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一部书，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绎解丛书》中的古代中国文明文献部分。我们遴选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若干经典文本，试图以这些经典文本为载体，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华文明生长遂成的面貌。从上古三代到元明清，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连续性，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

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五帝时代的结束与一场在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密不可分。与西方诺亚方舟神话不同的是，中华先民并没有向上帝求助挽救灾难，而是自力更生。来自有崇氏的禹肩负起治水的使命，调集民力，不仅治水成功，而且获得了超过尧、舜的权力和威望，最终受禅成为联盟首领。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得到四方首领们的拥戴，继承大位，开创了日后四千年“家天下”的王朝传统。夏王朝共历四百多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指的是太康失国之后，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太康之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成功复国，延续禹祀，直到桀的统治时期，夏朝被子姓商族的首领成汤所灭，共历十四世十七后。

商族是一支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古老部族，从始祖契相传辅佐大禹治水而受封于商，一直到主癸，共历十四代先公。根据考古发现，晋冀交界一线的下七垣文化应为先商时期的殷人文化，表明殷人可能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入中原。灭夏之后，殷都五迁，先后于亳、嚣、相、庇、奄等，原因至今不明。到了盘庚将国都迁殷后，商人的核心统治区域大致稳定在今安阳一带。到武丁时期，国势大振，征伐四方，无所不胜，显示出中兴的气象。到帝辛（纣）时期，商朝为周人所灭，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享国约六百年。取代殷商的周同样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始祖弃相传为大舜时期的后稷之官，主管农事。子孙则流落至戎狄中间，到公刘时迁徙至豳，重操农业，之后经过九世到古公亶父时，迁徙至周原，如绵绵瓜瓞，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期，由于文王的文韬武略，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到武王时期，周人在牧野一战克商，定都镐京，建立西周王朝。此后，周人平三监，征东夷，营洛邑，封邦国，建官制，作礼乐，历经成康之治、昭王南征、穆王巡狩、国人暴动、宣王中兴，至幽王亡国，除去中间十四年的共和行政，共历十二王，约三百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国都于洛邑，建立东周王朝，为戈矛纵横、纷披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定型期。在此之前，东亚大陆上的先民驯化动植物已有长达近六千年的历史，培育出稻、粟、大豆等本土作物，以及鸡、家猪等本土家畜，发明了种桑养蚕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三代时期，先民们又陆续驯化了可能来自中原以外的小麦、大麦、马、牛、羊等动植物，不仅丰富了本土的农业文明，也加速了整体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先民们还继承了前人观测星象物候的知识，制定了夏历、殷历和周历，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并利用初步的地理和工程知识，建立起较为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但是，总体而言，不论是与后来的战国时期相比，还是与同期的两河、印度、希腊文明相比，三代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均较落后。从生产工具看，虽然当时已迈入青铜时代，但是农具中的绝大多数以木、石、骨、蚌等材质制成，只有极少数使用青铜，更无冶铁；从劳动力看，虽然当时已驯化大型家畜，而且畜牧业已有规模，但是畜力尚未普及，二人耦耕，以及几十上百，甚至“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周颂·载芟》）的集体耕作才是劳动常态。这种生产力状况延续了近两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深刻地影响了三代时期的家族形态、政治制度、国家形态和思想文化。

就家族形态而言，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家族社会的奠基期。恩格斯曾经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愈少），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诚如斯言。由于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个人及个体家庭无力独立地改造自然、从事生产，因此大型的血缘共同体—家族成为夏商西周时期一直存在的社会基层组织。到了周代，这一组织发展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即宗法制。这一制度以“严嫡庶之辨”为原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原则，划定族人的等级，分配相应的财产，防止族人之间围绕地位和资源展开争夺。在宗法制的规约下，家族以父家长权为核心，衍生出庞杂的宗族宗法关系，并且以祖先崇拜为精神纽带，维系家族组织和家族秩序，将个人的权利、义务、命运与家族的兴衰荣辱紧紧绑定。也正因为如此，三代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派温情脉脉的人道色彩。一方面，家族共同体中的自由人构成了国家人口的主体，他们与族人一起集体劳作，耕种家族的土地，创造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没有给残酷的奴隶制留下太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阶级分化、地域差别长期笼罩在血缘关系中，使得阶级斗争、地域关系在三代时期的国家形成之路上，没有起到像在雅典、罗马那样如此明显的作用。

由三代时期奠定并延续至后世的遗产甚多。可以说，家族形态是解开中西上古文明演进道路差异之谜的关键。从更长的视角看，这种家族形态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制度、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并且，到西周时，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特征和共同语言的民族—华夏族已然出现。汉字作为一种表意功能强大的符号，在传播信息的时候能够超越方言、语言乃至语系的限制，让各个文化圈的人能够通过共同的文字沟通交流。中国历代能够保持和延续巨大的规模，与汉字的这一特性密不可分。从信仰体系看，虽然三代的文化风貌有本质之别，但是先民们始终没有改变以天或上帝为最高神的泛神信仰以及祖先崇拜。这种具有开放性的信仰体系绵延千年，至今不绝，在思维方式上赋予了中华文明以博大的包容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二

