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面体模型

四面体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空间构型，它能够为我们在解决复杂的实践问题而构建理论时提供很多有益的启发和帮助。“元亨利贞”是易经四德的四面体，它是揭示世界运转规律和成功为人处世规律的密码系统，理论上可以作为中国式整全投资的逻辑框架。

一、神奇的四面体结构

四面体，又叫三棱锥，它是宇宙中很神奇的空间构型。我们紧握的拳头和脚的空间构型都接近四面体。美国著名建筑师、工程师、哲学家富勒（R.Buckminster Fuller,1975）认为，宇宙中的一切结构都是由正四面体这种基本构件所构成。富勒写道：“最小的、可分离的东西，至少有四个立体角，每个立体角周围至少有三个面；每个面至少由三条边包围。‘最小某物’包括至少四个立体角、四个面、六条边、十二个平面角、内位性、外位性、凹性、凸性和两极可旋转性——至少总共32个独特的几何特征。”在所有正多面体中，正四面体的体积最小，表面积最大。正四面体包含的能量最小，结构能力最大。四面体是唯一可以由内向外翻转的全对称结构系统。四面体可以外推到生命的所有体验阶段，从而允许人类进入宇宙意识的新时代。

在化学领域，荷兰化学家范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 1852—1911）于1875年发表《空间化学》一文，提出分子的空间立体结构学说。首创“不对称碳原子”概念和碳的正四面体构型，即一个碳原子连接四个不同的原子或基团，初步解决了物质的旋光性与结构的关系，这项研究成果立刻在化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范霍夫因此荣获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1901年）。众所周知，石墨和钻石都是由完全相同的物质（碳）构成的，两者的区别在于碳原子的排列方式：在石墨中，碳原子排列成片状；在钻石中，它们排列成正四面体。在钻石中，每一个碳原子周围有4个碳原子围绕，形成正四面体配位，整个结构可以视为以角顶相连接的正四面体的组合。

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只有埃及金字塔经受住了数千年的考验而留存下来了。埃及有句谚语说：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约完工于前2560年。金字塔从四面看都呈等腰三角形，在结构上属于四面体的基本叠加，稳定性好，因此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考验。

实践导向的成熟学科体系多数是由四要素模型构建的闭环系统。例如，经济学，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或四大领域。国内生产总值由四个部分构成，即：最终使用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净出口。管理学，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大职能或四大过程。市场营销的四大核心内容：在产品导向下分别为产品、价格、渠道、推广；在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下分别为消费者、成本、便利和沟通。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科尔布(David Kolb)用四个环节（也是四种能力）论证经验性学习：具体经验、思索性观察、概念化抽象和积极实验。戴明的PDCA循环将质量管理分为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四个环节。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stein,2010)用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四要素模型解释富庶的起源，他说：“归根结底，判断这四个因素对一个国家发展的相对重要性都是无意义的，就像询问什么是蛋糕中最主要的配料，是面粉、糖、起酥油还是鸡蛋？事实上每一个要素都很重要，它们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种原料，蛋糕就做不成了。”

诚然，目前我们也面临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发展交叉学科，需要科学归纳最新实践经验以有效地指导当前的实践。在对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归纳时，四面体模型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例如，著者在《价值投资素养》中把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行为-结果概括为由非理性行为、短期视野、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所构成的四面体，成功解释了资本市场的127定律，证明投资者成功的前提必须克服非理性行为和短期视野，修炼理性认知和长期视野。

又例如，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在显著地加快，呈现出不稳定、不确定、难搞懂和难辨认的特征。展望未来，世界经济何去何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来自不同领域的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可以尝试着用四面体模型对人类诞生以来的经济社会运行基本要素（资源）进行高度概括：质能（物质和能量）、空间、时间和数据。任何经济社会的运行都需要这四类基本要素，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四要素发挥作用的强度截然不同，整个人类文明可根据人类对这四要素的开发利用水平来划分层次。

二、易经四德的四面体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其他三国的文明早已断流，唯有中国文明延续传承5000年。历史上，中国也曾遭到外族入侵，历经朝代更迭。由于中华文化的同化能力很强，中华文明变得越来越丰富强大。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应变求变的自觉和修身立命的传统。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源头就是《易经》，其智慧可以应用于各种投资场景。

