不会相信他有能力治理好那么大一个国家。
波德戈尔内在政变中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四处找人谈话，拉起政变的队伍，算得上功勋卓著。但在他的履历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乌克兰学习和工作，和苏斯洛夫一样没有军队和克格勃的工作经历。况且，波德戈尔内1963年6月才调到中央工作，与党内其他高级干部相比，他就是个地方领导，不具备统领全国的资格。
再说柯西金，虽然他是当时主席团委员中最懂经济的人，但他是大家默许的总理人选，除了他没人能够总览工农业生产、财政收支和计划统筹，要他当第一书记就更不可能了。
至于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伊格纳托夫，无论他们为政变做出多大的贡献，都不可能选他们当第一书记。他们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具备当选第一书记的资格。
最后说说勃列日涅夫，他在乌克兰先后领导过农业、工业和市政建设，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西南方向的部分战役，战后领导过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两个加盟国，中间还在国防部当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在书记处领导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还当过国家元首。从工作经历来看十分全面，相对其他人出任第一书记更胜一筹。
再说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次政变看似不像1953年和1957年的那两次六月政变，没有出现军队将帅们的身影。然而，事实会如此反常吗？搞政变难道真的不需要考虑军队的态度？
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格列奇科元帅，总参谋长是比留佐夫元帅。他们都来自卫国战争的西南战场。托赫鲁晓夫的福，赫鲁晓夫主政期间提拔的军方高级将领都是当年他在西南战线的老部下，也就是当时的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老上级。以将帅们的性格，是会拥护只会摇笔杆子的苏斯洛夫，还是拥护从未上过战场的波德戈尔内？是拥护卫国战争时期才二十出头的年轻团委书记谢列平同志，还是拥护跟着自己从高加索山区打出国门的老部下勃列日涅夫？
答案不言自明。
最最后还有一点，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最可怕的人。他们善于装糊涂，时不时就向对手暴露自己的犹豫与懦弱，常常显示自己的笨拙和平庸，却总在关键时候快招狠招频出，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类人比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独断专行的人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
勃列日涅夫是哪种人历史已经给出了证明，首先了解他是哪种人的就是他发动政变时的那些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