春秋战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东周社会中的种种因素，如血缘宗族社会组织方式、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贵族世袭的政治局面、人文精神的发扬，都与前代有着密切关系，体现着商周社会的延续。然而，在激烈的社会鼎革之际，这个时代又孕育出许多新的要素，为早期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注入活力，华夏世界的政治、文化传统也由此奠定。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脉络错综复杂。春秋初年，各诸侯国都处于“蓄势”阶段，中原地区尚未产生“一匡天下”的诸侯盟主。尽管如此，郑、宋、鲁等国仍然“蠢蠢欲动”，呈争霸之势。尤其是郑庄公时期的郑国，攻打宋、卫等国，制服陈、蔡，击败戎狄，还在葛之战中射中周桓王肩，成为当时的强国。到了春秋中期，各大诸侯国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准备好争夺霸主地位。齐国在齐桓公时期走向强大。当时戎狄势力强盛，齐国通过出兵救遭戎狄威胁的邢、卫，赢得“攘夷”美名。在之后的葵丘大会中，齐国更是在周王室的支持下成为诸侯霸主。齐桓公之后，楚、晋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在城濮之战中，晋遏制了楚北上势头，而在邲之战中，却是楚占得先机，取得了“拉锯战”的优势。晋、楚争霸之外，齐、秦等国也虎视眈眈，都具有争夺诸侯霸主的实力和野心。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弭兵会盟之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虽然相对安定，却依然出现了吴、越争霸的图景。一言以蔽之，春秋时代政治发展的主线是诸侯争霸，学者称之为“霸权迭兴”。

需要指出的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内部在这几百年间也出现了变化：春秋前期，周王室权威逐渐下降，诸侯国成为当时的主导，社会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变化；而到了春秋后半期，诸侯国君的权力有所削弱，诸侯国内的公族、卿大夫参与国政，甚至胁迫诸侯，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西周时期高高在上的宗法王权一去不复返。

卿族擅权，卿权凌驾于君权之上，成为春秋晚期许多诸侯国发生内乱的根本原因，也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进入战国时代，随着“三家分晋”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原来的“春秋五霸”一跃变成了七大强国：齐、楚、秦、燕、赵、魏、韩。从政治角度来说，战国历史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战国初年到“徐州相王”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魏国经过改革变法，率先成为诸侯霸主。魏国从原来的晋国分裂而来，战国初期，在魏文侯、魏武侯等君主的带领下，魏国向各个方向扩张（西面和秦国交战、东面大败齐国、南面伐楚），疆土得到扩大，实力大大增强。然而好景不长，魏国扩张的同时，齐、秦等国趁机崛起，逐渐开始和魏国争霸。逢泽之会后，魏国走向衰落，直到“徐州相王”，齐国正式取代魏国成为中原霸主。与之同时，秦国在秦孝公和商鞅的改革下也逐渐强盛。战国历史进入第二阶段—齐秦对峙。这一时期，齐、秦两大国拉拢盟国，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合纵”“连横”斗争。这样的局面直到乐毅率五国之师破齐才得到改变。自此之后，齐国虽然一度复国，实力却大打折扣，几乎丧失和秦国争雄的资本。战国历史的第三个阶段起于长平之战前后，终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在这一阶段中，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逐步征服韩、赵、魏、楚、燕、齐，使中国历史再次回到统一的轨道。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夏商周早期国家向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氏族时代向“编户齐民”时代转变。西周时期，血缘关系浓厚，宗族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组织单位。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进步、私有制的成长以及家族迁徙的频繁，都导致宗族内矛盾加剧，家族间分化增多。这些变化，都加速了宗法体系的瓦解，促使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在这一时期，“亲亲”宗法观念日趋淡薄，人们逐渐从宗法的藩篱中走出来，在社会生活中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这时候，如何控制因为宗法体系破坏而出现的自由人口，成为各个诸侯国面临的问题。战国时期，随着户籍管理制度和授田制的推行，这些自由民逐渐成为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国家得以征收赋税，并让这些民户提供劳役。由此，一个新的社会—“编户齐民”时代，便逐渐产生了。

西周中后期，各诸侯国独立性增强，周天子地位受到威胁。东周时期，各诸侯纷纷开拓土地，同时，通过兼并战争获得大量土地。这些土地并未经过周天子分封，而掌握在诸侯国君自己手中。此外，随着宗法制的崩溃，自由人口增加的同时，大量私田也得到开垦。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多出来的土地及人口，各国开始实行郡县制，以取代分封制成为新的地方管理制度。一般认为，郡县制在春秋晚期便“初见端倪”，到了战国时期，才逐渐发展为“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制度。秦统一天下后，依旧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

