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开端
第1章
序幕
三个男人、一扇窗
1618年5月23日星期三，上午9点刚过，威勒姆·斯拉瓦塔（Vilém Slavata）被挂在布拉格赫拉德恰尼城堡的窗户外。这位46岁的贵族此前从未遭遇这样的窘境。斯拉瓦塔是皇家政府的高层官员，现任波希米亚财政部长和高级法院的法官，在为统治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服务方面，有着出色的履历。由于他娶了女继承人露西娅·奥蒂莉娅（Lucia Ottilia），他也是整个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不久前，与他同样身居高位的同僚雅罗斯拉夫·波利塔·冯·马丁尼茨（Jaroslav Borita von Martinitz）被五名武装分子抓住了。马丁尼茨恳求他们为他找一位告解神父，但这只是让这群人更加恼怒①，他们不由分说地把他头冲下从窗口推了出去。这时候，斯拉瓦塔正晃晃悠悠地挂在同一扇窗外，距离下面的水沟接近17米。屋里传来的阵阵怒吼声表明，不大可能有人能帮他。斯拉瓦塔突然感到有人用剑柄猛敲自己的手指。太疼了，他松了手，整个人跌下去，后脑勺撞到了一个下层的窗台上，顿时头破血流。斯拉瓦塔跌下去后，袭击者们注意到了他的秘书菲利普·法布里修斯（Philipp Fabricius），后者正抱住袭击者中一个不那么可怕的人求情。但这帮人无视了他的求饶，他和上司一样也被扔出了窗外。
然而，结果有些出人意料。斯拉瓦塔正好落到了壕沟的底部，而马丁尼茨掉到了壕沟壁的坡上。马丁尼茨踉踉跄跄爬下去救他的朋友，在爬行的过程中，他被压在身下的自己的剑所伤——那些袭击者一时疏忽，没有摘下他的剑。有人从上面的窗户向他们射击，但马丁尼茨帮助恍惚的斯拉瓦塔站起来，一起逃向附近波希米亚书记官洛布科维茨（Lobkowitz）的宅邸，这位书记官没有出席这次被中断的会议。有两个人来追斯拉瓦塔和马丁尼茨，试图杀死他们，但洛布科维茨的妻子波吕克塞娜（Polyxena）把门锁上，并成功说服了这两人离开。第二天，马丁尼茨越过边境逃亡到巴伐利亚，而斯拉瓦塔的伤势较重，无法马上离开，只能选择躲藏。法布里修斯从窗户落到地面，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安然无恙。他立即逃往维也纳——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中心，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向皇帝通风报信。[1]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波希米亚叛乱，被普遍认为是三十年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夺去了800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这场战争在德国和捷克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英国内战、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内战在这三国历史上的地位，也类似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在这两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带来民族创伤的决定性时刻，影响了其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后世很难理解这种规模的灾难，就像他们也很难将犹太人大屠杀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2]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战争成了民族耻辱的象征，严重阻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导致了后来德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内部分裂和国力虚弱。
多种解读
上文这种解读源于许久之后的一场战败。这场战败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战争的兴趣，也改变了人们对它的看法。对那些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战争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当代事件。从一开始，三十年战争就吸引了全欧洲人的注意力，加速了17世纪早期见证了现代报纸诞生的“媒体革命”（见第23章）。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本国际畅销书，一年内至少出现了30个版本。直到17世纪末中欧国家进入另一段三十年战争时期，主要是反对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人们对上一次战争的兴趣才逐渐减弱。三十年战争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依然鲜明，反映在纪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年度庆祝活动和相对不多的面向大众市场的书籍上。和公共仪式一样，这些书籍对战争做出了大体上正面的解读，认为战争捍卫了德意志新教徒的自由，巩固了帝国体制。[3]
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肢解了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观点被迅速抛弃。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起来干预法国大革命，将德意志人拖入了另一场入侵、失败、政治动乱和破坏中。此时正值思想和文化上出现新的潮流，这些潮流与浪漫主义和文学上的“狂飙运动”相关。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死亡、劫掠和酷刑的恐怖故事立即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而像帝国将军瓦伦斯坦（Wallenstein）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这样的人的戏剧性人生，通过与拿破仑和其他拿破仑时代人物的比较，具有了新的意义。1791年，狂飙运动的领军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出版了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历史，赢得了大批读者，随后又在1797—1799年出版了《瓦伦斯坦》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依然堪称德语国家的莎士比亚历史剧。
对三十年战争的浪漫主义解读确立了三个元素，至今仍在影响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其一是对死亡、衰落和破坏有一种哥特式的着迷，德意志通常被视为遭到外国入侵的无助受害者。人们从民间传说和小说中摘选了各种暴行故事，特别是从格里梅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The Adventures of 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这部小说被浪漫主义诗人重新发现，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德语小说，并在19世纪初重新发行了各种“改良”版。[4]
