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战略进攻

毛泽东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后，为了拖住胡宗南所率部队，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他同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2000多里，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亲自领导由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对于陕甘宁战场的作战方针，他明确指出：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主动仗；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采取“蘑菇”战术，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再寻找战机消灭之。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区周旋，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奠定了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基础，鼓舞了西北人民的胜利信心。

1947年6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大胆地作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支主力部队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即在以河南为中心的江、淮、河、汉地区，发动一系列重大战役，配合全国其他战场，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队陷入被动，以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创造由北向南的前进基地，进而解放全中国。这是一个对解放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人民解放军按照这个战略决策，从1947年7月至9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刘邓野战军于6月底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于8月上旬兵分三路长驱直入，经过20多天行军作战，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谢集团军于8月下旬渡过黄河后，跨越陇海路，挺进豫西地区。陈粟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后，于9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同月下旬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经过一个多月作战，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由于8月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也在1948年春南下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其他战场也先后转入外线作战。

为了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而积极努力，毛泽东在1947年10月10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同年冬至第二年夏，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6]报告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概括我军长期作战经验的“十大军事原则”，规定了土地改革中需要遵循的一些重要政策。报告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时说：这次会令人兴奋；和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开的；对蒋的力量对比问题，到现在才解决了；这次会议通过一篇文章（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打倒蒋介石的时候可起纲领性作用。

会议后，毛泽东着重抓了政策和策略这个关键性问题。1948年春，他陆续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关于情况的通报》等一系列指示。这些文件在土改、整党、战争、统战、镇反、工商业等方面，规定了党的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了党内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强调了政策和策略对于夺取全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达一年之久时，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鉴于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决定转移到华北，以便在更合适的地方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斗。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向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西柏坡村前进。途中，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停留了一个半月。在这里，他于4月30日至5月7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会议同意粟裕的意见，改变原来准备派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的计划，决定先集中兵力把敌人主力尽量更多地歼灭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为后来的淮海战役设想勾画了最初的轮廓。5月27日，毛泽东抵达河北省现属平山县的西柏坡村。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西柏坡纪念馆前的“五大书记”铜铸像

1948年下半年，中国的战争形势变得更为有利于我军。毛泽东在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以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使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他纵观全局，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毅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从当年9月到次年1月，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协助下，亲自部署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大决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当时，毛泽东经过对全国各个战场的分析比较，正确地选定在东北发起第一个大规模的决战战役。同年9月、10月，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按照把敌人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指示东北我军先打锦州，全部控制北宁线，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并必须有“攻锦打援”的通盘部署。他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后来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在辽沈战役如火如荼时，毛泽东立即抓住有利时机，部署了淮海战役。10月11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部署我军在战役第一阶段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对付敌人另外两个兵团，保证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胜利；指示在战役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方向，强调当集中兵力攻击一部时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的任务。后来实践证明，他的这个战役方针是成功的，只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参加这次战役的不仅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还有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一些地方武装，因此战役的规模比预料的更加大，战役的发展比预料的更为顺利，取得的胜利也比预料的更快更大。正当淮海战役鏖战之际，毛泽东又适时地部署了平津战役。12月11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神速秘密入关，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方针，配合华北我军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等5个孤立据点，接着先歼灭新保安和塘沽之敌，切断他们西窜和南逃的通路。我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先后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使华北敌军陷入逃窜无路的绝境，在重兵围困和强大政治攻势之下，北平得以和平解放。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歼，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说明了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可说是城市工作会议。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于25日进驻北平，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他在谋划和决定建国大计的同时，仍然夜以继日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他发起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南京，从而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他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部署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上海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贵阳战役、重庆战役、成都战役等重大胜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组织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许多沿海岛屿。1949年冬至1950初，毛泽东就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在1951年5月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大陆获得了解放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