在西周王朝政府中，绝大多数的官职都由贵族（特别是世家大族）世袭担任，这是宗法要素在官制运行中的体现。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的人下降成“士”，而庶民阶层则通过各种方式上升成为“士”。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富有才干的“士”阶层成为新贵族，参与国家权力运行，原本需要依靠世袭贵族的政府机构也发生改变，开始依赖于这批新贵族。秦统一后，秦始皇更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早期官僚制得到发展。

官学向私学转化，并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时代。西周时期的思想文化“学在官府”，国家牢牢控制着文化的传承。东周时代传道解惑的诸子，其身份也很大程度上源于“王官”。《汉书·艺文志》对诸子起源作过解释，从总体上来看，说诸子起于“王官”，应该是不错的。随着社会的裂变，官学下移已成为大势所趋，到了孔子时代，私学真正开始兴起，“士”阶层承担起古代学术传播的使命，沟通起从先秦文化到汉代统一思想文化体系这一中间的桥梁。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文化产生辉煌成就，既是商周以来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现实境遇和时代任务所致。商周时期深厚的思想文化积累，成为诸子时代文化创造的源泉。举例来说，西周初期周人认为“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和统治者的“德”有着密切关系。周人在继承商人“天命”观念的基础上，为其注入一丝理性的因素和道德的色彩，有学者称之“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而到了孔子时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摆脱“天道”的束缚，更加关注人事及个体内心的状态，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言论，正反映其重人轻天的思想。由此，从商周社会到春秋战国，“天命”观念的嬗变和人文精神的发展一脉相承。另外，商周时期已形成主体部分的经典，如《尚书》《诗经》等，更是成为诸子（尤其是儒家）阐发自身思想的载体。另外，现实因素是“百家争鸣”局面出现必不可少的条件。东周时期的思想家们，为了实现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负，往往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这些思想家们从自身实际及对时代的理解出发，提出各异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以期迎合各诸侯国君的政治需要。因此，“救世之弊”，可以说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背后的现实诉求。

这一时期各族融合加强。西周时期周王朝就和周边少数族接触不断，较为著名的如昭王南征、穆王伐徐、宣王时期伐猃狁及荆蛮，西周覆亡同样有戎狄势力的参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互动则更加频繁。中原地区和周边族群的纷争，贯穿于几百年间。春秋时代，中原地区有诸侯国想要争夺霸主地位，往往打着“尊王”和“攘夷”的旗号。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便是帮助小国抵抗外来族群的进攻，以此树立政治威信。战争加速了族群融合的进程，秦国和楚国便是如此。秦穆公霸西戎之后，秦国“尚武”之风浓厚；楚国则在与中原大国一次次的博弈中，吸收华夏文明成果，最终“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战争之外，中原地区和少数族群之间亦有很多其他的联系。这里举晋文公的例子予以说明。晋文公在即位之前，曾逃至狄。在狄期间，晋文公娶狄女季隗，晋臣赵衰亦娶狄女叔隗。在离开狄的时候，晋文公对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蛮夷”观念有所淡薄，并不十分排斥和戎狄的接触甚至生活。

各族群密切的交流、融合，促使华夏族进一步发展。中原地区和少数族相互学习，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例如，原属白狄之一的鲜虞族，便吸收华夏文明，建立了中山国。今天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山国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如著名的中山王壶铭文便是出自中山国。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也逐渐锤炼出以“兼容并包”为特色的民族精神。如赵武灵王执政时期的赵国，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充分吸收北方游牧族的优势，从而使赵国国力大大增强。华夏族与诸少数族原本有着诸多差异，最终却能互相融合，这种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久弥新，直至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内核之一。

三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统一，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这44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包括了秦、汉两朝及两汉之际王莽和更始政权的短暂统治。

秦王朝建立起由皇帝、官僚、郡县组成的政治制度。秦王朝完善制度与交通、发挥思想文化与法律的作用以巩固其统一，并且继续对外进行扩大统一的战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秦王朝的统治也暴露出种种弊病，分崩离析，二世而亡。陈涉以楚为号，项羽称“西楚霸王”，分封诸侯，天下再度走向分裂，直至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

汉初的政治形势不乏战国时期的分裂余音。在郡国并行、大封同姓的政策影响和区域文化的离心作用之下，文景时期出现了七国之乱的危机。“后战国时代”的真正结束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都有一系列革新之举，对外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开创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武帝时期的革新与政策维持到了昭宣时代，自元帝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元帝偏任德教，放宽对工商业和宗族豪强的政策，汉王朝积聚的社会问题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愈加突出，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新的“改革家”王莽身上。然而，王莽的托古改制最终失败了。

