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味道”从哪里来

中新社　严格　童笑雨

2020年8月，陈振新回了一趟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现在有了隧道，平坦又开阔，从义乌城里到乡下，半小时足够了。

1920年2月，一个清瘦青年，从杭州回到义乌老家，要翻过一座座山，蹚过河。他的行李不多，只有几身换洗的长衫。在折叠整齐的衣衫下，是一个布包，里面是两本书，日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个青年人叫陈望道，是陈振新的父亲，当时在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1920年，他在家乡分水塘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在翻译工作结束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2020年8月，陈振新回义乌参加《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他觉得，100年后走父亲走过的路，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刚下高速，就能看见远处的路牌上写着“陈望道故居”几个大字。往前开两公里，就到了分水塘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与浦江仅一山之隔，如今是个热门的红色旅游景点。望道粽子铺、陈望道翻译旧址、陈望道故居……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团队来此“打卡”。

陈振新对这个热闹的村庄有点陌生。他是在1949年才到上海和父亲一起生活的，之后定居上海。此前，他一直住在位于分水塘村的老宅，也就是如今的陈望道故居。

这是一座一进的宅子，白墙黛瓦，始建于清宣统年间。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开间前檐有天井，设有照墙。就连窗上的花纹，都是请东阳鼎鼎有名的木雕师傅雕刻而成的。

可以说，在一百多年前，这是分水塘村最气派的建筑。陈家因为做染坊生意，算得上是村里的首富。

对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故事，陈振新知道得并不详尽。“望老很低调。”他对陈望道很敬重。交谈中，多次称呼父亲陈望道为“望老”，和诸多陈望道的“粉丝”一样。

他说，无论是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还是参与党内工作的种种细节，望老在有生之年对后代几乎是守口如瓶。自己对他的了解，更多的还是来自成为陈望道研究会成员后，所参与的各种文献研究和史料挖掘。“他说过，‘个人不想在历史上留什么位置’。”

陈振新现在只能靠各类文献资料，在脑海中想象父亲在那个寒冬，在老宅柴房里度过的一个多月。

在陈望道故居柴房里，陈望道右手握着毛笔，左手拿着粽子，对着摊在桌上的白纸思考。他的右手边有两个碗，一个满是墨汁，一个盛满了红糖。脚下还放了一个小暖炉。在蜡像前，立着一块大大的牌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始末，被浓缩在两三百字的文字中。

墙应该是透风的，那时候用的是煤油灯，灯光没现在这么亮……陈振新喃喃自语。

“父亲的故事，被各类学者、剧作家经过不同的方式演绎。我了解得越多，研究得越深，越觉得父亲伟大。”陈振新说。

1920年，29岁的陈望道收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告诉他上海《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

事实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并非始于陈望道。此前试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就有孙中山、宋教仁、李大钊等，但他们都是节译。换句话说，在陈望道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通过母语见到过这本书的全貌。

那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大为激赏，都认为应当尽快把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完整地介绍到中国。

由谁来翻译？这是个问题。陈振新说当时翻译重任落于父亲身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想要把这部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版，译者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有很高的汉语言文学素养。

“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他日语和汉语的功底又都很深厚，自然是第一人选。”陈振新的言语中透露出一股自豪。

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还与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开展的语文教育改革有关，与他在“一师风潮”中令人瞩目的表现有关，与他先前在报刊上刊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关。

那时的陈望道正因“一师风潮”的影响，深化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认识。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

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基于这种认识，身在杭州的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请信件后，很快复信，不久后拿到了翻译底本——《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

为了译书，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独自住进早已作为柴房的老宅。

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他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铺板上，倒也施展得开；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在他手边，放着《英汉辞典》《日汉辞典》，方便翻译过程中查找生疏的术语、名词。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房内，陈望道一个书生，如何承受？

对于这一点，陈振新解释说，望老虽看着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练过武。而且分水塘村地处山区，自古民风彪悍，村与村之间常因土地的事情发生殴斗，虽不至于闹出人命，但也经常全身“挂彩”。所以，习武“防侵”便成了村子里男人们的头等大事。

