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埃及”（Egypt）是现代人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Arab Republic of Egypt）的简称。古代埃及本土人和中世纪的阿拉伯人都未曾使用“埃及”一词。古代埃及人自远古以来就繁衍生活在大约现代埃及的这块土地上。古埃及人因皮肤呈黑色，而称自己为km，意即“黑色的”。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kmt，意为“黑土地”。这是他们对尼罗河河谷肥沃黑色土地的称呼，这种肥沃的黑土地是尼罗河洪水泛滥形成的冲积层，是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对古埃及人具有重要意义。也因为尼罗河洪水泛滥和农业的重要性，古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泛滥之国”或“锄之国”，其象形文字为tȝ-mrj。与尼罗河谷黑土地相邻，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尼罗河两岸的沙漠。沙漠在太阳照射下呈现红色，是不毛之地，因而埃及人形象地称其为dšrt，即“红土地”。古埃及人还简单地将其周围的国家称为ḫȝst，即“沙漠国家”。此外，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是基于地形的考虑，古埃及人以孟菲斯（相当于现代开罗）为节点，将整个土地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两部分。他们称上埃及为šmϲw，意思是“南部土地”，称下埃及为tȝ-mḥw，意思是“三角洲”或“北部之地”，将二者合称为tȝwy，即“两地”或“埃及”。tȝw这种称呼在古埃及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公元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古埃及语言文字（除科普特语之外）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古埃及人关于自己国家的称呼也随之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然而，希腊人对埃及的称呼却保留了下来。

古希腊人称埃及为Aigyptos，这是古希腊人对埃及古城“孟菲斯”（mnnfr）的误称。孟菲斯的埃及语称呼为Hiku-Ptah，意思是“普塔灵魂之家”，科普特文的写法是εкепто。孟菲斯城是古代埃及的重要首都之一，所以希腊人用孟菲斯来代替埃及。后来的拉丁语显然沿用了希腊语的称呼，称埃及为Aegyptus。当然，也有人认为Egypt一词源于腓尼基人的毕布罗斯城的君主对埃及的称呼Chikuptach。

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根据古代亚述人对埃及的称呼“米斯里”，而将埃及称为Msr（米斯尔），意思是“辽阔的国家”。我国的古籍将埃及称为勿斯里、米西尔、密昔尔、米昔尔、密思儿等。这些称呼显然是对阿拉伯语词Msr的不同音译。今日，阿拉伯人仍称埃及为Msr。

从上面关于埃及名称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基本看到了古埃及的地理特征。与今日埃及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古埃及位于非洲东北角，包括亚洲西南端的西奈半岛，从地图上看酷似一块带棱角的木楔子。古埃及北接地中海，南与努比亚（今苏丹）接壤，东隔红海与阿拉伯半岛相望，西临利比亚。古埃及南部边境一般以第一瀑布为界，但在历史上常有变动，例如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埃及的南部边界就延伸到阿斯旺以南960多公里的地方，将努比亚囊括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

从内部地貌来看，埃及可以分成几部分：尼罗河河谷、尼罗河三角洲、法尤姆地区、东沙漠和西沙漠。这几个分散的部分之所以能够构成埃及国土的整体，完全依赖于一条重要的河流——尼罗河，古埃及人简单地称其为jtrw “河流”。尼罗河自南向北穿越整个埃及，形成埃及国土的中心地带。埃及96.3%的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只有大约3.6%的土地适合农业耕种，农业耕地完全依赖于尼罗河。然而，不到4%的农业耕地却是古埃及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根基，古埃及文明就是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历经数千年演变发展的。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古埃及史前社会的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75万年前。然而，在这之后的几十万年时间里，埃及远古人类的骨骼化石并没有保留下来。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骨骼化石是大约3.3万年前的。在大约公元前25000年至公元前12000年之间，极端干旱的气候驱使人们离开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地区，迁入适于生存的尼罗河谷。古埃及人的远祖使用了一种较勒瓦娄瓦型工具稍显进步的工具，称为塞比尔（Sebilian）工具。这种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埃及史前社会的较快发展，上埃及出现了几处具有代表性的聚落群体，留下了很多更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在大约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之间，东西沙漠始终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尼罗河谷似乎出现了一段空隙，这也是由当时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引起的。当时尼罗河水位升高，淹没了河谷地区，而相对较多的降水使沙漠边缘绿洲适宜人类生存。对埃及地形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当时一个冰河期结束了，埃及的气温开始上升，雨量骤减，干燥的气候开始形成。尼罗河两岸的地区逐渐风化为沙漠。在沙漠形成过程中，聚落仍在活动和迁移。沙漠形成之后留下的几个绿洲也成为人类长期活动的地点。尼罗河的活动更有规律了，埃及尼罗河河谷因水源丰足而成为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

