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思维特点与实践性

国学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和义理结构，其思维方式具有突出的特点。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已经和古人不大相同，人们理解国学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不掌握国学的思维方式。

国学思维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整体性思维。国学超越了个体的狭小视角，从世界整体和社会群体的角度进行思考，秉持人与万物一体的观念。例如“道”的范畴就喻示着人与世界、物与其所在背景的不可分，“气”的范畴就喻示了物质和能量的不可分，“仁”的范畴直接表达万物一体的观念，等等。

其次，法象关联性思维。国学极少涉及绝对的抽象物，不脱离现实，不陷入虚妄。《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1] 国学以人与万物的动态整体为本体，而不以任何绝对抽象物为本体，国学的理论化思想都与某些具体的法象相关联。

第三，合一性思维。国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存在主客不分的意识空间，不完全是主客两分的对象化认知思维。

第四，境域化思维。国学没有丢弃对时空的直觉领会方法，超越了用语言直接言说的认知领域。它的一些核心思想扎根于人在潜意识层面或直觉状态下对时空之境的原初领会，一些基本范畴，如“道”“气”“体”等等，都带有境域性和直觉性的特点。

第五，实践性思维。国学倡导身心一体、知行合一，把思维和认知蕴含在实践中，并用以指导实践。

整体性思维是国学最根本的特点，国学把人与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思考问题都要从这个最大的整体出发，这集中体现在“一”和“中”上面，即“天人合一”和“允执厥中”。“一”是从存在论层面认为人和世界具有互动的整体性，人本身内在地具有世界性，人的意识能综合反映世界的整体，故而人能够超越个体之私，而有道心之公。“中”是从方法论层面认为，既要无偏而致中和，处理问题要考虑全面，“叩其两端而竭焉”，以达到天地相配、阴阳相和的效果；也要根据时势变化，选择恰当的时机，与天时互动互参。国学并不是不讲矛盾对立，而是强调要从整体上驾驭矛盾，实现动态平衡。

这里仅举几例来具体说明国学思维方式的特点。

如何认识和理解“类词”，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整体思维的路径，如把“人”这个类词理解为所有人的总集合；另一个是分析思维的路径，即假设“人”这个类词为某个抽象物，它不是任何一个真实的人，而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抽象实体。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中国人理解类词时往往是整体思维，不需要创造一个抽象实体出来，不需要承认绝对抽象的实在。它的好处是，在认可事物相似性的同时，尊重其差异性和特殊性，不搞绝对的普遍主义，允许“和而不同”。

西方传统哲学多关注抽象实体或抽象概念。张世英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把抽象的概念如思维、存在、普遍性、特殊性、本质、现象、一、多、质、量、必然、自由等当作一种独立于人以外的东西来加以追求。哲学就是以进入抽象概念的王国为最终目标的学问，就是渴望进入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问，西方现当代哲学家把这种传统的哲学称为 ‘概念哲学’。”[12]抽象概念常常是普遍和绝对的，也是不变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通常以静态的视角去看事物，以“是”为核心建构学问，追问某某是什么，有何本质。谢文郁说：“西方思想史上的系词论或存在论或形而上学的谈论方式是系词分析，即如何使用谓词来界定主词。……这种谈论方式也称为 ‘分析性的’。西方人很早就开始了对系词的分析研究，认为这是理解问题的关键。”[13]

但在中国古人看来，存在者都是在变化之中，并无现成不变之物。事物皆有缘起，难言其究竟是什么。人求仁得仁，想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王廷相云：“子在川上，见水之逝，昼夜不息，乃发为叹，意岂独在水哉？天道人事物理，往而不返，流而不息，皆在其中，不过因水以发端耳。”[14] 中国人不首先问事物是什么，而是问事物如何变化，事物和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贯通的道理，以“道”为核心构建学问。“道”关注物的运动方式或变化方式，既可以理解为事物运行演变的轨迹，也可以理解为人通达事物的道路，还可以理解为其所指的关联性的背景世界，中国人是以其与关联世界的互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

国学认为，世界和社会都是生成性的有机整体。有机体内，两个相依变量从发生的角度看，往往并不是一方决定了另一方，而是某个环境或条件导致了双方的共同发生，并相互关联，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阴一阳、相伴相生的复杂关系。改变世界的途径是找到生发的切入点（“几微”），诱导之，教化之，培育之，而不能生硬地去征服、强占和控制外界事物，不能直接制造和扩大人与人、人与天的对立。

这样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要读懂国学，首先要注意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避免西方思维习惯的干扰。

当然，国学不仅仅是一套思维体系，它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实践性。先王往圣之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要用亲身体验来教人，各家各派都是如此。程颐云：“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15] 朱熹云：“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16] 陆九渊云：“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所谓 ‘本诸身，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学者正要穷此理，明此理。”[17]

如果说科学可以看作外在事物的实证之学，那么国学就可以看作个体意识的实证之学，或者是人生实践的实证之学，这就是所谓“反躬”“自家身上推究”“本诸身”和“反之于身”的含义。这里讲的个体意识既可以是人的主观意识，也可以是主客未分状态下的原初意识或潜意识，这种意识是和人的身体不可分的，是和人的实践行为不可分的。

《论语·学而》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国学不但要学，而且要习，还要时常地或抓住时机地进行习。国学不是一套抽象概念及其推演体系，而是一套指导人们思考、做事和做人的操作指引。国学打破了观念社会的桎梏，始终扎根在生活世界，能够指引本真的人生。朱熹云：“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18] 以提升自身内在力量和精神境界为目标的国学实践就是国学的工夫，工夫论就是指导人自我觉醒、自我超越的实践方法。国学来自每个人的人生实践，同时也用之于每个人的人生实践。国学不仅要解决“知”的问题，更要解决“行”的问题。它要指导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运作，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得到印证和发展。读国学，不仅要看它的理论逻辑是否正确，还要看它的实操是否具有可印证性和有效性。国学的理论再高深，道理再高明，如果没有人去实际运用，没有人去做国学工夫，国学也就死了。

《礼记·大学》把圣王的人生历程，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依次展开，充分体现了国学的实践性。作为圣王之学的国学，其要旨在于教导人们通过实践，最大限度地向世界展开自身、在世界中实现自身。一个现代人掌握了国学的思维方式，能做国学工夫，就面向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展开了自身，与中国及其历史文化建立了血脉联系，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地道中国人。