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之子

20世纪70年代末，一群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尽管这两个术语不是一个意思）受到鼓舞，意识到他们的思想被冷落几十年后终于受到了重视。这些学者大部分都很年轻，没有被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所伤，也不热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主流社会的社会民主思潮。

他们反感国家干预，将国家等同于由计划和管制机构组成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们认为世界正日益开放，投资、就业和经济收入都会流向条件最有利的地方。他们主张，除非欧洲国家撤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产业工人阶级和公共部门建立的保险体系并压制工会势力，否则“去工业化”（这在当时是个新概念）的问题就会加速，失业率会飙升，经济增长会放缓，投资会外流，贫困也会加剧。这些判断在当时犹如一盆冷水。他们渴望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领导人都愿意以他们的分析结果施政。

然而可悲的是，尽管他们的“诊断”结果或许有部分道理，但给出的“预后”方案却冷酷无情。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因为社会民主政党（他们建立了新自由主义者急欲撤除的体系）在短暂质疑了新自由主义者的“诊断”结果后，又纷纷照单全收“诊断”结果和“预后”方案。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之一就是，各国需要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除非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否则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企业就会把生产和投资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金融资本将转到这些国家，而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原地”。所谓的弹性有很多维度：工资弹性（wage flexibility）意味着加快调整薪资（特别是降薪）以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雇佣弹性（employment flexibility）意味着企业可以轻易调整（尤其是减少）雇用人数，无须付出代价，雇佣安全与雇佣保障因此被弱化；岗位弹性（job flexibility）意味着企业可以在内部以最小的反对力量和成本调动员工的岗位、改变工作结构；技能弹性（skill flexibility）意味着能够轻松调整劳动者的技能。

这些傲慢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倡的弹性，本质上就是系统性地降低员工的生活安全感，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了留住投资与就业机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于是，无论是否合理，每一次经济衰退都被归因于市场缺乏弹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结构性改革”。

随着全球化的演进，政府与企业竞相增加劳动关系的弹性，从事无保障劳动的人数成倍增加。这并不仅是科技进步造成的。随着弹性劳动普遍化，各种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多，支撑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让位于更复杂的但仍以阶级为基础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们后文再作讨论。不过，政府政策的变化以及企业对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回应方式，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新自由主义者或政治领袖制定政策时都未曾料到的潜流。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数百万人沦为朝不保夕者，一个带着过去影子的全新现象出现了。朝不保夕者并不属于“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后两个词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中的大部分劳动者都拥有长期、稳定且工时固定的工作，他们按照既定路线升迁，拥有工会组织和集体协商权，他们的父母能够理解其职务头衔，而他们也熟知自己本地雇主的名字和特点。

许多正在沦为朝不保夕者的人根本不认识他们的雇主，也不知道现在或将来有多少同僚。这些人同样不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稳定或可预期的工资，也没有中产阶级应有的地位和福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人（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发现自己处于发展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谓的“非正规状态”中。他们大概不会觉得这个词能用来描述自己，更遑论让他们在别人身上看到一种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既然他们不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也不处于“非正规状态”，那他们是什么？“不稳定的生存境况”这种定义，也许会让他们眼睛一亮。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亲戚或同事就处于这种境况之中，他们在未来几年内都不能保证自己和现在从事同样的工作，甚至几个月或几周之后就换了。很多时候，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或至少尝试着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