大约公元前8800年至公元前4700年，东西沙漠出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尤其上埃及纳布塔沙漠盆地的早期聚落文化最具代表性。他们不仅使用磨制石器和装饰着图案的陶器，还学会了家畜驯养，其中最早驯养的家畜是绵羊和山羊，但他们仍以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为主。埃及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稍晚于沙漠地区，一般来说，始于公元前7000年，结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尼罗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是下埃及的法尤姆文化、梅里姆达文化和奥玛里文化。其中，下埃及的梅里姆达文化（约公元前6千纪至前5千纪）出土的石斧工具表现出了埃及与努比亚联系的迹象，这表明埃及在史前文化阶段就与外界有交往。总体上看，这些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带有图案的陶器、定居小房屋。人们开始种植大麦、小麦、二粒小麦等农作物，开始了定居生活，并以渔猎作为辅助生活方式，同时还越来越多地驯养动物。最晚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经开始定居生活，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史前文化的发展，“革命性”地促使埃及人从史前社会迈入文明社会。在接下来近1000年的时间里，古埃及的上埃及地区经历了史前文化的快速发展期，先后经历了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3800年）、涅迦达文化I（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涅迦达文化II（公元前3500—前3200年）、涅迦达文化III（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

大约公元前3000年，埃及国王那尔迈将上埃及和下埃及统一起来，埃及进入了早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686）。在接下来400多年的时间里，古埃及国王们努力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使埃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获得发展。到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古埃及确立起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地域王国。国王被宣称为神，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国王之下设有宰相，帮助国王处理行政、司法、经济和神庙等事务。在宰相之下，设有管理国家军事、税收、司法、公共工程等事务的部门和大臣，下设若干附属官员。整个埃及划分为四十个左右的省，各省由省长管理。省下设区和村等行政单位。各级行政单位都设有专门的行政、军事（总督）、司法、税务和书记官等官员。全国臣民以亲吻法老脚前的土地为荣。

这种政治制度是以繁荣的经济为基础的。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农业经济因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而获得快速发展，同时畜牧业、采矿业、冶金业、玻璃制造业、纺织业以及对外贸易等都获得快速发展。在这种经济体系中，王室经济、神庙经济和官僚贵族奴隶主的经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王室、神庙和贵族奴隶主构成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是广大农民和奴隶。

古王国时期的国王相信自己是太阳神的儿子，希望去世以后能够到父亲那里去，因此他们依靠强权政治和相对发达的经济为自己建筑高耸入云的坟墓。这些坟墓是角椎体石头建筑物，像高高的塔一样，四个面都像汉字的“金”字，因而中国人称其为“金字塔”。古王国时期最大的金字塔是由国王胡夫建造的，原高146.5米（约相当于60层楼的高度），基底原长230.38米，倾斜角为51度51分，总共用了230万块平均重2.5吨的石材建成。胡夫的后代哈弗拉和孟考拉分别在他附近建筑了两座大金字塔。这三座金字塔都位于现在开罗南郊的吉萨高地上，被称为“吉萨三大金字塔”，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站在开罗南郊的吉萨高地上，面对巍峨壮观的金字塔，人们在感受到人类之渺小的同时，不禁对古埃及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智慧倍加赞叹！

