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不刊之典：清代的亲贵辅政传统 [1]

一、清代“亲贵”的指涉群体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末政坛的少壮亲贵群体，鉴于既往一些论著存在将“亲贵”与“权贵”“皇族”“满洲贵族”等概念混淆的现象，因而有必要首先对清代“亲贵”一词的指涉范围及其流变略作考述。

据笔者查阅清代历朝实录所见，“亲贵”一词在同治以前各朝实录中甚少出现，仅乾隆朝实录记述乾隆帝招待安南等国使节时有“此系逾格施恩，天朝大臣内懋著勋劳者始能膺此异数，其余虽亲贵大臣，亦所难得”[2]一语。这里将“亲贵”二字与大臣连用，显然是用于修饰大臣的定语，有亲信、显赫之义，并未指向特定群体。同治以降，“亲贵”一词在官方文书中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加，同治朝实录中有“历观史册所载，往往亲贵重臣，有因遇事优容，不加责备，卒至骄盈矜夸鲜克有终者”[3]“于亲贵之臣未识一面，枢密之地未达一缄”[4]等语，这里依然将“亲贵”与大臣（或重臣）连用，与此前含义类似。

及至光绪朝和宣统朝，“亲贵”一词出现得更加频繁，并且多独立使用，并不与大臣（重臣）连用，其含义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指向特定群体。光绪十年三月发生了“甲申易枢”事件，在清廷撤换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军机班子的谕旨中有谓：“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5]该谕所谓“亲贵”即指奕䜣，异姓大臣宝鋆、李鸿藻等人则属于“耆旧”的范畴。光绪三十三年，内阁侍读学士占凤奏请“选派亲贵暨满汉官员子弟分往东西各国使习专门制造”[6]，这里更明确将亲贵与普通满汉大臣分别开来，专指天潢贵胄。同年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派员赴德日考察，折中有谓：“宗支之盛衰，动关国本之强弱。国朝旧制，每以王公首领枢廷，亲贤夹辅，巩我皇基。比者朝廷锐意图强，亲贵屡膺专使，但皆交邻之聘问，未闻求学之勤劬。若欧洲各国，往往遣皇子游学异邦……”[7]该折中“亲贵”与“宗支”“王公”“皇子”交替出现，基本指向同一群体。及至宣统朝，更是有了“政地多用亲贵”“亲贵内阁”“亲贵用事”等说法。宣统三年《东方杂志》第1期专门开列“政界之亲贵”专版，上附时任军机大臣奕劻、军谘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禁烟大臣溥伟、军机大臣毓朗、农工商部尚书溥伦等人照片，[8]全部是宗室王公。

可见，“亲贵”一词在清代政治场域中的具体含义是不断变化的，起初形容大臣地位尊崇，光宣时期则多独立使用，强调“既亲且贵”，逐渐指一个特定的政治群体，即担任要职的宗室王公。严格说来，亲贵是一种政治地位而非严格的法定身份。按清代法令，皇族依照血缘亲疏分宗室与觉罗两类，以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本支，是为宗室，塔克世兄弟为旁支，是为觉罗。宗室之中又分有爵位的宗室王公与无爵位的闲散宗室，两者的政治地位有显著差异，宗室王公很容易进入政坛高层，而“宗子无爵位者，与八旗世臣同受朝职”。[9]随着皇族不断繁衍，清中期以后又按照血缘亲疏将宗室进一步分为近支和远支，近支宗室更受皇帝倚重，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者较远支为多，而远支王公中几大“铁帽子王”又有世袭罔替之权，虽然与皇帝血缘渐远但仍占有显赫的爵位，清末政治场域中的“亲贵”便主要来自宗室中的近支王公和远支中的铁帽子王。

虽然“亲贵”一词发展至清末才比较特定地指向宗室王公，但宗室王公作为一个有别于普通满汉大臣的政治集团在后金建政伊始便已形成，自始至终都在清王朝国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非法定身份的政治地位，清廷并无明文规定哪些人属于抑或不属于亲贵，更多的是时人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亲贵只是皇族之中的极少数人，他们聚集在最高统治者周围构成清帝国权力结构的最核心部分。