这些故事在历史小说和绘画，以及学校课程中的重新出现，不仅在德意志，也在其他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加强了民间记忆和家庭传统。三十年战争成为衡量以后所有战争的标杆。法国东部的居民根据17世纪30年代摧毁他们家园的瑞典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故事来解释后来的每一次入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东线战壕中的士兵认为他们正在经历最近3个世纪从未见过的恐怖。1945年5月4日，希特勒的建筑和军备部长阿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广播里宣布：“战争给德国带来的破坏只有三十年战争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绝不允许死于饥饿和杀戮的人民的比例达到当时的程度。”因此，他继续说，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元帅已经下令放下武器。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认为三十年战争是德国遭受的最大灾难，其破坏力排在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和黑死病之前。[5]
20世纪末，电视的影响力无疑改变了这个看法，尤其是在近年来大屠杀画面通过电视而广泛传播之后。尽管如此，在21世纪，德国作家仍然宣称，1618年至1648年“土地遭到的破坏，人民遭受的苦难，其之前没有，其后也没有任何灾难能比得上，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被轰炸带给人们的恐惧都比不上”。[6]
19世纪史学确立的第二个特征是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剧氛围。这一点在席勒的《瓦伦斯坦》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他将其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寻求和平的理想主义英雄，但命中注定会被他最亲近的属下谋杀。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事态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的感觉在写作中很常见。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以前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正面评价的观点变得不合时宜。人们认为，三十年战争非但没有加强帝国宪法，反而似乎开启了其瓦解过程。更为近期的作品加强了这种印象，它们不再关注人物和帝国宪法上的失败，而是更为关注欧洲经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长期过渡，并声称这引发了“17世纪的普遍危机”。[7]其他人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政治危机或环境危机，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因素相结合的。然而，所有说法都宣称，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加剧了紧张局势，在1600年后，这种局势在整个欧洲爆发为暴力叛乱和国际冲突。[8]
对帝国中的这些事件的解释上的分歧产生了19世纪德国历史写作中的第三个，也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在1815年以后，三十年战争史陷入了一场关于德意志民族发展的争论中。当时出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叙述，每种都和未来可能的德意志相关。“大德意志”方案设想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霍亨佐伦王朝的普鲁士和“第三德意志”的小邦国，如巴伐利亚、拿骚和符腾堡。“小德意志”方案选择排除奥地利，这主要是因为合并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其他领地会面临一些复杂问题。随着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小德意志”方案胜出，并在1870—1871年法国战败后得到巩固，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两种关于德意志未来的愿景都有明确的宗教关联，而这种关联被转移到关于德国历史的争论中。关于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宗教冲突的假说似乎变得不言自明，几乎无人质疑。
关于德意志国家性质的争论是和现代史学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这位德国实证学派的创始人选择了瓦伦斯坦作为他范围广泛的著作中的唯一一部人物传记的主人公。兰克和他同时代的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研究现存的档案资料，他们的很多作品今天仍然很有价值。他们深深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三十年战争的解读，尽管每个国家都将这场战争融入了自己的国家叙述中。法国历史学家普遍选择从黎塞留和马萨林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据说两人的政策为17世纪中叶到拿破仑时期法国在欧洲大陆“独占鳌头”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对西班牙历史学家来说，这段历史的主题是国家的衰落，西班牙自1618年之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瑞士人、尼德兰人和葡萄牙人将冲突与国家独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国家都是从哈布斯堡君主国那里独立出来的，而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将这场战争放在他们在波罗的海相互竞争的背景之中；英国的解释与德国的最为接近，部分是因为斯图亚特王朝与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掷出窗外事件”后支持波希米亚反叛分子的关键决定有关。许多同时代人用宗教眼光来看待这种王朝联系，将其看作“新教事业”，这在19世纪德国人的教派化写作中得到回应，他们的作品为在英国工作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主要资料来源。[9]
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战争的想法也非常符合19世纪到20世纪初许多历史著作背后的更为广泛的新教叙事，这些著作将宗教改革后的历史事件视为挣脱天主教枷锁的运动。同样的进步轨迹也可以在不带宗教偏见的情况下表达出来，即一种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在近年来的一部著作中，这场战争变成欧洲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危机”，经此“炼狱”就能升入现代世界的“天堂”。[10]
在历史著作和政治科学中，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主权国家体系，从而构建了全球的国际关系。军事历史学家通常将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这样的重要人物形容为“现代战争之父”。在政治上，这场战争被视为创造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一直采用这种专制制度。欧洲人将他们的争吵延伸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巴西、西非、莫桑比克、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大西洋和太平洋诸岛。墨西哥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开采出来的白银成了支付天主教欧洲士兵的军饷，而成千上万的矿工可以算作是战争的受害者。非洲奴隶在巴西为尼德兰甘蔗种植园主辛勤劳作，而尼德兰人获得的利润，连同他们在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和北海渔业中获得的资金，一起支援了他们与西班牙的战争。