古王国国王持续不断地修筑金字塔，使经济实力大为衰弱，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升级，最后走向崩溃。在古王国结束之后的600多年时间里，埃及经历了动荡、复兴、再动荡的历史过程。在大约公元前17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6世纪中期，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在埃及三角洲地区建立王朝，实施统治。希克索斯人给古埃及带了新技术，包括马匹和轻便的马拉二轮战车，这为古埃及日后成为军事强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6世纪中期，一个在埃及古都底比斯兴起的王室家族，驱逐希克索斯人，实现了埃及的再次统一，并将埃及版图扩展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埃及从此进入了鼎盛阶段，这就是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新王国时期的鼎盛与对外战争有着密切关系。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504—前1450年）是新王国时代著名的战争国王，他曾在20年内先后对西亚发动17次战争，将埃及北方边界线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他还发动对南方努比亚的战争，将埃及南部边境扩张到尼罗河第四瀑布，这使埃及的版图达到最大，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战争给埃及带来了巨额财富，刺激了埃及经济的发展。随着桔槔等提水工具的发明与使用，埃及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业、手工业和远程贸易都获得大发展。埃及的人口已经达到300多万。埃及的君主专制统治也达到鼎盛阶段。正是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古埃及国王被称为“法老”。在古埃及人看来，法老比国王更能表达其统治者的神圣性。在新王国时期的雕像中，法老拥有骄傲、自信的面孔。

图特摩斯三世之后的几位国王当中最著名的是埃赫那吞（约公元前1379—前1362年），他因推行宗教改革而闻名。为了消除阿蒙祭司集团对国王统治的干预，削弱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埃赫那吞用太阳圆盘神阿吞代替阿蒙神，关闭阿蒙神庙，没收阿蒙祭司的财产，从神庙墙壁的浮雕上铲除阿蒙神的肖像和名字，建立新都阿玛尔那等。由于他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依靠的是中小奴隶主阶层，无法与宗教大祭司和军事奴隶主阶层对抗，最终改革失败。尽管宗教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但它却在客观上促使古埃及文学和艺术风格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埃赫那吞的界碑和石碑上真实地描绘了国王嘴阔鼻长、大腹便便、丰乳肥臀的变态身材；同时，石碑上描绘了埃赫那吞携妻子和儿女向太阳圆盘神祈祷的场面，还有浮雕描绘了埃赫那吞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画面。

新王国时期另一个著名国王是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304—前1237年）。据说，他活到了96岁，是古埃及历史上活得时间最长的一位国王。他一生妻妾成群，生有96个儿子和60个女儿。当然，这些并不是令其名垂千古的主要原因。拉美西斯二世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统治者，一心想着恢复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埃及版图，从而不断发动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努比亚等地的战争。恰恰在拉美西斯二世试图在西亚扩张领土的时候，西亚的赫梯王国兴起，并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扩张势力。结果，埃及与赫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争霸战争。拉美西斯二世为了在这一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亲自率军深入两河流域的卡叠什，因军事判断失误，受到诱骗，而孤军深入卡叠什城外，结果遭到赫梯军队围攻，好在援军及时赶到，才得以脱险。卡叠什战役当中，埃及和赫梯都没有取得胜利，都有较大损伤。在之后的对阵中，双方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样，在公元前1257年，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签订了停战条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现存的第一个国际性的和平条约。

新王国时期的国王们崇拜太阳神阿蒙，将战功归于阿蒙神，从而大规模建筑神庙。他们在底比斯城尼罗河东岸中王国时期建筑的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的基础上，不断扩建，最终使这两个神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神庙。这两大神庙经过几千年的岁月轮回，已经破败不堪，但目前的残垣断壁依然令参观者惊叹不已。在卡尔纳克拉美西斯二世建筑的多柱大厅里，134根高达十几米至二十几米的巨大石柱向世人诉说着新王国建筑艺术的高超，也展现着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雄厚的财力，更彰显着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巨大力量。

新王国时期的国王们充分吸取了古王国国王们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自己的坟墓被盗，不再在地面上建筑目标明显的金字塔，而是将自己的坟墓隐藏在底比斯西岸干燥的山谷里，从悬崖峭壁上开凿和修建岩窟墓。埋葬国王的这个山谷被称为“帝王谷”。帝王谷中有62座坟墓，目前已经确认24座是国王的。这些王墓当中最长的达230米以上，面积最大的超过1800平方米。图坦哈蒙墓是帝王谷中最后发现的一座坟墓，结构很简单，由甬道、前厅、耳室、棺室和宝库构成，其规模并不大，总面积112平方米。这座坟墓只是前厅被打开过，但也没有被完全盗劫，所以坟墓的陪葬品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这座墓的陪葬品异常丰富，近5000件，全部黄金重量为1128.9公斤，被誉为“埃及宝库”。墓中的陪葬品经10年清理，直到1933年才清理完毕。这些珍贵文物被送到开罗博物馆收藏、展览，其中最具特点的是图坦哈蒙棺，共8层，从外往里依次4层木质圣棺，1层石棺，2层贴金棺和1层纯金人形棺。黄金棺最为精美，长1.85米，用厚2.5毫米到3.5毫米的黄金片锤打而成，重110.4公斤。覆盖在法老木乃伊头部的黄金面具，面部表情极富青春色彩，美妙绝伦，是目前所见最精美的面具。另外，还有图坦哈蒙的立身像（一对）、图坦哈蒙王座、图坦哈蒙金床和一个精美的彩绘木箱等等，都堪称稀世佳品。这些宝贵的出土文物现在都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二层展出。