在家天下时代，国家即是皇帝一家一姓的私产，亲贵既是皇家成员又是清廷的重臣，兼具“股东”与“员工”双重身份，与普通满汉大臣有显著区别。清代官职分正式的“职缺”与非正式的“差使”两大类，其中重要差使多由宗室王公领衔、异姓大臣会同办理，于是担任这些差使的主要人员便被称作“王大臣”。在清代官方文书中，“王”与“大臣”往往并列出现，以突出其特殊身份，如清初执掌国家要政的议政王大臣，雍正帝即位初期设置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历任君主出京之后设置的留京办事王大臣，咸同之际载垣、肃顺等人组成的赞襄政务王大臣；清末十年，随着新政事务日益繁多，又出现了“练兵处王大臣”“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宪政编查馆王大臣”等。这里的“王”即指担任这些重要差使的宗室王公，也就是清末政治语境中的亲贵。

二、清代的亲贵辅政传统

“家国一体”“亲贵合一”是中国在家天下的君主时代政权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侯外庐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10]。不论封邦建国时代还是官僚郡县时代，由家而国、由亲而贵的政治理念几乎影响了整个君主时代，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呈现略有差异。夏、商、周三代完全实行贵族政治，家国同构，西周的宗法制将这一政治形态推向顶峰，名曰“亲亲之道”。东周以降，“礼崩乐坏”，贵族政治逐渐被官僚政治取代，但国家仍是一家一姓之私产，秦二世而亡业已证明“不徇亲情”的法家思想并不适合中国社会，此后历代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而儒学又较推崇西周典制，尽管不可能完全复辟周制，但历代对“亲亲之道”依然极尽颂扬。虽然其间不乏皇家内部为争权夺位相残相杀的事例，但历代君主仍要恪守“亲亲”的治国理念，至少公开场合要如是标榜，或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总体而言，随着官僚制度的不断完善，汉、唐、宋、元、明以来皇族对政治的影响力基本呈递减趋势，然而这一趋势发展至清代不减反增。清代政治有较浓厚的家天下色彩，其中一个主要表现便是形成了亲贵辅政的政治传统。有清一代，由宗室王公构成的亲贵集团能够依靠血缘优势比较固定地掌权柄政，是清帝国权力结构的特殊组成部分，在清代政坛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如《清史稿·诸王传》所谓，清代王公“内襄政本，外领师干”，“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康熙间，出讨三籓，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暗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嘉庆初，以亲王为军机大臣，未几，以非祖制罢。穆宗践阼，辍赞襄之命，而设议政王，寻仍改直枢廷，自是相沿。爰及季年，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11]

亲贵辅政势必要建立在皇室团结互助基础上，清代诸帝历来重视维护皇室内部的团结互助关系，努尔哈赤曾训谕诸贝勒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悌之道，不可违也。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其子弟，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12]乾隆帝即位伊始即训谕诸王贝勒：“朕惟治天下之道在亲亲，而亲亲之道在慎终追远。凡我宗室，皆太祖太宗之子孙，理宜亲睦，无致疏逖。”[13]为此，清代专门设立宗人府以加强对皇族的管理，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皇室教育制度，并且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皇室成员的“家法”。清末贝勒载涛曾回忆称：“清朝家法最严，尤其是近支王公更不能稍有轨外行动。所以每一代皇帝死亡和继承的时候，从未有过如过去历史上各个朝代所发生的那种变故。”[14]历代王公一旦掌握权柄大多会对皇帝构成威胁，甚至酿成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唐代宣武门之变、明代靖难之役等皇室手足相残的悲剧。清代诸帝则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清代大部分时期君主并不吝啬授宗室王公以足够权柄，而柄政王公也并不会恃权威胁君主之位，转而成为辅弼君主维护爱新觉罗一姓统治的左膀右臂。

清代诸帝在此虽标榜的是“亲亲”“孝悌”等传统政治伦理，不过清代亲贵辅政传统的形成又与其“满族因素”密不可分。

一方面，努尔哈赤起兵之前的满洲族群尚处于氏族部落时代，缺乏完善的官僚体制，各部落政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政权的家族私属性质较强；而在家族内部又保留了一定的军事民主制痕迹，部族事务由家族内部会商办法并负责施行。在努尔哈赤创业初期，诸兄弟子侄随他南征北战；后金建政后，努尔哈赤以这些兄弟子侄执掌八旗，是为后金政权的骨干力量。他们统兵征战，商酌政务，将国政当作家事处理，使后金政权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们既亲且贵，是后金政权的可靠支柱，逐渐形成有别于异姓大臣的亲贵集团。皇太极即位后采取汉化措施，借鉴中原式的官僚制度，吸收更多异姓满汉大臣参与政权，扩大统治基础，宗室王公的权势较之前稍杀，但由他们组成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仍是行政中枢。亲贵辅政与官僚体制共存，共同辅弼皇帝成为清政权的一大特色。