东汉王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地方豪强的支持。由此，豪族的地位合法性大大加强，进而通过政治关系网、学术文化网的双重作用，在新建立的东汉王朝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而在中央，也出现了“王权旁落”的局面：章帝身后诸帝多以冲龄即位，母后当权，权力落到了外戚手里；当朝皇帝长大后，又企图通过亲近的宦官重夺权力。循环往复，邓、窦、梁等家族与宦官反复争夺中央权力。为了突破豪族门阀的垄断，出现了品评人才的“清议”。“清议”最终触动了当权宦官的势力，遂发生了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东汉王朝元气大伤。黄巾起义最终爆发，割据势力蜂起，东汉王朝只有依靠割据势力苟延残喘了。

作为典型的大一统王朝，秦汉给后代的影响甚大，留下的制度文化遗产众多。秦汉时期是统一国家的形成时期。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经济的多元性和交通闭塞的状况得到改变。秦统一后的一系列措施，如行郡县、一统法典、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及为后世诟病的焚书坑儒，都是为了建立与维护统一国家、完善社会秩序，《泰山刻石》所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汉武帝对外大启疆域，对内改制革新，由秦开创的统一局面，在汉王朝得到有力的巩固。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尽管有过许多分裂时期，但统一国家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当代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分不开的。

为了适应治理统一国家的需要，这种任务专一、权限明确、富于工作效率的政治制度应运而生。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权力层层集中，最终聚焦于皇权，并形成了严密的职位品位体系、卓有成效的人才察举制度来配合皇权运转。著名学者严耕望将秦汉政治制度的特点总结为地方官员事权完整、行政制度体系秩然、明简的郡县两级区划、地方长官避籍而佐吏用本籍等十点，并认为“推其究极，惟在折衷霸王，以法治之体制寓儒家之精神故耳”。汉制承袭秦制而来，中央集权愈发完善。这种制度的延续性与影响力在后世不断体现。

秦汉时期是汉文化的形成时期。汉初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谚语，揭示了不同地域文化资质的差异；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各地区仍然保持着文化、民俗上的差异：关中之民“有先王之遗风”、三河之民“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燕赵之民“雕悍少虑”、邹鲁之地“俗好儒，备于礼”、楚越之人“俗剽轻，易发怒”。在统一国家内部，秦、楚、齐、鲁等区域文化因子经过长期融汇，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时，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与此同时，国家文教体制不断发展：《书》《诗》《春秋》《易》《礼》陆续被立于学官，各家学派传承“家法”，太学规模不断扩大。经学的昌盛、儒学地位的建立和巩固，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秦汉时期是多民族国家出现和汉民族形成的时期。秦王朝北逐匈奴，南开桂林、象郡，通过移民、行政管理等手段促进了民族融合。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卫氏朝鲜、服西南夷、收南越，以包容的气魄建立了多民族国家。在民族交流与对外交流中，汉民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发展，甘延寿、陈汤上汉元帝书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我们耳熟能详。“大汉”“皇汉”“强汉”等自称屡见于史书，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

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前后经历近400年，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立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社会从分裂割据向重新统一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大致如下：东汉灭亡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20—280）；司马氏建立的西晋（266—316）实现了全国的短暂统一；西晋衰亡至北魏统一北方之间，北方先后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主要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304—439），大致与此同时，司马氏宗室在淮河以南建立了东晋政权（317—420）；刘宋与北魏分立是南北朝对峙的开始，北魏（386—534）、东魏（534—550）、西魏（535—556）、北齐（550—577）、北周（557—581）五个政权合称北朝，在南方先后出现的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四个政权，合称南朝。581年，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9年灭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实现了全国的重新统一。

黄巾起义对摧毁东汉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军阀混战中，曹操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据点，通过兴屯田、求贤才、挟汉献帝迁都许昌等举措，积累起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北方袁绍集团，为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扫除了障碍。在曹操集团壮大的同时，孙权、刘备也分别在长江下游地区和荆州一带积蓄实力，刘备得谋士诸葛亮，绘就了建立蜀汉政权的蓝图。赤壁之战是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标志性战役，十数年后的夷陵之战则使三分天下的格局最终确定。

