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终抉择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

从1840年到1921年，80年长夜，80年求索，80年不屈不挠！在追求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中国人民经受了太多的失败，付出了太多的牺牲。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失败和牺牲呢？其根本的世界历史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

在这里，要提到美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斯塔夫里亚诺斯。他在《全球分裂》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它将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边缘，形成了一个洲际性的资本主义秩序。但是在这个时候，非洲内陆和亚洲还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资本主义还不能构成一个全球体系。19世纪上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开辟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这个时候，发生了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横跨非洲的故事。利文斯通本来想到中国行医并传教，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到了非洲。1849年，他穿过非洲西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到达恩加米湖；1851年，他发现赞西比河；1855年，他发现维多利亚瀑布；1866年，他找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利文斯通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不曾料到，随着他的探险结果不断公之于世，非洲内陆的图景便像200年前的美洲内陆那样在欧洲人的眼前展开，那些财欲熏心的商人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堆满黄金和白银的世界。于是，欧洲列强的魔爪纷纷伸向非洲内陆。到19世纪末，它们便完成了对非洲内陆的征服。在亚洲，英国首先占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然后将矛头指向中国。1840年6月，英国舰队入侵，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门户。正是这场鸦片战争导致英国及其他列强将中国这个最大的亚洲国家的征服了。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基本控制了全球，资本主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广大第三世界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

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就是说，阻挠中国走上自主资本主义道路的，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它们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与之争夺国际市场。你要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吗？可以，但是对不起，你只能站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充当“中心”的商品市场与廉价资源的供应基地。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曾经不加任何掩饰地说：“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追求资本主义屡屡失败的时候，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却在欧亚大陆之间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的隆隆炮声，是对一次壮丽日出的礼赞，是科学社会主义胜利的盛大庆典，是启发中国人民觉悟的暮鼓晨钟。

一边让我们屡屡碰壁而极度失望，一边则送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天平开始向俄国倾斜。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而社会主义（尽管理解不同、种类不同）却成了热词。流风所及，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都大谈起社会主义。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开矿办厂，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同时也在中国造就了一支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到1919年，以外资企业为主，包括合资和民族企业中的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在偌大的中国，200万人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非常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大城市，都分别集中了十几万到几十万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又备受欺压，沦落在社会底层，所以特别能战斗。

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旦对接，势必迸发出排山倒海般的铲除霸权、扫荡黑暗的力量。在这种对接中，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向友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或演说，热情称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大声呼吁中国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1919年2月，陈独秀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挺身而出，在《每周评论》第8号上发表《公理何在》一文，驳斥了帝国主义诬蔑十月革命的谰言。

除了知识界，关于俄国“穷人党”胜利的消息在劳苦大众中也不胫而走。传播这一消息的，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旅俄的中国工人是保卫十月革命的重要生力军。1920年12月1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说：“拿起武器保卫十月革命的号召一传出，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就志愿加入了先进战士的行列。他们在所有的战线上，经受了国内战争的艰苦考验，他们忠诚地捍卫了第三国际的口号和旗帜。”1918年12月15日，旅俄华工联合会通过《真理报》向祖国的工人兄弟发出呼吁：“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激越昂扬的呐喊！

1919年冬，蔡和森全家和向警予一同乘船赴法国。在颠簸的海轮上，在漫长的旅途中，蔡和森和向警予这一对有志青年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们面对着初升的太阳描画新中国的蓝图，他们沐浴着夜晚的灯光探讨中国解放的道路。1920年6月，两人在法国蒙达尼由爱情而结合，结婚照为两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蔡向同盟”。很明显，维系这种“同盟”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信仰。

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赴法的邮船上

1920年初的一天，在故乡浙江义乌自家的茅草房里，陈望道焚膏继晷，奋力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心疼儿子，送进粽子和红糖。陈望道一边吃一边推敲词句。一会儿，母亲在门外喊：“红糖不够，给你再添些。”儿子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见儿子满嘴墨汁，红糖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竟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说：“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但探索真理的过程是艰辛的。为了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我们的前辈们不辞辛劳、辗转万里，不舍昼夜、凝神忘我！

青年陈望道

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跳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和制度之外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融入到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一句话，就是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结论，也是国际资本主义逼迫中国人民作出的最后抉择。

领导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复兴彼岸的，则是由中国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先进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是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具备，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艰巨使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历太多屈辱又拥有今日骄傲的中国人民，不能不形成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共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