另一方面，入关以后，清廷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汉人口差距悬殊，满汉民族矛盾长期存在使清代统治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源自中原华夏民族，但作为一种朴素的族群认同，清统治者看待汉人亦是如此。顺治帝曾在诸汉大臣面前公开表示：“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15]甚至连大力提倡汉文化的康熙帝亦认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16]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赢得最高统治者绝对信任的汉大臣极少，为保证政权的稳固，清统治者势必更倚信与之有族群认同的满洲文臣武将，即如顺治帝所谓：“朕入关讨贼，除暴救民，平定中原，统一四海，悉赖满洲兵力，建功最多，劳苦实甚。”[17]于是“首崇满洲”便成为有清一代的基本国策。而在满人之中，宗室王公又是君主最为亲近的自家子孙，他们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比普通异姓满大臣的族群认同还要多一层更狭隘、更核心、更牢靠的血缘认同、家族认同。诸王公“谊属宗支”“休戚与国”，与君主的根本利益一致，因此比普通异姓满大臣更受倚重，可谓“首崇之首”，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何当索尼等人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后一度不敢受命，因为在他们看来：“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18]直至清末，仍有人认为“朝廷近年为根本计，广建懿亲匡辅王室”；“练兵理财厥任甚重，非得谊同休戚之亲臣不足当之也”；“安危所系，端赖懿亲”。[19]

亲贵辅政贯穿清代始终，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以及亲贵对国政的影响力又有所差异。

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是清王朝从创业建政到收服东北诸部，进而定鼎中原，逐步确立在全国统治的时期，彼时清（后金）政权仍带有一些军事民主制与贵族领主制的痕迹。努尔哈赤创设了亲贵议政制度，“凡有所谋，必与执政诸贝勒共议”。[20]其时由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子阿敏组成的“四大贝勒”最受倚重，“太祖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21]努尔哈赤晚年还建立了“八王共治”制度，以统领八旗的诸贝勒集体权威代替君主个人权威决定军国大政，这显然违背了后金政权封建化的趋势。于是崇德改元后，皇太极立即对这种亲贵议政形式做出调整，将“八王共治”改造成为有更多亲贵与文武大臣参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他本人则南面称帝，分封诸王贝勒以定名分，议政亲贵随之下降为辅弼皇帝的臣工，但总的来看仍是国家最高权力核心。[22]其时皇太极仿照中原官制设置六部、两院及内三院，这本是清（后金）政权封建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仍以诸王贝勒总理各部院事务，使得这一时期的官僚体制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直至顺治九年才完全废止。[23]顺治帝冲龄即位，以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二王之下又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刑政除拜、大小国事悉由多尔衮执掌，出兵等事由济尔哈朗负责；议政王大臣会议由诸王贝勒和八旗大员组成，负责商议军国机密事务，担任议政的诸王贝勒都是会议的主持者及议案的决定者，遇有重大机密事务还须由诸王贝勒单独集议。[24]这种二王摄政、诸王议政的体制保证了爱新觉罗家族对政权的掌控，对清廷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起到重要作用。

康熙以降，清廷统治日趋稳固，君主更注重发挥官僚体制的作用，宗室王公对朝政的影响力降低。顺治帝临终传位给年幼的康熙帝时，并未沿用亲王摄政的办法，遗诏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异姓大臣辅政；雍、乾、嘉、道、咸诸帝以长君即位，无须亲王摄政。这一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也逐渐下降，不再是帝国的权力中枢，宗室王公受到严格的限制，君主专制逐步走向顶峰。崇德、顺治年间，宗王掌权一度是君主独断朝纲的障碍，君主加强专制的举措主要表现为限制、削弱宗王权力；康熙以后，皇帝与官僚体制的权力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宗室王公因其血缘关系，是维护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最忠实群体，宗王掌权不再是皇权的威胁，反而成为皇帝加强权力的左膀右臂。因此，每当新君初立，权位不固，抑或遇有重大政治事件，皇帝最倚信的便是宗室王公。