新王国后期，由于王室将大量土地和财富捐赠给神庙祭司，大规模修建神庙和坟墓，耗费了巨大财富，王室财力逐渐衰微，宗教祭司集团的财力则获得提升，其政治影响力也相应提高。到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结束以后，来自亚洲的移民开始攻击埃及，埃及人称其为“海上民族”。到了新王国末期，埃及内部的起义不断。最终，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崩溃。

新王国结束之后的七个世纪里，埃及经历了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1069—前664年）和后埃及（公元前664—前332年）两个大的阶段，统称为后期埃及。在后期埃及，本土埃及人断断续续地建立王朝统治，其余大多数时间是外来人的征服与统治。第22王朝（约公元前945—前715年）、第23王朝（约公元前818—前715年）、第24王朝（约公元前727—前715年）的创建者具有利比亚人的血统，第25王朝（约公元前747—前656年）是努比亚的库什王子建立和实施统治的，甚至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的创建者也有利比亚王室血统。但毫无疑问，这几个王朝都是按照古埃及传统的方式统治的，没有改变古埃及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利比亚人早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前后就作为雇佣兵大批进入埃及。尽管拉美西斯二世曾有意限制利比亚士兵的发展，将其安置在埃及边缘地带的堡垒里，但这样的安排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独立的堡垒恰恰成为利比亚士兵发展的基地。当然，这些利比亚人在埃及长期生活，与埃及本土人多有交往，甚至有通婚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埃及文化，甚至可以说这些建立王朝的利比亚人是被同化之后的利比亚人后裔。努比亚人早就与埃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王国时期充当了埃及的沙漠警察，对埃及文化有很深刻的理解。这样，他们统治埃及时期，不仅没有更改埃及的传统文化，还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埃及文化。

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埃及，先后建立了两个相对统一的王朝：第27王朝（公元前525—前404年）和第31王朝（公元前343—前332年），共统治了约134年。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消除了古埃及本土王朝复兴埃及文明的机会。尽管两个波斯王朝之间有埃及本土王朝的统治，但它们很短暂，不断遭到波斯的入侵，未能建立强大王国。可以说，在古埃及历史上，真正对其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外来统治者最早是波斯人。当然，波斯人只是派驻总督对埃及实施统治，没有主动地从根本上改变埃及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然而，波斯人的统治在客观上还是引起了古埃及传统文化观念的振荡。

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征服埃及。埃及开始了近300年的希腊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托勒密一世入主埃及，开始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托勒密王朝根据实际情况，将埃及传统的专制王权制度与马其顿君主制和西亚君主制等因素结合起来，实行了一种更加强化的专制王权制度。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完全依赖于尼罗河的农业，在农业土地制度、工业和商业以及金融业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特征。文化观念和宗教领域更是表现出了埃及本土文化与希腊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特征。

罗马——拜占庭人在埃及的统治分为三个阶段：罗马元首的统治（公元前30—公元280年）、罗马皇帝的统治（公元280—395年）和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公元395—642年）。在长期统治过程中，完全依赖于尼罗河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王权统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是埃及人的传统文化观念。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已经代替古埃及传统的多神教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古埃及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古埃及文明终结。

