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朝不保夕者

“朝不保夕者”这个概念有两种定义方式。其一是，我们将它视为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这种定义可以区分某人是否属于该群体。在描述和分析时，这种定义很有用，而且还可以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这一分析工具。根据这种观点，朝不保夕者是将形容词“不稳定的”（precarious）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词“无产阶级”（proletariat）组合而成的新词。本书中的“朝不保夕者”通常就是这个意思，尽管这个用法有其局限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意涵，朝不保夕者可以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但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

从社会群体的概念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除了农业社会，全球化时代导致了国家阶级结构的碎片化。但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潜滋暗长以及世界正变成一个充满弹性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阶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催生出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全球阶级结构。

几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工人”“无产阶级”这些词一直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中。过去的人们可以用阶级术语来描述自己，其他人也能从他们的穿着、谈吐和举止来辨识他们。如今，这些词只不过是唤起人们回忆的标签。安德烈·高兹（AndréGorz,1982）(3)很久以前就写过“工人阶级的终结”。其他学者则继续为这个词的含义和构成要件而苦恼。也许现实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反映21世纪全球市场体系中阶级关系的术语。

尽管传统的阶级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如今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七类。最顶层的是“精英阶级”（elite），由一小撮极其富有的全球公民组成，他们用数之不尽的金钱控制整个世界，和显要人物一起位列福布斯排行榜，有能力影响各国政府，沉醉于自己乐善好施的形象之中。精英阶级之下是“白领领薪阶级”（salariat），他们仍有稳定的全职工作，其中某些人希望跻身精英阶级，但大多数人安于现状，享用他们的养老金、带薪假期、企业福利等好处，其中许多福利都能得到国家的补贴。白领领薪阶级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政府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行政部门。

和白领领薪阶级并列的，还有一个（到目前为止）规模较小的“专业技术人员”（proficians）。这个词源于“专家”（professional）与“技师”（technician）这两个传统概念，但又涵盖了那些可以运用市场营销能力、拿到高收入项目的人，比如，顾问或独立的自雇职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相当于中世纪的自耕农、骑士和侍从。他们有着四处流动的预期和渴望，并不想在一家企业里被长期的全职工作绑住手脚。“标准雇佣关系”并不适合他们。

从收入来看，专业技术人员之下就是日渐萎缩的体力劳动者，其本质就是传统的核心工人阶级。福利国家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而建立的，所以才会有劳动法规体系。但是，构成工人运动主力的产业工人战线已经萎缩，并丧失了他们的社会团结意识。

这四类群体之下的，就是不断增加的“朝不保夕者”，朝不保夕者介于失业大军和无法融入社会、靠拾荒为生的弃民之上。我在另一本书中也讨论过这种碎片化的阶级结构有何特点（Standing,2009）。本书中定义的朝不保夕者，就是这群人。

社会学家通常使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进行思考，它包括阶级与地位两个维度，阶级意味着生产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一个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位置（Weber,[1922]1968）。除了雇主和自雇职业者，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主要可以分为工资工人（wage workers）和领薪雇员（salaried employees），前者包括领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劳动力提供者，做多少工作拿多少钱；而后者在理论上则基于信任与服务关系而得到报酬（Goldthorpe,2007,Vol.2,Ch.5;Mc Govern,Hill and Mills,2008,Ch.3）。白领领薪阶级总被认为是与经理、老板或雇主关系更亲近的人，而工资工人天生就被疏远，雇主需要通过确立纪律、从属关系，以及激励与惩罚并用的手段才能促使他们完成工作。

与阶级相比，地位的概念与一个人的职业有关，地位较高的职业是那些更接近专业服务、管理和行政工作的职业（Goldthorpe,2009）。但这个概念存在一个问题，大多数职业都有不同的分工和层级，彼此之间地位悬殊。

但无论如何，工资工人和领薪雇员的二分法，以及职业的概念，对于朝不保夕者都不适用。一方面，尽管朝不保夕者的确具有阶级色彩，但这些人与白领领薪阶级完全不同，他们对资本与国家的信任度极低，无产阶级的社会契约关系在他们身上也并不适用，所以他们也不会以服从领导和表达忠诚的方式来换取劳动保障（这是支撑福利国家运行的不成文买卖）。因无法以信任为基础进行劳资谈判，也不想以服从领导的方式来换取保障，朝不保夕者在阶级层面具有独特性。另一方面，朝不保夕者的地位也很独特，他们既不同于高地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同于中等地位的工匠。一种解释是，朝不保夕者拥有的是“被截断的地位”。此外，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们的“社会收入”结构无法与传统的阶级与职业完全对应。