曹魏后期，军权、政权旁落门阀司马氏之手。266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灭孙吴，统一全国。西晋是门阀士族势力迅速发展的时期，户调式的颁布、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在经济、政治上保障了门阀士族的利益与特权。“八王之乱”、流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推翻了西晋的统治，西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门阀士族的拥护下建立东晋，偏安江左。东晋将领祖逖领兵北伐，立志恢复中原，虽然终遭失败，却名垂千古，“闻鸡起舞”“中流击楫”也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著名典故。在淝水之战中，东晋以少胜多，击溃了北方前秦政权。战后，北方陷入更加严重的分裂和混战中。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初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后不断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439年结束十六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为巩固政权、适应民族融合趋势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鲜卑贵族的汉化和门阀化。534年，在边镇军人集团的操控下，北魏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史称东魏、西魏。西魏大将鲜卑族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集团起源于代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成长于关中，融合了胡汉民族的精英，是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缔造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虽然中国处在分裂时期，但是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这些因素为隋唐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南北各地区、各民族在物产上互通有无，风俗习惯上互相影响。原本作为经济重心的北方在频繁的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局势相对稳定，人口大量迁入，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先后得到开发，南北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拉开了序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颇为剧烈，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进程加剧，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而且推行了均田制、府兵制、三长制等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制度，给时代输入了鲜活血液，为隋统一做了重要铺垫。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时期。丝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有显著发展，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加强。公元5世纪，通往西域的商路干道已从秦汉时的两条扩展为四条。从欧洲、印度输入中国的物产和技术，丰富着中国的物质文化。宗教是促进中外交流的媒介，典籍记载的这一时期来华传播佛教的知名外国僧侣多达五十余人，中国远赴外域求法巡礼者也为数众多。十六国前秦时期从西域来华的高僧鸠摩罗什、率先赴天竺求法并游历三十多个国家的东晋僧人法显等，都是佛教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

自东汉以来，很多政权都以中原作为统治的核心区域，曹魏、西晋、北魏建都洛阳，正是将丝绸之路古文明向东延伸的关键阶段。北魏后期的洛阳城，寺院林立，市场规模庞大，满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贸易者以及海内外的奇珍异货。在洛阳暂居或定居的外族人、外国商人、使节、僧侣等不计其数，“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北魏朝廷专设四夷馆、四夷里予以安置。这些都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民族间的交流。汉末魏初的汉中张鲁政权，曹魏梁习对并州的有效治理，敦煌太守仓慈倡导德治、善待胡商的举措，都成为历史上的佳话。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动荡的时代，也是思想活跃、文化成就斐然的时代。以老、庄、易学为主要内容的玄学创立并兴盛起来，超然物外、潇洒倜傥的“魏晋风度”为后世士人所赞赏和向往。曹魏以来，文学不再是隶属儒学“孔门四科”的一部分，逐渐取得独立的地位，“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此来临。东晋南朝时期，注重才能，崇尚文艺成为社会潮流，文学艺术家辈出。王羲之在汲取汉魏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开创了书法的新境界，被誉为“书圣”；顾恺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名士，以绘画著称，尤其注重表现人物的神韵，在画学理论方面也堪称先驱。科学技术方面，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机械制造的能工巧匠马钧，兼通数学、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的南朝科学巨匠祖冲之等，都有卓著的成就。

五

隋唐时期，从581年杨坚建立隋朝至907年唐朝灭亡，前后经历三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阶段，也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自西晋末永嘉之乱以来，中国陷入分裂局面近三百年。581年，杨坚以外戚、大丞相身份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9年消灭南方陈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全国。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是以重新实现大一统为基础的。

隋朝建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措施，如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地方实行州、县（后改为郡、县）两级制，普查户口，整顿户籍，实行租调制等，使政权得以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加强对东南、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分段陆续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多公里，对南北交通具有重要意义。运河贯通后，隋炀帝一再巡游江南，奢侈无度。其后，又穷兵黩武，先后三次征讨高丽。在营建洛阳、开凿运河、巡幸江都、三征高丽一系列过程中，国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民众的役使极为残酷，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随之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使隋朝迅速走向灭亡。

隋朝盛时，疆域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南）。隋朝很重视与边疆各族的关系，流求（今台湾）、契丹、靺鞨、突厥、吐谷浑及西域诸国都与隋朝有朝贡往来，隋炀帝曾命裴矩进驻河西，主持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并邀请西域商胡来到东都洛阳，大摆筵席盛情款待。隋朝通西方的商道有北、中、南三条，丝绸之路在前代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617年，在隋末战乱中起兵的贵族李渊进占长安，次年自立为帝，建立唐朝。李渊、李世民父子陆续镇压或铲除了各支军事割据势力，于623年统一全国。626年，李世民继皇帝位，是为唐太宗。他注重借鉴隋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善于用人，君臣共同造就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社会安定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唐前期历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建设，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政治方面，在继承隋朝三省六部制、府兵制等制度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在隋律的基础上制定唐律，高宗时撰成《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国家法典，成为后世立法的范本。魏晋南北朝以来显贵的门阀士族势力逐渐被削弱，出现衰亡之势。同时，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得到发展，更多中下层人士得到入仕机会，为国家的统治注入了新鲜血液。经济方面，在北朝和隋代户调制的基础上改革为租庸调制，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来源。唐朝重视发展漕运，洛阳含嘉仓被扩建成全国最大的官仓，储粮最盛时接近全国储粮总量的一半。开元年间，裴耀卿改善漕运，实施新法，使东南地区的粮食能更顺畅地运到关中，保证了京城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达到空前繁荣，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统治末年，爆发了以边将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严重损耗了唐朝的国力，成为唐朝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地方节度使的权力逐渐膨胀，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其中相当一部分藩镇都有割据性质，使朝廷难以控制，中央集权和边疆防御能力均被削弱。翰林学士和使职差遣的发展是唐后期行政权力系统的两个重要变化：作为统治者的内廷顾问，翰林学士权力日重，多为进士出身者担任，成为参预机密的政治中枢角色，有“内相”“天子私人”之称；“使”由临时职任向固定化转变，涉及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形成“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现象，唐前期建立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职权逐渐被破坏。以均田制为依托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都逐渐无法维持，为两税法和募兵制所替代。两税法从以往的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是中国古代税法的一次重大变革。隋唐社会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影响后世。

