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领航人

领导中国人民争得独立、自主和尊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事情。他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刻警惕着中国人民重新遭受外族奴役、社会主义中国改变颜色的危险性。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毛泽东一贯主张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他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顶住美国的经济封锁和核战争恐吓，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1958年夏秋之季，他亲自部署炮击金门，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进行的挑衅和战争威胁；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领导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支持越南人民，开展抗美援越斗争；20世纪70年代初，他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行动。总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和称霸世界的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他又对苏联的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为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选一地点，由苏中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中国出资3000万卢布。毛泽东对此非常警觉。他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认为其中涉及主权归属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6月，彭德怀答复苏方：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方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可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苏联方面对中国要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要求电台作为中苏共有。这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事后，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强调：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拜见毛泽东时，转达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的建议。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不久，毛泽东再次会见尤金大使，更明确地告诉苏方：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的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尖锐地对尤金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16]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赴美访问后，转道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他在同毛泽东等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并提出让中国释放被捕的美国派遣特务。他的无理要求和意见被毛泽东等当场驳回。

此后，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苏联又多次制造事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顶住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挑起边界纠纷、裹胁边民叛逃、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珍宝岛等行为所造成的困难和压力，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主权。

珍宝岛事件后，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毛泽东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国际局势。他接受了老帅们关于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的提议。其时，尼克松入主白宫，他为推行其“均势外交”政策，多次作出姿态，表示愿意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看准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对美外交。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17]1971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批准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成为改进中美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世称“乒乓外交”。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和周恩来的具体主持下，对美外交迅速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天下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就会见了尼克松。中美关系从此开始走向正常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支持周恩来实行灵活的多边外交政策，还亲自以很大的精力关注和支持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殖、反霸的斗争。他根据国际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布局，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成为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这个时期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建交高潮之后，又掀起一次建交高潮。从1970年10月至1972年12月，中国先后同41个国家建交或恢复邦交，特别是同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完善与巩固。在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及时地作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他狠抓了执政党的建设，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袭，防范人民的公仆成为人民的老爷；他认真致力于培养全民族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提出要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性任务；他十分注意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同一切危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思想和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等等。他所做的这一切保证了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性质不被改变，从根本上捍卫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这主要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他放弃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使之扩大化、绝对化，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批判中，误伤了一大批同志，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他在晚年违背了自己一再倡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错误地领导发动了一场旨在“反修、防修”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从中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情，给全民族带来了一场大内乱，这方面的教训是永远值得后人记取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18]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