对这一更广泛层面的兴趣已经支配了英语世界对这场战争的描述，这种描述将发生在帝国内部的事件描述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的一部分，即法国、瑞典和英格兰、尼德兰、德意志的新教徒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霸权的一部分。帝国内部的战争要么是这场更大冲突的附属品，要么在17世纪瑞典和法国介入之后成为其一部分。尽管三十年战争国际视角学派一位主要的倡导者将德国的传统解释斥为“狭隘”，但该学派仍受到19世纪史学的强烈影响，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其过程伴随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宗教仇恨。[11]
本书论点
三十年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对其进行解读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人们试图使之简化，从而过于重视一面而轻视其他方面所导致的。这部著作试图通过不同元素和帝国宪法的共同关系来重新连接这些元素。在神圣罗马帝国内发生的战争与其他冲突有关，但依然截然不同。甚至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观察者也认为，这场始于波希米亚叛乱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为止。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就开始讨论一场五年战争、六年战争，而且一直这么算下去，直到1648年战争结束。[12]
尽管如此，全欧洲还是被这场战争所影响，如果这场战争能够避免，或者有另一种结果，全欧洲的历史将会被改写。在主要国家中，只有俄国没有被波及。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却发挥了重要影响。尼德兰设法将它与西班牙的冲突与这场战争分开，同时试图提供有限的、间接性的援助，来影响神圣罗马帝国内的事务。英国的参与更为实质性，却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交战国。法国和西班牙也介入了，但将它们的介入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区分开来。它们之间的斗争有着不同的起源，且在1648年后又持续了11年。虽然丹麦和瑞典的干预与战争的起源没有关系，但它们是正式的交战国。同样，萨伏依和洛林等其他临近的公国也被拖入战争，但它们既没有忽视它们自己的议程，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地区纷争。
本书论点与过往解读的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本书认为这场战争并不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13]宗教无疑为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聚焦点，但还是得和政治、社会、语言、性别等其他要素相竞争。大多数同时代观察者谈论的是帝国军队、巴伐利亚军队、瑞典军队或波希米亚军队，而非天主教军队或新教军队。天主教军队和新教军队是一种时代错误的标签，是19世纪以来为了方便起见、简化说法而使用的。我们能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宗教战争，只是因为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现代早期的所有公共政策和私人行为，但也仅此而已。为了理解这场战争与基督教内部争论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需要区分好战的信徒和温和的信徒。所有人都信奉宗教，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温和的基督徒必然更理性、更讲道理，或更世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的宗教热情，而在于他们怎样将信仰和行动联系起来。所有人都深信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提供了唯一真正的拯救途径，也是司法、政治和日常生活唯一正确的指南。然而，温和派更加务实，认为将所有基督徒重新统一在一个教会下虽然是个可欲求的目标，但也是一个泛泛的、长远的目标。而好战派认为这个目标触手可及，他们不仅准备使用强制手段代替说教，还能亲身感觉到上帝召唤他们这样做。他们用神意、末世的话语来解释《圣经》，将时事直接与《圣经》文本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圣战，一场正义与邪恶间的终极决战，在这种决战中，只要目的正当，几乎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正如后面会看到，好战分子仍是少数，他们在战争期间大多袖手旁观，或者遭受战败并流离失所。不过，当时和现在一样，一旦好战倾向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变得尤其危险。它在掌权的人中营造了一种幻觉，即他们是被上帝挑选以服务于一个神圣的目的，并会得到回报。它鼓励这些人坚信，只有他们的规范是绝对的，他们的政体必然优于其他所有政体，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真实的宗教。这种基要主义者将“他者”妖魔化，在心理上相当于向其他人宣战，排除了所有对话和妥协的可能。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对手当人类。他们把可能由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完全归咎于敌人。但是，这种自信对他们自己和敌人来说，注定都十分危险。相信有上帝相助会使得基要主义者更愿意冒险，他们坚信哪怕四面楚歌，这也不过是上帝对其信仰进行考验的一个环节罢了。他们仍然坚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他们。这将使他们坚定决心，激发顽强反抗，但不太可能取得军事胜利。基要主义者并不了解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尝试去了解。他们的这些信念导致了他们做出一些关键决定，包括“掷出窗外事件”和普法尔茨选帝侯决定加入叛乱。好斗分子的影响力有时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读这场冲突。
本书论点的第三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本书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17世纪的欧洲冲突与更广泛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整个欧洲并未陷入一波广泛的暴力浪潮之中。尽管帝国大部分地区与发生战争的地区有着类似的潜在问题，但是大部分地区在1618年之后仍处在和平状态，直到冲突在1631—1632年升级。《奥格斯堡和约》（1555）缓解了宗教改革带来的紧张局势，此后也并非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帝国内部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见第7章），但1618年之后，才出现了普遍冲突。1555年至1618年是德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直到2008年才被“二战”后一段长达63年的和平时期所超越。当帝国内部的相对平静与16世纪60年代之后法国和尼德兰的残酷的内战形成对比时，这一点的意义将会更加突出。