隋唐时期的经济有长足的进步。唐代发明的曲辕犁轻便灵活，既能节省畜力，又利于深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它的广泛使用，使我国的耕犁基本定型。茶的栽培显著发展。唐后期，茶叶作为一种新兴商品在市场上大量流通，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茶成为大众日常饮料。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远超前代，形成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并行发展的局面，也形成了诸多专业生产区域。唐代丝织品有绢、、绫、锦等很多种类，纹样精致，色彩绚丽，织造技术精湛。瓷器制造业走向兴盛，表现出“南青北白”的特点，南方的青瓷似冰似玉，北方的白瓷如银如雪。长安是隋唐两代的首都，也是当时著名的世界大都会，集中体现着隋唐时期的盛世气象。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据考古实测，面积约为汉代长安城的三倍、明清北京城的一点五倍、今天西安旧城的十倍。长安城布局严谨，宫城、皇城、外郭城、东西两市、一百零八坊排列有序，建筑宏伟，街道宽阔整齐。长安城的建筑风格和布局，深深地影响了周边政权和邻国的城市建设，当时及后世不少城市都是对它的复制或效仿。洛阳作为隋唐王朝的东都，也得到统治者的大力营建。唐后期，扬州（今江苏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工商业繁荣，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

隋唐是中国古代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唐代诗坛群星璀璨，涌现出以“初唐四杰”、李白、杜甫、王维、李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为杰出代表的两千多位诗人，清人编纂的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共收录唐诗近五万首。在中外文化的深入交流下，音乐舞蹈呈现华戎交汇的时代特色，宫廷和民间的乐舞百戏活动丰富多彩。书法和绘画也成就斐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的书法，吴道子、阎立德、阎立本、展子虔、周昉的绘画，都为后世所称道，敦煌壁画、彩塑更是古代艺术的宝藏。科学技术领域，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均有成就，隋代建造的安济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空腔式石拱桥，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宗教方面，隋统一全国后，重兴佛、道二教，李唐皇室大力发展道教，同时佛教也在中国达到鼎盛，高僧玄奘、义净等不畏艰难险阻西行取经，为佛典的传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新传入的摩尼教、景教、祆教也得到广泛传播。

隋唐五代是民族融合与民族交往的新时代。从种族上讲，融入了胡族血统与文化的汉人开始执掌政权，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的家族和统治集团，都属于胡汉混合型，因而造就了“大有胡气”的时代特征。隋唐时期的统治阶级较少有种族歧视，通常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有较大程度的改观。虽然隋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也有不少摩擦甚至战争，但属于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并非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唐代开元天宝时，疆域东西各至安东、安西两都护府（治所分别在今辽宁义县东南、新疆库车），南至日南（今越南清化县北），北至单于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如果把各都护府的羁縻州也包括在内，则唐代统辖范围西可至今伊朗境内，东至黑龙江下游，北至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石勒喀河上游。隋唐王朝的历史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本土，也辐射到了广阔的外部世界。由于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隋唐王朝成为东西交流的中心。以长安为起点，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唐代，从边地府州通往外国的干道主要有七条，远达今朝鲜半岛、中亚、西亚、印度、东南亚等地区。在中国的物产、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无数来自外国的使节、传教者、商人、艺人等通过这条道路来到唐朝，甚至在唐朝定居、入仕。他们带来了不同地域的物产、文化、习俗、宗教，直接影响到唐人的生活。

隋唐王朝对东亚世界影响尤其深刻。强盛的隋唐王朝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隋唐帝国确立起了东亚国家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朝鲜、日本积极与唐朝进行友好交往，开展实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本的先进人士渴望直接汲取中国的优秀文化，于是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终唐一代，日本共派遣唐使达十九次之多，留学生、学问僧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非常深入。朝鲜也派遣大量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多者一年就达二百余人。唐晚期，有五十余名新罗留学生在唐朝登科入仕，其中最负盛名的崔致远曾进士及第，并用汉文著书立说。日本、朝鲜在学习、模仿隋唐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点加以消化吸收，创造出自己的新文化，丰富着东亚文化的园地。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极为繁荣昌盛的阶段。

