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本源:生命、意识,以及存在意义的复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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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描绘人类存在性的全景图

自孩童时代起,我就很喜欢研究那些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现象和理论,并把相关资料收集到一起。一有时间,我就会观察事物,弄清它们的名称或原理,然后沉下心思考、理解。虽然我发现,最激动人心的那些思想理论总是诞生于科学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其他领域——宗教、历史、艺术等领域的思想也常常令我沉醉其中,回味无穷。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被数学、地质学、天文学、现代物理、宇宙学吸引。这些学科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都可以揭示世界上某些不为人知的奥秘。我对宗教也很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难以言喻的神秘领域。不过,我从来都不认为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孰强孰弱的关系,我总是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它们。

在大学时代,我仍旧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一边探索科学,一边研究宗教。我主修了两个专业——“犹太教研究”和“计算机科学”,选前者是因为我觉得以后去犹太神学院进修的话比较方便,选后者是因为当时是属于Fortran(一种编程语言)、COBOL(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打孔卡[1]的年代,学计算机是一件很酷的事。另外,我还辅修了医学预科课程,因为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想法:从事医学工作可以帮助我平衡科学兴趣与精神追求,从而更好地改善这个世界——用犹太教的术语来说就是“tikkun-olam”,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最终,我真的走上了医学之路,尽管我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直接从事临床工作。相反,我每天都坐在显微镜前,一遍又一遍地观察诊断病理标本(在我看来,这些标本就是“人体的一部分”),而且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虽然表面上我是一名忙于治病救人的医生,但这个专业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机会对人体结构进行深入的科学思考。而且我研究生物学时也不需要培养皿或小鼠,毕竟我有很多人类的组织和细胞可以观察。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观察微观尺度下的颜色、形状、图案,这些美妙的图形规律在当时仍旧是未解之谜。

在临床标本上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之后,我转身投向了干细胞生物学这个日新月异的研究领域。千禧年前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发表文章的期刊,已经从那些平平常常的临床医学期刊变成《细胞》《自然》《科学》这些著名期刊,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生物学家们坚信“细胞可塑性”——细胞超出预期极限的形变能力——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这些发现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争议。耶鲁大学的戴安娜·克劳斯是我在该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她甚至被要求在国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做证。更为夸张的是,我们的工作成果甚至导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于2001年限制了联邦政府在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投入。在我和同事看来,这简直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作“非预期后果”[2]

相关研究成果频繁成为新闻头条之际,我通过这些新闻结识了视觉艺术家简·普罗菲特,她带我走进了复杂性理论的世界,使我走上了一条意料之外的道路。简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彼得·莱德,他是简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研究伙伴,也是一位展览策划人,主要研究领域是“视觉文化”。尽管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在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但我们彼此之间很少会谈及那些研究细节。不过干细胞研究成了一个例外,毕竟电视、广播、杂志、报纸上到处都是相关报道。当时,彼得正在探索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比如艺术与科学,他想弄清楚跨学科是否能够提高大家的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一直都想把我介绍给简,因为他觉得我们一定很聊得来,可惜旅行安排、时间规划等方面的冲突导致我们错过了很多相识的机会。有意思的是,彼得现在找到了一种强制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从惠康基金会那里得到一笔研究资金,研究项目就是把科学家(我)和艺术家(简)“关”在一间屋子里,看看最后两者能否碰撞出某种全新的创造力。

2022年,我终于和简见了几次面,会面地点就在我位于纽约的家或她位于伦敦的家。彼得记录了我们的对话,以便他人在研究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如何有意义地进行沟通时可以将其作为参考。

简当时最有名的成果是一个叫作“科技圈”(Technosphere)的项目。该项目源自她对人们如何与电脑游戏中的角色形成情感联系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在程序员戈登·塞利的帮助下,她建立了一个虚拟世界,现实世界的人们可以登录进去,然后在里面随心所欲地创造生物,每个生物都有独立的身体特征和行为组合,比如人们可以设定该生物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科技圈”中的每个生物在被放生之后,都会时不时地“写信回家”,比如我创造的那只生物就会发邮件说“今天我拼命奔跑,在食肉动物的追赶下活了下来”,“今天我交配了,并有了身孕”,“我现在正在吃草”,“我快要被食肉动物杀死了——这是我发给你的最后一条信息”。

不可思议的是,当“科技圈”中的生物增加到几千种时,简和戈登发现这些生物通过不断互动,自发地出现了很多之前没有经过直接编程的行为。比如食草动物组成了群落,它们偶尔会莫名地聚集到一个没有第二个出口的山谷里。食肉动物也不会直接攻击猎物,把它们一个个叼走,而是会在山谷的出口处排成一排耐心等待,直到食草动物吃完草并试图离开。这时食肉动物就会一拥而上,将食草动物吃得一干二净,随后“科技圈”的生物数量就会崩溃。觅食和捕猎都是自组织的社会活动,都是生物个体行为自发导致的结果。

这种自组织行为把我和简的工作联系到了一起。我把干细胞在人体内的移动方式描述给简后,她立即意识到这些细胞和“科技圈”生物有很多共同之处。我让她给我讲讲详情,她便向我介绍了复杂性系统的概况。随后她以蚁群为例,详细讲述了为何在集体行为下,那些简单的个体行为可以变成极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在她巧妙的讲解下,复杂性系统变成一个栩栩如生、充满魔力的理论。

就这样,我开始了对复杂性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简不仅向我证明了她的友善,还向我展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我探索得越深入,我就越发现,自己多年以来所学到的那些数不清的、看似毫不相关的概念——医学方面的、科学方面的、精神思维方面的——全能够以惊人的方式彼此互补,共同描绘一张人类存在性的全景图。更奇妙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这些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并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理解自我的方式,以及我理解人类存在性、理解万物存在性的方式。事实证明,复杂性理论是一种研究万物为何存在的科学。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在各种学术讲座和面向非专业人士的公开演讲中分享了这些发现。事实证明,我分享的这些“和复杂性相关的见解与感悟”,引发了从五年级学生到博士生、从执业医生到研究学者、从瑜伽教练到禅宗学生等领域人士的好奇心,他们不仅为之感到惊奇,甚至悟到了某些新的思想。每经历一次这样的接触和交流,我都会为那些在演讲内容中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意义的人感到开心。还记得20多年前,我和简刚刚认识时,我在谈话中所感悟到的那些东西:复杂性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现实的本质,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人类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强劲有力、精细微妙的理解。如今那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听众对我的演讲所产生的共鸣,就是大家对我的感悟的一种真心认可。

现在,为了感谢简,以及我生命中那些指导过我、启迪过我的人,请允许我把这些见解和感悟分享给你。


[1]在预先设计好的位置上,用打孔和不打孔两种状态来表示数字信息,其与考试答题卡的原理相似。——译者注

[2]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也译作“意外效应”,社会学术语,指原计划未曾预料到的或无法预测的后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