《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解码世界发展变化的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古人奉其为修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最高准则。“《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周易·系辞下》），这句话是说：《易》作为书籍，是推究事物的初始、探求事物的终结，进而探知矛盾运动的本质的。汉字“教学”二字的古体字均保留着研习易经的“爻”的痕迹。《易经》的核心哲学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人格修炼，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应变能力建设。我国民众接触更多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则是对以上精神的拓展、发挥和运用。

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系辞上》）。易经作为解码世界发展变化的哲学，组成其基本结构的四面体就放置在易经第一卦《乾》的卦辞里，放在正文的第一句话里，即“元亨利贞”四字。《乾·文言传》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亨利贞”是中国先哲们总结出的事物良性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事物的长期发展都在一个又一个“元亨利贞”循环中展开。东晋易学家干宝认为元亨利贞就是体仁化物、观运顺天、器用利民、守正定俗。北宋哲学家邵雍认为：“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根据邵雍，元亨利贞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系统方法。

元者，善之长也。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孟子曰：“可欲之谓善。”“可欲”，对实践主体而言是指正当合理的需要，对实践客体而言是指正效用。人类文明史显示，人类正是把心中描绘的愿望作为原动力，通过追求正当合理价值而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因此，“善”可以理解为“负熵”或“熵减”。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944）在《生命是什么》中指出：要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地汲取负熵，有机体就是赖负熵为生的。他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或一个在均匀环境里的系统，它的熵在增加，并且或快或慢地接近于最大值的熵的惰性状态。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正是事物接近混乱状态的自然倾向，除非我们在事先预防它。”俄国剧作家契诃夫（Anton Chekhov）说：只有熵来得容易。

薛定谔进一步指出：“在生命的发展中遇到的秩序性有不同的来源。有序事件的产生，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机制’:‘有序来自无序’的‘统计学机制’，和‘有序来自有序’的一种新机制。”因此，可以把“善”理解为“有序来自有序”的机制中的“负熵”，即正能量、创造力、精进姿态、善良、敬畏和勤劳。“善”代表实践主体所具有的利生万物的“负熵”。“善之长”可以理解为持续地给负熵进行赋能。因此，“元”是主体的负熵赋能系统，是主体傲立于世间的本源密码。现代科学认为，趋同和保守是熵增，差异和创新是熵减（负熵）。因此，目前立足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进行的各种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组织和个人永葆生机的源泉，是真正的“善之长”。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张磊（2020）说：“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就是企业家们不断创新，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但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自动运行的，必须付出努力和构建高效的赋能体系。《国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亨者，嘉之会也。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嘉，美也，善也。会，合也，聚也。嘉之会，顾名思义是指美好的事物聚会在一起，本质上看是通过万物互联互通、促进嘉美会聚、众善相继的负熵环境和生生机制。一个生命有机体为推迟趋向热力学平衡（死亡）的衰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吸引一串“负熵”去抵消它在生活中产生的熵增，从而使它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而又很低的熵的水平上。嘉的本质就是指高“负熵”环境。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高“负熵”环境有利于生命体的成长和繁荣。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人应该主动接近好的人、事、物，这样才有利于养成好的习惯，也更容易成功。择邻而居的更高境界是利见大人。《乾》卦有两个爻辞是“利见大人”，即求教于功德圆满的人，对自己的发展有利。美国商业哲学家罗恩（Jim Rohn）提出密友五次元理论，即：一个人的财富和智慧，基本就是5个与之亲密交往朋友的平均值。罗伯茨（Jason Roberts）提出“幸运表面积”（luck surface area）模型，认为一个人通过结识更多的人和事就可以增大自己的幸运表面积。可见，无论是生命体的生长繁殖还是人们事业的兴旺发达，仅有“元”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负熵充足的赋能环境，必须保持对外开放并设法做好“统战”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种“嘉之会”体制机制。因此，“亨”是指负熵聚合机制，是助力系统和生生机制。

目前，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特别是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就是推动要素聚集和资源配置的“嘉之会”机制。《易·系辞下》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另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选拔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嘉之会”机制，例如秦汉的察举和征辟制度、隋唐以后到清末的科举，均推动了古代中国文明发展。1979年我国将对外开放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视为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开放是创造接入“嘉之会”的环境。约翰松（Frans Johansson,2017）认为交叉点增加了想法奏效的概率，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员流动、科学融合、计算机技术发展这三股力量，使得交叉点的数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利者，义之和也。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利，即利益；义，即各得其所而不失其宜；和，即统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利益，应该取之有道，讲求合作、多方共赢、各得其所、和谐共存。利与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本句属于义利统一观，强调包容和多赢。《子路受牛》的故事就是义利统一的经典案例。子路曾经在河里救过一个人，这家人就送给子路一头牛作为酬谢，子路还真的收了。天下人知道这件事以后，都纷纷嘲笑子路，说你身为夫子的亲传弟子，却做出这贪财的行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孔子知道后，却夸奖子路说：你做得对，从此大家都愿意救人了。事后，大家果然纷纷做起好事来。《子贡受牛》启发我们，要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角度、从长期视野来审视义利之间的关系。利义是统一的，强调“义”的时候，是为了能够把那普遍性的、公共性的、整体性的“利”拉上来。义利统一观认为义利互生，两者从总体和长期看是统一的。