陈望道自幼就广泛拜师习武学拳。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了一身本领。现在分水塘村里还流传着陈望道能越过一张八仙桌的故事。

尽管学了武术，身体健朗，但冬日的夜里，陈望道那只握笔的手仍会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才在脚边放一个脚炉，稍觉暖和，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

按理说，陈望道家是当地的首富，并不缺衣少食，且在柴房不远处，陈家新盖了一白墙黛瓦的大院子，遮挡寒风自不在话下，为何陈望道退而求其次，选择条件简陋的柴房？

“他觉得柴房更清净、隐蔽，没人会来打扰翻译工作。”陈振新说，父亲曾在日本留学，对于村民而言是“大明星”。但他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春节期间为了不被外人打扰，心无旁骛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最后才选择了柴房。

与喧嚣的上海滩相比，义乌山村显得冷清，但正是这种氛围，令陈望道更为投入。他聚精会神地研读着《共产党宣言》，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费一分一秒，全身心投入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送入柴房。

他的专心致志，留下了历史的经典一刻。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编者注：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述（根据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第一集《举旗定向》整理）[1]

这个错把墨水当红糖吃的故事，之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陈振新曾在1998年7月第218期义乌《枣林》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一故事。他说这来自分水塘村民的口口相传，源头已无处可考，但他记得，在此之前，陈望道秘书、复旦大学教授邓明以的《陈望道传》也写了这么一段。

解放军报评论员伍正华后来写了一篇1100余字的评论《信仰的味道》，发表在2012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人民论坛”栏目上。

他写道：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信仰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正因为这种无以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

据伍正华透露：把墨汁当红糖，这个新鲜的史料来自三卷本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在“真理的味道”被广泛宣扬之时，义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老编辑鲍川也考证过这一故事的出处。他说，用粽子蘸红糖，是义乌当地的风俗。据义乌县志记载，义乌种蔗制糖历史有400多年。粽子蘸红糖，也是义乌人的一种吃法。

他还提出，除了陈望道，清代义乌廉吏朱一新也留有吃墨的传说。鲍川说，这或许也是人们对读书人好学品质的一种阐释。“这表明了一点，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确实是心无旁骛的。”

陈望道重外孙女朱沛文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她说，自己的父亲曾和望老聊起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事情。

“望老说，当时觉得担子很重，后来也是因为着急，就想早点把东西翻译出来，基本是废寝忘食，昼夜连轴转。一句话会推敲好几遍，肚子饿了，不管送进来什么东西，看也不看，拿起来就吃。”朱沛文说，据陈振新介绍，望老对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相当严谨，相当于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

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

《共产党宣言》原版是德文，而当时陈望道手中持有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个日文本转译自塞缪尔·穆尔的英译本，而非德文原本。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日文翻译中有一些错误。

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1906年日文本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正是望老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使得日文本中的翻译错误之处都一一得到了纠正。”陈振新拿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逐字逐句指出各版本的不同。

1908年3月，《天义》在第16—19卷合刊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前言和第一章，开头是“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

1919年5月，《晨报》分三期连载渊泉翻译的日本河上肇所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主要内容。译文为：“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

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以后的多个版本，对第一句的译法都不尽相同，但都是在陈望道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现在可读到的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种译法与陈望道的译法几乎一致。

在各版本的译文中，结尾也有所不同。

1903年2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一书。该书把《共产党宣言》第四章最后一段译为：

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

这是目前见到的《共产党宣言》结尾段最早的中译文。

在陈望道笔下，《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被译为：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如今，“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句话，已成为分水塘村即将开馆的望道展示馆中庭最醒目的一行字。在这行字的旁边，是陈望道的塑像。他穿着长衫，手握书卷，目视远方。

“望老的译文更直观、简洁，还是比较经得起推敲的。”看着这行字，陈振新说。

陈振新说，望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能流芳百年，不仅因为它是首部全译本，另外的价值，在于译本中风采飞扬的白话文。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等等。