康熙初年以异姓四大臣辅政，旨在防止宗王专权架空君主，但鳌拜专政跋扈使清室很快意识到异姓辅政大臣对皇权的威胁远在宗王之上，此后诸帝即位以后均以宗室王公领衔，同时参用值得信赖的前朝满汉大臣共同辅弼政务。雍正嗣位，命其弟怡亲王胤祥与大学士马齐等总理事务；乾隆初，以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总理朝政；嘉庆帝亲政后，以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铲除和珅势力，并任命永瑆为军机大臣执掌枢机；道光临危之际命定郡王载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人辅佐咸丰；咸丰病危时又任命载垣、端华等八大臣“赞襄政务”。[25]此外，诸王公还被君主委以分管部院、八旗和军队等事务。例如果亲王胤礼，雍正七年受命管理工部事务，“八年，命总理户部三库。十一年，授宗令，管户部。十二年，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十三年，还京师，命办理苗疆事务”。[26]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清廷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历代以来宗王掌权即威胁君权、宗王无权则皇室虚弱的问题。君主能够有效驾驭宗室王公，授之以权柄又可随时收回，既达到了辅弼君主的目的又杜绝了王公尾大不掉。诸王贝勒经历了严格的皇室教育又被严格的皇室家法所约束，他们有充足的机会进入政坛，但只能尽心辅弼而不能有僭越之心。

咸丰以后，清廷内外交困，统治危机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各省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过程中掌握了地方兵财大权，汉族官僚势力崛起，而同、光、宣三朝皇帝却是幼主即位，对朝政毫无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欲稳固皇室，挽救统治危机并保持对地方实力派的驾驭地位，势必更倚赖本家族成员的辅弼。辛酉政变以后，恭亲王奕䜣以议政王的身份总领军机处（同治四年去议政王头衔），担任清廷“首辅”长达二十余年。奕䜣柄政期间主持创办总理衙门，与列强“和好”，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实力派，在中央倡导、支持洋务运动。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捻军被相继扑灭，清廷转危为安，一度出现“中兴”气象。自奕䜣入枢始，以亲王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成为清廷的“不刊之典”（其间只有1901—1903年间担任首席军机的荣禄非亲王）。时人有谓：“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所谓军机王大臣是也。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27]

光绪十年“甲申易枢”后，清廷以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大臣，以庆郡王奕劻（后晋亲王）为总理衙门领班大臣，但其时最具实权的亲贵乃是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甲申，奕䜣罢政，遂令（世铎——引者注）预机务，而以奕家居，遥总其成。”[28]此外，他还掌管着当时最精锐的旗兵——神机营，并担任海军衙门总理。奕的政治才干与其兄奕䜣差距甚远，吴相湘先生在其编著的《晚清宫廷实纪》中如是评价：“醇王奕，赋性保守固执，素不主重用汉人，又少与外国人接触，对外之知识有限，实不过一耿耿愚忠人物也。”[29]明代曾因侄继伯位引发了“大礼议”事件，作为光绪皇帝生父，奕自知身份微妙，稍有不慎便会触动慈禧太后最敏感的神经，因而在慈禧太后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恐给她留下半点“太上皇”的印象。慈禧太后则利用他的“愚忠”达到了排挤奕䜣、加强个人权威的目的。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奕䜣再度出山执掌朝政，但是已风烛残年，无力挽救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

戊戌政变后，清廷趋向反动，于是政治立场顽固守旧的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等人活跃起来。他们因迎合了慈禧太后的仇外情绪而受到重用，一时炙手可热。载漪等人极力鼓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反洋并获认可，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载漪相继充任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载澜当上了右翼总兵和御前大臣，载勋则担任主管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并与载漪、载濂等人统领义和团。载漪等王公怂恿慈禧太后与列强开战，酿成“庚子国难”，《辛丑条约》签订后被列为“祸首”遭到惩处。光绪二十九年以后，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是庆亲王奕劻，同时清廷也开始推出一批年轻的亲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