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巴霍芬、布克哈特与巴塞尔

1957年10月1日

库尔特·沃尔夫曾与我一同前往博林根拜访荣格，沃尔夫当时提过关于巴霍芬和布克哈特的问题。以下是荣格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

杰克伯·布克哈特[52]和巴霍芬[53]与我的祖父同时代。当我在巴塞尔读高中的时候，经常能够见到他们两人，甚至我每天都能够碰见杰克伯·布克哈特，因为他就在高中教书。布克哈特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走起路来常常步履蹒跚，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系着大领带，穿着高耸笔挺的立领（Vatermörder）[54]衣服，穿着打扮与讲究完全不沾边。巴霍芬则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会坐在极其优雅的马车里穿过这个城市。巴霍芬的确是个有钱人，比很多百万富翁还要富有许多，这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啊！而且，他还坐拥著名的“白屋”。它就修在“蓝屋”旁边，因此我经常能够看见他。[55]他总是穿着紧身裤，尤其是那种带条纹的紧身裤，还会穿Redingote——一种男士穿的束腰小礼服。巴霍芬确实非常优雅，然而因为腆着一个明显的小肚腩，脸又胖乎乎的，他的脸真的就和孩童的脸蛋一模一样，所以他看起来就像个年轻的小男孩。他幽默感十足。

当然，关于这两人的故事在巴塞尔流传过许多。就好比这个：曾经有一次，布克哈特不得不搬进另一所公寓。他来到大门口的时候，遇见一个大个子正在忙进忙出。当大个子轻而易举地背起一架三角钢琴的时候，见到此情此景，布克哈特相当震惊：“我的天，阿特拉斯！”[56]

我有一个朋友叫作阿尔伯特·奥利[57]，他的祖母恰好是布克哈特的妹妹。所有那些与布克哈特相关的故事，还有那些出自他口的俏皮话，只要是流传过的，我都从奥利那里听说过。这些内容一方面相当重要，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相当幼稚。我这位朋友也有着同样的圆脸，而且也与布克哈特一样在发s这个音的时候会很困难，他说话的时候就像这样（荣格模仿了发音）！

显然，布克哈特未曾与女性发展出亲密关系，他是个敏感而内向的人，所以一直未曾步入婚姻的殿堂。他实在是太腼腆了，因为害羞，他只得与女性保持距离，自然也无法与女性进入一段关系，更别提不断去塑造这段关系。为什么他还能够继续保持他的天真和孩子气？也许原因就在于此。

布克哈特向来就对巴霍芬持冷嘲热讽的态度，但是这反而让我对巴霍芬有了愈加浓厚的兴趣。[58]不论是巴霍芬还是尼采，布克哈特都曾给予过一些恶评，然而他的言语激起了我对这两位的兴趣。我从未见过尼采，在我们一家人搬到巴塞尔之前，他就已经辞职了。[59]不过，在转而研究精神病学前，我就已经研究过他，还有他所撰写的著作。安德烈亚斯·维舍尔是我另外一位朋友。他的父母在意识到尼采困窘之时，便向尼采施以援手。在他们的回忆之中，尼采并不是个富有的人。[60]

沃尔夫最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关于杰克伯·布克哈特的书[61]，并评论说他的美学价值标准与现在的有很大不同。对此，荣格发表了评论：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没能感知到的内容，还有布克哈特谈及的对意大利的看法，这些都让人很是吃惊。他完全没能理解拉文纳！[62]因为审美的价值标准与时间相关。歌德也是如此，他没能理解乔托[63]。世俗会发生变化，人们的心理也会随之产生一些错位。就算是天才，也需要遵循这时代的趋势而变化，因为天才也只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代言人。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布克哈特的判断力居然会那样局限：他完全没有能力去理解拉文纳！

总而言之，在我的童年、青年时期与学生时代，巴塞尔一直就充满着包容开放的国际化氛围。苏黎世则不一样，当我前往苏黎世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不同之处：我仿佛被平移到了一个村庄。将苏黎世与这个世界联结起来的并非精神层面的内容，而是商业。

巴塞尔自然也是有商人的，即所谓的“代理”（Bändeliherren）[64]。对那些在精神上与这个世界相连的人来说，“代理”所创造的金钱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巴塞尔，所有赚钱的人，他们的资金最后都流向了大学，就连摊贩也是如此，他们能够让大学受益。我们必须意识到，巴塞尔处在边境上。正因此，一种奇特的精神得以出现，它融合了法国人、德国人和瑞士人的特点。不过，即便是上流社会，语言的使用也是严格的。在巴塞尔，人们说的是德语，不带一点法语，这与在伯尔尼（Bern）的情况不一样。由于巴塞尔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地带，而且它的构成复杂，所以当地人被用作了盾牌。顺便说一句，这种现象是整个瑞士的特点。它表达了不信任，这也是瑞士人的本质特征。

在巴塞尔，如果某人的房子远离城市，那么人们会说它“在比尔斯河沿岸”（ennet der Birs）[65]，好像那些没有住在巴塞尔的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例如说，当我要前往苏黎世的时候，有人问我：“那么，你什么时候会返程呢？难道你还能住在苏黎世？”这就是巴塞尔的人文风貌！如今，在我的内心深处仍有一片柔软的地方留给巴塞尔，但一切已不同于往日了。我还停留在那过去的时代，那个有巴霍芬、有杰克伯·布克哈特的时代。

1957年5月4日

关于苏黎世和巴塞尔的学术氛围差异，荣格曾提到过他早年在伯戈尔茨利的一些事情。

我被巴塞尔宠坏了。传统在巴塞尔保留得非常完善，关于这一点，你可以从人们的谈话感受到，也可以从他们的教育背景中略知一二。可以说，我属于那种“灵魂上的贵族”。但布洛伊勒[66]是农民与教师的混合体，在他身上你无法觅得丝毫如此这般的踪迹。不过，我非常喜欢苏黎世自由的空气，那里没有腐朽的尘埃，也没有几个世纪以来的棕色阴霾——尽管我常常将苏黎世人视为农民。刚抵达苏黎世的时候，我留给同仁的印象通常是非常没有同情心的，有人钦佩我，也有人讨厌我。我来自巴塞尔，自然像巴塞尔人一样médisance（法语）——巴塞尔式的毒舌，而且，我还喜欢说一些血腥的玩笑话。然而，我愤怒的缘由以及我的那些想法，他们不会明白。他们未曾听说过与神学相关的辩论，可在巴塞尔，我已然习惯了这类辩论。在巴塞尔的日子里，我们其实能够从任何对话中接受到古典教育。例如，我们这群医学生可以讨论西塞罗（Cicero）的不同风格。这都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作为医学生，我们争论过的话题还有很多，像是叔本华、康德，又或是各种各样的神学观点。巴塞尔有着接受教育的良好氛围，也充满着精神上的趣味。然而在苏黎世，这一切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