“它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而且翻得非常漂亮，工人、老百姓都看得懂。”陈振新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望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

这样的对比，在望道展示馆也有所展示。展馆中，有一个电子设备，展示了陈望道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从对比中发现，后者与前者的文字差别不大。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8月，《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印刷出版，从此开启了这部“红色经典”在中国土地上的广泛传播。

陈振新在望道展示馆中看到了这个首译本。它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等字样。

目前所发现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印于1920年8月，当时印数共1000册。由于疏漏，排版印刷时封面标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因封面是红色头像，所以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

后来，首版的1000册，陈望道全送给有志青年，存世较少。

陈振新回忆，1975年1月，他随父亲去北京开会。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是陈望道学生，特地邀请望老前去协助鉴定《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版本。陈望道一一指出后，对方要求在原版本上签名存念。

陈望道问：“这是图书馆的书，我签名合适吗？”馆长道：“您是译者，签名之后成了‘签名本’，更加珍贵。”陈望道推托不了，端端正正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书如今成了北京图书馆的珍本之一。

到1920年9月加印1000册时，错误的标题就更正了。因为封面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被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于酝酿建党的需要，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印数激增。1920年秋，平民书社、上海出版社等也相继开印。

此后，《共产党宣言》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

陈振新说，在那个年代，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都有，但就是没有一本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文书。很多革命青年，空有报国激情、爱国理想，他们迫切想让中国强盛起来，但是缺少理论根基，相信各种主义的人都有。像陈望道在“一师”的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开始时就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后来看了《共产党宣言》，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大为惊慌，千方百计进行阻扰和破坏。陈望道曾先后以陈佛突、晓风、仁子、V.T等不同的笔名来署名。出版地点也常常更改，如用广州出版社等，其实并未在广州印刷过，无非是为了以假乱真，躲避敌人搜查。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曾对这本译著大加赞赏。

鲁迅拿到书后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东认为，历史选择了陈望道，让他有机会完成前人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创造出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他是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历史地位，王学东提出，它一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是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目标和任务、建党纲领和原则，三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

虽已百年过去，但陈振新关于父亲的记忆，在脑海中却愈加鲜活起来。记忆中的父亲，话不多，除了上班，更多时间是坐在书桌前。“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党。”陈振新说，从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任务的那一刻起，望老一生从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5月，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望道是主要成员，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2]直至1973年9月，在接受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采访时，83岁高龄的陈望道仍向记者表明“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

陈望道对后世的影响，比陈振新所想的还要深远，“真理的味道”成为故乡义乌跃变的力量源泉。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之时，义乌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江南小县。而如今的义乌，俨然成为货通全球的“世界超市”，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国外客商超过50万人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1年1月，记者到访浙江义乌时，时任义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若伟表示，“真理的味道”体现的是陈望道“信仰的力量”。

“他原名陈参一，‘望道’是后来自己改的。他不但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还把两个弟弟也分别改名为陈伸道、陈致道。”何若伟说，“道”即道路、道理、真理，说明他希望自己一直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也是当下的义乌遵循的发展之道，即走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如今的分水塘村也变得国际范十足。走进古街上的“义新欧”进口商品直销中心犹如置身国外，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源头货琳琅满目。以前分水塘村只有一家代销店，随着来瞻仰观光的游客不断增多，现在不仅有了农家乐和小饭馆，还开起了望道邮局、进口商品直销中心、麻糖手工作坊、非遗木刻版画工作室等，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分水塘村党支部书记陈仕杰透露，就这么一个小山村，如今村中一半多的村民成了生意人。他们有的在距离分水塘村20多公里外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拥有自己的店铺，有的则在当地开办了企业。

如今的分水塘，陈振新有点不认识了。只有在故居中，他的记忆才又被唤醒，仿佛回到了在父亲身边的那段岁月，仿佛来到了1920年——在那间柴房里，一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一手握着笔，一手拿着粽子往嘴边送，说着“真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