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有“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担当精神（自序）
佛教有句名言，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人们往往喜欢锦上添花，却不太喜欢雪中送炭。但是，也总有人愿意接受苦难的磨难，走与众不同的道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狱是最为艰难困苦的地方，地藏王菩萨就到那里去了。但是，地狱中的恶道众生怎么度都度不完，所以地藏王菩萨永远不能成佛。改革就是要有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精神，否则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去改革必然不能成功。
“改革”是20世纪初中国人发出的最强音。清王朝在亲手扼杀了康梁维新变法之后，又搞起了新政改革。戊戌变法提出许多新的改革措施，虽然试图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却没有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的宪政设计制度。设立制度局，与康熙开个上书房、雍正弄个军机处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这引起了许多顽固守旧势力的极大不满与愤慨。
虽然人人都可以说些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好话，但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却没有多少人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力或利益，基本上都嫌自己的权力或利益太少。权力或利益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在蛋糕一定大的情况下，你多了，别人自然就少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权者没有自我革命的担当精神，是推动不了真正的改革的。
善耆在戊戌变法时期没有什么实权，虽然倾向于支持光绪帝的变法，但是却帮不上什么大忙。万万没有想到，清王朝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又搞起了清末新政。这说明改革已成为当时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连上层当权人物都认识到了中国不改革就不能挽救危亡。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改？清政府想学习日本实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改良派想学习英国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革命派则想学习美国实现美国式的共和立宪。实际上，大多数的老百姓对改革的期望较低，只要最低层次的衣食住行医等问题能解决，他们就不会想到去造反。虽然中国老百姓的忍耐性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但是一旦他们不想忍了，其革命性又是最强的，到那时，再好的改革也不能解决危机。中国历史上王朝末期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往往革命先行一步，便是例证。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说：“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1]托克维尔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对于坏政府而言，与其进行改革还不如不改。慢慢等死，虽然不好受，但还是可以忍受。在这个时候，坏政府越是进行深刻的改革，越是灭亡得迅速。这是“塔西佗陷阱”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不管你进行怎样的改革，是真也好，是假也罢，都已经无所谓了，反正人们都不相信你了。人们既然不相信你，改革就必然不会成功。清末新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此。善耆对改革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既是个人的悲剧，又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清朝统治者过多地享福，却忘了栽树。正所谓“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任何想通过愚弄人民、忽悠人民来实现其万世基业的想法，都是徒劳无效的。
二是只有伟大的天才人物才能在危难之际拯救统治危机。天才的思想是一般人想也想不到的，只有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才能有挽救危机的希望。虽然人人都希望出现天才，但是天才不是凭空产生的，天才的出现离不开其生活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善耆虽然力争进行改革，但是他不是这样的天才。清王朝的灭亡，也证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中没有出现统筹深化改革的天才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即使改革取得了成功，主持改革的人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使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却被车裂，死在了自己制定的改革措施上。吴起在楚国进行了一系列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后却被万箭穿心，死得很惨。但吴起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临死前紧紧抱着楚王的尸体，以至于那些想杀他的人，损伤了楚王的尸体，这可是天大的罪过。所以楚王儿子继任为楚王之后，就把这些人基本上都给干掉了。明朝时期张居正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使国家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其死后却被抄家。这还是改革取得一定成功的成功者的下场，那些因改革不成功而死去的人，更是无以计数，不胜枚举，甚至存在改革甫一开始，就迅速夭折的情况。戊戌变法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走向了覆亡。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很快被送上断头台，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成为清王朝的通缉犯，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后才得以赦免。历史往往颇具戏剧性，虽然康有为、梁启超曾大力反对革命，他们却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才被清政府赦免的。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难度很大，难度不大的改革对社会发展恐怕也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改革之所以难度大，在于它要削弱有权有势者的权益，而无权无势者虽然占多数，但是在改革问题上缺少发言权，所以虽然大家都认为改革很好，有时候却难以推进。就此而言，改革确实需要改革者有大无畏的担当精神，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是难以改革成功的。
明朝时期，崇祯帝让官员们捐钱几百万两，对付李自成的军队，那些朝廷的“顶梁柱”却都说自己没钱，甚至向皇帝哭穷，而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仅用了几天时间就追缴出七千多万两白银。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官员都知道明王朝若被李自成推翻，他们的命运也会发生巨大变化，甚至会丢掉性命，但是他们仍然将财物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谁也不愿拯救自己曾经誓死效忠的朝廷。单纯的说教，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这也许源于他们缺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雄心壮志，也许源于他们已然对明王朝失去了信心。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政府官员，在关键时刻更应该与国家共赴难、共存亡。这些人却没有这样的信念与精神。也许，它早就该亡了。各种元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使得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之上。
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并非起初就如此不堪，否则明朝也不会存在差不多三百年的时间。他们是制度长期塑造而成的。在明王朝漫长的统治中，官员们渐渐忽视了外在的威胁，每日汲汲于内部斗争，不顾国家危亡，大肆揽权。南明政权的官员在清军入关、准备重整河山之际，仍然执着于争权夺利，难以精诚合作。清末新政实际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表面上看，改革轰轰烈烈，政绩颇多，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还往往牵扯到各集团的利益。
在诸多利益纠缠之中，不怕死的担当精神，是改革成功的第一步。然而，单纯的不怕死，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否则，死几个人就是了。善耆虽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但是也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因为这时清王朝的危机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其政治生态已经相当恶化了。被称为“大清首富”的“贪污腐败分子”奕劻，虽然受到各种弹劾，其地位却丝毫没有被撼动，他依然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庆亲王，甚至在清末新政中被任命为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善耆等人虽然对奕劻不满，却拿他没有办法。这说明清王朝的政治生态已难觅山清水秀的踪影。
托克维尔又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2]托克维尔之语是后来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当事人也许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善耆掌管的民政部整顿设立巡警，制定报律、著作权律、出版律、自治章程、选举章程、高等巡警学堂章程、户籍法等等，从内容来看，有些东西确实非常好，但是革命还是发生了。这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然而，当事人恐怕难以客观分析其好处与坏处，更难分清其是是与非非。善耆的诸项改革举措虽然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立刻感受到其好处，反而认为这是清政府加强控制、集权中央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别有用心。一旦阴谋论盛行，任何改革都难以成功，而改革的成效很难在短时间内用事实进行证明。未来的东西难以用当前的现实来证明，但是它可以摧毁当前的现实。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关键的问题往往是这样的：道理是道理，大家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试想：如果清王朝的改革成功了，它就不会灭亡了；善耆还是“铁帽子王”，他的女儿川岛芳子也不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女间谍……但是，历史不能假设，靠这种恐怖的警示或善意的提醒，很难对人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个人、几个人说了也不算。对善耆来讲，他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自然会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善耆也许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朵并不那么显眼的浪花，很容易被湮没在我们熟知的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中。但是善耆在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中的改革得失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一定要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更要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魔咒。
周福振 庞博
修正于2020年7月23日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5页。
[2]［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