日本的情况揭示了朝不保夕者中的学生所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根据威尔金森和皮科特（Wilkinson and Pickett,2009）的分类，它属于“好国家”］。但就地位等级而言，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很高，而且朝不保夕者的激增加剧了这种状况，仅以收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传统方法，低估了朝不保夕者的经济困境。在日本社会中，较高的地位带来了一系列回报，提供了社会和经济保障，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货币收入所能衡量（Kerbo,2003:509-512）。但朝不保夕者完全分不到这些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被严重低估。

“朝不保夕者”这个描述性词汇，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用来描述临时工或季节工的。虽然本书在使用这个词时有不同的考量，但临时劳动身份依然是朝不保夕者这个概念的核心要件之一。我们只需记住，临时雇佣合同不一定等同于从事临时劳动。

有的人试图用正面形象描述朝不保夕者，说他们象征着浪漫自由的心灵，拒绝被贴上从事稳定劳动的传统工人阶级标签，也不想被领薪的“白领”那种布尔乔亚式的物质主义所收编。这种自由奔放的反抗态度和拒绝随波逐流的精神不该被遗忘，因为它的确是朝不保夕者的特色。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其实都不喜欢在那种从属性劳动中被呼来喝去，因此他们奋起反抗一点也不奇怪。新奇的反而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经历了长年的稳定劳动后，改为选择不稳定的劳动和工作方式。之后我们再讨论他们。

随着“朝不保夕者”这个词成为流行语，它的意义也开始流变。在意大利，“precariato”除了指代从事临时劳动的低收入群体，也开始意味着不稳定的生存境况成了一种人们生活的常态（Grimm and Ronneberger,2007）。在德国，这个词不仅用来形容临时工，也用来形容那些没有希望融入社会的失业者。这很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4)概念，但本书并不使用这个意思。

在日本，朝不保夕者是“工作穷忙族”（the working poor）的同义词，但当人们把它与日本五一劳动节运动和“飞特联盟”（freeter unions，一群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年轻运动者）联系在一起时，它才演化为一个独特的术语（Ueno,2007;Obinger,2009）。“飞特”是一个将英文“自由”（free）和德文“工人”（Arbeiter）巧妙结合在一起的名字，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群被称为“飞特族”的年轻劳动者，他们被迫从事着临时工作。

把朝不保夕者直接等同于工作穷忙族，或认为朝不保夕者只是缺乏雇佣安全，这是欠妥的，尽管两者都与之相关。朝不保夕者的不稳定性还意味着缺乏一种稳定的工作认同感，而一些低薪工作反而可能让人发展自己的事业。某些评论家认为朝不保夕者还与劳动者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有关。这其实很复杂，因为一个人可掌控的工作和劳动有几个方面：技能的发展与运用，完成劳动所需的时间，工作和劳动的时间规划，劳动强度、设备、原材料等。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控制方式和控制者，不仅限于监督员工的一般监工或者经理。

认为朝不保夕者完全无法掌控劳动或工作，这种观点也有局限性，因为在努力程度、配合程度以及技能的应用方面，总是存在暧昧不明、暗中角力的空间，而蓄意破坏、顺手牵羊和磨洋工等行为也并不鲜见。不过，劳动者对于工作的掌控能力，依然是评估劳动者困境的指标之一。

还有一个同样有趣的描绘方式，是将朝不保夕者与“地位失调”联系起来。如果某人接受的正规教育程度比较高，却被迫接受地位或收入低于自己资质的工作，就比较可能遭受地位挫折（status frustration）的打击。这种情绪在日本年轻的朝不保夕者中相当普遍（Kosugi,2008）。

对我们而言，所谓朝不保夕者，就是缺乏下表列出的七种劳动相关安全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党和工会为包含这些要件的“产业公民权”（industrial citizenship）摇旗呐喊，认为工人阶级或工业无产阶级都应该享有这些权利。虽然并非所有朝不保夕者都重视这七种安全，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处境都很糟。

对于现代劳动不安全性的讨论，大都集中于雇佣不安全，也就是拿不到长期合同和缺乏失业保障的问题。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不过，岗位不安全问题也同样重要。