既然《奥格斯堡和约》成功地缓解了紧张局势，那么，1618年后为何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则需要一些解释。这将是本书前8章的主要任务，前8章还将陈述欧洲的主要形势，介绍一些关键问题和主要人物。之后的12章将大致按照年代顺序来论述事件，并将注意力重点放在1635年后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被过度忽视，但对于理解和平为何如此难以实现至关重要。最后3章检视战争的政治后果，以及其导致的人员和物质的损失，并试着总结战争对经历过它的人们和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注释
[1]1 关于斯拉瓦塔的说法在英语文献中可见：R. Schwarz, The Imperial Privy Counci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43), pp.344–7. 另见H. Sturmberger, Aufstand in Böhmen. Der Begin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Munich, 1959), pp.7–14．
[2]K. Cramer,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German Mem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ncoln, Nebr., 2007), pp.9, 146–7.
[3]K. Repgen, Dreiβigjäihriger Krieg und Westfälischer Friede (Paderborn, 1998), pp.112–52; D. Moldenhauer, ‘Die Darstell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zwischen “Aufklärungshistorie” und “Historismus”’, in M. Knauer and S. Tode (eds.), Der Krieg vor den Toren (Hamburg, 2000), pp.389–418.
[4]这部作品最易读的英语版本可见：G. Schulz-Behrend (Rochester and Woodbridge, 1993)．
[5]D.M. Hopkin, Soldier and Peasant in French Popular Culture 1766–1870 (Woodbridge, 2003), pp.240–50; J. Canning, H. Lehman and J. Winter (eds.), Power, Violence and Mass Death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Times (Aldershot, 2004), pp.199–200.
[6]A. Buchner and V. Buchner, Bayer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Dachau, 2002), p.7.
[7]这个概念在Past and Present中的一系列文章中有介绍 ，文章在T.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1965)中集中可见。其他的文章收集于 G. Parker and L.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另见T.K. Rabb,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75)．
[8]关于对此问题的更多分析和其他阐释，见：P.H. Wilson, ‘The caus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EHR, 123 (2008), 554–86．
[9]例如：s.r. gardiner,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ondon, 1889).
[10]H. Schilling, Konfessionalisierung und Staatsinteressen 1559–1660 (Paderborn, 2007), pp.415, 417.
[11]G. Parker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1984), 转引自p.xvi. 另见D. Maland, Europe at War 1600–1650 (London, 1980); 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London, 1988); M.P. Gutmann, ‘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1988), 749–70.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ar school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 of S.H. Steinberg that first appeared as an article in 1947 and was reworked as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Conflict for European Hegemony 1600–1660 (London, 1966). Nicola Sutherland把这个概念推到了逻辑上的极端，认为整个三十年战争是长达3个世纪的法国—哈布斯堡竞争关系中的一部分: ‘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politics’, EHR, 107 (1992), 587–625. 最近认为这场战争从帝国发展为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冲突的德语文献见：C. Kampmann, Europa und das Reich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Stuttgart, 2008).
[12]Repgen, Dreißigjähriger Krieg, pp.27–8, 62–87; G. Mortimer, ‘Did contemporaries recognise a “Thirty Years War”?’ EHR, 116 (2001), 124–36.
[13]更多的详细阐发见P.H. Wilson, ‘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IHR, 30 (2008), 473–514. 另见E. Labouvie, ‘Konfessionalisierung in der Praxis – oder: War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 Konfessionskrieg?’ in Konfession, Krieg und Katastrophe. Magdeburgs Geschick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issued by the Verein für Kirchengeschichte der Kirchenprovinz Sachsen, Magdeburg, 2006), pp.69–92中的有用讨论。
①临终告解（confession）是天主教的行为，而将马丁尼茨扔出窗外者持新教立场。（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下文不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