六

五代之时动荡不断，兵祸时有发生，国家的构建与制度的完善均备受影响。五代始自907年唐朝灭亡，止于960年北宋建立，在这54年间，共经历了八姓十四帝，其变更之频繁可想而知。而五代只是一个简称，人们更多地称之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正统的王朝之外，诸多割据政权并行而立，直至北宋开国十余年后才结束了这一复杂的局面。因而此时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典章制度往往草创，难以成为后世之典范。而在中原动荡、酣战不休之际，契丹的崛起加重了形势的严峻：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大臣石敬瑭，欲剪除其势力，不料石敬瑭联合契丹，以燕云十六州相许诺，结果后唐灭亡，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期间更是奉契丹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而时过境迁，待其侄石重贵即位后，契丹与之交恶，相互攻伐，最终后晋兵败，契丹直入汴京，后晋君臣妃嫔遭遇北迁，法器文物所剩无几。五代的动荡，是内部制度与外部势力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的，是留给北宋的重要问题。汉唐以来多以长安、洛阳为都城，而自朱温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后，五代除后唐外均定都于此，商业日益繁盛、水陆交通日益便利，至北宋建立时亦以开封为都城，虽因为开封无险可守而一度争论，但最终未能动摇开封的地位。自后周世宗柴荣严选禁军，裁汰老弱之后，军队战斗力显著增强，高平之战的力挽狂澜，南北征战的连战连捷，给北宋初年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代之后为宋代，尽管因靖康之变划分为北宋和南宋，但一脉相承，从制度到文化具有诸多延续之处。北宋的建立者为赵匡胤，其出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对五代经历尤多、耳濡目染，但赵匡胤历经陈桥兵变，深知政权更迭之速，于是下决心改变时局，故而采纳了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强干弱枝的新局面逐渐取代了藩镇割据的旧局面。但政权的初步稳定，并未使王朝走向汉唐般的强盛，继位者太宗属于兄终弟及，且有斧声烛影的传闻，故而君臣猜忌，两次北伐均意在建立不世功勋，却都遭遇惨败，因而太宗由“武功”转向“文治”，科举之选拔由此大为兴盛，这一举措对北宋影响深远，“崇文抑武”之风大为盛行。太祖、太宗所建立起的“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原则贯穿北宋、波及南宋，成为“祖宗之法”的核心所在，奠定了宋代的基本风貌。北宋在仁宗之时承平日久，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随之凸显，成为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着眼点，哲宗、徽宗之时党争不断，君王荒政、权臣误国，终至靖康之变。南宋建立者为赵构，本为徽宗第九子，却适逢乱世延续国祚，当时内有名相辅佐、外有中兴四将，南宋在风雨飘摇间稳住了形势。但伴随着刘锜取得顺昌大捷，南宋新兴将领已能抵御金军主力，高宗便以为高枕无忧，压制名将、无意北伐，南宋亦逐渐呈现“强干弱枝”“崇文抑武”的风貌。孝宗时为南宋最盛之时，虽军事上未能有所突破，但此一时期吏治清明、人才涌现，为后人所称道。伴随着蒙古的崛起，南宋至理宗之时政局波澜不断，先是同蒙古联手攻灭金朝，正欲顺势收复汴京故地之时，宋元反目步入对峙。理宗前期颇有作为，但后期无所建树。度宗听信权相，致使朝纲废弛，边防危机四伏，襄樊失守后，大局已定。有宋一代，以防范地方割据为着眼点，大力强化中央，然而矫枉过正；以武事不兴、众将难驭为出发点，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武备松弛。故而宋代有独特的时代特点，亦有无奈的时代困境。

宋代的政治几经曲折，而经济、文化则取得长足发展。就经济而言，租佃制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政策有力引导之下，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经济活力大为彰显。两宋之际，新作物（如占城稻）相继引入，南北方之间耕作技术互通有无，农业提升较为迅速。此一时期，贸易品种、商业渠道呈现多元，市场较为活跃。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宋代的货币形式也在不断改进、创新，金属货币的铸造讲究质与量的把关，纸质货币也从四川地区的试行，走向了广泛的推行。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大大便捷了交易的形式，宋人更从储备金与发行数量中摸索出了经济规律，一度非农业税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

就文化而言，宋代科举极为昌盛，录取人数较唐代有明显增加，宋代朝堂的“崇文”之势与社会的读书入仕风尚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此一时期，王朝注重对典籍的汇总，《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相继纂成，各地州县也多有修缮、刊印典籍之举。宋代修史、著史蔚然成风，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两宋历时三百二十年，时间跨度较大，既涉及由五代之乱到北宋之治的转型，又涉及靖康之后南宋重建的艰辛，政权间的纷争、政局间的动荡勾勒出广阔背景，文化上的昌盛、经济上的繁荣呈现出丰富内容。宋代对科举制度的大力提倡，让更多读书人得以涌现，记录下政事、生活的点滴；修史制度的日渐完备，让官方史料规整充实，也使私家著史有所借鉴。