雇佣安全与岗位安全存在极为重要的差异。来看一个例子。在2008—2010年，法国电信公司有30名员工自杀，最后，一个门外汉被任命为新老板。在这家公司的6.6万名员工中，2/3的人都有长聘公务员资格，捧着铁饭碗，这些员工的雇佣安全没有问题，但公司的管理方式让这些员工陷入系统性的岗位不安全状态中，这家公司的“定期轮调”制度强迫员工每隔几年就必须突然搬到不同的办公室，接受不同的岗位，由此带来的压力最后成为员工自杀的主因。岗位安全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一点对行政部门而言也很重要，公务员的铁饭碗为他们带来了令人羡慕的雇佣安全。但他们也必须随时接受上级的调派，去不同的岗位。当今世界已经开始奉行严苛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功能弹性的逻辑，不断转岗可能会扰乱劳动者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

朝不保夕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稳定的收入以及和其他群体不同的收入模式。这可以用社会收入的概念来论证。显然，所有人都需要收入才能生活。根据他们自己或家人的产出，收入来源可能是货币收入或实物收入。通过观察人们需要收入时预期能得到何种收入，我们就可以借此判断他们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好几种收入来源，尽管有的人可能仅靠一种收入来源维生。

社会收入可分为六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自我生产，即直接生产食物、货品和服务，然后进行消费、交易、贩卖，那些在花园或自留地里种植的作物都属于此类。第二部分是从劳动中获得的货币工资或收入。第三部分是家庭或当地社区提供的福利，很多都以非正式互助保险的形式出现。第四部分是企业为许多员工团体提供的福利。第五部分是国家福利，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可统筹的转移支付、直接给予员工的补贴或通过雇主支付的补贴，以及补贴性的社会服务。最后一部分则是私人储蓄和投资带来的收益。

上述六个组成部分还可以再细分为多种形式，每种形式的安全性和保障力度不同，并决定了其对个体或家庭的总价值。举例来说，有些工资受到长期合同的保障，有些工资的变动性和弹性较高。如果某人在下一年的每个月里都拥有相同的薪资收入，那么这笔月收入的价值就较高；如果某人的收入来源比较不稳定，或要依赖雇主不确定的生产计划，那么，即便发放的薪资数额相同，这笔收入的价值也较低。同样，国家福利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全民适用的“公民权”和保险福利，这些福利是根据既有资源来分配的，因此理论上比较“有保障”；另一种是可统筹的转移支付，当然，是否能给付还要取决于一些不可预见的状况。企业福利也可以分为三种：“阳光普照型”福利，根据员工地位或过去服务给予的福利，以及公司自由决定的福利。社区福利也是如此，可分为家人或亲属所维系的支持网，以及让成员应不时之需时所能求助的更大的社区支持网。

朝不保夕者可以通过一种独特的社会收入结构来识别，他们的弱势程度无法用特定时刻获得的货币收入来衡量。举例来说，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商业化的时期，就会有一群人，既失去了传统的社区福利，又无法得到企业福利或者国家福利，这些人大部分都沦为了朝不保夕者。他们比那些收入更低但是仍保有传统社区支持的低收入者更弱势，也比那些收入差不多但有机会获得一系列企业和国家福利的领薪雇员更弱势。朝不保夕者的特征之一，不是某一特定时刻的工资或收入水平太低，而是在困顿时无法获得社群支持，缺乏有保障的企业或国家福利，以及缺少私人存款收益作为替代性经济来源。第二章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的后果。

除了缺乏劳动安全和社会收入安全，朝不保夕者还缺乏工作认同。他们的工作很难称得上是“事业”，也没有传承社会记忆，他们缺乏一种对职业社群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源于稳定不变的做事方法、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同业间的互助合作以及同侪情谊。

朝不保夕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团结的工人社群的一员。这让他们在行事时，有着更强烈的疏离感与工具性。他们因不稳定性而产生的行为与态度都趋向于机会主义，在行动上不会被“未来的阴云”所笼罩，他们并不觉得当下的言论、行为、感觉，将会对彼此之间的长期关系产生强大的影响或约束力。朝不保夕者认为未来的阴云根本不存在，毕竟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没有未来可言。即使明天就被解雇，他们也一点都不意外，而且离职未必是坏事，只要有下一份工作或临时工作召唤他们就行。

朝不保夕者缺乏职业认同，即便那些拥有职业资格证或花时髦职衔的人也不例外。对有的人而言，不用被职业认同束缚，不必做出道德或行为承诺，是一种自由。我们之后会讨论“城市游民”（urban nomad）的形象，以及与之相关、不算完全公民的“失权者”（denizen）。就像有些人更喜欢流浪，更偏向于做旅行者而不是定居者一样，也并非所有朝不保夕者都应该被当成受害者。不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只是苦于没有逃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