古代埃及人民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在创造强大的政治制度和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古代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既是交流的工具，又是具有装饰效果的图画符号，与神庙和坟墓墙壁上的浮雕壁画浑然一体，美妙无比，展示着古埃及人的智慧。古埃及人用这种神秘的文字创作着宗教文学，也记录着激情涌动的世俗作品。一份纸草文献的作者描写了一位姑娘的美丽：“笔直的项颈，光彩的乳房；头发如纯色青金石，双臂胜于黄金，手指宛若莲芽。庄重的大腿，纤细的身腰，双脚展现了她的美丽。”接下来，诗歌描述了姑娘对一个小伙子的热恋：“我的心一想到他就痛苦，我已经被他的爱情所占有；真的，他是一个呆子，而我也与他一样。他不知道我多么想拥抱他……”古埃及人还用自己的双手创作了惊世骇俗的雕刻和绘画艺术。古王国时期的“群鸭图”堪称古埃及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这幅彩色绘画发现于美杜姆第4王朝伊太特马斯塔巴墓的墙壁上。画中的6只鸭子与现实中的鸭子大小基本相等，左右各3只，非常对称。它们都朝着相反的方向漫步前进，悠闲自得。两侧低头觅食的两只鸭子更是栩栩如生。整个画面色泽鲜艳、和谐唯美、笔法纯熟、意境深刻。当然，古埃及人还在天文学、历法、医学、数学、建筑等领域为人类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游历了埃及以后，在其著作《历史》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这是对古代埃及文明的恰当评价。埃及学自1822年建立以来，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学者们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构建出了较为丰满的古埃及文明史，同时也发现希罗多德的很多记载是缺乏根据的。除却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现代学者可以使用的文字史料已然非常丰富。正如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伊安·肖（Ian Shaw）所言，古埃及史料并不少，相反还很丰富，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以促进埃及学的不断发展。

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就有意识地发表从埃及发现的古埃及文献（即文字史料）的解读内容和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将古埃及语文献（原始史料）翻译为德文、法文和英文文本，以促进埃及学研究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学界整理发表出来的埃及语原文、德文和英文等的文献非常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埃及学研究的需要。例如，《金字塔文》《棺木铭文》《亡灵书》《第18王朝晚期文献》《拉美西斯铭文》《中埃及语故事》《新埃及语故事》等等，既有埃及语原文文本，也有现代西方语言的权威译本。本书在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史料（集）。

古埃及文明的文献，以文字载体为标准，分为铭文文献和纸草文献。铭文文献一般是指铭刻在神庙、坟墓、石碑、采石场矿井等石头表面和象牙、木板、陶器碎片等上面的文献。纸草文献顾名思义就是书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文献。从内容上来看，古埃及文献基本可以划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大类。宗教文献又可以划分出很多类别，魔法文献、金字塔文献、棺木文献、亡灵书等；世俗文献也可以划分出很多，例如传记、书信、故事、诗歌等。

本书希望提供的文献能够尽可能地从整体上体现古埃及文明文献的特征，因而没有完全按照上述文献划分的类别安排文献，而是按照文献本身对于反应古埃及文明特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行分类，把160多篇文献安排在十个栏目里。它们分别是神话传说、王室文献、传记铭文、往来书信、司法文献、经济文献、宗教文献、教谕文学、故事文学、颂与诗歌。本书将在相应文献的开篇部分做简短说明，以阐明每类文献本身的含义和其对于古埃及文明的意义以及该类文献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由于篇幅和时间有限，本书没有把科技文献和节日历法文献包括进来，引以为憾，留待日后补充。

古埃及很多文献存在残缺，甚至有些重要文献破损严重，这造成很多文本缺乏连贯性，甚至导致学者们关于相同文本的阐释存在较大分歧。本书在翻译文献时，尽量展现文献的本来面貌，对文献中缺失的内容用“——”表示，对文献中存在文字但意义不清的用“［—］”表示，对文献中原本存在文字但后来被消除的文字用“［哈特舍普苏特］”这样的方式表示，对文本中破坏严重的、翻译出来意义不大的内容用“……”表示，圆括号“（）”里面的文字包括埃及学家在翻译原文的过程中根据语法需要或为了行文完整而加上的文字，也包括译者对前文做解释的文字。

本书最初计划全部根据象形文字原文进行翻译，但由于时间紧促，大多文献都从权威英文译本转译成汉语。当然，本书少数文献是直接从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而来，为了展现古埃及文献翻译过程，也将象形文字原文、拉丁转写和汉语翻译放在译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