宋代的文化昌盛，推动着新的学术流派，宋学就是突出代表，其思想活跃、自由解经的风格，使宋学独树一帜，与严谨解经的汉学比肩而立；文学形式也有创新发展，宋词脱颖而出，其灵活多变且贴近生活的特征，使得宋词广为流传，“唐诗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代表。整个宋代社会繁华，市民化气息浓重，人们生活精致，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资料中就能窥其一斑。

七

元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古代史的末尾，其总体历史发展有许多特点，但首先要注意的是元明清这三个朝代都为大一统王朝，因此这是一个国家大一统与民族大融和的时代，而其最初缔造者即元朝。元朝之前的中国长期处于多民族政权并立、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的状态中，而大一统的实现也是逐步完成的，先是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建立大蒙古国，此后经历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才逐步灭掉了金、西夏统一了北方，到忽必烈1279年灭南宋之后，才真正又一次实现了全国大一统，诸多不同民族在元朝的辽阔疆域内定居并逐渐融合，为此后明清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元朝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为北方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将汉蒙制度杂糅而设置了元朝政治制度，所以其政治制度多有特殊之处，如怯薛制度、四等人制等都是元代特有。而政治制度中保留的蒙古因素也对元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最明显的是元代皇位继承制度受蒙古汗位继承制影响很大，所以皇权之争异常激烈，帝位更换频繁，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以及许多相关问题。到元末则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最终1368年明军攻破北京，元顺帝逃到上都，元朝灭亡。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在元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军领袖，出身低微的他深知民间疾苦，所以在统一全国后，他严厉打击地主与官僚，意在肃清吏治，保障小民权益，此外为巩固自身统治，还屡兴大狱，诛戮功臣。政治制度上，废除宰相，加强皇权。军事制度上，为了巩固在全国的统治，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而且还分封诸王于各要地，为了对抗蒙古，北部边疆的军事实力尤为强大，镇守北方的诸王也拥有军事重权，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在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即位就实行削藩政策，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最终篡位，建文帝不知所终，是为靖难之变。永乐帝朱棣在位期间，数次北伐蒙古，并派郑和下西洋出使海外各国，彰显国威。政治制度上，内阁制度初具雏形，至仁宗、宣宗即位，三杨任辅政，则基本成形，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史称仁宣之治。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英宗正统初年，但此后宦官王振逐渐掌权。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虽然当时明朝成功抵御了入侵的瓦剌部，但此后北方边境日渐多事，与蒙古、女真等民族矛盾摩擦不断。到嘉靖年间，南方倭患严重，南倭北虏问题以及明朝内部政治的腐化使得政治经济矛盾加剧，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解决危机，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实行了改革，并一度取得很大成效。但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怠政数十年，国家日益衰敝。此时东北女真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国，屡次战胜明朝，形成巨大威胁。而明朝内部统治腐朽，民不聊生，遂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经过十数年的内外交困，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于1644年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

清朝是女真族（后称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三卫，创立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并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皇太极即位后，征服了朝鲜和漠南蒙古，1636年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1644年清军入关，并消灭南明政权，定鼎中原。经过康、雍、乾三代，清朝戡定回部，平定两金川，大大扩展了地域版图，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今日国家版图奠定了基础。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清朝实行了特色管理制度，如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伯克制度，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清朝到达鼎盛，史称康乾盛世。清政府还进行了大型文化工程，修纂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西域同文志》等，在文化上彰显大一统，标榜文治武功，但同时也对思想文化进行严格限制。嘉道时期，农民起义接踵而至，政治经济危机涌现。在对外关系上，清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清朝被迫打开国门。太平天国运动打击了清朝政权，为解决内忧外患，各个阶级相继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等政治活动，并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土崩瓦解。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中华文明是一座屹立至今的高楼大厦。上古三代是其奠基，秦汉是其壮大，魏晋南北朝是其嬗变，隋唐是其成熟，五代宋是其发展，元明清是其巩固。中华文明不是停滞不前的，也不是故步自封的，它历经坎坷并成功驾驭了挑战，海纳百川，生生不息，形成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和以断裂性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略显平静。但是，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家族形态、君主政体、贵族官僚制、家国同构的国家模式、人文主义、文教传统、民本思想、历史理性、华夏民族、汉字、敬天法祖的泛神信仰、丝绸之路等文化内涵，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当今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肇端于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继承并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展开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追根溯源，知道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向何处去。本书遴选诸多经典文本，加以注释分析，正基于这种思考，希望读者朋友教正。

编者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