贞者，事之干也。如何理解这句话呢？贞者，占也，卜也，正也，定也，坚也，诚也，守也。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北宋的刘安世开始人们就发现六经无“真”字，这是因为“真”是道家的专有名词，特指“仙人变形登天”，同时代的儒家只能用“贞”“正”“诚”“实”等汉字来表达“真实不虚、准确无误”的意思。因此，有人把六经无“真”字理解为古人不注重“求真”而仅注重“求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里的“贞”，本身就包含现代的“真”内容，即客观实在和本质规律，具有实事求是的实践品格。“干”，本义指盾牌，一种抵御戈的武器，如“大动干戈”的“干”，引申为防御、干预和治理。“破中有立谓之干”，言有所作为，而致其功用也。事，指变故。《易·序卦》云：“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易经《蛊》卦专门阐释如何拨乱反正，其爻辞有三次提到“干父之蛊”，一次提到“干母之蛊”。因此，“事之干”指的是危机管理、风险管理，侧重于“救失”。俗话说，上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这些都是风险管理的最高境界。

《管子·乘马》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爱因斯坦认为，熵增定律是科学定律之最。熵增定律表明万物的“生住异灭”是客观规律。如果放任不管，任何事物都将毁灭，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越来越差。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故事，意味着熵增定律的残酷。西西弗斯是科林斯的国王，因绑架死神而触犯众神，被惩罚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由于那巨石太重，每次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试想，如果允许西西弗斯带着防止巨石滚下山的三脚架，那么他就可以在把巨石推到一定高度而自己因疲惫而想休息的时候，用三脚架止住巨石，恢复体力之后再继续向上推，最终一定能把巨石推到山顶。这个假设的用于防范巨石滚落的三脚架，就是“事之干”。孔尚任也在《桃花扇》中描述了人世间熵增定律的残酷和悲凉，他写道：“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成长、成功、创业和守业都需要防范和对抗熵增，因此需要“事之干”。《左传》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要坚持底线思维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易·乾·文言》云：“贞固足以干事。”

如图2-1所示，易经“元亨利贞”四面体结构是揭示世界运转规律和成功为人处世的密码系统。这套密码系统不仅长期有效，而且能够应用于所有场景。精通易经四面体（易经四德），就明白世界的运转规律和为人处世的成功规律，明白目前身处哪个发展阶段以及接下来如何去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汤诰》曰“尚克时忱，乃亦有终”，意思是说，如果能诚心诚意地做到这些，必然会有好结果。

值得强调的是，易经揭示的成功秘诀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自与天，在这里是并列关系，分别指自己与上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天泛指本人所不能控制的一切外在客观世界。例如，《尚书·太甲》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很明显地把“天”与“自”作并列主语，意思是，上天降下的灾难还可逃避，自己惹的祸患根本就逃避不掉。因此，“自天佑之”应该理解为“自佑之，天佑之”，即“天助自助者。天助之人必先自助，人助之人必先自强”。西方谚语“上帝只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与“自天佑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说：永远与天命相合，自己寻求更多福报。稻盛和夫（2020）认为：“只有饱尝艰辛、逼至绝路、冥思苦想，才能感动神灵，使其出手相助、赐予灵感。”

为什么会“吉无不利”呢？“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易·系辞下》）有人把“自天佑之”解释为“得到来自上天的保佑”，这种看法有偏差，过于狭隘和消极，主要原因是望文生义地把“自”理解为介词“来自”。这样理解，明显违背“自求多福”的成功规律，不利于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立命”的中国精神。

认真研究成功人士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运气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大多数成功人士的“幸运表面积”远远大于常人，他们最终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但为了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他们默默地付出很多努力。即使不是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也可能有另外一组时间和地点。也许那不会带来同等程度的成功，但他们仍然可以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